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明清论文,集市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市是华北地区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集市的研究自然是研究华北区域市场的独特视角。国内外学者对华北地区集市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注：国外学者对华北地区集市有较深入研究的有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中村哲夫、石原润等，国内学者许檀研究了山东的集市，王兴亚则研究了河南的集市。），但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对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国年间集市的研究相对不足，进行数量分析更不多见。本文拟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作数量分析，以从整体上把握这四五个世纪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状况，并了解各地集市发展的差异。
一、集市数量的历史分析
我们首先估算明清至民国各个时期集市的数量，进行估算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各州县不同时期的县志对集市数量的记载，由于历史上各地修志相对集中于同一时期，大致来说，集中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清康熙、乾隆、光绪年间以及民国年间，这对于进行集市的数量分析来说有很大帮助。当然在某些重大历史变动时期如明末清初集市变动状况便无法通过数量分析准确反映出来，不过，一些县志中所提供的文字描述弥补了这个不足，使我们能看清这一时期集市发展的态势。依据原始数据，我们作出各省明清至民国时期集市统计表（见表一、二、三）。河南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资料，暂缺河南集市的统计，但河南当与河北差不多，因而参考河北的数据可大致确定河南的数据；山西缺明代的资料，且山西有较多的县志没有集市的记载，所能搜集到的相对不足，但大致还是能反映山西从明代到民国年间的集市发展状况。
表一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集市统计表
类 别 户 数所耕田地数 百分比(%)
农户 (亩)户 数所耕田地数
自 耕 农 11 180 136 644 52.37
37.90
佃 农
9 580 148 016 44.87
41.06
半自耕农兼佃农
590
7 584
2.76
21.04
合 计 21 350 360 500
100 100
资料来源：山西各州县地方志，1796—1861年间以相邻时期各县资料补入。
依据统计及有关资料，我们可大致看出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明朝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集市不断创设，至明代中叶各地集市已形成一定规模，据统计，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河北（ 关内）平均每州县有集市9.4个，总计达1222个，山东则平均为16.8个，总计达1747个（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山西在明中叶时集数当与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差不多，总计应在600至700之间，河南以河北的数字计算，因此明中叶华北地区的集市总数达到4500至5000个，这表明华北地区在明中叶已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遍布城乡的集市网络。
表二 明清至民国时期河北集市统计表
年代1550-1734 1736-1795
1796-1861
已搜集
县数795620
到资料 集市数 730
678
256
的县的 平均每县9.6 12.1 12.8
情况 集市数
省辖县数 130
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248
1573 1664
年代1862-1911 1912-1937
已搜集
县数
76 53
到资料 集市数1088
1081
的县的 平均每县 14.3
20.4
情况 集市数
省辖县数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8612652
资料来源：Gilbert Rozman: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Settlements in Ch' i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4－136.其数据来自各地方志，统计时分为五个时期， 故本文也按这五个时期统计。
表三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集市统计表
年代1550-1734 1736-1795
1796-1861
已搜集
县数795620
到资料 集市数 730
678
256
的县的 平均每县9.6 12.1 12.8
情况 集市数
省辖县数 130
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248
1573 1664
年代1862-1911 1912-1937
已搜集
县数
76 53
到资料 集市数1088
1081
的县的 平均每县 14.3
20.4
情况 集市数
省辖县数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8612652
资料来源：Gillbert Rozman：前引书，PP136—138。
明末清初，集市的发展遭受重创，处于一个低潮时期。战乱长达数十年，自然灾害也连绵不断，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史载当时北方各省“乱久民稀”，土地荒芜，如地处中州的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注：《皇清奏议》卷4，季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 山东也是“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注：《清世祖实录》卷13；）。社会经济残破，集市也因此数量大减，即使存留下来也显得十分萧条。我们无法从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集市减少的数量，但从某些县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如山东濮州，明后期有集市30余处，经明末清初变乱，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集市“市椽无存，故址付之蔓草”，或“仅存一二颓椽败瓦”，有幸保存下来的几个集市也是“无南北聚货，市肆不过豆米麦及牲畜，较之昔已径庭也”（注：康熙《濮县志》卷1，《跋郡治考后》）。河南淇县明代“旧有集场九处”， 清初“仅存北关一处，其余俱废”（注：顺治《淇县志》卷1， 《集市》）；河南淅川县，顺治年间“村落丘墟，所存于市者，仅一二焉”（注：康熙《淅川县志》卷1，《建置志·镇集》）； 商城县明末有集市28处，清初仅存7处，其余21处悉残于兵火（注：嘉庆《商城县志》卷3，《建置志·集店》）；山西吉州在明代有集5处， 而康熙十二年州志载只州市一处，其他四镇过去“俱有集场，今废”（注：康熙《吉州志》卷上；）。集市长期处于萧条、荒废状态，直到康熙中叶由于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集市才得以逐渐恢复，并在康熙雍正年间集市已差不多恢复到明后期的水平。据统计，河北（关内）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平均每州县集市为9.4个，清初顺治至雍正年间则为10.1个， 这表明已恢复到明后期水平，而清中叶乾隆至道光年间则为14个，集市数量有了增长；山东明代平均每州县集市为16.8个，清初为17.6，清中叶为21.4，显示的情况与河北相似（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自康熙雍正年间得到恢复后，华北地区集市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平稳发展时期，这一直持续到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表四中的第二、三、四阶段大致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况，各地每一个阶段集市数量都较前一阶段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对来说都不很大。