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价值选择及其现代启示
——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意识形态认同路径的有效性视角
王常柱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从所处的时代性出发，孟子在继承孔子“王道”“德政”“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王道仁政”政治理想，作出了拒霸道而推王道、批暴政而倡仁政、轻善政而重教化、行井田而求恒产的价值选择。不仅如此，孟子借助于性善论的哲学基础、生存论的利益基础、目的论的民本立场和德性论的实现路径，构建了论证其思想及价值选择的阐释逻辑。从历史看，王道仁政思想从未真正实行过，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王道仁政思想的价值选择及其阐释逻辑和历史影响启示我们：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建设中，应当强调民生的价值理念、重视理论的知性特点、凸显道德的实践品格、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
〔关键词 〕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现代启示
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战国中期的孟子奠定了王道仁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命题，以至于王道仁政总是具有“孟子专属”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王道仁政思想不断被思想家、政治家反刍思考，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从政治关系的角度认真审视，便会发现，王道仁政思想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价值选择与政治权力的本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是一致的。从这一点看，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的价值选择对于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启示。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系统分析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的基本内容、阐释逻辑和历史影响，进而揭示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三是国法。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法的作用，《左传》中有记载，“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6]这就是说，君主在以社会道德引导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同时，必须辅之以法律惩治，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一、时代性与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价值选择
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1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战国时代，西汉的刘向在《战国策》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乏，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注] 《战国策·序》。 上述描述，刘向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作出的，重视了道德要素，忽略了战争的积极意义。不过，这种评价固然忽视了大规模争霸兼并战争带来的走向统一的积极意义，但却比较客观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时代性。概括而言，这段描述揭示了战国时代的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道德大废，诈伪并起。从儒家的立场看，周公以来的道德礼仪在此崩溃，欺骗伪装盛行，整个社会毫无道德可言。二是上下失序，力功争强。此时，东周王室权威尽失，社会失序，群雄并起，各诸侯之间大兴武力兼并战争，先后形成了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秦国战国七雄。三是捐弃礼让，并大兼小。战国时期，兵燹战祸，接连不断。据统计，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间的255年的时间里，发生230次战争，其中仅在公元前323年至前314年的10年间就爆发28次战争。四是流血满野，民不聊生。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往往都很大，动辄参战军队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广大的人民百姓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痛苦不堪。
面对当时社会，孟子从其人性本善的哲学立场出发，提出了王道仁政思想。那么，何为“王道仁政”？“王道”之说，古已有之，《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王道”概念早已出现的一个证明。在此，“王道”的意思是治国理政的道路。此后，王道演变为先王之道，例如《史记》记载，伊尹劝商汤“致于王道”[注] 《史记·殷本纪》。 ，又说“孔子明王道”[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此时的“王道”是指尧舜禹汤等圣贤君主的治理之道。与“王道”早已存在不同，“仁政”是后起的，是孟子在“王道”概念之上衍生出来的。徐洪兴认为：“原因在于孟子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不仁且乱。孔子主张爱人，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者爱人’。孟子尤其突出了‘仁’，在孟子看来，‘仁’就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仁之端。孟子试图用‘仁’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境，所以他特别强调仁政。”[注] 徐洪兴：《王道仁政——孟子的政治思想》，《人文天下》2015年第9期。 也就是说，孟子所以提出王道仁政思想，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根本目的在于要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解救百姓于水火。
由上可知，王道仁政思想体现了孟子面对那个时代，蕴含着他针对那个时代在社会政治理想层面作出的价值选择。概括而言，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价值选择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再次，孟子以目的论坚持了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阐释逻辑的民本立场。这里的目的论，是说一种思想，只有具有引起认同主体共鸣的理想性，才能最终获得他们的认同，而王道仁政思想恰好就具有这种理想性。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很好地解决了政治思想的理想性问题。他认为，在“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上，必须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 《孟子·尽心下》。 的民本立场。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征战不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变化，而孟子所以在此背景下提出王道仁政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社会现状、救百姓于倒悬。从内涵看，王道不仅是先王之道，不仅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治理天下之道，而且还是以道德治理天下的基本模式，仁政与王道相通，仁政是王道的体现、王道的标志。所有这一切表明，孟子的价值选择具有两个维度：其一指向解决现实百姓的生活疾苦；其二是赢得民心，“保民而王”，实现长治久安。“保民的目的就是得民心，也就是要得到百姓，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注] 徐洪兴：《王道仁政——孟子的政治思想》，《人文天下》2015年第9期。 。如此，王道仁政思想的目的，就是解决黎民百姓的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
其中,代表某截面燃烧的燃料质量, 在这里1 mol氢气(2 g) 可以生成1 mol水(18 g), 由水的质量来求得氢气的质量), α为水的质量分数.
