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的理论与现实——爱尔曼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尔曼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爱尔曼教授，请首先介绍一下您本人的学术活动。
答：我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与计量系的教授，准确地说，我的专业领域是经济体制，研究内容侧重于转轨经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20年。此前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6年。更早的时候，曾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两年。我在母校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两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苏联经济计划中数学方法的运用》。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关注苏联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我写过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探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集体化农业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外，我曾就许多问题发表过各种文章。例如，趋同理论中存在重大问题，因而我曾专门写文章加以批驳；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农业市场化理论和农业组织作了批评。大约是在1979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问题》的文章。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弊病存在于指导方式之中，这种手段是马克思也未曾设想过的，运用这种指导方式绝不可能建立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我的若干著作中已有一本译成汉语并在中国出版。虽然该书内容已不能完全反映今天的现实，但是仍然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我希望能从中国读者那里得到对此书的中肯评价。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过渡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在转轨经济研究方面新近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观点和著作？您是否可以就此作简要的评介？
答：我们应当意识到，同医学一样，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医学的用途是治愈病体，经济学的作用则是挽救病态的经济。新的经济学科的出现通常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新的经济问题。可以说，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缘于大萧条的出现。西方国家由于存在大萧条，就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并加以解决，因此宏观经济学学科得以创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新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国家，它们都对本国经济进行了一番调整变革，希望经济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科对经济发展过程加以研究，所以发展经济学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过渡经济学的产生，是由于许多国家面临从传统体制转轨的问题，因此，研究转轨过程的新学科就应运而生。过渡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转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从中找出政策性结论，帮助决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措施，这就是转轨经济学产生的原因。
目前许多经济学刊物都登载有关过渡经济学的文章。比如，有一本已经发行多年的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的杂志，近年来连续刊载了不少与过渡经济学有关的文章。另一种刊物名为《剑桥经济学杂志》，我是该刊编委之一，这本杂志也发表过不少过渡经济学题裁的文章。除一般性的经济学刊物之外，还有一类区域研究杂志也时常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你们大概知道，在伦敦，发行一种名为《中国季刊》的杂志，该刊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大约9个月前，《中国季刊》发行了—期专号登载从过渡经济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的文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们从转轨经济角度分析当前中国的发展，读来非常引人入胜。除现有刊物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全新的专门研究转轨经济的杂志。其中一种名为《过渡经济学》，由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赞助发行，在苏格兰出版，是一本具有相当水平的刊物。
在过渡的经济学领域也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一书，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 R.I.）。该书内容不但涉及转轨国家，而且研究对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专门探讨了拉美的发展问题。1993年，这本书发行了第二版，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可以肯定地说，麦金农对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持赞同态度的。原因在于，他对金融管制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经济趋向自由化的过程中，如何维持金融管制，防止通货膨胀，同时使产量大幅度增加是整个过程的关键。以这几个标准衡量，中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例子。尽管1997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却依然保持着金融管制的作法，从未发生过像波兰和俄罗斯那种金融失控和恶性通货膨胀现象。我上次与麦金农会面，是在一年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我，他将出任中国银行的经济顾问。这是否已经成为事实我并不清楚，如果此事是真，那么他在未来的著作中，一定会专门对中国的改革经验加以分析探讨。
在银行体制改革方面，罗斯托夫斯基（J.Ros-towski）主编了一本名为《中东欧和前苏联的银行改革》。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文集，其中有些文章考察了银行体制改革在转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些则侧重于探讨研究个别国家的经验。
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选用法国经济学家玛丽·莱温（Marie Lavigne）的《过渡经济学》作为教材。之所以把这本书选作教材，是因为它把诸如计划体制怎样运行等历史背景资料和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情况结合起来，这对毫无背景知识的学生来说极有用处。对程度更高的学生来说，则显得有些简单。
