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教训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共在意识形态问题处理上的错误
苏共放弃马列主义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的苏共，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就如何确立马列主义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也犯了不少错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尤为突出。
第一，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急躁冒进的情绪曾经长期笼罩着整个苏共的历史，这种情绪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一切。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从党内扩展到党外，从无产阶级扩展到全体人民，从有限范围扩展到全国范围。存在决定意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想让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文明的前提”。这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这就决定了确立马列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思想斗争和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式的手段。而苏共自建国以后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二十年代中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已丧失了从前的统治地位，但却依然保留着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以及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流派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市场。面对这种局面，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强硬的行政措施，把二百多名学术界著名人士强行遣送出国。（注：参见A·古雷加《B·C ·勃洛图维约夫》《文学报》1989年1月18日） 从而开了用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先例，把本应用思想斗争和理论教育解决的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工作方法已经成为正常的工作方法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讨论党史问题的文章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政治错误，宣布决不容许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进行文字上的讨论”。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干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事件，许多哲学家、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和从事科研和教学的权利，甚至被逮捕、流放直至镇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七八十年代。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表面上使苏联成为马列主义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八十年代末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在苏联强烈反弹，涌现出大批的信仰者，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二，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长期以来，苏联思想理论界倾向于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借坚持社会主义为名，把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定化。这样做的后果是思想僵化、精神压抑、万马齐喑，社会生活一潭死水，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社会主义已建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合”、“民族大家庭业已形成”之类的空话，一方面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则成为神圣不可触动的理论信条。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者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为当时的政策和领导的言论进行论证和作注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不用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
第三，盲目排外、孤芳自赏的大国心态。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长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经历，使其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闭锁心态。首先， 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马。 早在1927年，斯大林在会见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就说“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2页） 二战之后，苏共开始把苏联模式、苏共经验当成唯一正确、非此即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向世界推广。对于走不同道路的南共、中共以及后来的欧共大加挞伐，这必然使苏共越来越不愿看到变化了的世界、多彩的世界，使苏共陶醉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当中。一旦人民有条件接触到外部世界，必然会对苏共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持怀疑态度。其次，在与西方的交往中苏共长期以来试图用自我封闭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尽管列宁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必须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论断，是尽人皆知的，苏共却害怕接触到西方的东西。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象、新思潮不加研究，并对国内人民严加封锁，其结果是，人们的视野窄小，精神世界孤立、闭塞、贫乏，丧失了比较和鉴别能力。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当它不能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直接接触、争论和斗争时，便会使自己的战斗力丧失。苏共这种妄自尊大的闭锁心态，一旦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导致对自己历史的否定，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这杆大旗。
我们承认苏共为确保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做了很多工作，如出版了几千万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举办了无数讲习班和讲座，在大学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马列主义教育体系。但由于上述原因，马列主义表面上已深入人心，实际上却不断受到怀疑，一旦出现缺口，便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 苏共在八十年代中期打着改革的旗号逐步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列主义。
八十年代在苏联掀起的改革，本应是苏共纠正自己错误，坚持与发展马列主义的一个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使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自由化泛滥的温床，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分析，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溃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共对自己的国情认识不足，对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在改革的过程中急躁冒进，遇到挫折又朝令夕改，致使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积累了巨大的社会不满。1985年苏共决定改革时，并未对改革的内容、改革的路线和战略及苏联的国情作深入的思考。在急于求成的超级大国心态的作用下，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但很快失败。在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苏共领导并未深入分析原因，而把目光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企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挽救经济的混乱，把公开化、民主化、多党制、多元化作为灵丹妙药，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进西方的价值观。这些方针的推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台，政治局势日益混乱。普通民众在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中，饱尝了失业和社会冲突之苦，逐渐对改革、对苏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以致大批党员退党。
苏共的错误在于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化了。苏联70多年积累下来的是一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涉及全局和具有体制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决不是三年五年，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急躁冒进、简单化地动大手术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苏共的错误还在于它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应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苏共在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时而忙于确立新的政治体制只能是饮鸩止渴。在苏共领导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政治制度正是这座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目标的蓝本，这必然导致对马列主义的抛弃。
第二，苏共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长期以来，苏共一直被自己的历史问题所困扰。所谓历史问题在苏联实际主要就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苏共评价斯大林总共有两次，第一次是赫鲁晓夫时期，第二次是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这次重评斯大林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规模大。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历史材料和文献公诸于世；最高领导人屡次提出斯大林问题；各种讨论斯大林问题的圆桌会议频频举行；有关文章充斥报刊杂志；震动了整个社会。二是层次深。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仅涉及到个人崇拜等极端方面，并侧重于个人性格。这次重评则涉及到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各个方面；争论的中心是斯大林的错误产生的根源。三是重在否定。这次重评越来越倾向于全盘否定斯大林。在领导层中，起初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捏造出来的。后来则非批判地加以引用，并且大加挞斯大林。传媒则更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而右翼势力则乘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的浪潮。这股恶浪从批斯大林主义开始，到追究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因而要清算斯大林主义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重评斯大林，导致了对共产党本身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导致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否定，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信念的否定。
第三，苏共没能正确地对待西方文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之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采取排斥的态度，改革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最明显地表现在价值观上向西方看齐，在政治体制上模仿西方。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很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对改革的意义。但当他最初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等概念时，就已经表现出他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赞同。一位西方记者曾问戈尔巴乔夫，好象“民主化”“公开性”和西方的价值观是一回事。戈尔巴乔夫说：为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不是全人类的价值观呢？这位西方记者马上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见解，即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全人类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号下，苏共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到1988年8月召开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时， 已经演变成对苏联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全盘否定。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指出：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而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大规模的镇压和破坏法制，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这种体制必须作根本性的变革，并把“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实际上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多党制搬了过来。小杰克·F·马特洛克认为，1981年到1988 年，戈尔巴乔夫已一步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分子了。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正式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
可以这么说，苏共对国情、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改革出现了混乱，改革的混乱引发了对苏共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否定，并转向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从而放弃了马列主义。
苏共对马列主义的背弃，直至自身的最终解体无疑是令人痛惜的。但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也许正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我们应把苏共作为一面镜子，一部教材，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