马飚，中国作协会员，攀钢员工，研究生学历。在《诗刊》《星星》《诗探索》《文学自由谈》《诗潮》及各类选本发表诗歌1000余首，2015年获《星星》诗刊全国大奖赛一等奖。
四是行井田而求恒产。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而解决人民百姓的生活，就必须有一定的财产财富作保证。针对这一点，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使之生存生活具有可靠的物质保障，从而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安分守己、从善如流。为此，孟子特别提出“经田界”的问题，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注] 《孟子·滕文公上》。 ，主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注] 《孟子·梁惠王上》。 。在此，孟子试图“借助井田制来实行仁政，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在孟子描述的井田制中，其所追溯的人类社会生存的理想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注] 戴兆国：《〈孟子〉仁政论新释》，《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
二、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的阐释逻辑
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奋斗，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稳步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依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据上述价值选择、阐释逻辑和历史影响，孟子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可以给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孟子以性善论建构了其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阐释逻辑的哲学基础。先秦时期，人性论思想大体上可分为三大派，即性善论、性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性无善无恶论以告子为代表，而孟子则坚信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且这“四端”之心是人的本心，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一个人只要尽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可以认识了解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在此基础上，孟子断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 《孟子·尽心上》。 遵循这一逻辑，孟子论述了“行仁政”的合理性，他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注] 《孟子·公孙丑上》。 ，从而为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符合经验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孟子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行仁政”的重要性：“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注] 《孟子·离娄上》。 这就是说，无论是在上位的还是在下位的，都必须遵循仁治，否则就会国家不保、性命不保。
其次，孟子以生存论奠基了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阐释逻辑的利益基础。利益是一切政治实践的基础，一切政治实践获得这个基础才能得以展开和延续下去。整体来看，儒家哲人孟子怀抱理想而不空谈，他所提出的王道仁政思想不仅符合人性善的逻辑路线，而且还从生存论角度论述了主体认同的利益基础。人作为自然生命体，它的存在与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财富作支撑，总是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任何政治思想如果不能正视和解决利益问题，它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借助于此，孟子认识到统治者要实行统治，就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给老百姓以固定的田产，让他们获得足以活命的物质财富。在孟子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因此得出结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注] 《孟子·梁惠王上》。 。这表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王道仁政思想，不仅强调人性本善，强调道德，而且也强调物质利益，重视制民之产，重视人们的实际生存状况的改善。所以，王道仁政思想使得自己具有了赢得认同主体的利益基础。
一是拒霸道而推王道。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霸道盛行。对此，孟子深表担忧，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重新规定，最终将王道与霸道转化为德治与力治，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 《孟子·公孙丑上》。 。在此，王道的基本意义就是以仁德的政治统一天下。本着这一立场，孟子本人构建了自己的王道思想。
最后，孟子以德性论筑牢了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阐释逻辑的实现路径。人作为理性动物，具有反思自身生存的理性能力，因而具有异于其他动物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在孟子那里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注] 《孟子·离娄下》 ，而“几希”者，就是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 《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看来，“不忍人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能，不仅为普通老百姓所拥有，而且在作为统治者的君主那里也是存在的，而且正因为这一点，“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注] 《孟子·告子上》。 。孟子指出，治国理政应当具备以下五点：其一，效法先王。如果不效法先王，那么结果只能是“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其二，力行仁政。王道仁政的关键在于“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三，任用贤人。选用贤人，让仁人在位，让有道德的人治理国家。其四，教化人心。在他看来，“上无礼，下无学，贼民性”，因此，与军事、经济相比较，礼仪教化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其五，弘扬仁义道德。孟子重视“义”，“尤其强调国家‘大义’，以正义原则规范国家关系”[注] 毕天云：《中国传统‘王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创新》2017年第1期。 ，而且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战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二是批暴政而倡仁政。对于社会治理，儒家主流一贯批判苛政暴政与霸道，而提倡“仁政”。何谓“仁政”？仁政与王道相互贯通，而且“‘仁政’就是‘王道’的体现，就是‘王道’的标志”[注] 郭齐勇：《论孟子的政治哲学——以王道仁政学说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仁政”更强调如何对待黎民百姓，因此“仁政”是保民、养民、安民、教民之政，是对孔子的“庶、富、教”与“安民治政”基本原则的扩充与具体化。在孟子那里，仁政更是表现为解决民生问题，因此在保民、养民、安民、教民与安顿百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为民制产思想。孟子指出黎民百姓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会循规蹈矩、接受教化而不去胡作非为。从这一方面看，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解决黎民百姓的生存问题；二是通过实行仁政而使黎民百姓的生活富足而实现社会稳定。
上述的价值选择与阐释逻辑，勾勒出了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基本轮廓和本质内容。然而，要认识这一思想并揭示出其对于现实社会建设的启示，还需要对这一思想作出合理的历史评价。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无论是对当时社会还是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的历史评价
