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高临下施教到平等对话伙伴——冷战后欧盟对东盟政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居高临下论文,战后论文,欧盟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时期，地区性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国际力量单元的存在，在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形势下，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受到掩盖。在这方面，欧共体 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说明。冷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际力量格局的情况 出现了改变，地区性力量迅速崛起。地区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彰显。作为 欧洲和亚洲两大重要地区性组织，欧盟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 化突出体现为，欧盟对东盟政策经历了从居高临下地施教到平等对话的合作伙伴的转变 过程。
冷战后初期欧盟对东盟政策
欧盟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较为密切。历史上，东盟国家中，除泰国外，都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因此，欧洲国家一直比较关注东南亚地区，期望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欧盟前身的欧共体开始与东盟接触。1972年，东盟在布鲁塞尔设立由东盟贸易部长与各国驻欧共体大使组成的东盟特别协调委员会，负责处理东盟与欧共体的关系。两个区域性集团由此开始正式交往；1974年，东盟又与欧共体建立联合研究小组，寻求扩大双方合作的途径；1978年，德国外长根舍向泰国外长乌巴立·巴乍里央恭建议，将欧共体与东盟之间的接触提升到部长级层面，双方展开定期对话；(注：EU Relations with ASEAN,http://www.delkhm.cec.eu.int/en/asean/relations.htm.)1979年，欧共体与东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就缔结合作协定进行磋商。双方的关系由此大大提升；1980年，双方在吉隆坡举行了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正式签订《东盟—欧共体合作协定》，内容涉及商业和经济合作等方面。
从当时欧共体与东盟的交往情况看，双方的合作和对话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例如，1974年成立的联合研究小组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稳定商品价格、降低关税以及工业领域的合作和技术转让等；1980年合作协定的内容则集中于促进商业合作、扩大经济和开发合作等。根据合作协定成立的共同合作委员会(JCC)下属各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贸易、经济、工业合作、森林等问题；1985年召开的东盟—欧共体部长级会议则确定，双方的合作范围在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科技和金融领域发展。1988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双方部长级会议则提出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经济合作。(注：Europa-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World-Delegations,http://www.delkhm.cec.eu.int/en/asean/index.htm；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 998年版，第371—372页。)
冷战时期欧共体—东盟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不足为奇。首先，在冷战格局下，几乎所有的政治议题都简化为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对立。从安全角度考虑，欧共体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苏东地区的正面压力，亚太地区对之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从经济角度而言，双方的交往又是富有意义的。一方面，欧共体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视作一种施加和保持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东盟各国需要欧共体给予经济帮助。东盟在与欧共体的交往中，经济利益首当其冲。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基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是英联邦成员，为了继续保持准入英国市场，进而自由进入欧共体市场，东盟必须发展与欧共体的贸易关系。(注：Eero Palmujoki,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in Southeast Asia,Palgrave,2001,p.98,101—102.)结果，到20世纪7 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获得了欧共体的普遍关税优惠待遇，在对欧共体的贸易中大受实 惠。1987年，东盟对欧共体的贸易盈余达10亿美元。欧共体还大力援助东盟国家的发展 ，到1986年，欧共体向东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达6.76亿美元。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欧共体/欧盟对东盟的政策有所变动，导致原本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欧盟—东盟关系呈现出浓烈的 政治色彩。
