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讨论)——西方价值参照下的民族话语的建构与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话语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17-17
主持人：方长安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化背景，揭示这种理解、言说在当时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学叙事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参与民族主义的话语活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深感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特征的清理、论析，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对抗世界不平等秩序的一种有效机制，并以文化心理范畴、社会范畴乃至政治范畴相叠合的形式呈现出的一种混融状态。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民族主义”并非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是有着“理论内涵和政治效用的随机性”，是具体历史场合下的观念构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标志的种族/民族主义，与五四时期以启蒙为核心价值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受到鲁迅和左翼革命家抨击的国家/民族主义，乃至与之对抗的左翼知识分子建构的阶级/民族主义等等，均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内生于中国具体历史场域的语境性特征和叙事性特征。在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中，一个极其鲜明的征候是，它始终未能摆脱显性的或者隐在的作为合法价值尺度的西方文明的参与，并由此形成一种悖论——西方霸权世界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本土民族主义的觉醒，并以之作为对抗性机制；而与此同时，民族精神的塑造却是在把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想象与描述吸收到自我认同中来建构自身价值的。在这一现代话语的建构中，文学叙事起到了与之同构的巨大效用，即通过一种“情感结构”的创造，支持、说明并巩固民族自我的身份和价值。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是由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所激发的。“世界历史”的现代叙事，使得世界的空间性差异被归并化约为时间链条上的先后，“进化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发展“公理”，在把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界定为一个普遍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把“先进”与“落后”的价值评判内置其中。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本民族、国家整合进这种现代世界发展秩序时，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文化的“迟滞感”，因而更加激发了吸纳西方先进文明以发展自身的迫切欲求；同时，把自身嵌入这一等级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就默许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和霸权话语。尤其是思想启蒙的独特历史需求，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民族性的建构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聚焦于文化层面时，这种追求自然是以对作为“他者”的西方价值的主动认同和内化来实现的，进而在民族性的本质化理解中呈现出深重的认同性焦虑。以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为启蒙时期的代表性价值评判，一方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在把西方文明认定为先进(进步)的同义语的同时，进一步把西方文明本质化和普遍化，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还是美国，都被一揽子包罗在现代文明的序列中，从而使西方文明获得了一种均质化、透明性和无可质疑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民族自我构成的文化依据——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性的表征——国民性进行了彻底贬抑：“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1]自然，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共同体落后、愚昧的想象不排除启蒙者的策略性表述，即祈望在亡国灭种的大恐惧中达到奋发向上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强，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线性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西文化所作的优劣价值判断。在“科学”衡量一切的“五四”启蒙时代，“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科学真理而成了时代的道德律令，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作为其内在构成的文学革命正是以此为道德支撑而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在这种现代历史语境中，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理解。陈独秀早在提倡“文学革命论”之前，就把欧洲的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置于进化的链条上给予了评判[2]。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将胡适，虽然是从本民族的文学发展中寻找白话文运动的合法证据，但依据的仍旧是“历史的文学观念”，即胡适一再申述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正是在这一蕴涵着权力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时间意识形态的认同中，文学与历史达到了异质同构的效果。文学参与历史性的民族话语的建构，更主要的是以一种“情感结构”的创造，支持、说明并巩固了民族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当然，这种认证又并非始终是肯定性同构，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批判性同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以不容他人商榷的口吻认定，中国的国民性与中国文学有着不可离散之因缘：“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同时主张，以新文学的建立来重新打造健康的国民性：“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予愿拖四十二声的大炮，为之前驱。”[3]以此为时代号令，以重塑民族精神为主旨所展开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
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始终是以“西方”作为自身的价值参照的，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努力跟随世界文学的“先进”步调的。因此，在当下的后殖民语境下，有论者把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称为是一种“被殖民”的过程，并进而致力于一种逆向的“非殖民”努力[4](P66)。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的“误置”，是把不同语境、不同方式的文化与文学的遇合及交流不加分辨地化约为“殖民化”过程，自然也把“殖民化”或“被殖民化”这种具有浓重的政治倾向与暴力色彩的词语简单化和普泛化了。在当时的民族语境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渴望与积极实践始终是同被殖民化相对抗的，如果抛开了“民族情境”，单纯依据对于西方的他者认同，而把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同谋，显然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应该看到，这种认同并非是一种臣属意识，而是出于与西方殖民统治的对抗以及对西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性等值关系的理解。启蒙观念笼罩下的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无疑是与现代性的追求有着历史性的“结构性共生关系”的，但同时也正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中国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自设的困境：现代性是以历史的进步性作为自身的价值预设，而民族主义则是以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回溯寻求身份认同的，因此，西方他者与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性的依据与被弃置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悖论性关系，使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感受着断裂的痛楚；而对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余孽”的整体化和本质性认定，几乎彻底颠覆了作为民族身份建构的合法性源泉。这种自我贬抑所造成的历史性的民族自卑情结，与至今依旧影响深重的“崇洋心理”，几乎在一百多年的文化和现实积淀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性。同样，对于文学的同构性理解也抹煞了不同文学创造的时空共享性价值，更在对西方价值的追趋中难以在建构性层面上实现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和指认。
