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输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发生资本短缺问题。因此，中国应当尽量争取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尚谈不上资本输出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资本输出并不一定是富国的专利。
世界各国资本流动的历史表明：最穷的国家几乎没有资本流出，流入的外国资本也很少。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流入的资本逐渐增加。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流入资本继续增加的同时出现了资本流出。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入和流出将同时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中。统计数据表明，随着国民收入持续上升，流出资本的量逐渐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突然迅速上升。在2600—5600美元之间流出的资本量超过流入的资本量，出现净流出现象（注：参见邓宁（John Dunning）主编的《国际资本移动》，1982。）。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虽然目前内地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停留在600美元上下，但是， 在东南沿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因此，在中国必然同时存在资本输入和输出。在目前阶段出现资本外流现象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迟早要面对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回答下列问题：中国的资本输出具有什么特点？应当如何为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作好准备？
资本的国际流动规律
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原来的产业纵向分工扩展到产业内的纵向分工
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商品输出、贷款和海外直接投（注：Anwar Shaikh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指出资本循环基本上有三种途径：1.利息，2.贸易，3.生产投资。参见该词典363页，“Capital as a Social Relation”，1996年。）。 在经济发展史上也体现为三个不同阶段。二次大战之后，资本输出进入第三阶段：大量海外投资。事实证明，单纯的商品贸易不可能充分利用参与贸易各方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例如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当贸易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遭遇当地政府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大规模信贷又会遇到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过重，甚至无力归还欠款的问题。于是，为了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或者为了绕开市场障碍，跨国投资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从表面上来看，由于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文化、风俗、法律、语言上差异很大，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缺乏了解，直接投资也许会增加风险，提高成本。可是，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跨国投资是当今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早期的跨国公司按照产业分工在经济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某些生产环节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原来的产业纵向分工扩展到产业内的纵向分工。资本增值的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公司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各国经济增长率。跨国公司的平均利润率远远超出单纯在某个国家境内经营的企业。跨国公司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60000家，拥有30 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1999年世界出口总额为7万亿美元，而跨国公司海外附属机构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注：参见David Hale,Future，1999年11月22日。 ）。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许多跨国公司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
近年来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呈直线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8年世界投资报告》，1970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400亿美元， 1980年上升为1700亿，1989年2320亿，1996年3490亿，1998年4300亿。仅仅在1996年一年之内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就高达1290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当中最大的一块被用于跨国兼并。1997年跨国购并的资金总额为3420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85%。这部分外资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注：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
对跨国投资理论的挑战
市场内部化成为跨国公司最具有竞争力的理由之一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有许多论述。 邓宁（John Dunning）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三种优势：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种优势的企业才有可能跨国经营（注：参见邓宁（John Dunning），1988。）。
1.所有权特定优势，也可以称为特殊资产垄断优势。譬如，有的跨国公司拥有高科技优势；在某些非常强调经济规模效益的行业中（例如汽车）有的跨国公司具有经济规模优势；有的跨国公司具有特殊的组织管理能力（例如麦当劳）；有的跨国公司具有在金融和货币上的优势或者具有对原材料的垄断等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使这些跨国公司能够克服跨国投资的障碍，在竞争中战胜当地企业。
2.内部化优势。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出口、技术转让、租赁设备和出售特许经营权等方式来发挥所有权优势和产地优势，从而避免在当地直接生产，但是，却不能避免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跨国公司可以在企业内部实行生产中间过程的供给和交换，用企业自己内部程序来配置资源，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或者在跨国公司内部利用技术转让来实现利润。所以，市场内部化成为跨国公司最具有竞争力的理由之一。
巴克莱（P.Buckley）和卡逊（M.Casson ）等人发展了市场内部化学说。他们认为进行外国投资并不一定需要垄断优势，关键在于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结构或内部市场。例如，技术转让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不能形成足够的竞争市场，因此，经常出现外部市场不完全的问题。通过跨国公司可以将不确定的市场内部化，技术买卖的双方通过行政手段整合在一个组织中，不再涉及到向外部转让技术的问题， 从而避免了市场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海纳特（F.Hennart）提出了交易成本学说。他认为在进行某些生产活动时，企业可能比市场更有效率。之所以跨国公司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就在于在企业内部分配资源往往比市场竞争更加有效率。