第一，虽然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仍是欧共体/欧盟对东盟政策的主要内容，但热度有所减退。尽管1986年在雅加达召开的东盟—欧共体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就欧共体对东盟的投资问题进行了讨论，1987年和1988年，欧共体又在东盟各国成立了共同投资委员会，旨在促进欧共体对东盟的投资。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后，东欧国家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欧共体资本对东盟的热情。结果，欧共体—欧盟对东 盟的投资有所减少，甚至还从东盟抽走资金。对此，东盟曾在1991年召开的卢森堡东盟 /欧共体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了忧虑。在这次会议上，东盟秘书长鲁斯里·诺尔甚至要求 欧共体做出承诺，增加对东盟的投资，保证不会转移对东盟的投资和援助。(注：新华 社卢森堡5月30日电，《人民日报》1991年6月1日第7版。)
第二，欧共体/欧盟在讨论与东盟的经济问题时，摆出一副施教者的面孔，不断向东盟 输出其政治理念，试图将其“欧洲价值观”强加给对方。其对东盟的政策注入了人权、 民主等政治内容，要求东盟改善人权状况，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民主化；此外，欧盟还以 “公平贸易”为借口，向东盟提出了除版权保护等外的所谓“社会条款”。据此，欧盟 要求，东盟国家必须按照相应的欧洲标准改善其社会立法及劳工条件，只有在这一基础 上，欧盟才会与东盟达成同等待遇的贸易协定。欧盟“环境、公共卫生和消费者保护委 员会”(CEPHCP)明确强调，通过忽视公共卫生和环境利益来获得对环境友好的贸易伙伴 的价格优势，是“不能接受的”。(注：Eero Palmujoki,op.cit.,p.103,104.)这实际 上是欧盟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对东盟施压，将经济利益与政治价值观进行捆绑推销。
欧共体/欧盟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在对东盟政策中加进政治议题，摆出一副施教者的面 孔，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欧共体/欧盟战略转变的结果。
首先，欧共体/欧盟在对东盟关系方面加进政治议题，是出于新的全球战略定位的考虑。其一，冷战时期，欧共体各国面对东欧集团的威胁，一时无暇顾及与东盟讨论有关政治议题。冷战之后，随着地缘政治威胁的解除，欧盟开始追求向外扩张政治影响力。为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扩大“欧洲”的政治影响，亚洲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全球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而东盟又在其亚洲战略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二，欧盟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促使其调整对东盟的政策。1991年底，欧共体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发展为欧盟，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随着欧盟调整国际政治战 略及其政治影响力的延伸，其相关的价值观和标准也开始体现到与东盟的关系中。(注 ：Eero Palmujoki,op.cit.,pp.100—101.)这种价值观是在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中以及东 西方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它特别强调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前苏联东 欧集团所缺少的民主、法律尺度、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等。于是，欧盟对东盟关系的重点 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原先欧共体与东盟之间以经济为核心的关系添加进了政治意 识形态的内容。
其次，欧共体/欧盟和东盟两大地区性组织奉行的理念不尽一致。欧共体/欧盟强调的 是普遍的一体化发展、国家主权观念的淡化和联邦主义的趋向。东盟强调的则是在全球 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以及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国家主权，这实际上是要求在不干涉各国 内政的前提下进行相互合作。在冷战时期，以两极结构为特征的国际政治形势一定程度 上掩盖了欧共体与东盟两大地区性组织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冷战结束后，这一分歧开始 显露出来。欧盟试图通过在二者的经济关系中提升政治议题迫使东盟接受其理念。
其三，在欧共体/欧盟—东盟关系中，欧共体/欧盟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如前所述，东盟一直是双方经济关系中的受惠者。以双方贸易为例，1980年，欧盟在与东南亚地区的 贸易中，贸易逆差为6.2亿欧元，1990年上升到9.77亿欧元，1995年更是急升至53.63亿 欧元。(注：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A new partnership with South East Asia,p.29,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ia/doc/como3-sea.pdf.)也就是说，东盟在与欧盟的贸易中始终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因此， 在双方理念不一致的情况下，欧共体/欧盟自认为是施惠者，有资本向东盟发号施令， 向东盟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欧盟的“亚洲新战略”及其对东盟政策的变化
