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看我国财税政策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我论文,财税论文,分配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敏锐地洞察到分配制度和政策的缺陷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束缚，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建立了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其基本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分配要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允许有收入上的差别。
按劳分配的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并由列宁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具体要求可以概括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片面理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实践上缺乏领导组织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长期以来坚持了一条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彻底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他曾多次指出：“要坚决打破‘大锅饭’的政策，搞平均主义不行。”〔1〕他认为，“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这必然极大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针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形成基础在于过高估计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要害，他说：“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的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3〕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 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4〕针对有人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模糊认识，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5〕并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标志。
按劳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的否定。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应有之意就包含着差别分配的合理性。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6〕的主张。当然， 收入的差别是合理的差别。就是说，收入的差别要与投入的劳动、资金等差别大体相当，要使多数人赞成和接受，要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认差别的存在就等于否认按劳分配原则，但差别过大也会影响广大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困难。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7〕同时，要解决好分配差别问题， 还应对收入过低的地区和劳动群众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是要在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8〕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的理想。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9〕当然，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分配，不是不分先后的同步富裕。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力薄弱的环境中，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由部分到整体逐步推进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10〕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而物质财富的增长只能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始终贯穿着生产力标准的主线。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对待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立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解放生产力，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使生产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态，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不仅要彻底转变思想观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且必须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3〕“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14〕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由按劳分配（合理差别）、共同富裕和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其中，共同富裕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按劳分配和发展生产力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按劳分配阐述了在分配领域内通过合理的差别分配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性，发展生产力则更加深刻地阐述了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对分配的制约和影响关系。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和严密的理论体系。
二
财政和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国家的财税分配政策和制度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而且还十分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制约着作为分配对象的国民收入的增长规模。以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为指导，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我国的财税政策，必须注意把握好两个基本关系：
首先是经济发展与财税需要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与财税需要之间，既有矛盾，又存在着一致性。说有矛盾，是因为：（1）经济发展有赖于投资的有效积累与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产经营者都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的法人，他们的投资积累能力不仅受到自身经济效益高低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家税收对其收益的分配比例。如果税率过高，企业留下的税后利润就有可能与投资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从而压抑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削弱其投资来源的基础。（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职能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要由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使社会管理权力，转向主要集中精力履行一般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因此，国家通过税收组织的收入也将从既满足行政事业单位及国防、社会福利开支又对生产领域直接提供投资支持的双重需要方向上，最大限度地退出社会生产领域。这种转变意味着税收的征收结果是把企业创造的利润由生产领域转入非生产领域。因此，从社会总体而言，资本性投入会有所减少。说它们存在着一致性，是因为：（1）社会再生产活动由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所组成，财政税收作为分配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游离于国民经济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分配环节顺利而有序地进行，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都会受阻。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的反映，能够引起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的根本因素在于国民收入超分配，它表现为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引发的赤字和贷款大于资金来源引发的信贷差额。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盲目过热，过度发展，使各种矛盾暂时潜伏下来，一旦失去足够的经济和社会公众心理上的支撑，政府就不得不被迫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以控制社会需求的增长，其后果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运行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要素面临着严重的损失浪费。（2）财税收入的运用方向和结构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规模与结构。在市场经济下，尽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不再直接向一般性生产领域注入资金，但这并不等于说从此以后，财政的投资性支出也就完全不存在了。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固然要依靠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某些缺陷或失灵的问题。例如，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资金投向与宏观经济平衡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背的情况。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看，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别，客观上要求资金更多地流向西部地区。