都市里的编外“村”——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采访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外论文,北京市论文,实录论文,都市里论文,外来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边的天际刚刚出现第一抹朝霞。
“有破烂的卖？！”一声声夹带着豫、冀、皖等地口音的吆喝此起彼伏，响彻北京城东北角酒仙桥一带的通衢僻巷。聚居在这一带被称为“破烂村”里的外地人，开始了他们每天拉网式的收破烂行动。
同一时刻。京城东南角“浙江村”的金瓯皮服市场院内，一间间作坊的门窗次第开启，露出打工仔、打工妹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倦容。清甜的晨风中，顿时掺进一缕缕刺鼻的牛羊皮革味。
在京城西面甘家口的增光路“新疆村”，二十余家新疆餐馆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们，纷纷张罗着开门起火，洗涮牛羊肉，准备着新的一天的生意。
京城西北角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此时此刻却正是“黎明静悄悄”。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于夜间挥毫的画家、诗人们，在结束了一夜面对画布、稿纸的“美学俯冲”之后，好梦正酣。
……
在北京，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在京城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城乡结合部，聚居成“村”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工作单位，却在这个超大型都市里顽强地生存着，以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楔入现代都市文明之中，楔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关于这些连许多北京人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详的“村”，有过不少传说，像治安乱、卫生差、专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生育超标等等，给北京的市政管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本刊记者在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有关人士的协助下，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京城的几个“村”进行了调查，力图揭开这些带有封闭性质的外来人员聚居区的神秘面纱。
“画家村”：他们为何而来？
我们的采访，是从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开始的。
步入“画家村”，走过一座小桥，桥下黑水臭味刺鼻。桥北岸，是一个小集贸市场，卖蔬菜、副食品、瓜果的小摊次第排列，有几位长发披肩，面无血色，眼圈泛黑的青年人在这里闲逛，购物，从他们的衣服上斑驳的油彩可以断定，这几位就是画家了。
我们先到从河北滦县来的画家刘惠君房中，他是这里静物油画画得最出色、画也卖得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正在采访期间，有人敲门，说是要来看看画。进来3个人， 引路的是一位蓄着一部连鬓大胡子的彪形大汉。他就是号称“画家村”“村长”的伊灵。
看画的人对刘惠君悬挂在墙上的画作极力称许，“不错，有功底，有水平。”问到价格，刘惠君说，“小张风景3千一幅，中幅静物5千，大幅8千。就这价。”
我们跟看画者攀谈，其中一个说，我叫金克强，是北京万盛剧场的美工，现在剧场改放录像了。我现在在家里画点油画、国画卖，但水平和档次不如他们。到这里看画不用花钱，对自己很有帮助。我也考虑辞职来这里作画，要是像他们这样相互交流、观摩、切磋，画的时间长了，水平肯定能提高。
从刘惠君处出来，我们来到伊灵的画室。
伊灵的画室有20平米左右，靠西墙上立着四幅未完成的每幅3 米见方的屏风式组画。他的画走的是抽象派的路子，线条，色块都很夸张，人物、景物也变形夸张，但装饰感极强。另外一些小幅画作也大抵如此。
伊灵的卧室，一床一桌，一排沙发，几张凳子，墙上挂了几幅画，别无长物。
下面是“大胡子村长”伊灵讲述的事故：
实际上，在北京有两处画家聚居的地方，这一处称“西村”，另一处在朝阳区，称“东村”，规模、人数和影响比这边小，住得比这边分散。