3.区位特定优势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区位优势指的是：
——由于所在国设定了某些贸易障碍（例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得原来可以正常进行的出口贸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为了避开这些贸易障碍，直接到市场所在国设厂就成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美国对日本汽车实行“自愿出口限额”之后，为了回避这一限制，日本汽车公司纷纷到美国和加拿大设厂。
——所在国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进入所在国才能开拓市场，取得市场份额。
——相对劳动成本。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具有不同的价格结构和质量，基础设施、通讯和交通状况也不一样。当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之后，产品的生产成本就成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关键因素。跨国公司必须与当地资源和宏观经济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站住脚。
邓宁归纳出两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是：（1 ）在国外生产的成本比国内要低；（2 ）跨国公司自己生产的成本要比本地企业低。确实，目前世界上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些理论。目前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是那些资金密集度高，规模经济比较显著的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食品、化工、石油、机械、冶金、汽车、电子仪器、电器、计算机等。这些产品的营销具有生产批量化、规模化的特点，需要特殊资产投资：有形资产（机器设备，销售网点）和无形资产（专业销售人才，售后服务），具有相对的垄断优势。在世界400家跨国大企业中，汽车、电子产业占有很大比重。服装、皮革、 木材、家具和印刷行业只有27家，占6.7 %（注：参见梁能：《跨国经营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页。）。
外国直接投资经典理论是根据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可是，这些理论却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况。
进入中国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多数来自于欧美。来自于香港、台湾的企业大多投资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他们把原来在港台生产的产品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后，利用原有的销售渠道，扩大出口，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经过20多年实践，欧美企业中有不少赚钱的，但是其利润率显然比不上港台企业。这正是港台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量远远超过欧美企业的原因。
港商和台商所投资的许多企业生产玩具、雨伞、鞋帽、五金工具等。他们既不是高科技产业，也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是香港和台湾在70年代发家的支柱行业。由于香港和台湾的劳工成本迅速上升，使得他们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日渐衰退。港台企业在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既没有所有权特定优势，也没有明显的经济规模效益。这些企业很少有什么高科技，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管理能力。港台企业的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内部化优势。在邓宁总结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优势当中，只有区位特定优势中相对劳动成本一条还能够解释港台企业的成功。其他两条：贸易障碍和市场规模都不适用。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些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得非常快？为什么欧美企业对华投资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港商和台商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如鱼得水，但是到北美和欧洲就难以施展？
港台企业成功的启示
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取得市场
1.跨国投资的竞争力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开拓市场的可能性。人们通常认为，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必然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点的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其实，这种看法相当片面。
欧美来华投资企业既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有些企业比较成功地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例如， WalMart,Sears,Radio Shock等企业采用来料加工方式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内生产玩具、电器配件、电话设备等。这些产品包含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来华投资恰恰降低了这部分成本。他们依托在北美强大的营销网，降低营销成本，取得市场相对竞争优势甚至局部的垄断地位，经济效益相当好。显然，这些企业的投资方向符合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
除了邓宁谈到的供给方面的原因之外，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需求方的因素也许更为重要。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取得市场。投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欧美企业能否盈利取决于产品市场。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取得了较大份额，例如摩托罗拉在电讯行业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国内市场，因而利润可观。近年来，中国的电讯用户上升得非常快，而电讯业在国内市场上只有中国电讯等几家国有企业，缺乏竞争，给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反之，由于家用电器行业开放得比较早，国内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像长虹和康佳电视、格兰仕微波炉、海尔冰箱等企业。他们的竞争能力逐渐超过了那些跨国公司，基本上把外国产品挤出了中国市场。
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优势并不是生产技术上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难关，而是凭靠着市场营销管理技术优势。例如，港台企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的经营方式更具有竞争力，生产成本低于国内企业。他们的销售网络、市场信息和品牌是国内企业所无法比较的。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利用了市场营销管理技术优势，很好地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赢得广阔市场，获得成功。
如果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和当地的比较优势不一致，无论这个企业具有什么样的垄断优势都很难得到施展。有些欧美企业虽然拥有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含量，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却未必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1）在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力比重较小。 这些厂商来华投资就很难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结合。