欧盟居高临下的施教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东盟国家的抵制。
首先，东盟国家在人权、民主化等问题上提出了与欧盟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态度最明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明确表示，有关人权、民主等问 题是东南亚各国的内部事务，欧盟等西方国家在与东盟的交往中提出人权和民主问题， 是一种干涉别国主权的举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则认为，“西方民主普遍性只属设想未 经证实”，其实“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而且东盟认为，西方发展模式不适合东盟 。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福利社会带来的是低效率和道德沦丧，东南亚强调的是优先发展经 济，“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注：Eero Palmujoki,op .cit.,p.107；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第563 、565、569页。)在这种理念下，1990年在马来西亚古晋召开的东盟及欧共体财长和外 长会议上，东盟不仅拒绝在政治、人权等问题上向欧盟作出让步，而且还拒绝了欧共体 关于就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的建议。(注：Eero Palmujoki,op.cit.,p.102.)1991年东 盟与对话伙伴会议上，欧共体再次提出了有关人权、民主等问题，同样遭到东盟的“一 口拒绝”。(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编：前引书，第564页。)1992年马尼拉召开的东盟与 对话国外长会议上，由于欧盟老调重弹，双方最终没能就新的合作协议达成一致。
其次，针对欧盟所谓的“社会条款”，东盟认为，国际贸易以及普惠制待遇等并不涉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条件问题。所谓的“社会条款”，是一种“对国际贸易的歪曲”，是欧盟借人权和环保名义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由于贸易是东盟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贸易的下降势必对改善本地区人民的经济状况起相反的作用，因此，欧盟的要求只会妨碍东盟地区人权等问题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东盟将欧盟提出的“社会条款”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干涉，认为东盟地区的发展水平无法达到有关“社会条款”的要求。相关“社会条款”的实施必将降低东盟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对有利条件。(注：Michael W.Everett and Mary A.Sommerville,Multilateral Ac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5,p.39.)
事实证明，欧盟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仅没有加强欧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反而加大了与东盟之间的分歧，并进而阻碍了双方关系的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东盟的政策，逐步调整相关战略。早在1993年，以务实著称的德国就成立了“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并通过《德国对亚洲政策纲要》，强调与亚洲建立一种密切的“伙伴关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问新加坡时也坦率承认，法国和欧洲对亚洲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正是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994年7月，欧盟通过了《走向亚洲新战略》。根据该文件，面对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今后欧洲将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存在，以便保持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并增加西欧的就业机会；同时，欧盟将扩大和深化欧盟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并且以东盟为基石，形成“一种非对抗性的平等对话”，讨论 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据此，东南亚成为欧盟实施其亚洲新战略的重要对象。同年9月 在德国卡尔斯鲁厄举行的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次会议上，双方 同意成立特别名人小组(EPG)，以便开展东盟—欧盟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方 面的理解性对话。同时再次强调，东盟将在欧盟与亚洲国家的对话中扮演基石的角色。 (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 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Overview of ASEAN-European Union Relations,http:/ /www.aseansec.org/5612.htm.)1996年7月，欧盟发表有关创造欧盟—东盟关系新动力 的报告，重申了欧盟的新亚洲战略，并将“加强与东盟关系”作为其亚洲政策的关键因 素之一，认为东盟是新的欧亚对话的发动机。(注：Overview of ASEAN-European Union Relations,http://www.aseansec.org/5612.htm.)