我是89年到北京的，先在石景山租房子住，90年搬到这里来的。 4年前我结了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 加在一起不足1个半月。妻子是教美术的，非常理解和支持我。 我是最早在这里租房子画画的人之一，同时期来的几位都已先后离开了这里，有的已经出国了。
我来此的初衷，是崇尚这里的田园风光，几位意气相同的同行在一起聚会，交流技艺，心得，可以互相促动，还可以共同举办画展。
这里的知名度是92年打出来的。“画家村”现象被评为当年中国画界的10大新闻。名声一出去，慕名而来，到此租房子，画画的各地画家就多起来了。另有部分诗人、自由撰稿人、个体出版商、摇滚歌手也来这里聚居。93年鼎盛时期，这里住了300余人，画家占了绝大多数。 人来多了，房租也逐年上涨。刚来这里时，每月房租200元，现在， 我每月要交1千元的房租。
现在，这里有百十来号人。画家有五六十人。有一定水准的不过五到十人。他们的画可以参展，得到社会承认。
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大都积极上进。他们把这里看成艺术成长的摇篮，是一种创业性质的行动。
说到这里，一位青年女郎走了进来。虽然描眉画目，仍是细眉细眼。伊灵介绍说，她是91年从武汉来“村”的，外号“兔子”。“兔子”称，我就向往画家、诗人式的生活。高中毕业后就进“村”了。问她会画画？不会。会写诗？也不会。那靠什么维持生计？她说，东家混一餐，西家混一口，就这么过过来了呗。
说得倒是轻巧，但是一个女孩子，不治生理、却在“村”里生活了4年，其中关窍，耐人寻味。
送走“兔子”，我们又约见了一位姓谢的摇滚歌手。他是弹吉它的，来自山东。他89年到北京，去年进的“村”。他说，自己此生的追求，就是把琴（指吉它）弹好。问他有何收入来源，他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只是靠在外企工作的女朋友周济过活。他的房租、日常生活费，都是女友给的。
小谢走后，伊灵接着说：
当然，来的人多了，品流就难免驳杂。目前在这里的年轻人，有的是来玩票的，他们喜欢画家、艺术家的浪漫，却没有基本的艺术功底，也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因此，三天新鲜劲一过就泄了气，整天在这里晃荡，喝酒，追女人，未婚同居，还时不时打架滋事。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极少数从事反动活动的冒牌艺术家。正是由于这种人的存在，使这个“村”总处于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状态中。一些正经画画或卖画的人，很担心将受他们的连累。
“河南村”：我们的活，北京人愿干吗？
与到北京来追求艺术发展、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人不一样，“河南村”的大部分人则完全是出于生计而来到北京的。他们原先大部分都是河南、河北等省的农民。
在他们眼中，北京遍地都是钱，有些，北京本地人是不屑于挣的。比如捡破烂，北京人愿意干吗？
“河南村”位置在朝阳区长城饭店东北面的苇子坑，又被人们称作“破烂村”，盖因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员不少是专门捡破烂的。水泥路变成柏油路， 柏油路变得坑坑洼洼的时候，就看见路的右边， 首尾相连的全是满载着报纸、瓦楞纸、玻璃瓶、塑料等废旧物品的板车往前攒行。一张张面目黧黑、尘土满身的汉子们拉着板车，在夕阳下走得有板有眼。
未进“村”之前，先在路边看见一个集中收购、堆放垃圾的垃圾场。
这个垃圾场有10亩左右的面积，被木栅栏隔成大小不等的堆放场。场中的垃圾，分类码放，有玻璃瓶、瓦楞纸板、纸张、塑料等。瓦楞纸和纸张码放得足有3米高。在一个专收废纸的“点主”的废品堆里， 我们看到了两箱某部崭新的公用信笺。一些单位的浪费，正是捡破烂者重要的利润来源。
一辆辆板车满载着垃圾拉进了场中，“开点”的“点主”和小工正在过秤、付账、分拣。一位年约50开外的老太太从旁边凑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又要赶我们了？”我们问，“您听谁说的？这里的人都在传。”“您是河南人吗？”“不是，我是天津蓟县人。”说这句话时，老太太一板一眼，字正腔圆。“您有暂住证吗？”“有。”“您知道河南人有吗？”“他们怎么会有！他们不本分，上面不给办。”老太太一脸的不屑。
这个场的场主丁师傅，是蓟县人。他每月花2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片约200平方米的垃圾场，自己开了一个点，将所剩面积转租给了另外5户“点主”。丁师傅是位50左右的瘦高挑汉子，正在忙着照顾生意，我们请他聊聊，他称没功夫，提议为他照张相，他也不干。“破破烂烂，穿得脏拉巴叽的，照什么相？”
