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选择问题
严 娟 龚晓斌
【摘 要】 概述典籍的含义及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国内外学者关于译者之争的焦点问题为出发点，将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分类。从目标读者的重要性、目标读者的分类、期待视野与视野融合三个角度探讨典籍译者与目标读者的内在联系，提出根据不同目标读者的审美水平和接受程度选择合适的译者的观点。
【关键词】 典籍翻译；译者；目标读者；视野融合
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关注点放在我国典籍上。典籍是什么？《辞海》对“典籍”的定义是：“国家重要文献。典籍有两个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夏征农1999）当前的典籍通常是指前者，即古代重要的文献及书籍。
典籍还存在着上下限，上限无限制，下限至晚清和民国初年（王宏印2015）。就英译而言，典籍英译是将中国古典作品翻译成英语的一种跨文化、跨语内、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王宏、刘性峰2015）。当然，典籍英译的表述适用于所有的典籍翻译。典籍翻译的过程是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结合。语内翻译是将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汉语，语际翻译则是将转换后的现代汉语翻译成现代外语。
替米沙坦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59%，其中显效者18例，占有率（48.65%），有效者17例，占有率（45.94%），雷米普利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1.89%，其中显效者16例，占有率（43.24%），有效者18例，占有率（48.65%），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典籍翻译是新时代的一个必然趋势。如何将典籍翻译成其他语言，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开辟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的路径，成为我国典籍翻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目前，典籍翻译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即为什么要翻译典籍、选择什么样的典籍进行翻译、谁是典籍翻译的最佳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及方法。这四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以上每一个问题都需慎重的考虑，因为它们关乎典籍译文的质量，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外在形象。世界范围内的人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的译本了解中国的特色文化。
翻译是人类沟通的桥梁，是打开人的心灵的钥匙。译本的质量决定着读者是否有如读原作之感。不同典籍的译者决定着不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典籍谁来译这一问题展开，从目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为点出发，探究各类学者观点的合理性。
一、典籍翻译的译者之争
第二类观点，即部分学者支持中国的本土译者来翻译中国典籍。这些学者有潘文国、马世奎、胡志挥等。潘文国（2004）坚称只要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经过勤学苦练，提升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就能做好典籍翻译这一项重要工作。马士奎（2011）也提出，文学外译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有相当多的文学翻译是由本土译者完成的。有些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翻译机构以鼓励本土译者。
第一类观点，即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由汉学家来翻译中国典籍。这些学者有葛瑞汉、胡安江、谢天振、鲍晓英、张秀峰等。汉学家葛瑞汉（Graham，1965）曾说过：“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例外情况很少见。”胡安江（2010）阐明了汉学家进行翻译的优势，即他们作为研究者与批评家，在海外学术研究领域起着传播中国文学的影响及社会效应。鲍晓英（2014）也提出了“自己人效应”，即本土译者或出版机构译介的作品更易受到信赖和接受。
（一）范例法。教师在教学前需要为学生准备写作所需案例，随后慎重讲解范文内容，帮助学生明白应当如何进行写作。随后教会学生自行写作的流程和方法，用趣味化、典型化的文章引导学生。教师可以在多媒体中播放和写作文章相似的图片或视频片段，引起学生良性感知，突出教学重心。该方法能够有效奠定学生基础素质与基础能力，教师要在此基础上重视创新思想的运用，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注重学生平时资料、案例、经验的积累过程，随后由教师布置课后任务。学生自行从网络中找寻案例。在课堂中展开知识点讨论，帮助学生积累语言案例和资源案例。
近年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并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国内外学者就理想译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典籍译者的争论日益热烈，那么究竟谁才是翻译典籍的最合适的译者呢？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三类。
翻译不仅仅是简单地从原作到译作的过程，更是涉及原作者、原作读者、原作环境、译者、译者背景、译作、读者环境、读者反应等诸多因素的过程。
二、典籍译者与目标读者