基于以上认识，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欧盟强调，欧盟与东盟关系的特征是“一种平等伙伴而非施主和接受者的关系”。(注：Europa-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World-Delegations,http://www.delkhm.cec.eu.int/en/asean/index.htm.)在这种平等关系模式下，双方的经济和政治等关系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政治方面，双方关系在斗争中走向成熟。1994年的卡尔斯鲁厄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正式确定召开亚欧会议(ASEM)，深化双方政治对话；1996年3月，第一次亚欧峰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的主题为“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互相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的“曼谷精神”；1997年2月，第12次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在这些会议上，双方都承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性”的亚欧伙伴关系；1998年第二次亚欧会议上又成立了亚欧前景展望小组，以便提供21世纪亚欧会议进程的发展思路。此外，双方还于1997年2月在新加坡发起建立亚欧基金(ASEF)，旨在促进双方民间交流，发展亚欧机构之间的联系。
当然，欧盟对东盟政策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因此，双方政治对话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1997年2月的第12次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就曾在缅甸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欧盟以缅甸人权状况不佳为由，明确表示反对东盟吸收缅甸成为新成员。东盟则认为，吸收缅甸为成员国是东盟国家内部事务，欧盟对此无权干涉。同年7月，东盟接纳缅甸为新成员后，欧盟—东盟关系蒙上阴影。原定于1999年3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新一轮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双方由于在缅甸代表是否应与会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以及欧盟国家拒绝向缅甸高级领导人发放入境签证，致使会议流产。东盟坚持认为，东盟在缅甸问题上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欧盟必须对其成员一视同仁。在缅甸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东盟不会与欧盟按计划举行部长级会议。面对东盟的强硬立场，欧盟认识到，只有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充分尊重东盟在缅甸问题上的立场，不干涉东盟内部的事务，才能与东盟进行长久的合作。最后，欧盟在缅甸问题上态度软化。2000年4月中旬到泰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库克表示，对欧盟而言，保持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非常重要。为此，欧盟通过了与东盟进一步发展关系和恢复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的一揽子计划。他还强调，当欧盟与东盟恢复对话时，将与其所有成员恢复对话。(注：《光明日报》2000年6月22日。)
2000年12月，中断三年之久的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在老挝万象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万象宣言》明确宣布，欧盟与东盟本着“公开与合作”、“真诚、相互理解和相互 信任”的精神进行政治对话，双方在促进政治、经济合作以及讨论包括缅甸、印度尼西 亚在内的一些敏感问题方面，都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这次会议表明，双方的政 治对话关系正日益成熟，而这种成熟是建立在对“一种平等对话”的“日益重视”的基 础上的。(注：Vientiane Declaration the Thirteenth 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http://www.aseansec.org/5644.htm;http://www.delkhm.cec.eu.int/en/ase an/relations.htm.)
2003年初召开的第14次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东盟的“平等”对话关系更趋成熟，欧盟已经没有了往日对东盟指手画脚的教师爷派头，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这一点体现在双方发表的联合主席声明中。声明开宗明义地再一次强调了双方“真诚、开放和相互理解的精神”，肯定了第13次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以来双方在合作方 面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宣布把加强欧盟—东盟对话作为欧亚战略性合作伙伴关 系的基石，并将经济开发合作以及政治对话和合作视为欧盟—东盟关系的根本所在。加 强贸易关系、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欧盟帮助东盟加速一体化进程等成为双方 关系的新动力。在政治对话方面，声明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双方在缅 甸问题上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承认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脆弱，需要大家在国家统一、恢 复民主、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等方面进行共同努力。声明还宣布支持印尼的稳定、领土 完整和国家统一。声明在发展双边关系的若干要点中也透露出浓烈的“平等”意识。声 明确定，要促进双方在贸易和投资、可持续和公正发展、文化和人民交流、反对跨国犯 罪和恐怖主义以及民主、好政府、人权和法规等领域的合作。声明最后重申，双方的对 话与合作是基于“伙伴和相互尊重精神”之上的。(注：14th EU-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Brussels,27—28 January 2003,http://www.aseansec.org/14034.htm.)
在经济方面，欧盟与东盟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95年，欧盟是东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从所占贸易份额看，同年东盟的对外贸易额中欧盟占18%，而欧盟的对外贸易额中东盟仅占2.6%。尽管经济联系相对薄弱，但双方的贸易额还是 有大幅度的提高。具体的统计数据为：1993年，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8国对欧盟的出口为313.9亿美元，到2001年增加到56 8亿美元；进口则从318亿美元增加到396亿美元。2001年，欧盟对整个东盟的出口已经 达到422亿欧元，从东盟的进口则达到657亿欧元。这表明，东盟对欧盟而言，是一个潜 在的巨大市场。同时，东盟也被视为欧盟进入亚太地区的入口。欧盟对东盟的投资迅速 增加。仅1993年到1994年，欧盟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就从350亿美元增加到395亿美元，增 幅达13.1%。这种投资的高增长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此后，欧盟对东 盟的投资虽然没有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注：EU Relations with ASEAN-Trade relations,http://www.delkhm.cec.eu.int/en/asean/relations.htm;Overview of ASEAN-European Union Relations,http://www.aseansec .org/5612.htm;http://www.aseansec.org/Trade/Files/AN-EU-CO.xls.)