最后，我想谈一谈转轨经济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最新进展之一是我们已经从植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经院式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开始研究转轨国家的实际经验。比如，转轨伊始，各国的外国顾问都热衷于鼓动政府推行私有化，认为快速推行私有化是首要问题。然而现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快速的私有化往往欲速而不达。为了使私有化更有成效，必须选择有效的私有化途径。由此可见，转轨经济研究已经从传统理论基础上脱离现实的构想变为一门以现实情况为题材的学问。此外，过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宏观经济问题转向结构问题。开始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预算赤字、利率等宏观问题上，但目前注意力已转到了结构问题上。比如，如何组织更有效率的公共部门管理？公共部门管理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怎样才能建立富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才是最为有效的？当然，这些只是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
问：在您看来，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当如何理智地解决这些问题？
答，第一个问题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问题，就是说如何建立富有效率的运作机制 以实现对企业运作的控制。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公司董事会中必须含有外部人员，这是实现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我也赞同这种观点。公司董事会不能完全由本公司的经理人员组成，外部人员必须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并监督公司的运营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公共部门管理问题，必须建立富有效率的公共行政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出现了公共部门管理或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让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管制，国家行政部门、统计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公共事务部门、税务部门以及其它各类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各个部门必须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官员们进行监管，明确他们的职权范围，提高选拔录用标准，最重要的是，支付给他们足以养廉的薪俸。
第三个问题是建立稳固的银行体系。许多转型国家的银行体系都处境艰难，银行由于坏帐过多而资不抵债的现象俯拾皆是。更为严重的是，其间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银行倒闭事件，这当然不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中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国家亟需建立稳固的银行体系，银行必须由小心谨慎的管理者负责经营，同时必须有某些监控机构对其实施合理监控，禁止银行从事风险过大的交易。
第四个问题是减少腐败和犯罪，这在当前格外重要。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日益猖獗。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如何制止腐败行为等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就国家范田内来说，在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以及防范描施领域内已有不少著作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人克利特卡德（Klitgaard）所著的《制止腐败》，该书援引许多国家的以往经验，对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原因以及如何减少和防止腐败作了深入探讨。而且，该书得出的若干政策性结论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各国非常适用。
第五个问题就是要完成全面私有化进程。许多转轨国家早已开始了私有化进程，但进展速度却极为缓慢。迄今为止，许多在政府主持下推行私有化的企业尚未实现私有。这一进程着不能持续下去，整个私有化计划将会半途而废。在我看来，实现私有化的最明智方法就是拍卖。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私人财富的积累，政府更易于实出那些经过整顿之后变得有利可图的企业。
问：在实现转轨的过程中，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中东欧和前苏联缺少这样的体系，因而日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成了导致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对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现存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评价，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答：对社会保障的含义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看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观点，安全网的作用在于向不能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人们提供社会保障。另一种看法虽然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同，但是却在许多西欧国家的具体措施中得到了认可和体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观点。根据这个慨念，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特定的权利，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就是说，社会保障不应该只被看成是帮助小部分身陷绝境的社会成员的最后手段，而应该成为一种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认同，其目的在于帮助包括老弱病残等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
关于具体措施问题，我想首先谈谈《转轨和一体化：中东欧的前景》这本书。这不是一本学术性书籍，而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我是该书作者之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讲社会政策问题，其中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要有利于调整，经济政策要能够帮助人们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我们不需要新的社会政策来维护过时的经济秩序。举例说，通过社会政策给予亏损煤矿补贴以维持煤矿营运的作法不利于结构调整。相反，这种作法和有利于调整的原则背道而驰。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些阻碍调整的政策措施，但主要的政策举措应当是有利于调整的。
政府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政府可以用救济金帮助老弱病残和失业者，这是许多西欧国家的一惯做法。然而，是否能够发放救济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每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都达到了足以承受救济金的程度。现在，在欧洲富裕国家，向老弱病残和失业者提供救济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许多地区还无法实行救济金制度，但是在那些能够发放救济金的地区，救济金政策的成效还是令人满意的。再一个重要描施是就业政策，运用政策手段来刺激就业是可取的，特别是在那些失业问题严重的国家。对此我们曾在书中作出了正确建议：扩大就业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刺激经济增长。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得更快，那么就业量就会随之增加。
