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高深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4-0002-07
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这是众所周知、且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权威的专家也支持这种观点，如克拉克(B.R.Clark)说高等教育机构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2] 布鲁贝克(J.S.Brubacher)也强调“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高等教育“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3] 但是，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学科，似乎对高深知识并不关心。比如《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4] 一书汇集了从1949～1999这50年中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及论文目录，其中研究的问题从原理到课程与教学，从管理到经济与财政，从改革与发展到德育，以及国际比较等等，但几乎没有涉及高深知识问题。在通常的高等教育教科书中更是见不到关于知识或高深知识的专门论述和章节。其原因何在？高深知识问题为什么不能进入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
一、高等教育学为什么不关注高深知识？
如果我们承认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是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那么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学就没有理由忽视高深知识。但是综观现有的高等教育著作，很少涉及高深知识，没有把高深知识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更遑论进行专门的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无论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在高等教育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高等学校本身，还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在实践中都会面临大量的问题，并急于寻求答案和对策。于是乎，高等教育研究应运而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就当然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的规模问题、经费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高等学校内部的组织与管理问题、课程改革问题以及高等教育与经济和发展的协调问题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种应用性的研究不断跟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为决策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也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所在。
职是之故，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满足于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不希图建立独立的学科系统，更无须讨论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或学科基础问题。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短短的20余年中间发展迅速，蔚为壮观，甚至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但高等教育学在概念体系和学科框架中却没有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常识性观念做出反应。
说高深知识问题不被纳入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其实还是有高等教育研究者讨论过有关高深知识的问题。比如克拉克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一书的第一章中，就专门论述了知识问题，认为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所在。[5] 但这里只是对知识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以及知识大致特征进行了讨论，没有对高深知识本身进行研究。中国也有学者专门对高深知识提出过讨论，如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也专门讨论了高深知识问题。作者认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逻辑的起点，而这一逻辑起点就是“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作者指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是围绕学生的最基本、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经过抽象概括，它又是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中最抽象的概念，应是理论体系中的逻辑起点。”并指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是：(1)高等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现实存在；(2)与高等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相一致；(3)蕴涵着高等教育学未展开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6] 该书对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论证，应该说很有启发意义。但是作者只是从所谓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出发，对高等教育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并没有从高深知识入手来研究高等教育，更没有对高深知识本身进行讨论。
在社会学中，知识其实历来是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Komte)、涂尔干(E.Durkheim)、韦伯(M.Weber)、维布伦(T.Veblen)都对知识问题有过论述，自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创立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社会学形成以来，不少社会学家都在不断推动着关于知识、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知识与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关联以及知识对人们行为的意义，通常关注不同类型的知识，没有将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特别是没有考察不同层次的知识问题。
可以说，无论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还是知识社会学，都在一般的意义上认识到高深知识的重要性，但却很少将高深知识看作一个独立研究的问题，并进行专门的讨论。
二、高等教育学为什么要研究高深知识？
虽然有不少学者都强调了高深知识在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但似乎还需要对这种说法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高深知识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高深知识是任何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无论是教学、培养，还是研究，这些都离不开高深知识，都必须借助于高深知识。所教授的是高深的知识，所培养的是掌握高深知识的人才，所研究的更是高深的知识。换句话说，离开了高深知识，高等教育便无法进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虽然很复杂，但高深知识具有明显的基础性质。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是高深知识活动繁荣的结果。古希腊的吕克昂和学园都是以当时活跃的知识生活为前提的，欧洲中世纪鼎盛时代的文化和知识复兴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基本条件，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更是欧洲大学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大学直接推动力量。在中国，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的发展是当时私学兴起以及准高等教育机构“稷下学宫”建立的基本条件，宋代理学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形成和普及。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高深知识本身的发展通常会推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或者说，高深知识的发展必然导致其本身的制度化或制度的变迁。
其次，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和学生工作的基本材料，正如克拉克所说，高深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而“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7] 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的任务是教学和研究，教学意味着整理和教授高深知识；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和初步的研究，其内容也是高深知识。现代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功能是社会服务，而这种社会服务的内容也是运用高等学校所掌握的高深知识解决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就是说，通常我们所说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无一不以高深知识为材料和媒介。
第三，高深知识的制度化载体历来是多样的，诸如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等。但高等教育无疑是高深知识最重要的制度化载体。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机构具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高等教育机构是高深知识制度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存在形式和保障，高深知识的发展则离不开这种制度性依托。同时，当高等教育制度阻碍高深知识的革新与发展时，高深知识也往往会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本身的变化和改革，使其符合知识发展的状况。当高等教育机构严重阻碍高深知识发展时，高深知识还会突破高等教育的框架，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制度形式，欧洲17世纪科学院的产生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今天高深知识的发展同样也给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不妨说，高深知识往往是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革新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什么是高深知识？