欧盟和东盟之间有关经济方面的磋商也得到加强。2001年8月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召开的东盟—欧盟高官会议上，双方提出了拓宽现存合作、应对全球化挑战和促进双方贸易往来的问题；9月举行的第二轮东盟经济部长和欧盟贸易专员磋商则强调了双方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以便促进两地区间贸易的问题；2003年4月举行的第三轮东盟经济部长和欧盟贸易专员磋商中，欧盟更进一步提议建立名为“跨地区欧盟—东盟贸易启动”(TREATI)的地区间组织，以便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在东盟和欧盟间进行定期磋商。 为此，欧盟同意这一组织可以最终导致达成东盟—欧盟优惠贸易协定。(注：Overview of ASEAN-European Union Relations,http://www.aseansec.org/5612.htm.)
欧盟与东盟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在第13次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以后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表现为，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政策开始转变为具体的行动。其一，欧盟利用自身在一体化方面的经验支持东盟推进地区一体化。为此，欧盟与东盟于2003年初签订协定，提供450万欧元协助东盟成员国推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帮助改进东盟的机制；其二，欧盟积极开展与东盟的开发合作。欧盟投入5550万欧元，改善东盟在环境、能源、知识产权和教育等领域的状况。欧盟的所有这些帮助都是无政治前提的、平等的，因此大大改善了欧盟与东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诚如美国舆论所言：“欧洲人正在与亚洲人形成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平等是同亚洲人打交道获得成功的极重要的因素。”(注：林甦等：《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中国—欧盟关系》，法律 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欧盟对东盟政策转变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之所以在与东盟的交往中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再向对方指手画脚，而是将自己置于一种平等的伙伴位置，展开各种对话，是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的。
首先，冷战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欧盟由于自身一体化进程的重大进展，渴望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而平等对话则是其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一种途径。1992年2月，欧共体各国签订《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进一步发展为欧洲联盟，共同合作扩展到外交和安全领域。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成为欧盟的三大支柱。1999年，统一的欧元区诞生。因此，欧盟不仅有了在全球事务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愿望，而且也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于是，欧盟不再满足于充当美国的“小伙计”，而是要成为多极 化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要做到这一点，加强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关系，显 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欧盟在冷战后初期继承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思维模式，欲通过对 包括东盟地区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号施令来强加其政治愿望，结果适得其反。如前所述， 欧盟的相关政策由于遭到东盟国家的坚决抵制而收效甚微，双方关系不仅没有得到加强 ，而且有冷却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其政策， 并于1994年公布《走向亚洲新战略》，期望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存在，扩大与亚洲的对话 。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亚洲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欧盟努力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具 体体现。
其次，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欧盟调整其对东盟政策。如前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共体/欧盟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时主要是东盟从欧盟市场获益。但是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东盟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双方的贸易量不断扩大，东盟地区提供的商机也越来越大。例如，1980年，欧盟对东盟的货物出口仅为70亿欧元，1990年上升到180亿欧元，2002年则上升到390亿欧元，(注：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A new partnership with South East Asia,p.28,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ia/doc/como3-sea.pdf.)超过了每十年翻 一番的速度。这种巨大商机对经济持续低迷、高赤字、高失业的欧盟各国而言，无疑具 有极大的诱惑力。正因为如此，以务实著称的德国政府率先提出调整对东盟的政策，增 加对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1994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 又推动欧盟完成了对亚洲的战略调整，通过了《走向亚洲新战略》。该文件明确指出， 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由于亚洲的崛起而发生着变化。为此，欧盟必须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存 在，以便保护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增加西欧的就业机会。(注：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COM(94) 3 14 final,Brussels,13,07,94,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em /asem-process/com94.htm.)要达到以上目标，调整对亚洲政策，改善与包括东盟在内 的亚洲国家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最近，德国政府再次重申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重要 性。德国外交部在2002年发表的《德国对外政策任务：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太平洋诸岛》文件中指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克服亚洲危机后的东南亚由于其 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再次成为“德国的一个重要市场”。(注：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Suedostasien sowie Australien,Neuseelandund Pazifische Inseln am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Berlin,Mai 2002,http://www.auswaertiges-amt.de .)既然总人口超过5亿的东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为取得相关经济利 益，欧盟国家就不能不重视改善对东盟的关系。(注：Beziehungen der EU mit Asien,http://www.auswaertiges-amt.de/www/de/eu-politik/gasp/eu-aussenbez.)