上述阐释逻辑，无疑为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增添更多光彩，也为其传播、被理解和认同提供一条通畅的认识道路，即借助于人性善的理论启发，通过自己的经验而逐渐走向对王道仁政的认可和赞同。
毋庸讳言，孟子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虽然备受关注，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实行。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曾指出：“当世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时代，“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注]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这是孟子主张复古倒退，或者孟子王道仁政思想太理想化，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类评价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中肯。事实上，在孟子时代，还是有许多人对王道仁政思想投以欣赏的目光，齐宣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齐宣王在听过王道仁政之道之后，尽管觉得自己难以做到，但还是甚为感动，说：“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注] 《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孟子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所以不能畅行于战国后期以及之后的社会历史，固然有其过于理想性、不合时宜的原因，但根本之处在于这一思想及其价值选择对于当时以及之后的统治者是一项难以达到的要求，比如，让贪得无厌、横行霸道的君主诸侯做到关注民生、与民同乐、追求道德，他们又能如何做到呢？
左小龙暗自想，这环境真是太容易防身了。如果从屋子里出来的是他的仇人，在仇人操家伙前，他可以有扳手防身，如果敌人的家伙比自己的家伙长，那水炉砸过去敌人肯定够呛，屋里的人被制服以后，如果外面涌来他的帮手，左小龙则可以用打火机点燃化油器边的汽油，用扳手砸开窗，跳出去以后顺着柴油桶一蹬，然后柴油桶就倒地，自己则可以翻出围墙，顺利脱身。
事实上，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是一个整体，是孟子关于社会理想以及实施策略和手段的整体构想。从价值选择看，这一构想包括三个方面，即作为政治理想的“王道”、作为实现策略的仁政与作为具体手段的“制民之产”。其一，从政治理想层面看，孟子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极力推崇王道仁政。在孟子这里，王道概念已不是“治国理政之道”或者“先王之道”，而是一种强调人心、重视民生的德性治理方式。这样一种治理思想，与那种强调实力的强权政治的“霸道”主张相对立，已经将原来的“王道”和“霸道”转化为德治和力治，把原有的“王霸之辩”也转化成为道德和实力的比拼。其二，从作为实施策略，孟子从“王道”中推演出来“仁政”，并极力强调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没落中的贵族政权残暴异常、横征暴敛，广大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孟子此时此刻提出仁政学说，其目的在于补救时弊、芟除暴政，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其基本诉求就是告诉统治者必须实行仁政，让老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其三，从具体手段看，孟子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孟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清醒观察，他“从地主的土地兼并，农民的无地无产、流亡不定，看到了土地问题并主张制民之产实行井田制”[注] 周韬：《试论孟子的“仁政”思想及现代价值》，《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在孟子那里，“制民之产”的“宗旨是均田产，为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创造条件”[注] 程梅花：《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而“取于民有制”的“宗旨是‘轻税敛’，使利归于民”，二者是“民众道德自觉和伦理自愿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导民于善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注] 程梅花：《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
由上可知，“孟子对王道精神实质的阐释，确实具有显见的理想性。因为建立在‘不忍人之心’基础上的‘不忍人之政’，因为源于自人的、无条件地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善性良心，因此施政过程中的所有政治举措，也就围绕着仁政德治而展开”[注] 任剑涛：《天道、王道与王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然而，对于孟子王道仁政思想未被实行这一事实，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探讨。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尽管都没有真正地践行王道仁政思想及其价值选择，但大都从这一思想中汲取了诸多有益成分。其次，我们应注意到思想家的责任问题。孟子是一个思想家，他所擅长的是从自己的性善论立场出发，观察和认识社会，找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基于自己的立场提出政治理想，给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手段。从这个层面看，孟子尽到了一个思想家的责任和义务，他所提出的王道仁政政治理想和价值选择具有最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其所以如此，就是告诉人们：“以力称霸者尽管可以强国但也容易亡国，尚利和尚力一样为有道者所不齿；只有以德服人的王道才是人间正道，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注] 魏义霞：《王道与仁政：孟子政治哲学及其审思》，《东岳论丛》2012年第9期。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政治家对于政治思想理论的审视与选取问题。孟子作为思想家，从其性善论出发，结合社会的现实问题，构建了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并将这一理想在理论上推演到极致，已经尽到了自己本分，而至于如何扬弃、践行这一理论，那就是政治家或者执政者的事情了。
三是轻善政而重教化。善政是孟子对法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概括。他认为，法家将国家管理得有条有理，主张论功行赏，论罪行罚，政治效率很高，即是善政。然而，由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注] 《论语·为政》。 的心理行为逻辑，仅仅依靠善政是不足以真正治理好国家的。因此，治国理政不仅需要善政，还需要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强调羞耻心的作用，需要道德教化。所以，与法家强调善政不同，孟子更强调善教，倾向于德治，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注] 《孟子·尽心上》。 。儒家在不完全否定法治的基础上，强调道德的基础作用，强调教化，重视道德情感与感受，彰显人之尊严。
四、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价值选择的现代启示
对于上述价值选择，孟子建构了足以自圆其说的阐释逻辑，而且正是因为有能够自圆其说的阐释逻辑，这种思想才能够为社会各个阶层所理解和认同。也就是说，这种阐释逻辑，在引领人们理解和认同王道仁政思想方面具有充足的有效性。那么，这种阐释逻辑是怎样的呢？