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际情况却是更多的资金流向东部地区，因为投资在东部地区远比西部地区有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与此相类似的是产业结构问题，为了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最大效益，要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都能维持平衡发展，但是由于企业只顾追求短期效益，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作怪，近年来我国企业资金和地方资金主要集中投向短平快的加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形成严重的缺位，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生产能力闲置浪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下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或失灵靠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得到解决，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通过政府投资或政策引导，对市场机制的缺陷给予弥补。（3）财政收支和国家税收都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们具有鲜明的法律性和灵活性特征，并且集经济与行政干预于一身。针对国民经济总供求关系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要求，适时采取增税和减少支出或减税增加支出相配合的政策，或者单独采取改变税种、税率、税基以及拨款、补贴等政策，可以直接而及时地传导宏观经济决策要求，修正经济运行的全局或局部的走向，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经济发展与财税需要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在制定国家财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牢固树立固本开源的意识，把财税收入增长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必须反对将经济发展与财税需要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履行职能的现实要求，一味缩减财政收支规模，降低财税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必要的财力支持。
其次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财税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分配与促进经济效率两个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公平分配与经济效率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个千百年来困扰着人类社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异常突出。市场经济是讲求效率的经济。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市场经济中各个生产经营的主体都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一切潜能，通过加强经营管理，使自己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任何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的生产经营者，都将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作为劳动者的个人，为了获得比他人更高的消费能力，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寻求最佳的工作机会，增加个人可以支配的货币收入。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企业和个人的主客观条件存在着差别，竞争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分配上的差异。从按劳分配角度看，必要的分配差异是合理的，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过大的分配差异不仅对社会稳定而且对经济效率的提高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理公平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极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把握分配差异的程度，使之既能保证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不危及社会稳定。对此，我赞成这样的主张：即在初次分配上，以企业和个人平等竞争为前提，按劳动的量和质分配，承认差别的合理性；在再分配时，则应以社会平等原则为前提，充分运用国家财政税收手段强化收入分配再调节，使之达到有差别而不过分悬殊的目标。
三
根据如上分析，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为依据，制定适合于新经济体制需要的财税政策，我认为应着力把握如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整个财税政策的基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1、搞活国有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如何，理应成为判断社会生产力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不少企业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行业发展的龙头和骨干。但是，1/3 的国有企业亏损，1/3的国有企业只有微利也是事实。有资料表明， 现在国有企业占用整个社会资金和投资的70%，而在新增财富总量中国有企业只提供了不到30%的份额。这种投入产出的巨大反差，反映出的问题就是生产要素配置不当，生产力损失浪费太大。因此，搞活国有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关于影响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从理论界到实际部门看法很不一致。我认为，根本问题只有一点，即国有企业缺乏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在国有关系下，企业至今仍然未能摆脱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照顾，盈利的企业可以增加职工福利，亏损的企业却不能相应地减少职工福利，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破产法规也已经出台，却很少有破产的企业。因此，我主张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而不能仅在资金、技改、组织形式等问题上作文章。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风险，其它各项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从根本上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总的要求和原则就是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的方向，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使企业走上政企分开，产权分明，管理规范的道路，财政部门作为国家的理财者，与国有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从财税政策上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给予支持。首先，需要在清产核资的前提下，帮助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化改造。要根据国家终极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制定税后分利的政策，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企业依法享有支配处置财产的权利。通过产权制度及其相关分配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3 万亿国有资产按照市场经济法则流动起来，从而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其次，要为企业自主经营创造平等竞争的客观环境。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已经实现了税率的统一，但涉外企业仍然是在单独实行优惠政策的独立税种。两套税种并行存在的结果，对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竞争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对于国有企业，由于其税后利润国家有权分享，而其它所有制企业的税后利润完全归企业支配，因此，即使在所得税率及优惠政策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资金积累能力也仍然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再次，要强化适应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财税政策。目前要从速研究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措施，规范我国极不统一的社会保障保险制度。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重要一环，也是以社会集中的专项财力保证企业“转机建制”顺利进行的需要。
2、增加农业投入，稳定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这一论断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验教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尤其是1994年以来剧烈的通货膨胀，使我们倍感农业生产稳定与否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农产品供给的短缺，由多种原因所致。其中由于农业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农业增长过慢，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原因。经过1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增长的方式和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1985年开始，经营制度变革和农产品价格调整等非常规方式对农业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资金投入的增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则不断加强。国务院研究室和农业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计算表明，1986—1990年资本要素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贡献率已处于首要地位。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为35.8%、30.4%和30.7%。但是，近年来全社会农业投资却呈不断递减的趋势。以基建投资为例，“六五”时期农业基建投资171.81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的5%， “七五”时期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245.5亿元和3.3%，其比重之低为历史之最。因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增加农业资金的投入已刻不容缓。国家各级财政要确保预算内财政支农资金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农业所需资金的用途不得随意变更。同时，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投资机制，形成多渠道投入体系。