其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等方面，欧盟需要东盟的合作。冷战时期，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需要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英法等欧盟国家因此一度成为东南亚一些国家传统安全领域的“保护者”。英国和法国曾参加1954年“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英国是1971年由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订的“五国防务协定”的成员。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传统安全问题开始退居其次。东盟在传统安全领域对欧盟的依赖性减少。与此相对，在当今西方各国特别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打击跨国犯罪、贩毒、偷渡、国际恐怖主义、阻止大规 模武器扩散等方面，欧盟却离不开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欧洲 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的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了加强欧亚在安全领域对话的重要性。(注 ：Perspectives & Priorities in the ASEM Process into the New Decade:Working Document of the Commission-COM 2000(241),18 April 2000,http://europa.eu.int/ comm/external-relations/asem/asem-process.)而在诸如环境和自然保护等问题上， 欧盟也需要东盟的理解与合作。东南亚作为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大量砍伐森 林对气候的负面影响是全球性的。德国等欧盟国家对此不无忧虑。因此，它们期望加强 与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合作，以便改善这一地区的环境保护状况。(注：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Suedostasien sowie Australien,Neuseeland und Pazifische Inseln am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Berlin,Mai 2002,http://www.auswaertigesamt.de.)欧盟委员会在其《与东南亚新的伙伴关系》文件中反复强调了双 方在气候、能源、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及途径，并将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置于优先地 位。(注：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A New Partnership with South East Asia,pp.20,42,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ia/doc/como3-sea.pdf.)而欧盟要实现以上目标，重新检讨其亚洲政策、改善与东盟的关系、 争取其合作，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其四，欧盟改变对东盟政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欧盟在与东盟的交往中逐步认识到，东盟各国固然需要健全法制和改善人权状况，但是，由于东盟地区复杂的政治和民族背景，这些目标只能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逐步地加以实现。因此，对东盟提出过高的政治要求是不现实的。德国外交部在相关文件中明确强调，在与东盟的交往中，为了达到德国和欧洲的政策目标，必须考虑到“地区差异”。原欧盟委员会主席布里坦也指出，“不应再强调亚洲的人权和环保问题。人们的互相理解是两地区接近的基础。”(注：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Suedostasien sowie Australien,Neuseel and und Pazifische Inseln am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http://www.auswaertiges-amt.de；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前引书，第189页。)正因为如此， “2000年亚欧合作框架”(AECF)文件明确指出，双方关系的指导原则是“以平等伙伴、 互相尊重和互利为基础”。(注：The Asia-Europe Cooperation Framework(AECF)2000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em.)由此可见，欧盟在与东盟的 交往中已经认识到，两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它们的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以及面临 的主要任务都不尽相同。在这种大前提下，对东盟提出过高的政治和社会要求是不切实 际的，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进而削弱欧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显 然不符合欧盟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