问题在于，社会政策能否实施要取决于财政状况的好坏。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困难，我们建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按照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惯例，男子和妇女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0岁和55岁，而西欧各国男女员工的退休年龄却大致都在65岁，因此我们建议放宽退休年龄上限。许多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来说，强令他们在55或60岁退休是不公平的。考虑到20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健康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提高退休年龄的作法乃是明智之举。该措施的另一好处是可以缓解支付退休金的压力。退休年龄提高意味着享受退休金的时间减少。积攒退休金的时间增多，这样筹集养老费用的困难也可以逐步解决。此外，我们还建议筹建养老基金计划。在职工作期间，员工将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基金，到退休时就可以根据集资多少享受养老津贴。这也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保障实施途径。
问：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转轨期间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您认力这些国家应采取哪些手段以减少这种损失？
答：旧体制的瓦解导致社会分崩离析，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各国势必为此付出社会代价。这里可以用具体现例说明这类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政府以无偿奉送的办法实施住房私有化时，对现在拥有住房的居民来说，这是件极为有利的事情。然而对那些渴望得到住房却未能得到住房的年轻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逐渐发现，自己没有可能得到作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住房。在已经实现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住宅很多，但价格也高得出奇，远远超过他们的支付能力。所以，要想减少住房私有化带来的社会代价，就应首先考虑怎样尽一切可能帮助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比如，给年轻人提供住房补贴，让他们有能力支付市场化的房租。另外，可以成立抵押银行，向愿意购买房屋的年轻人提供长期贷款。与年轻人的收入水平相比，住房价格要高出许多。但是通过组建抵押银行，就有可能向他们提供为期20年到30年的长期贷款，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实现购买住房的梦想。还有一种解决住房困难的途径，那就是效仿发达国家的作法。实施“住房社会化”计划。虽然多数使房归私人所有，但地方政府仍掌握部分房屋，可将这些房屋以补贴价格出租来缓解住房困难，这就是发达国家“住房社会化”政策的含义。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府实施住房私有化时，不应只考虑拥有住房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也应当考虑那些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和其他没有住房的人的需要，他们会因住房私有化蒙受巨大损失。
这里可以再举一个较为具体的例子说明怎样才能减少社会代价。1991年底叶利钦政府开始推行激进政策之际取消了国家对伏特加酒的专卖权，目的在于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极端的错误，对伏特加解禁的结果是大量的外国产伏特加充斥俄罗斯国内市场，对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件事提醒我们，在转轨过程中，必要的合理措施应该予以保留。
在社会转型期间，实施反贫困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贫困状况可能日益恶化，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贫困现象扩大化。比如，其中一种措施是提供育儿津贴。以往经验表明，抚养儿童的费用占家庭支出的较大部分，因而可以通过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的儿童以间接地帮助他们的父母。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这不失为一种抑制贫困的有效方法。另一种措施是增加对育儿设施建设的支出。例如，建立保育院、幼儿园以接收更多的低幼龄儿重。如果政府有足够财力开办并资助这些设施，这也将会成为一种抑制贫困的有效手段。道理很简单，如果向家庭提供这类设施，孩子的母亲就可以工作挣钱，结果必然是变得更为富裕。
最后，可以通过增强人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来减少转轨造成的社会代价。造成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轨过程中巨大损失的理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社会剧变缺乏适应能力。多数人变得惊慌失措，不知出路何在。就像俄罗斯人说的那样，他们对前途缺乏信心。怎样才能使转轨国家人民变得对前途富有信心呢？波兰政府，特别是波兰财政部，制定了一项“波兰计划”来帮助人民恢复信心。他们发表公告，向人民解释政府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这或许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发起的一场旨在赋予群众对前途信心的运动。
问：珍妮·柯贝特和柯林·迈耶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七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东欧的金融改革：错误模式下的进展》。通过该文可以了解到，现实并不存在一种既定模式可供选择以重组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金融机构。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在金融改革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未来的金融改革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沿着哪个方向推进？
