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行政学论文,哲学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行政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而恢复和重建起来的。此后不久就有专家学者提出并关注行政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欧阳雄飞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构建的“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其中就提出“行政管理哲学”概念。《中国行政管理》今年第1期发表了张康之同志的《发展行政学要重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杜刚建同志的《构建行政哲学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吴刚同志的《行政哲学的定位与架构》，这组文章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今年4月的首次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上，我曾以“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问题的超越之思”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并在主持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行政学的中国化
行政学要不要中国化？行政学能否中国化？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受伍德罗·威尔逊思想的启迪。他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指出，行政学这门科学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的，威尔逊不仅论述了为什么要使行政学美国化，而且也论述了怎样使行政学美国化的问题，其方法论应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在威尔逊的竭力倡导下，现代行政学终于在美国诞生了，而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100多年来行政学的重大的理论发展，著名的行政学家及其代表作大多数产出于美国，事实上，美国行政学在世界行政学领域一直处于领衔地位，以至凡是论及行政学必称美国行政学。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当今美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当年威尔逊倡导行政学美国化及当今发达的美国行政学不无一定的历史关联性和正相关关系。在我国，可能是由于没有足够重视“行政学美国化”重大意义的缘故，学术界一般不用“行政学中国化”，而偶用行政学“本土化”，建设“中国特色行政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学”。这些提法本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行政学美国化”的成功事例给予我们的警示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使现代行政学中国化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
基于对历史的认知，我国有的是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思想，而缺乏的是现代行政学及其最新发展形式：新公共行政学或新公共管理学。行政学中国化包括行政学的最新发展形式在内的行政学中国化，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要使行政学中国化，就必须开展行政哲学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如此。前已论及，我国行政学恢复和重建初期就提出了行政哲学问题。张康之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多年来我国关于行政学研究的大量成果都属于行政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中国行政学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它表明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发展道路。只是我们的行政哲学理念没有突出，行政哲学意识比较薄弱罢了。
我本人是同意他的这种估计的。问题是在于，行政学中国化为什么不仅需要而且事实上也是从行政哲学开始先行呢？我以为可从三方面来解释：其一，经济上、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往往可以在哲学上拉第一提琴，就像历史上落后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的德国却发生了哲学革命一样；其二，我国行政学是在先行的西方行政学尤其是美国行政学发展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前提下恢复和重建的，它完全有可能在吸收借鉴它们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即从现实行政学发展阶段高起点处出发，显示后发优势：其三，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对它的需要程度。我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行政哲学发展提供着广阔的天地。同时，行政哲学也能够回应或满足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它的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行政哲学的研究作为行政学中国化及其发展的突破口，并把它作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学发展的捷径。
在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之所以应当从行政哲学入手，除了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相对落后，需要急于赶超以外，主要是因为行政哲学是一种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一种关于行政形而上的超越之思。这种超越之思，是一种舍弃了若干具体行政或行政具体的抽象之思。这种抽象的超越之思表现为三个跨越。其一是时间跨越。行政作为国家的一种组织活动，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行政哲学要历时态地研究作为国家行政组织活动的整个历史进程及其共同的运动发展规律。其二是空间超越。行政活动是人类产生以后，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共有的现象，行政哲学要共时态地研究各国家、各地区共有的行政现象的本质及规律性。其三是领域跨越。行政活动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诸领域，行政哲学要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共同的行政现象、行政本质及其行政规律。由这三方面的超越之思凝结为一种特定时代行政精神的精华，进而能动地反作用于行政理论直至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体系中的行政实践，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行政哲学的功能
行政哲学直面的是行政理论、行政实践和行政实际。就总体而言，在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既存在着行政理论滞后和脱离于行政实践和行政实际的倾向，又存在着行政实践和实际脱离行政理论的倾向。
为了面对和克服这两种共生的倾向，行政哲学在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反思、批判和创新的功能就依次表现为三个层面：首先表现为对既有的国内外行政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创新；其次表现为对国内行政存在或行政实际和行政实践活动的反思、批判和创新；再次表现为对行政存在、行政实际、行政实践活动与行政理论相互关系的反思、批判和创新。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反思、批判和创新，追求一种与时俱进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行政理念。
在一系列的反思、批判和创新的过程中，行政哲学既有别于行政科学，也有别于行政理论，还有别于行政思想，更有别于行政实践。其中，具体的行政实践要抽象为或上升为行政哲学，必须经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行政科学这些“中介”，同样，行政哲学作用于行政实践具体，也必须经过行政科学、行政理论、行政思想这些“中介”。
通过行政哲学来思考行政学中国化的构建和发展，只是表征行政学、行政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采、中国气派，无意自缚在地域观念或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之中。我们坚信的是只存在由西方人提出来但对人类具有普适性的行政学、行政哲学，而不存在只适用于西方的西方行政学、行政哲学；同样，只有中国人提出来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行政学、行政哲学，而不存在只在中国有真理性的特殊的行政学、行政哲学。如果中国化了的行政学发展成为行政哲学，它就必定具有普遍性意义。也只有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哲学才真正值得人们去研究和了解。因此，如果中国行政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那它就不应只是中国的也不会只是中国的。反之，西方的行政学、行政哲学亦然。
把行政哲学定位在哲学的新兴的部门哲学，还是定位在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基础性的分支学科及其体系构建等问题尚可留下争鸣的空间。不过，在中国行政哲学初创阶段，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平台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在基础建设的环节上，从一开始就要做正确的事情，“入门须正”。但行政哲学体系的架构必须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不必过早匆忙创构。本着“双百精神”，我主张“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