看来，这里是不欢迎我们的。我们就往“村”里走。村里有一家黑咕隆咚的小餐馆，我们踅了进去。里面坐了几位后生、一位妇女。一位穿着单皮袄的中年汉子，正在吸溜吸溜吃刀削面。面里有几片白菜叶。
中年汉子姓李，下面是他讲述的故事：
我是河南驻马店的，今年49岁，来北京捡破烂六七年了。农忙的时候在家种地，农闲的时候到北京收破烂，各占半年时间吧。
我们村有千把口人，到这里拣破烂的30多人。家里留个看门的，其余的劳力都出来找活干。
我是村里的人带出来的，最早来这里的有10来年了。我捡破烂是连买带捡，靠买的多，得挨家挨户问。最远的地方去过北京站、圆明园。
捡垃圾也是门学问。我侄儿去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把他带出来了，他捡破烂还不如我。有能耐的人跟宾馆、大单位拉上关系，把这些有油水的垃圾承包了，轮不上我。包一个大单位，一天就可以稳赚三五十元。像我们这样走街串巷收垃圾的，一天挣个10来元，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不够。我们一天吃两餐刀削面，得花4元钱。
我们的板车，大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卸下车轱辘放在汽车、火车上就带过来了。我们那里有4辆长途车专跑北京。 河南老乡在这里不光捡垃圾，干啥的都有。有修伞的，有戗剪子磨菜刀的，有修自行车的，有卖梳子的。
我们住在这里的老乡（指当地村民）家里，四五个人租一间小房子，打统铺，每人一个月交40元钱房租。
这儿有三四家专门为河南人开的饭店，老板就是我们老乡。
这里的治安乱得很，从保定、石家庄来的小流氓，一来就是一二十人，开着车过来，来了就持刀抢劫，抢了连夜就跑掉了。我们老乡之间，大都认识，但也是见面打打招呼，根本就抱不成团，别人来抢，我们也不敢反抗，更不会抱团反抗。
我的板车前几天被人偷了，后来被我看到了，别人在用，是熟人偷的，我要回来了。
说到此处，有几位穿得干净整齐的小伙子进了店。老李立刻不吭声了。几位小伙子在店里晃悠了一阵，出去了。老李立即压低声音接着说：
刚才进来的几个，就是我们河南来的小流氓。他们年纪18到二十四五之间，也住在这里，平常也捡点破烂，但以偷盗为主，有时还对我们“武力威胁”要我们上贡。这种人在这里有百十来号。这些人惹不得。
我们提议跟老李照张相，老李领着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河东岸是一片面积庞大的垃圾场，一些人正在场外收购垃圾。河水泛黑，臭气熏天，河边一处废垃圾正在燃烧，浓烟滚滚。而在前面约1公里处， 是两幢很气派的大高楼。
“河南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河南村”分布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和东风乡下属的豆各庄、苇子坑、辛庄、高庙、水西村一片，夹杂有安徽、山东、河北等省的人，狭义的“河南村”仅指高庙和苇子坑。
“河南村”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80年代初期这里即初步形成规模。当时有河南人在此打工，打工之余收点废品，发现收废品比打工更赚钱，便开此行业之先河。开始以“捡”为主，后来就“买”。如今，只有一些妇女作为辅助劳动力的，才去“捡”。
“河南村”有“开点”、“收破烂”和“打小工”三种职业。“开点”是指在苇子坑一带的大垃圾场里租下一块地皮，收购破烂，分类整理，再通过各种渠道运往企业。开一个点需要5—8万元。“收破烂”就是拉板车的这批人，这里“河南村”的主体。“打小工”的则是指“点主”花钱雇的伙计。
治安状况混乱，卫生状况极差导致传染病暴发，难以管理等外来人口管理中的通病，河南村都有。尤其是“村民”的半年务农，半年拾破烂的“候鸟型”循环迁移方式，更使常规管理方式无法实施。流动频繁，使一些不法之徒如鱼得水混迹其间。于是，“河南村”每年为北京处理掉成千上万吨垃圾的同时。也给北京市民、尤其是聚居区的居民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治安和卫生防疫问题。
“浙江村”：圈起来的新客家
“浙江村”大约是北京城里外来人员聚居地中名气最大的。