3、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依托。但是，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发展方针，应该成为我们推进生产力更快提高的重要指导思想。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15〕事实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果，不仅使生产要素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得到了高效率的利用，使国民财富获得新的增长点，而且还促进了国有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与其它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10多年来，国家在财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所得税率普遍低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35%，涉外企业33%，国有大中型企业55%）、外资企业实行较宽松的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的优惠。这些政策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发展条件，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站稳了脚跟，增长了实力。有资料表明，在某些地区，仅乡镇企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就占到当地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财政收入的1/3 或一半左右，1994年财税体制推出的改革方案，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优惠措施。这种改革就总体而言有利于刺激非公有制经济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能力，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但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存在着不合理的待遇问题。如1994年改革之前征收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1994年改革后国有企业已经取消，而非国有经济却仍然保留。据统计，1993年仅乡村两级企业上交“两金”达28亿元，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两金”将增至80亿元，为保护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议尽早取消它们的“两金”负担，此外，财税部门应配合其它有关部门，清理整顿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税收以外承受的乱收费、乱推派、乱集资负担，以增强其税后积累和发展能力。
4、坚定不移地保证科技、教育等重点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科技进步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国家预算支出的安排上，科教事业费成为重点倾斜对象。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家财政一直比较困难，收支缺口很大。仅在1994年，国家决算中的中央财政赤字就达到660多亿元。但即使如此，并未出现忽视科教投入的情况。 1994年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经常性预算支出完成预算的107.5%， 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完成预算的112.5%。1995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预算决议案，由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共计1437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其中，教育事业费安排867.64亿元，科学事业费安排99.67亿元，均比上年增长13%，高于财政收入9.9%的增长幅度，加上预算内其他科目中用于教育、科技的开支，1995年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为1034.94亿元，用于科技的投入为277.44亿元， 今后的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保证科技、教育等重点投入稳定增长，同时，还要注意协调利用社会资金，扩展资金投入渠道。要配合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和纠正挪用、浪费科技、教育资金的行为。
二是强化和完善财政税收的宏观调控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对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有序竞争以及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充分发挥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建立起高效率的宏观调控系统，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以寻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最佳结合点。从分配的角度来考察财税宏观调控政策，其意义在于：借助于税负变化和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及方式的调整，立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促进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关系的协调，进而通过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更快增长，实现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在更高层次上的共同富裕。
强化和完善财政税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
1、抑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量超过生产流通过程货币需求量的结果，其实质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问题。由于低收入的消费弹性很小，而通货膨胀发生时，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往往是普通消费资料，因此，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无疑，通货膨胀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收入增长机制的不完善，通货膨胀的这种效应就显得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必将名存实亡，而且还应看到的是，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不公平分配完全是一种脱离政府控制的盲目行为，以致于使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分配关系上普遍陷于十分混乱的境地。由此可见，要保证公平分配原则的实现，就必须坚决地治理通货膨胀。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复杂，但财政赤字始终是一个基本原因。支出大于收入形成的赤字，无论是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的方式，还是向社会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弥补，都会全部或部分地造成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进而，货币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量的结果就不可避免。所以，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抑制财政赤字。
2、强化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税收政策体现在税收制度之中。经过1984年和1994年两次大的税制改革，国家税收制度日臻完善。新的税收制度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够切实加强现行税收的征收管理，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执行税收政策。在税收领域里，征收管理是一个薄弱环节，据近年来有关部门的调查估算，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偷税面约占50—60%，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偷税面达90%以上，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数字则不到应征数字的20%。每年全国税收流失近千亿元之巨。偷税漏税现象如此严重，对国家税收分配政策造成了很大冲击，扭曲了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合理的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也必然会产生消极作用，就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言，如果让一部分企业偷税漏税行为存在下去，实际上等于使依法纳税的企业处于一种竞争的劣势地位，无法与偷税漏税的企业在投资能力上抗衡，其结果将打击守法经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就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言，如果使高收入者脱逃税款，个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就会引起低收入者的不满情绪，从而影响他们的劳动效率。要强化税收征管，首先需要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纳税意识；其次要改进征管方法，优化征管技术手段；再次要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过硬的征管队伍。
3、改革和调整财政转移支出政策。 财政转移支出既包括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拨款补助，也包括财政对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拨款补助与救济，充分运用好转移支出政策，是实现社会宏观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相结合的重要手段。目前的重点是：（1）适应分税制改革的要求， 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合理的转移支付的制度和政策，对于促进一个统一的国家区域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收入差距，促进财政资金和经济资源的合理流动，保证全国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经济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变得日益尖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不可能顺利。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管理任务抓紧抓好。（2）进一步改革财政补贴政策，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应予取消。对于居民个人的消费品物价补贴，则应实现两步改革。即第一步仍然保留物价补贴制度，但应把面向一切消费者的普惠式补贴改变为面向低收入者的选择式补贴。第二步应该考虑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个人收入增长机制的完善，最终取消物价补贴制度。财政补贴制度和政策的改革有利于体现社会公平原则。（3）配合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统筹规划运用必须由国家财政提供的救济、福利资金规模和结构，这是市场经济下保证低收入者或贫困者基本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公平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注释：
〔1〕～〔9〕、〔11〕～〔15〕均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
〔10〕《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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