而自清末到民国前期（即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除山西外华北地区多数地方进入一个集市数量较之前代有大幅度增加的时期。有些地区集市的增加非常显著，如河北清苑县清末只有集市31个，民国年间则达到62个，增加了一倍；昌黎县清末有集12个，民国年间则达到30个；青县清末有9 个，民国年间为22个；山东德州清末为29个，民国为46个；泰安清末为53个，民国年间为107个；商河清末为33个，民国年间为72个； 高密清末为24个，民国年间为66个（注：Gilbert Rozman：前引书，PP134—138页；）。慈鸿飞根据河北省16个县的资料计算得20世纪30年代河北集市数要比19世纪下半叶增长78.6%（注：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这一估计有些偏高，但20世纪初到30年代集市增幅之高是自明清以来到19世纪末所没有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表四中河北、山东的统计数据正证明了这一点。这与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社会快速发展是相吻合的。黄宗智认为华北地区“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中经历的商品化程度，至少相当于过去三个世纪”（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页。）。 在对外贸易及国内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推动下，华北地区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突出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尤其是棉花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同时，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其中以棉纺织业最为突出。由于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的极大发展，既使市场商品量大量增加，也使得原有市场远不能满足需要，从而导致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表四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各地平均每州县集市统计表
年代1550-17341736-17951796-1861
项目 数量
增幅% 数量增幅%数量增幅%
河北 9.6 -12.1 26.04 12.8 5.79
山东 14.1-19.4 38.71 22.5 16.02
山西 5.93-6.93 14.4 7.35 6.06
年代1862-1911 1912-1935
项目
数量 增幅% 数量增幅%
河北
14.3 11.72 20.4
42.66
山东
29.3 30.34 39.4
35.67
山西
7.97
8.44 8.00.38
资料来源：前述各表。
到此，我们对华北地区明清至民国时期集市的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后，估算一下不同时期华北各地的集市数量以及华北地区集市总数（如表五），作为这部分的结束。从表中可以看到，华北地区在清中叶集市总数在6000左右，清末则达到七八千，而民国前期达10000左右，到这时， 华北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络。
表五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集市数量统计表
年代 1550-1734
1736-1795
1796-1861
1862-1911 1912-1937
山西 599700 743 805 840
河北1248
1573166418612652
山东1466
2076240831254130
总计 4400-4900 5700-6200 6300-6800 7500- 8000 10000-100500
资料来源：前述各表，其中以河北的数量作参考计算河南的集市数量。
二、集市的地区差异
华北地区从地形上看大致可分为平原和高原两大类型地区，山西省属于黄土高原，而华北平原则包括了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两大地形区不仅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存在着差异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差距，从而使得两大地形区在集市上有着一定的差异。
根据前述统计显示，在集市总数上，无论哪个时期山西都要远远少于其它各省，尤其是山西与山东两省相比相差更为悬殊（见表五），从各个时期看山东的集市总数是山西的三到四倍，但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内，山西、河北、山东三省土地总面积相差不大（实际上山西要略大些，山西为15.6万平方公里，河北为14.0万平方公里，山东为14.7万平方公里）（注：据《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与此相关，山西平均每州县的集市数也远低于河北、山东等省。另一方面，各省在四个世纪中集市数量的增长速度也参差不齐，山西集市数量增长缓慢，民国时期较明中叶只增长了40%，而山东增长了近两倍，河北也增加了一倍多，尤其是在清末到民国前期，山东、河北集市数量都有大幅度增加，而山西则增加甚微，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使得在集市的绝对数量上差距更加扩大。
与集市的总数差异相关，各省的集市密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见表六），这里着重分析清末至民国年间的集市密度。从各省来看，山西的集市空间分布密度远较河北、山东稀疏，清代中叶，河北、山东等省的平原地区每集覆盖面积多在30至80平方公里左右，每集平均半径多在3 至5公里之间，而丘陵及山区每集覆盖面积多在80至150平方公里左右，每集平均半径多在5至7公里之间。清末至民国年间，集市数量大幅度增加，每集覆盖面积及交易半径进一步缩小，每集平均半径在平原地区多在3至4公里之间，而山区多在4到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在平原地区人们赶集只须步行几里，而山区也只须走10里左右，往返于集市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而在山西由于集市数量少，每集覆盖面积及平均半径要大些，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平均每集覆盖面积在山地、丘陵等山区约520 平方公里，每集平均半径约为13公里， 在盆地平川地区每集覆盖面积在130平方公里左右，每集平均半径约在6公里左右。因此， 在山西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赶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山西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比华北平原各省稀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地集期的特色，山西以隔日集为主，其次为每旬二集、三集，集期的密集弥补了空间分布的不足；山东、河北等省以每旬二集为主，集期间隔长，但空间分布密集弥补了集期的不足，并且空间的密集使人们在赶哪个集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从而更方便于交易（注：参见笔者另文：《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待刊。）
表六 华北各地集市密度统计表
年代 1550-1734
1736-1795
1796-1861
1862-1911 1912-1937
山西 599700 743 805 840
河北1248
1573166418612652
山东1466
2076240831254130
总计 4400-4900 5700-6200 6300-6800 7500- 8000 10000-100500