所谓“浙江村”，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它统指来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在北京近郊形成的几个聚居区，分布在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其中以南苑乡大红门一带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在这一带的5个行政村26 个自然村里，聚居了近4万浙江人，其中又以温州人为多。 他们除从事服装业外，还有皮鞋、五金电器与电子配件等。五金电器主要分布在前门、天桥、东单、西四和劲松等地。此外，还有来自浙江温岭在红桥专售珍珠饰品的“珍珠村”，来自温州的在劲松专售眼镜的“眼镜村”等。据北京市有关部门1994年11月10日的调查统计，在北京的浙江人为59万人，仅次于河北，居北京市外来人口按省份排列中的第二位。
10月9日， 我们来到位于丰台南苑乡的浙江人聚居区“金瓯皮服大院”。
这个大院，面积足有五十多亩。原先是南苑乡的一块空地。95年初，散居在北京的一些浙江人与南苑农工商联合公司第三分公司联手，将这一块空地开发成一个有一千多间房屋的大院，供浙江人居住和加工服装。目前，院里的房屋已全部租出去了，有五千多人住在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浙江温州人。
大院门外靠右手的平房，排放着液化气罐，墙上写着“金瓯液化气站”几个字。靠左手边，则是像模像样的“金瓯菜市场”。菜市场里的货物，几乎全部姓“温”。水晶糕是温州人在后村一带就地做的；粉干、面干是直接从温州捎来的，海蜇皮、虾米、鱼及桂圆、荔枝干等等，全是温州人喜爱的食品。多数海鲜是乐清人从青岛、秦皇岛运来的；而基围虾、枪蟹等海产品，则是不惜高价空运而来的。
进入大院，空气中皮革的腥膻味逐渐加浓。一排排式样整齐划一的新房舍把大院分割成一条条小小街道和胡同，每条街和胡同都有名字，用灯箱招牌竖在胡同口上。街道两旁的房舍多为皮衣作坊，身形瘦削，面容清癯的南方打工仔、打工妹在埋头剪裁缝纫。
与京城所有的“村”不一样，这个“村”以一圈围墙将它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如福建一带的客家土楼。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圈起来呢？
大院里一家，户主方加耀同我们攀谈起来。
方加耀三十出头，温州乐清虹桥区人，自我介绍说外号叫“千分之一”。他说：
我是1986年到北京做服装生意的，那时像我这样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的浙江人不多，我们的生意做得不错，每年轻轻松松赚几十万。
你问我的外号从何而来？
1989年10月15日，当时我住在时村，在家看孩子，听到街面上堂弟喊救命，我跑出去，看到一伙人正在把堂弟加工的皮衣服往汽车上搬。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堂弟当时正蹬着三轮车去发货，时村的一个流氓无赖提着茅台酒瓶子迎面走来，故意摔碎酒瓶，然后跟我堂弟要钱，接着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一伙人跳下来不由分说就把堂弟的皮衣往车上搬。
这伙流氓是当地一霸。我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就上前质问。这伙人拿起下水道的地漏盖朝我打来，将我的门牙砸掉了，我也跟他们扭打在一起。这时他们又招来了二十多个人，我想翻上房顶逃走，但房顶上也站着人。
这一次，我的头盖骨被打碎了，失去了知觉，在医院里昏迷了几十天。我是被天坛医院救活的，不但救活了，还恢复了意识，天坛医院的教授、大夫都说，这种机会只有千分之一，居然被我撞上了，真是个奇迹。“千分之一”的外号，就是这么叫出来的。
方加耀的遭遇在京城的外来人员聚居区内并不鲜见。在这些地方，刑事案件多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据介绍，今年北京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6%，集中居住地占70—80%。
“我们住进这个大院，就是为了躲避歹徒，顺顺当当做好生意。”方加耀说。
在大院的“管理小组”办公室，留着短须、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组长卢华飞说：“我们都是一些本份的生意人，只想把生意做好点，但不断受到地痞流氓的骚扰，有的还受到严重的侵害。”
据介绍，京城“浙江村”的温州服装老板，现在大约有1/3 的人生意亏本，社会治安不靖，是其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几十个同乡、亲友投资1000万元，南苑乡出地皮，盖了这个大院。我们向丰台保安公司雇了10个保安人员，他们轮流值班，昼夜巡逻。半年多来，这里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刑事案件，歹徒也不敢到这里来敲竹杠。”卢华飞说。