关于知识类型的研究，多不胜数，比如古尔维奇(G.Gurvitch)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知识、社会的和他人的知识、技术知识、常识知识、政治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七种知识类型[8]；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分为实用知识、学术知识、闲谈和消遣知识、精神知识和不需要的知识。[9] 但关于知识的层次问题，却鲜有研究。而讨论高深知识，首先就面临知识纵向的划分问题。
高深知识的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可以分为比较高深的部分和达不到高深层次或一般的部分。因此说，知识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一般性知识，其二是高深知识。而且通常说来，普通教育传授的知识属于一般性知识，而高等教育传授和研究的对象是高深知识。
其实已有学者对知识进行过类似的划分。如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就有一般知识和精英知识的说法。作者认为，一般的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机构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
一般知识和依赖著述而传播的经典思想不同，“并不在精英之间的互相阅读、书信往来、共同讨论，而是通过各种最普遍的途径(如娱乐、一般性教育、大众阅读等)；它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和直接的土壤和背景”。[10] 另外，英国历史学家柏克(P.Burke)在《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一书对“学术性”知识和通俗或日常知识进行了区分，认为学术性知识是“经由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知识。[11]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一般知识和经典知识、学术性知识和日常知识似乎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但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知识其实处于不同的层次中，几乎可以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性知识和高深知识的划分可以等同看待。
那么什么是高深知识？如何界定高深知识？这是需要回答但显然还难以回答的问题。由于对知识本身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对高深知识的专门研究更是鲜见。① 在此只能尝试着对高深知识的外在特征进行大致的描述。
首先，如上所言，高深知识是知识中比较高深和深奥的部分，是建立在一般性知识基础之上的，掌握一般性知识是学习和掌握高深知识的前提，正如接受普通教育后才能接受高等教育一样。但一般性知识与高深知识的界限并非像学制安排那样泾渭分明，而可能不是很清楚，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的过渡区域。其次，高深知识是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知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高深知识是由众多的专门领域或者说学科组成的，每个学科都具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理论体系乃至研究方法和专门的术语系统。第三，高深知识通常有专门的传播、发表和认可制度。这种制度对高深知识的范围、结构、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及从事高深知识活动者的资格水平做出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定。我们所熟悉的学科制度就是高深知识规范和认可制度的重要内容。第四，高深知识通常与特定的机构相联系，就是说，通常有特定的机构和组织来进行高深知识的加工、传授和创新，高等教育机构是这类机构的主体。高等教育机构其实历来就是高深知识的制度化载体。第五，高深知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之中，高深知识的内涵是不同的，其边界会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知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关于高深知识的尝试性描述不一定全面，但大致可以凸显出高深知识的外部特征。而关于高深知识内部特征，鉴于目前研究的水平，尚难以展开讨论。这里只能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对研究的思路进行初步的清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
首先，高深知识不是各种知识的杂乱堆砌，而是有结构和秩序的知识集合。从大的方面看，高深知识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每一领域又是由众多的学科或准学科构成的。而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则之上的，研究高深知识首先要对其内部的结构以及机制进行探讨。在此方面，学科制度研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按照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说法，学科涵盖三个方面：第一，学科是知识的类别；第二，学科也是组织结构，涉及大学中的院系设置、学科专业、学术刊物、图书分类、学术组织等等；第三，学科也是一种文化，同一学科中的学者的学术风格和思维方式都具有共同的特征。[12] 学科研究所关注的这些方面其实完全适用于对高深知识的研究。此外，福柯(M.Foucault)关于知识与权力或知识型的研究也从另一个方面为研究高深知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3]
其次，高深知识积累和发展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高深知识的发展除了受来自社会的外在影响外还具有那些内在的规则？是遵循不断积累的线性发展模式吗？高深知识的创新是如何实现的？库恩(T.S.Kuhn)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模式虽然是针对自然科学提出的，但对于研究高深知识的发展和革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自然科学的革命是否如库恩所说是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学科知识积累与发展的路径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科学史、学科史和学术史的研究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第三，在所谓的后现代时代或知识社会的时代，普遍认为知识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利奥塔(J.F.Lyotard)指出的“知识外在化”或“知识的商品化”[15]，德鲁克(P.F.Drucker)也指出知识在现代已经“手艺化”。[16] 因此有必要从知识发展历史的角度，系统考察高深知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并进而认识和把握高深知识在现代条件下的种种变化。
除此之外，关于高深知识，还有大量需要研究的相关课题。比如可以按照布迪厄(P.Bourdieu)的思路研究高深知识的场域及其内在的逻辑。布迪厄本人对学术场域的研究其实已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17]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对从事高深知识工作的知识人的研究，这一群体的知识观念、内部的构成以及与社会的关系都对高深知识本身有直接的影响。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对知识人社会角色的研究[18]，或者科塞(L.Coser)对知识人的研究[19]，或布迪厄对知识人的研究[20]，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是很好的范例。还有，对高深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条件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领域，诸如学术工作者与科层体制的冲突、闲暇或寂寞和团队工作对高深知识活动的影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21] 默顿(R.K.Morten)等众多科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研究如魏斯(L.v.Wiese)已为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2] 还有关于东西方文化中高深知识的比较研究，也会为我们认识高深知识的性质和特点提供重要的启发。
四、研究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述，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研究高等教育而不关注高深知识，显然是一个不应有的疏漏。通过对高深知识大致特征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到高深知识研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机构作为高深知识的场所，其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应当符合高深知识活动的规则。只有对高深知识活动的特殊工作条件、特别是对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的工作条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根据其特殊的要求来进行安排。高等教育机构的制度设计才有可能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不同领域学术工作的内在需要，并减少盲目的、一刀切式的、从而也是有损于学术工作的组织行为。在教学层面，如果我们对高深知识的传授过程的特点有深入了解，便能更有针对性的改进我们培养过程和培养方式，从而使知识的传授更有效率，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总之，研究高深知识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高等学校科研和教学的特点，创造更适合高深知识创造活动和传授活动的制度环境。
强调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也有着重大意义。引入对高深知识的研究，不仅会扩大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利于丰富我们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深化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借助于高深知识的视角，我们或可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思路，并探索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
注释：
①柏克也指出，关于知识史的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通常根本没有人视之为一个领域”，见柏克前引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