典籍译者的选择与目标读者是密切相关的。目标读者在典籍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卢长怀（2014）认为翻译有三个取向，即准确性、可读性、创造性。典籍翻译也是如此。典籍译本只有具有一定的语言准确度，才能够引起读者兴趣，使其翻译活动具有创造性。
（一）目标读者的重要性
第三类观点，即部分学者坚持中外合作翻译才是翻译中国典籍的最佳方式。这些学者有纽马克（Newmark）、霍跃红、黄友义、王宏印、罗选民、王宏、袁锦祥等。纽马克（1991）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翻译都应该由另一位以译入语为习惯使用语言的译者来审阅……在翻译的初期阶段，最好还要由一位以源语为习惯使用语言的译者来检查原文是否得到正确的理解。”霍跃红（2005）提出了润色翻译的概念：“即典籍英译的主体应该是汉语译者，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所译完的作品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润色加工。”黄友义（2010）声称中国译者与外国翻译者或编辑合作，不仅是一个较好的工作流程，还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罗选民、杨文地（2012）认为：“中国译者与外国专家合作翻译中国典籍。可以让中国专家翻译初稿，外国专家润色，共同定稿。这样可以保证译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王宏印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王宏印曾说：“如果国人翻译之后由外国人作审校或润色，或是采取合作翻译的办法，那就可以弥补典籍翻译在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的缺陷，在两个方面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王宏印、李绍青2015）王宏、刘性峰（2015）认为，“在英语表达方面，中西合作亦是比较理想的翻译方法，比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作就堪称珠联璧合。”他还提出“借脑共译”的翻译方法，即“由中国译者和国外汉学家各取所长，合作翻译”。以上学者推崇一种“中国译者为主，国外译者为辅”的合作翻译模式，既可以弥补国内译者在语言表达方面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国外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不透彻。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既体现了国内译者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也彰显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由于实验人员的运动速度会逐渐加快,当运动速度大于3 m/s后,每组之间安排休息时间,在休息时间内停止跑步机,使实验者在跑步机上站立休息。每种速度下持续运动120 s,截取第2 min内的惯性数据作为该速度对应的有效惯性数据存储。因为跑步机的加速需要一个过程,应当记录的是实验者运动速度稳定后的数据。每位实验者的实验时长大概40 min。从每位实验者数据中获取的有效数据时长660 s左右。经过以上过程,12位实验者共获取的有效数据时长为11 071 s,约184.52 min。
《桥隧施工与养护》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引领教学活动，使学生具备铁道工程专业高技能人才所必需的桥隧构造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桥隧施工、桥隧养护维修的基本技能和职业素养。
袁枚在《续新齐谐》中记录了两个清代官员的斗富。这两个官员是康熙年间的官吏，一个是河道总督赵世显，另一个是里河同知张灏。一次张灏请赵世显到家中饮酒，在酒宴的四周，“树林上，张灯六千盏，高高下下，银河错落”。这次宴请，动用兵役达300人，专门点燃灯烛，剪除烛煤。半个月后，赵世显回请，宴席四周，加灯一万盏之多。奢华尽头是落魄。最后，赵世显因克扣治河工粮、侵蚀钱粮，下刑部狱，家财充公。
同时，读者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同一读者会存在着不同的心理状态的审美要求（杨自俭1999）。进一步说明了读者的审美变化具有历时性。不仅如此，不同的读者在同一空间看待同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共时性。但纵观当前翻译形势，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某些作品写作时预期的对象就是国内读者，没有译为外文的价值。因为中国典籍翻译的目标读者并非国内读者，而是国外的读者。这一说法点明了读者和目标读者的差异，读者既包括国内读者又包括国外读者，但主要的读者是国外读者。典籍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目标读者了解本国的文化。要想提高目标读者的阅读积极性，需“对症下药”。
（二）目标读者的分类
目标读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因而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也不一样。典籍翻译需要“入乡随俗”。目前，有必要对目标读者进行分类，明确目标读者的阅读取向，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实现原作者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
目标读者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儿童型读者；（2）普通成人型读者；（3）专业型学者。
普通成人型读者因有特定的文化基础，他们是以一种娱乐的态度看待他国典籍，阅读典籍是为了了解他国的文化和历史，领略异国的文学魅力和文字风采。译者在翻译典籍时，应避免一些复杂的术语，而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少一些注、疏、解，把翻译的重点放在内容的通俗性上，让读者读起来没有压力。因此，典籍的简译本或删减本更适合普通成人型读者。
儿童型读者在阅读书籍时，首先关注的是书籍的封面能否第一时间吸引到他们，其次关注的是书籍的排版是否简洁明晰，再次关注的是书籍的写作风格是否生动有趣。那么，译者在翻译典籍时要注重典籍译本的封面设计，了解儿童年龄层的阅读偏好，正文多出现图片，文字的风格简洁易懂。也就是说，典籍的精简版或者节译本更适合儿童型读者。