据我们所知，北京城里外地人员聚居地虽多，但像这样以一圈围墙把自己保护起来的，仅此一处。这是因为这里的浙江人有钱，因为南苑乡有这么一大块空地，才能盖起这么一个大院来。更多的外来人员虽然也唱着“北京的钱，没脚面，就看你会赚不会赚”的顺口溜，真正的大款却不多，他们只能在那些环境很差的聚居区内安身。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刑事案件，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大院而减少。
在近4万人成片聚居的“浙江村”，这个大院宛如一个孤岛， 而包围此院的“浙江村”的社会治安愈加恶化，以至不少北京人谈“村”色变。
据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全福介绍，这里杀人、抢劫、重大盗窃、伤害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聚众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突出。仅今年1—9月份，这里就发生，刑事治安案件1543起，比1994年同期上升99.6%，今年9月份平均每天发生刑事治安案件7.76起。
在“浙江村”中，一些流窜来京的不法分子，随身携带枪支、砍刀、斧子等凶器猖狂抢劫，伤害无辜。他们蒙面闯入浙江人租住的房屋中，抢劫钱财，遇有反抗即杀死杀伤事主。有的叫喊，“一只胳膊6000元”，不给钱就将胳膊砍掉。
无照经营、偷逃税款等违法经营现象在此也十分突出。目前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浙江村”“村民”有1000户，约占实际经营户的1/5。据有关的调查统计，这里经营的服装商标368种，其中不乏假冒名牌商标。
在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的“浙江村”，“金瓯皮服大院”似乎是一片净土。他们这种筑院而聚的聚居方式和自我管理方式，是在社会治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主动选择。在目前市政当局尚没有足够能力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也不失为一条路子。
“新疆村”：信任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带我们到“新疆村”的，是甘家口派出所身高体壮的片警赵贵生。
“新疆村”在北京也不只一处。甘家口的增光街是比较典型的。来到这里，马上就有一种置身于新疆某个小镇的感觉。将近一百米的路段，街道两侧有二十多家新疆餐馆比肩排列，大部分店堂装修得挺不错。店堂前的街面上，大都摆着一排或两排长方桌，每到夜晚，客人多了店堂里坐不下，便露天而坐。餐馆的招牌，多数由维汉两种文字写就，有的只有维文。店堂里传出的音乐有着鲜明的维吾尔族特点，餐馆里忙乎的基本上都是高鼻深目的维吾尔族人，餐馆里卖的则是正宗的新疆特色的菜肴，无怪乎这里总是人满为患。
这里已成为在京新疆人活动的中心场所之一。目前常住此地的新疆维族人有300人左右，每天在此间活动的则有上千人。 这一带的新疆人，做什么的都有，开饭馆卖羊肉串的，倒腾农副产品土特产的，从北京倒丝绸等商品回疆再倒到中亚国家去的，由于现在新疆人出国做生意旅游和朝拜的多了，于是还出现了一个专门帮办护照的职业。除了正当的生意人和打工者外，这里也是大批盲流的首选地，他们没正经事儿，便打架斗殴，贩毒吸毒，做扒手。
在赵贵生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新疆村”自治管理小组副组长阿不都的餐馆。阿不都，28岁，原先是乌鲁木齐铁路西站的职工，听说北京的钱好挣，便辞职来到这里。他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说：
我是1985年来的，刚来时在民族学院找了一个做饭的活，收入很低，因此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到外面卖羊肉串。哪人多就在哪里卖。那时来北京的新疆人还不多，新疆人卖的羊肉串比本地人卖的好销，人家觉得我们卖的是正宗的新疆羊肉串，所以一天可以卖上千串，很火。
三年前我在增光街开了这家餐馆，租了两间平房，我老婆、孩子和我哥哥都住在这里，每月租金1200元。
你问我的收入？每个月两万元吧（见赵贵生看他，便笑起来，显然，这是一个打了埋伏的数字）。
我的孩子两岁，是个女儿，还想生个儿子。再生女儿怎么办？不生了，现在小孩念书要花很多钱，生不起。
阿不都会说汉语，但不会认。