资源来源：各地面积据《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集市资料山东、河北部分据Gilbert Rozman前引书，山西部分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
那么山西与河北、山东等省相比，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这既有各个时期都共同存在的原因，也有在某个时期独特的原因。首先在于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总是以一定的人口为基础的。根据施坚雅的研究，一个标准的市场社区的平均人口为7000多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mal of Asian Studies,1964—5:I,32—3.）， 吉尔伯特·罗滋曼则测算了明中叶至民国时期河北、平原地区人数更多，而且随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 每集的人口数呈减少的趋势（注：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5—107.），也就是说，人口密度越小平均每集吸附的人口更多，因而人口密度越小平均每集的覆盖面积更大，集市的空间分布更显稀疏。从明清到民国各个时期来看，山西的人口密度要远远低于河北、山东等省，尤其是清末到民国年间，河北、山东的人口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而山西民国时期的人口反比清中叶要少，因而当清末至民国前期，人口因素成为山东、河北集市数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在山西则成为集市数量增长微弱的一个制约因素。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集市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华北地区都属旱作农业区，但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明显的，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地形复杂，包括山地、高原、丘陵在内的山区面积很大，占到全省面积的72%以上，而土地肥沃，耕作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的盆地—平川地区约占全省的28%，光、热、水等气候条件南北悬殊大，因而南部地区宜于一年两作，而北部地区仅能一年一作。相比之下，地处华北平原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平原所占面积要略大于山地、丘陵，光、热条件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尽管水资源条件较差，但远较山西省优越。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各省在耕地面积以及农作物产量上有较大的差异（见表七、八），山西的耕地面积分别只及其他各省一半左右，各种主要农作物产量上都较其他各省低，甚至有些相当悬殊，产量越低，用于自给部分所占比例越大，用于交换部分所占比例越小。农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手工业的差异，手工业中除制铁业外，其他如市场影响较大的重要手工业棉纺织业则不甚发达，因而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的发展没能够向市场提供足够的商品量，从而制约着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而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不仅各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较高，而且经济作物所占比重较大，因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要高于山西省，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于这几个省是全国重要的产棉区，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为集市的密集提供了基本的经济条件。
上述因素的影响存在于各个时期，近代尤其是清末至民国年间有着一个对集市产生更为重大影响的因素，即对外贸易及国内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前面第一部分已经论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近代化的因素对各地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山东地处沿海，在华北地区最早受对外贸易的影响，烟台、青岛相继开埠后，山东的商品流通结构发生了变化，其重心由西部运河沿岸而转向东部沿海地带，商品流通量也大量增加（注：庄维民：《论近代山东沿海城市与内地商业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山东集市数量也正是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见表四）大量增加的，两者正相吻合，在集市开始大量增加的时间上要早于其他各省。河北既有局部地区濒临沿海，也有广大腹地处于内陆，对外贸易的发展稍晚于山东，清末民初，铁路的相继开通对河北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加上民国初年以后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河北的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集市的数量因此大幅度地增加（见表四）。地处内陆的山西尽管也受对外贸易及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但由于自身条件的制约，其影响程度远不及其他各省，从而当华北平原各省集市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大量增加，经济的近代化没能成为推动山西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促使集市大量增加的重要因素，集市数量只有微弱增加。
表七 华北各省耕地面积统计表
年 代 18731913 1932
山 西 55,055 60,560
60,560
河 北105,543 105,543 103,432
山 东111,780 117,369 110,662
河 南 98,244 114,945 112,981
资料来源：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8-9页。
表八 华北各省主要农作物产量统计表 单位：千市担
地 区 山 西 河 北 山 东 河 南
品 种 年代
小 麦 191415,117 12,522
77,870 4,170
193216,685 42,102
79,652 88,142
谷 子 1914 --
-
-
193216,754 32,100
36,723 23,026
棉 花 191457
3,3731,243282
1932
562
2,4171,869 1,553
花 生 191419
3,4862,474255
1932 - - --
烟 草 1914
140172* 251*38*
1932
515 6451,571 1,019
资料来源：许道夫，前引书，第13—21，160—163，203—204，214—215页。 * 可能有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华北各地集市发展的差异，但从总的来看各地都是有发展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正因为集市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尤其是清末民国年间的极大发展，使得它在华北区域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集市不仅仅是一个余缺调剂的场所，甚至是一个地区内集散市场乃至区域市场的依托，这正表现出华北集市以及区域市场的特色，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市镇的大发展，集市贸易反而显得无足轻重。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传统交易方式活跃城乡市场，推动华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