影响翻译活动的进行和结果的，除了译者主体的主体性外，还有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作用……读者的主体性又代表了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段峰2008）。翻译是一种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主体的活动，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读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读者最直接的感受，因此，读者的感受是评价一篇译作好坏的标准。
专业型学者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阅读他国典籍时更多的是为了研究典籍译本本身。适当保留原作的术语，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字魅力。译者在翻译典籍时，在表述句子表层结构的同时，还应借助注、疏、解将典籍原作所表达的深层结构表述出来，力求做到读者读译作时的感受与读者读原作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此，典籍的全译本更适合专业型学者。
截止阀内部的流场数值研究分析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我们所建立的截止阀模型为研究对象，选取截止阀在常温，低压(PN16)，公称压力DN为50的条件下进行截止阀内部流场的数值分析。首先要对手动直通式截止阀进行结构上设计，利用Solidworks进行三维建模，然后将其中的流道模型导入ANSYS软件进行我们所需要的分析计算。运用其中的Fluent、CFD模块来模拟通过阀道的介质在阀道中所产生的漩涡、水锤等介质状况进行准确的分析，为介质对阀道的冲击预测和防范及流道的结构优化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三）期待视野与视野融合
读者在阅读译作前就存在一种“先结构”，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前对作品意义的潜在期待。阅读期间，期待视野能唤醒读者对已读过的作品的回忆，把他们带进一定的感情状态，并随着作品的开端引起对中间和结尾的各种期待（姚斯、霍拉勃1987）。同一个文学作品，在不同的人及不同的角度看来，也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的期待视野会发生变化。译者在翻译时适当运用开放性思维，根据对原著理解的不同不断更新和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新的视野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译者在译前深入研究原作的主题、语言风格，有助于预测和推断当时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程度。在读者阅读时，译作的新视界会与读者的传统视界发生碰撞，进而打破其旧视界，促进其更新和发展；另外，读者通过长期阅读，新、旧审美会进行交融与改变，进而提高其审美水平，促使其文化层次逐步提升（董务刚2008）。也就是说，译作的新视野与读者的传统视野的冲突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种新、旧视野的交融会使读者的审美水平得到提升。
文学离不开读者。读者的接受情况富有创造性。翻译不应只是原作者或原作品的独白，而是接受者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召唤结构”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野融合”（孙淑芬2007）。作品的价值与读者的审美密切相关。一个作品如果没有读者阅读，那么它的阅读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在翻译前，译者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根据不同的读者群制订不同的翻译策略。根据读者的审美，可以将普通读者内化为潜在读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经历两次“视野融合”，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次“视野融合”，即译者自身的“期待视野”与原作进行交流；第二次“视野融合”，即译者预设虚拟现时译文读者，预测读者与译文的对话与交流。译作的最终意义是作品意义与接受者意义的总和（李庆明、于莎莎2014）。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译者在阅读原作时，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理解原文意思，揣摩作者心思。再将自己的理解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间将读者的文化背景、接受能力等考虑在内，争取达到原作读者读原作的效果近乎目标读者读译作的效果。这也正是两次“视野融合”的过程。
结语
典籍翻译，任重而道远。要想所翻译的典籍被目标读者广泛接受，是需要花很大工夫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合理地对目标读者进行分类，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翻译，能有效地使译作符合目标读者的口味，符合他们对译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他们在阅读典籍译作时更能融入其中，品尝知识的甘甜。目标读者的传统视野与译作的新视野产生的冲突会促进视野的融合，也会使目标读者的审美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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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214122，江苏 无锡，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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