正同阿不都聊着，“村”里的另一位副组长从西单购物回来，见赵贵生带了两个记者在这里，便进来一块聊。我们问起他的店名叫什么，他说了一串维吾尔语，请他说汉文名字时，他则满脸茫然，想不起来，侧过身子朝他店堂方向看去，却没了招牌，于是一副很沮丧的样子，双肩一耸，显得很不好意思。赵贵生跟他解了围，“可能被风吹跑了。”他立刻兴奋得直点头连声说：“对！对！让风吹跑了。”
据甘家口派出所的同志介绍，“新疆村”的特点，是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平均小学没毕业。同时，他们又属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来这里的人也是鱼龙混杂，管理起来特别复杂。
在甘家口派出所， 我们见到了被誉为“新疆问题专家”的所长吴伟。吴伟身材魁梧，一身警服加一副眼镜，颇有儒将风度。他说：
来北京的新疆人，以南疆喀什一带的农民为主，大都文化低、很穷。来北京大多数是先卖羊肉串，有了钱后开饭馆。
以前，来这里的以盲流居多，治安问题很严重，打架、斗殴经常发生、扒窃严重。我们所抓到的最小的扒手才6岁。刚开始在管理上， 我们用了堵的办法，对没有流出地证明和本市暂住证的盲流一律遣返。但这效果不太好。往往是我们派去遣送的警察还在回北京的火车上颠，被遣送的倒先坐飞机飞回了北京。这种单纯遣送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堵不是办法，得另想辙。派出所的人开始对新疆人的风俗习惯、文化做深入的调查，跟他们交朋友，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新疆人，来北京的目的是正当的，是想来北京赚钱，在北京发展，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尤其是开饭馆的，这种愿望更强烈，他们也反感那些人捣乱。
与大部分来京的外来人口一样，“新疆村”的人对北京的管理部门甚至北京人，开始都怀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尤其是维族人，他们的民族习惯信仰与汉人不同，难以同管理部门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管理上的一个困难。
但这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有一次，“新疆村”发生一起回汉冲突事件，导致一个维人死亡。我们派出所处理这个案件时，许多维族人对派出所能否秉公执法半信半疑，生怕我们偏袒汉人。为此，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特地让一个叫阿吾提的维族人参与。为追查凶手，我们在街上设伏。那天晚上，我和阿吾提蹲一个街角设伏。天正下着雨，时值初春，寒气特重，淋了三个多小时的雨。回去后我发了三天烧，阿吾提烧了十天。
这件事情让维族人了解到，我们派出所是尽职尽责的，是公平的，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现在许多维族人都称我们派出所是他们真正的保护神。他们对派出所也逐渐信任起来。
尊重维族人的风俗文化，是搞好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古尔邦节是维族人的重大节日，这两年的古尔邦节，到这里来的新疆人特别多，为了让他们过好自己的节日，我们将派出所全部警力都派来帮助他们维持秩序。今年我们在街上挂出“向维吾尔族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的横幅。所里没人会写维文，得请人写，还得请靠得住的人写。因为一个字要不对，就可能闹出大乱子。
搞好服务、为新疆人解决具体困难，也是搞好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的孩子入托、上学，我们总是尽力帮忙解决。这两年，粮食、煤、牛羊肉涨价幅度很大，我们设法为他们联系便宜的供货。
就是这样，靠着我们常年累月实际行动，他们现在对我们警察非常敬服。我们在这里什么都管，因为有的部门怕事不敢管，但总得有人管，不管，事就更多，有可能出大事。于是，我们便大包大揽，管了很多超出我们权限和职责范围的事。这是没办法的事。谁叫我们是警察？身为警察，就得保一方平安。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是管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基础工作之一。甘家口派出所的做法，是很值得提倡的。
（本专题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项飚同志的协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