（2）有些高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较难以得到相关产业的配合。 因此，这些跨国公司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其母公司。
（3 ）欧美大公司并不希望这些来华投资的企业瓜分母公司的市场。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扩展国际市场时很难得到母公司的支持。
（4）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市场规模十分有限。 为了让民族工业有生存空间，各国政府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几乎世界各国都对外商占有国内市场的份额存在各种限制。自然，中国也不能例外。如果来华投资的企业既不能扩展国际市场又不能占有较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很难避免陷入困境。
资本输出的最佳目标就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
2.市场发展程度。港、台经济发展程度不如北美和欧洲，如果港商、台商到北美和欧洲投资，小巫见大巫，成功的概率比较低。非洲和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与港台经济有较大差距。当地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的消费能力，劳动力尚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训练和组织过程才能具备一定的劳动生产效率。因此，尽管当地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但是其经济发展程度与港台经济相差太远，如果到那里去投资恐怕事倍功半，成功概率也不高。
资本输出的最佳目标就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港台经济在10—20年前的市场热点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天大陆的状况极为相似。港台企业最拿手的产品恰好能够适应大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港商、台商到大陆投资事半功倍。
3.适应当地市场的能力。港商和台商能够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最能够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传统的市场经济思维逻辑必然会在中国遭遇到麻烦。港台商人除了在文化背景、语言交流等方面享有先天优势之外，他们最能够适应中国大陆当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过程。在经济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并存，必然会因法制不健全而造成许多寻租机会。贪污腐败几乎是过渡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一切都在改革变化，压根不能指望有什么完整健全的规章制度。西方的市场法规是在200多年中形成的， 尚且还要不断修改完善。怎么可能要求中国在短期内拥有一套完善的法规呢？有些欧美商人不断抱怨中国的法规不健全，变化不停，实际上恰恰暴露出他们对经济转型规律的无知。他们忘记了这样一条常识：外国企业改造当地市场环境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在影响和改造当地市场之前，首先要适应这个不规范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港商和台商就强得多了。他们非常适应大陆的市场环境，知道如何对付贪官污吏，知道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知道如何对付不规则的竞争。这也许是港台企业能够在大陆成功的一个诀窍。另一方面，国内商界许多人认为，虽然和欧美企业打交道比较困难，但是一旦成交，他们的信誉要比港台商人好得多。欧美企业正规的交易作风必然会对中国市场规则的形成产生长期的正面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本实际流动方向
资本输出并不一定需要发生实际资金的流动
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究竟有多少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真正来自于投资国？
通常人们认为，在国际市场上资本必然从富国向穷国流动。实际上，有的时候资本的流向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一致，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较富的地区流向较穷的地区；有的时候，外国直接投资和实际资金的流向并不一致。
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往往投资于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他们的资金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确实来自于国外。跨国公司从本国或者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也直接从所在国的金融机构中筹集部分资金。跨国公司的投资中除了资金之外，设备、技术、专利也都计算在总投资额之内。对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这一部分初期投资额可能相当大。
可是，大量的案例证明，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方向往往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相反，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较穷的地区流向较富的地区。
如上所述，港商和台商在大陆投资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较低，初期投资额也比较小，可是，一般说来，港商和台商在华投资要比其他外商成功得多。港商和台商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外商，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许多投资额上亿的企业。他们的投资真的是从香港或台湾来的吗？如果是从香港或台湾来的，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总数中有73%来自于香港。香港对大陆的投资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其他三家的总和。香港的资本积累过程明显地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大部分港商和台商到大陆来投资的原始资金并不多。例如，他们在珠江三角洲或者福建的乡镇企业投资几万美元，生产玩具、鞋帽、钮扣、旅行包箱等产品。其中有一部分出口，还有相当大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他们不可能将所有人民币利润都转换为国际硬通货，汇出海外。这部分资金往往被用来再投资。此外，出口商品赚到钱之后，他们也会再投资一部分来扩大生产。几年下来，小厂变成大厂，从生产玩具变成了生产电子设备等，投资额累计几百万美元。从统计数据上看，外资企业确实在不断投入资金，这些投资在统计数据中必然被当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毫无疑问，港商的大部分资本都是来自于在大陆经营的利润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海外的资本。真正从香港进入大陆的原始资本是有限的。实际上资金流是从大陆流向港台。像畅销大江南北的“康师傅”方便面，从台湾到大陆投资初期有多少原始资本？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从海外流入的资金？有多少是外企利润的再投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资本输出并不一定需要发生实际资金的流动。外国直接投资也并不一定需要从资本充裕国家流向资本稀缺国家。引进外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工业产权、专利、许可证等技术转移和市场营销组织等手段使得跨国投资并不一定要以资本流动为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引进市场销售渠道和新的管理方式。或者说，引进外资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引进新的观念的过程。
综上所述，欧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实际资金流动方向基本一致，来自于港台的资本输出和实际资金流向基本相反。从中国的案例来看，资本输出和实际资金流向相反的比流向一致的经济效益更好。这也许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对外投资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概率并不高
