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吹响了“向西部进军”的历史号角！然而，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国西部就经历了一次战略性的大开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的先行
有一位外国朋友说：1964年是中国年。这不仅因为中国在这一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且因为经过1961年至1963年调整国民经济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好转。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再有一年过渡，将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当时，中国的周边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步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在北方，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在东南沿海，美国侵占着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并支持国民党武装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自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印双方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如此严峻的周边形势，确实必须加强国防。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显得非常脆弱。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严重关切。因此，从备战的角度对中国工业布局进行大调整，按战略纵深进行新的配置，也就成为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迫切任务。
备战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问题的引起是1964年4月25 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认为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集中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容易遭到破坏；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130～132页。）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126页。）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专案小组， 以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 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插话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提出国民经济要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第559～560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5月15 日至6 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他的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的严重威胁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要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第1768～1769页。）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备战问题。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他特别强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薄一波事后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三五计划”方针以国防建设为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构想。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 罗瑞卿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提出了建议：一切新建项目不放在第一线；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军工和机械工业，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能一分为二的，就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在第一线的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不能迁移的，也应一分为二；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133～135页。）
这样，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便开展了起来。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领导人组成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李井泉、刘澜涛分别任主任。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所谓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西部地区）为三线。三线建设的目标，就是在我国纵深地区，即西南、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直到1978年才落下了终结的帷幕。国家“三五”和“四五”计划的投资，大部分用在了三线建设上。其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西部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多达300 多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
三线建设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三线建设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奠定了西部工业的基础。经过多年的集中建设，建成或初步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到七十年代末，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以重工、军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由于一大批三线企业陆续建成投产，使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中国东西部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三线建设也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四川而论，1964年四川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到1980年四川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例上升到66%。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到1976年增加到三线建设前的4.43倍，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注：章玉钧总主编：共和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书系·《三线建设铸丰碑》，第88页。）
第二，三线建设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在三线建设时期，新建了成昆、川黔、襄渝、湘黔、焦枝等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修建了25万公里的公路，整治了长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等主要航道，并新开辟了一批航线。这些都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三线建设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崛起。由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成，使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崛起在昔日的蛮荒之地；由于长虹电子产业的带动，绵阳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镇发展为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中等城市并继续向大城市迈进；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昌以“中国航天城”而闻名天下……毫无疑问，这批新兴工业城市在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将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聚焦点和辐射源。
第四，当年三线建设者们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的业绩，在西部开发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江泽民如是号召：“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注：江泽民1993年4月9日题词，章玉钧总主编：共和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书系·《三线建设铸丰碑》。）作为开发西部的先行者，其探路、奠基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但要指出，三线建设中“散、山、洞”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三线建设的新项目，都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选址，重视了安全，却忽视了长远的经济效益。由于“钻山沟”太深，布点过于分散，信息闭塞，交通不便，造成投入多，产出少；设备好，效益低；规模大，竞争力弱，留下了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加以许多企业产品以军工为主，过分单一，以至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陷入了困境。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3年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方针。从“七五”开始，三线企业进行了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加快了军转民步伐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转轨改制。转轨改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困难重重。而今的西部大开发正是为三线企业的转轨改制，进行结构调整，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应当看到，三线企业实际上是我国现代工业的精华。因此，应充分发挥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把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和利用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模之中。这样，三线建设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必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的借鉴
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先后投入了2050亿元。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大开发并未带来大发展，这是为什么？三线建设确实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线建设虽然成绩巨大，但并不完全成功。它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可资今日借鉴。应当看到，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不同于三线建设，更不能重复三线建设的老路。
首先在开发的目标和内容上，三线建设是为了国防的需要而调整生产力布局，重点是发展军工和重工，以建立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由于对战争危险估计过分，导致部署上要求过急，摊子铺得太大，有些项目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以致于有的企业耗资七八亿元，建成之后却没有开工生产过（注：章玉钧总主编：共和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书系·《三线建设铸丰碑》，第82页。）。教训可谓不小。
而今的西部大开发是为了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东西部经济联动的发展格局，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发的内容则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治理生态环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扩大改革开放，最终建设起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西部大开发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以史为鉴，西部大开发切忌仓促上马，急于求成；切忌不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就盲目地上项目，铺摊子，搞重复建设。西部大开发需要热情，更需要科学。
其次，在开发的体制上，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行为，由国家集中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开发任务。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制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开发的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开发的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可以说，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行为的典型——由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成百上千的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的结局，是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
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主导行为。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体；经济运行是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和企业家是经济舞台的主角，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要让位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而西部大开发不能再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集中开发体制，而是要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型开发体制。开发西部，国家要加大投入，但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投资主体，而是要吸纳广泛的经济主体（西部的和东部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公有的和非公有的）参与投资，参与开发；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再是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而是要通过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给西部地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开发的调节机制上，不再是单一的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而是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引导相结合。东部地区优势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要支援西部开发，但不再是通过政府的调拨和指令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来实现；在开发的动力上，不再是单一的精神动员，而是精神动员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回报，是合作者的互惠互利，效益“双赢”；在开发的格局上，不再是依靠单一的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发展自我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而是主动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充分利用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构建西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借助这一体制促进西部的大发展。
第三，在开发的导向上，三线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以资源为导向。也就是借助于有利的资源优势，并围绕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推进经济的发展。哪里有资源，就在哪里设厂布点。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为什么要建立攀枝花？一开始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部分领导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基础差，提出乐山、西昌等地供中央选择。厂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就钉在攀枝花。”（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毛泽东拍板的原则是“就资源”，体现了“资源导向”的开发战略。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需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是着眼于市场而不是资源，“资源导向”的开发战略要转变为“市场导向”的开发战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优势，再好的资源也不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这叫做：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所以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不能沿袭三线建设时期以资源为导向的开发战略，资源导向要让位于市场导向。也就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从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出发，去寻找和开发相应的资源；力求把潜在的资源优势，通过市场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优势。这就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开发的方向。
第四，在开发的布局上，三线建设遵循“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多数企业建在山区，远离中心城市，并按照分散的原则进行布置。有这么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竟分散在5个县11 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注：章玉钧总主编：共和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书系·《三线建设铸丰碑》，第90页。）由于远离中心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因而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不强，所以这样的开发，难以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不能抛开中心城市，走分散建设的老路。相反，必须依托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心城市是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焦点，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源，也是区域经济运转的轴心，区域市场的依托基地。因而在开发的布局上，必须把开发的重点放在中心城市，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使之成为更加强大的西部经济增长中心。进而依托中心城市作为战略高地辐射周边，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带动周边的小城镇建设，带动周边的社会进步。有的专家认为，西部大开发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建设起一批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中心城市。
三、结论——西部大开发不能走计划的老路
就西部地区的发展而言，三线建设可谓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两者有承先继后的联系。但是两者在开发的背景和动因上，目标和内容上，机制和布局上，都是不同的。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延伸，而是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从旧体制转变到新体制，从旧的开发模式转变到新的开发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既然西部大开发不同于三线建设，因而不能把两者不加区别地等量齐观。有的学者把建国后生产力布局三次向西推进（即经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称之为：“建国后的三次西部大开发”（注：《党史信息报》2000年5月17日，第3版。）。笔者认为，这样的提法值得商榷。所谓“西部大开发”是特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当前正在兴起的西部开发，而不是泛指一般的西部开发。如果把建国以后生产力布局三次向西推进统称为“三次西部大开发”，这不仅淡化了对此次西部大开发意义的认识，而且混淆了不同的开发思路和发展模式。问题的实质在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决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的老路，不能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这正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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