与19～20世纪之交相比，在20～21世纪之交，一个更为凸显的趋势是，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强化与演变，以空间为言说核心的“全球化”正淡化线性时间上的“现代性”，成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和世界想象。虽然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前提性条件，但后者却同时又对前者的奠基性价值认定构成消解性冲击。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全球化思维抛弃了欧洲曾经被本质化的历史发展目的论，建构了差异性和地方性发展模式的合法价值；同样，曾经内置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历史建构之中并与之形成对抗性机制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也不断受到冲击。全球化的基本内涵——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以及作为其后果出现的人口移动与文化混杂，对民族的界限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进而使之不断在这种被挑战中调整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实际上，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平等共享这一世界秩序，它依旧是在“发展”的潜在整体逻辑中显示着自身的话语霸权取向。因此，尽管本土性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并行单位有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趋向，但是在世界性的以经济为基础的权力角逐中，民族/国家依旧是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和对抗性存在：“假如全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它就要通过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实现，因为这三者都曾经是全球化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为其成型做出了努力，或者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甚至限制过它。”[5](P9)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再度显化为想象与建构民族主体身份以回应全球化的主要方式。但是，与20世纪初在现代性诉求中通过彻底否弃本民族传统文化并认同西方他者价值作为建构现代民族身份的策略不同，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自我认定却是在近乎相反的努力上运行的。儒家思想以及传统文化不再被认定是阻碍现代进程的“封建余孽”，而是被确认为构成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质的良性基元，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热”以及延续至今未见颓势的“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便是这种表征。可以说，正是在对欧洲文化价值体系的非奠基性和非本质化的理解，为被西方建构为“他者”的民族文化打开了价值确证的逻辑缺口。然而，这一转换并没有彻底摆脱自20世纪以来的“认同性焦虑”，因为“现代性”价值追求依旧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主题。所以，以民族传统的正面价值对文化民族身份的重新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性构图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质疑或逃脱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历史终极目的论的西方价值统摄及由此形成的世界等级秩序。尽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空转换，这种掌控已经由殖民时期的侵略演变为更为潜隐的“后殖民”时期的文化/经济的渗透与宰制。
与“全球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后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条件”[5](P139)。如同萨义德所指出的那样：“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几乎永远伴随着‘帝国主义’而来的‘殖民主义’，意味着向边远土地上的移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6](P9-10)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重要一维，便是对“东方主义”的拆解，进而达到对西方价值中心的颠覆，并把向欧洲中心主义挑战的阵地集中在文化领域，因此，在强调身份的形成和沟通时，突出的是文化的位置。正如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西方主体是通过建构一个能巩固其主体地位的“他者”来构想和描述东方的。因此，“东方主义”始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已经成为现代欧美文化意识和无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东方不仅与欧洲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大的、最富有的、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和语言的源头，其文化的对手，也是最深切的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还帮助限定了欧洲(或西方)的意义。简言之，东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统治、重建管辖东方的一种方式。”[6](P75)于是，西方便成为“沉默的、蒙昧的同时也是神秘的东方”的代言人。在这种后殖民语境中，民族身份的确证和建构，就是要打破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化认定，突破西方霸权话语的宰制。于是，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承载了构筑民族精神并拒斥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内涵。如果说在19～20世纪之交，基于救亡的历史情境，以认同“西方他者”并否弃自我文化传统来确立现代性的民族身份带来的是一种自我割裂的痛苦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氛围中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却正是以逆写东方主义的方式，通过彰显本土特征来彰显西方视野中的“他者”价值的。它是企图在一个基于平等的基础上，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构西方话语中心，同时避免设置新的二元对立：“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7](P149)基于这种重新书写民族文化身份的全球化境遇，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层面上作出了多元的努力：从事后现代研究者旨在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的接受和变形的具体情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以研究实绩来改变西方学者的观点，最终在达到消解西方中心主义并重构西方中心之思维模式对后现代主义所作出的界定；后国学则一方面致力于弘扬传统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试图以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解释同西方汉学界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进行对话，以达到促进中国文化更为世人瞩目之目的；主张本土主义与西方文化霸权相对抗的第三世界批评者则试图摆脱西方的影响，通过在中国本土批评话语与想象性批评之间作出区别来介入国际性的批评论争[4](P69)。在后殖民所营造的话语场域中，确认自我身份往往是以一种展现差异性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差异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嵌在西方话语的掌控和宰制之中的，因而往往在无意间又陷入了西方话语的修辞陷阱之中。
在西方建构东方主义的过程中，文学叙事正是以自身的想象性成为这一压抑性和贬义性话语系统的同谋者。因此，在殖民语境下，作为“东方主义”的对抗性话语有两种作为，一方面是通过揭示西方经典文学中所藏匿的“东方主义”和“殖民”意识，暴露它的压抑系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本土化的文学叙事，极力凸现自身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乃至异质性，以打破世界文学的西方经典体系，并以此构成一种消解性策略。如果说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通过把积淀着民族特性的乡风、民俗和文化心理放置在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落后”、“愚昧”的现代性天平上进行抨击而获得了历史激情的话，那么，在当下语境中，本土文明恰是内置于全球化的对峙性话语。但是，这一对峙性努力也为自身设置了一个悖论：文学叙事在极力彰显东方古老“文明”之于西方文明的疏异性的同时，不经意间却强化了西方世界所构筑的“东方神话”。于是，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为宗旨的审美叙事在对本土性的追求中，恰恰落入西方的“他性”修辞陷阱之中，进而成了“神秘东方”的一个有利证据。就此而言，文学叙事实际并没有在根底上创造一种支撑民族精神的“情感结构”，更毋庸说为得到西方价值评判体系的认可而对于本民族中怪异、落后习俗所作的挖掘，即通过刻意制造“东方他性”来迎合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这也正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当代电影叙事在“后殖民性”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议。因此，有后殖民学者曾发出疑问：东方主义是否是欧美发展的、然后又抛向“东方”的一个自治产物?东方主义是否仅仅是欧洲人的独立创造?或者它的出现预先假定了“东方人”的同谋[8]?如此说来，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以及把西方的认证融入到自我形象中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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