1.对外投资的规模。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合法的资本输出规模尚且很小。到1998年底中国总共有境外投资企业5666家，中方投资额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国对外投资在澳大利亚最多，为12.4亿美元；加拿大7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在俄国和东欧发展得比较快（注：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6日。）。
2.为什么官方的资本输出并不成功？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概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有些投资的目标是解决国内企业生产原料短缺问题。这些海外投资确实为国内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原料来源，功不可没。但是，在海外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内的国有企业一样，管理不善，特别是由于缺乏处理劳资纠纷的经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例如，首都钢铁公司投资3.12亿美元到秘鲁开采铁矿。结果陷于劳资纠纷，亏损严重。
（1）有些国有企业到海外投机，结果以己之短较人之长， 难免亏损。例如有的国有企业到美国佛罗里达和新泽西购买地产，指望从房地产投资中捞一把，结果赔得一塌糊涂。
（2）有的国有企业以为背靠着国家这棵大树，非大生意不做， 要和世界五百强平起平坐。在选择企业海外经营目标时好大喜功，不切合实际。结果，眼高手低，头重脚轻，一事无成。
（3）缺乏企业家人才，人员素质太差。 把选派出国人员当作是一种照顾或福利。这些人按照上级指示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外期间尽量节省驻外津贴，熬到时间就打道回府。
（4）有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官气十足，不懂得国际竞争规则， 把国有企业官僚主义的弊病都带到海外。
（5）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说到底， 仍然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代理关系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积极努力？如果有了发财机会，为什么他们要继续效忠于企业而不为自己工作？事实上，有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在初期比较成功，随后由于利益分配不合理而矛盾重重，最后，许多比较优秀的国有企业代理人都跳槽“流失”了。
（6）还有一些所谓的官方海外投资实际上是化公为私的骗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
3.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范例。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虽然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还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例如东欧最大的华资跨国公司竭力推进中国国内企业和罗马尼亚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家华资跨国公司产权清晰，有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推行名牌策略，严格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照章纳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企业资产总值上亿，为罗马尼亚创造了成千上万工作机会。
在罗马尼亚排名第二的跨国公司是韩国大宇，和当地企业合资生产达契亚牌汽车。他们为了推销，不惜重金，在布加勒斯特街头大作广告。可是，面对西欧汽车列强的竞争，达契亚汽车除了在罗马尼亚销售之外，很少出口。由于市场有限，达不到汽车生产的经济规模，自然，韩国大宇难免连连亏损。与其相反，来自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自己。但是，由于营销策略符合发挥中国和罗马尼亚两方面的比较优势，生意越做越大。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闯荡东欧的中国人大多是肩挑手提跑单帮的小贩。虽然这些人促进了中国商品外销，但是由于素质较差，难免有假冒伪劣，逃税漏税，甚至违法乱纪的劣迹，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多年来，他们之中亦很少有成功发展的案例。可是，中国在罗马尼亚的跨国公司使得人们耳目一新，为中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为什么中国跨国公司对罗马尼亚的直接投资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在总结管理经验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了这样几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比罗马尼亚快几年，双方在生产结构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罗马尼亚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因此，中国企业到罗马尼亚投资比较容易结合双方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双方具有相当广阔的合作前景。就像当年港台商人到大陆来投资一样，很容易就建立了双方互利的合作基础。这家来自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罗马尼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成为罗马尼亚的纳税大户和出口大户。罗马尼亚政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贡献，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并没有实际资金流出国门的前提下，中罗双方互利，达到双赢局面。
这也就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完全可以效仿当年港商和台商的经验，有计划、大规模地向那些和中国发展水平比较相近的地区增加资本输出，发展经济合作。
中国资本输出的发展策略
如果甲国比乙国的发展程度早半拍，那么乙国可能是甲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选择
1.价值链上比较优势分工。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在价值链上比较优势的分工。外国直接投资并不单纯是一个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了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企业是否应当向国外发展取决于行业性质、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
企业的价值活动可以分为基本增值活动和辅助性增值活动。基本增值活动又分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上游环节包括材料供应、产品开发和生产运行。其中心是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产品技术或生产规模。下游环节包括成品分运、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其中心是顾客和销售渠道。如果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则应当采用全球策略，如果优势来自于下游环节则应当采取地区性的产品策略。关键是要保持在战略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而并不需要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保持比较优势。战略环节要紧紧控制在企业内部，很多非战略性活动则可以以合同的方式承包出去，尽量利用市场合作以降低成本。
在香港和大陆的分工中，香港主要是在价值链的后半部分发挥了商品营销的功能。其优势来自于香港的信息、销售渠道、营销和组织能力。中国大陆则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经过改革开放20年之后，中国不仅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商品营销上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如果在高科技产品中有一个环节，例如产品装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那么中国企业就会在这个环节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化的运输和信息使得产品分工更加仔细，可以在一个产品的许多个生产环节上进行分工。中国的资本输出既可以在上游环节开展，也可以在下游环节突破。