2008年普京转任俄总理，但其政党政治改革战略得以延续，继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在普京诸项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的基调上进一步推进了政党的现代化建设。2012年俄罗斯迈入新普京时代后，同年4月《政党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政治体制改革在稳健步调下继续实行，2014年经俄国家杜马的最终审议，新《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通过并于2016年得以落地实施，以此来增强议员的地区代表性，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因而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其一，强调民生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良好的体制支撑。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之所以获得人民百姓的广泛认同，其所具有的拒霸道而推王道、批暴政而倡仁政、轻善政而重教化、经田界而求恒产等价值选择，都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切，而实现这些利益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此，我们必须清楚，制度安排不仅有利于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而且有利于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的有效认同。党和政府知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注]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也能认识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立足于群众的日常生活，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人文关怀，把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的东西作为最基本的‘好’”[注] 赵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维度》，《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但这种认知需要在制度层面作出必要的合理安排。否则，如果制度安排上出现厚此薄彼现象，有损于社会公平正义，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必定有损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良好的体制支撑，是当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其二，重视理论的知性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在传统社会中，王道仁政思想是经过诸子百家的论辩、历代王朝的博弈等宣传方式才逐渐深入民心的。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大力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党的方针政策、理想信念才能传播开来，才能更好地赢得群众。从本质上看，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体现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因此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内容的正确与正当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因为人民群众认同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知晓为前提的。所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要的是让人民群众了解、接受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主张和价值选择。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张和价值选择只有为人民群众所知晓，才能“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目标追求，这对于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 钟君：《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六大认同》，《红旗文稿》2015年第15期。 ，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为我国意识形态赢得更广泛的主体认同。
其三，向往美好的价值追求，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形式创新，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王道仁政思想发源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理想，且经过历史的选择而得到广泛的认可与践行。因此，这一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谐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纷争，一个诸侯国只有在发展理念上领先、变法图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而王道仁政思想所以能够拥有自身的深远影响，其根本之处就在于通过竞争博弈、优胜劣汰的价值选择路径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从这一点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面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问题，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也要具有世界视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种重要任务。首先，今天的世界仍不太平，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中国面临着许多国际问题。其次，中国贡献着全球经济新增量的三分之一[注] 《中国贡献全球经济1/3新增量 外媒聚焦“中国引擎”》，http：//www.gov.cn/xinwen/2017-03/07/content_5174744.htm#1。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无可替代，如何提振全球经济，中国方案备受关注。再次，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不仅要为世界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还要与世界发展相协调。如此，中国社会就应当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形式创新，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讲好中国发展故事，让世界认同中国、支持中国并与中国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努力。
[8] W.J.T 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P50.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本质上是以人民福祉为目的的，而这一事实也决定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同。从这一层面看，我们完全可以从孟子理想化的王道仁政思想那里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安全。
面对这样的任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高扬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党和政府也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时过境迁，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比如，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就须认真面对传媒成为生活方式的现实，就须重视现代文化传媒化倾向，因为“现代文化传媒化不仅拓展了意识形态传播途径，也改变了意识形态存在形式”[注] 赵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维度》，《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既然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应当作出改变。在这一方面，王道仁政思想价值的阐释逻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改革需要祛除不当干预。过去，司法人员办案常要层层审批、逐级把关，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也给行政干预司法留下了灰色空间。对内，还权于办案人员，排除一切不当干扰。对外，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给权力干预画上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9)01-0144-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KS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常柱，男，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责任编辑 ：吕本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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