答：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应该这样实施：第一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机构必须做到目标明确、高效运转、职能专业化，随时了解金融形势，有效地实施金融监控。第二是建立富有实力的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经办支付业务并提供贷款。就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情况来看，无论银行的经营状况良好还是资不抵债，银行商业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第三个亟待改革的领域是过时的支付系统，建立富有效率的支付系统势在必行。在低效率的支付系统下，国内两个公司之间根本无法在数天内完成划款业务。从旧体制那里延袭下来的陈旧支付系统使得划款过程困难重重，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所以支付系统改革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第四个可行的改革措施是扶植创办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我想就转轨国家中近来颇为风行的共同基金这种投资方式谈一些个人看法。虽然从风险角度来看，共同基金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投资方式，但经验表明，投资者总是不能把握恰当时机买入或卖出基金股份。他们总是在股价上扬时买入，在股价回落时卖出，结果必然是只赔不赚，血本无归。从理论上讲，共同基金确实是一种上选的投资方式，但是投资者必须谨记，应在股价上扬时卖出，回落时买入，而不是相反。第五是存款安全问题。提供存款保险的原因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因为自主经营的银行要借此提高信誉。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在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全能银行已宣告倒闭，储户也随之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类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经济学家们就存款保险问题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我本人，对实行正规的存款保险抱有疑虑，因为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道德风险，可能受到谴责。第六个必要的改革就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经营权应当掌握在具有一定业务素质的人手中。所以，最后一个改革措施是着手对政府官员和银行经理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经营管理银行和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知识和技能。
问：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改革或重组他们的中央银行？这些措施的收效如何，您是否可以用具体事例对这方面的情况加以评介？
答：首先是把整个银行体系分解成中央银行体系和商业银行体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并实施汇率政策以及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则是管理支付系统，吸收存款以及出借贷款。回顾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中发生的问题，不难发现许多出人意料的情况。例如，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积极维持物价稳定的总是财政部，而中央银行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消极，这与经济学家们的常识恰相背离。俄罗斯国家银行的决策大权在1990到1993年期间掌握在格拉申科手中，奉行一种极度通胀性货币政策。格拉申科是旧体制的遗老，因而在他当政时，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不是怎样使物价稳定。这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因为当时俄罗斯财政部正在竭尽全力稳定物价，防止物价再度上涨。然而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执行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在格鲁吉亚也发生过与之完全相似的情况。
在波兰，则可以看到另一种啼笑皆非的现象。波兰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存在着矛盾，财政部屡次劝诫中央银行要理智行事，因为中央银行的举措正导致波兰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中央银行的现行政策是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财政部则极力反对这种作法，认为提高利率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严重影响物价稳定。另一方面，引进外资以发行有价证券方式进行，这种引资方式的致命之处在于，对各类有价证券支付的利息要高于获自银行存款的利息，最终造成国民经济的净损失。波兰中央银行同财政部之间就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发生分歧，严重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对银行系统实施有效监控，确保银行体系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央银行以往的运作表现极不理想，发生过多起银行倒闭事件。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归结为缺乏监控机制造成的恶果。中央银行不能对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的合理监控，因而出现了多起名副其实的金融诈骗丑闻。发生在莫斯科的MMM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旁证。这表明，转轨时期的商业银行迫切需要中央银行对其实施有效监控。
问：在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转轨国家的企业缺乏效率和经营困难时，有一种说法把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新近私有化的企业仍旧习惯于在软预算约束环境下生存，不能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因而造成生产滑坡。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答：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首先，中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的生产并非持续滑坡，相反，若干国家的产出已连续数年回升。波兰早在1992年之后就已经实现了连续增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内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经典性文章，探讨了转型时期衰退产生的主要原因。转轨性衰退是与转轨过程紧密相伴的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科尔内考察了现实经济当中存在于供求双方的一系列原因。虽然有可能最终确认究竟哪种因素是导致转轨性衰退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或者至少从定量分析上确认出相对重要的因素，但是科尔内在文中却没有对此作出回答。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仍然不乏洞见。至少它使人们认识到，转轨性衰退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新近私有化的企业在转型期中产生的不适应性属于非市场范畴，不能看作是衰退产生的主要原因。
然而，必须加以肯定的是，新近私有化企业的行为问题无疑是经济重构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实现企业私有化的具体手段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以凭证私有化（Voucher Privitization）为例，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实施途径是，管理人员和员工集体出资买下企业的所有权。问题在于，即使企业已经实现了凭证形式的私有化，整体经济环境却不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那么短时期内企业由于实现私有化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将是微乎其微的。实施私有化是重要的，是形势发展所需，但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私有化必须以正确方式推行。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能缺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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