2.“快半拍”准则。之所以港台企业来大陆投资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欧美企业，其主要原因是港台企业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和大陆所拥有的比较优势非常容易结合。
一般说来，港台经济发展程度比大陆早10—20年。或者说，港台的经济发展程度比大陆刚刚快半拍。港台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消费形态和大陆相差并不太远。港台企业生产的产品更能够适应大陆民众的消费习惯，所以港台企业比较容易利用大陆的比较优势。
欧美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消费形态和市场规则与大陆相差较远。他们的企业很难适应中国的经济环境。双方的合作具有较大难度。欧美企业来华投资的成功率远远低于港台和新加坡企业。
从战略行为论来看，跨国投资就是一个寻找战略同盟军的过程。港台企业很容易在大陆找到同盟军。而欧美企业来华就比较难于找到合适的伙伴。同样的道理，如果港台企业到非洲或者某些拉美国家投资，由于双方在发展程度上相差较远，投资的效益也就比较差。
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各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为参数，将世界各国排个队，那么，最容易合作的国家也许就是在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或者说，如果甲国比乙国的发展程度早半拍，那么乙国可能是甲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选择。如果两个国家的排列次序相差较远，那么，外国直接投资的效果就要差一点。这也许可以称为跨国投资的“快半拍”准则。
放眼全球，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
3.中国资本输出的地区选择。按照“快半拍”准则，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也许东欧和中亚各国比较符合这一条件。
东欧各国的工业基础不比中国差，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比中国差。但是，有些东欧国家国内市场化的程度不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东欧各国出口能力很差，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能力。从这些方面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东欧各国快了半步。中国和东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
外资直接投资最终都要解决一个国家之间的协调问题。各个国家的目标肯定不完全一致。例如，对通货膨胀的宏观管理、保护就业、对未来的预测、政府目标和国家长期目标等等。在利益和成本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上也会出现许多矛盾。这些分歧必然会导致各个国家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因此，资本输出就一定要追求双方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目标。要设法使这个共同目标尽可能存在于更长的时期。
中国产品价廉物美，比西欧产品更适合于东欧市场。中国企业的运行规律和东欧各国企业更为相近。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更容易得到其他相关产业的支持。在国际合作中，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开放初期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关于传统商品的市场信息。需要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建立民营企业，发展体制外经济成分。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所面临的是产品市场和国内就业问题。东欧各国在目前要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外汇储备、出口额和税收，关键在于解决资金短缺和扩展市场渠道。中国有可能带动东欧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走向世界。跨国经营的过程是跨国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同时也是帮助所在国开发比较优势，从而达到双方互利的过程。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双方就存在着长期合作的前景。
4.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各国都有各自的“夕阳工业”和新兴产业。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国。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平均工资水平上升，这些工业逐渐成为夕阳工业，随后被转移到日本。日本在60年代的经济起飞就得益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当日本失去了比较优势之后，亚洲四小龙迅速取而代之，成为“雨伞王国”、“鞋帽王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逐渐转移到了中国大陆。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改革开放20年以后，沿海地区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上升，不少传统的支柱产业，例如轻纺产业、玩具、包箱等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为了持续发展就必须迅速实现产业升级，集中财力、物力和人才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事实上，沿海地区一些生产自行车、纺织品的企业已经开始把他们过剩的生产能力向内地转移。通常认为，中国尚存在着非常广阔的内地市场，所以当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上升之后，这些产业会逐步向内地转移，而这个转移过程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放眼全球，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沿海的夕阳产业不仅可以向内地转移，也可以向那些发展程度尚不如中国的地区转移。上海、广东的夕阳工业向甘肃、新疆转移固然可以降低成本，帮助开发西部地区，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规模。因此，夕阳工业的扩散转移过程应当是全方位的：在国内由东向西扩散的同时走出国门，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向一切能够开发市场的地区发展。
5.中国资本输出的主体。中国现有的许多对外经济合作机构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规模比较大，也具有一些经验。但是，如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由于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他们不仅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暴露出许多弊病。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很难指望这些企业担负起资本输出的重任。
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国内竞争中迅速成长起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了国有部门。但是，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缺乏对外交往的人才和经验。因此，应当在今后有计划地扶植民营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各种对外政策上解除对民营企业的约束，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鼓励更多的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中国未来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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