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巴达论文,军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西方史学认为斯巴达国家具有军国主义、国家控制、特殊主义三大特征，①三者之中军国主义又是首要特征。迄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开始，古代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军国主义论”。但是，霍德金森最近撰文认为，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不是“军事化的社会”，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霍德金森没有明确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是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国家)，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个推论：或者整个古代斯巴达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或者古风时期是，但古典时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然而，笔者认为，军事化社会与军国主义国家既相关联，又有巨大差别；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既不是军事化社会，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古典时期斯巴达则逐步发展为军事化社会乃至军国主义国家。
一、关于“军国主义论”的学术争论
目前的“军国主义论”者关于斯巴达的军国主义特征有两类概括，以观念史家雷森博格和美国古典史学家芬为代表，他们直接使用了militarism，②认为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更多的作家则使用比喻的方法，如狄金森称，斯巴达人所住的真好像是扎营一样，事实上他们全城就是一个营盘。③弗格森指出，斯巴达“对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它们是军事训练营地的规定，那里只传授战争的知识，如果已经宣战，则是一座军营”。④基托认为，斯巴达公民整体是一部“时刻待命、富有效率的战斗机器”；⑤胡克则称斯巴达是一座“如同军营般”(camp-like)的城市。⑥克鲁瓦称斯巴达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⑦芬利称它为“标准的军事社会”(the model military society)。⑧卡特利奇认为斯巴达的社会体制在公元前6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⑨默里认为斯巴达制度的功能是“创造一支重装步兵军队”，“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只能通过连续的军事警戒来获得和维持”。⑩霍德金森在反对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文章中则使用了“military society”这个概念，这个词语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军事化社会”。尽管这些描述都没有直接使用militarism，但它们都强调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可以统称为“军国主义论”。霍德金森在总结学术界关于斯巴达军事特征时同样使用了“militarism”一词。
军国主义论认为，黑劳士的存在是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基础。克鲁瓦说：“斯巴达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作为黑劳士，尤其是美塞尼亚黑劳士的主人这一独特而又危险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美塞尼亚人不肯俯首称臣，斯巴达不得不将自己组织成为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其他的军事社会不一样，不是对外征服——当然如果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而是首先用于维持内部的秩序与和谐，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斯巴达群体就可以对大量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perioeci，边区居民)实行无情的统治。”(11)弗雷斯特说：“尽管黑劳士所享有的自由和财富会削弱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他们的人数、血统、民族身份使他们成为斯巴达安全的现实威胁。”“所有斯巴达人有着共同的兴趣来维持一个区域组织以防御黑劳士”。(12)卡特利奇说：“从公元前550到前370年，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领土扩张和政治称雄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对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的永久统治，斯巴达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13)基托则解释道：对美塞尼亚人的奴役使得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像自己国家的少数人，并且还是惊恐不安的少数人；兴许是美塞尼亚人的反叛才使得斯巴达人采纳了莱库古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目标就是成为“战斗机器”。(14)
从上述引文中，还可以引申出军国主义论的其他重要观点。一是军国主义开始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古典时期之前。但具体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克鲁瓦、弗雷斯特等人都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就成为军事化社会。一般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于公元前620年，所以可以推测，他们认为斯巴达作为军事化社会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芬认为斯巴达并不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一结束就建立起军国主义，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公元前546年基隆任监察官之时才演变而成；卡特利奇则认为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始于克里奥墨涅斯一世去世之时。
二是斯巴达军国主义特征的直接表现就是覆盖全体斯巴达人的军事化教育和职业的全面军人化。罗素称，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15)狄金森认为，斯巴达儿童从小接受严格而残酷的训练，在道德与体格方面均可以培养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有生力量，即使他们已经成年，这种训练也不松懈。(16)弗格森指出，监察官设置之后，推行新政，从7岁到60岁，占人口一半的男性的全部精力都被引向为战争做准备，男孩子和男人们年复一年地从事训练和狩猎，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和进行战斗、跳舞和操练、集体进餐。(17)胡克则称“斯巴达军人藉以扬名和获得霸权的纪律在斯巴达这一如同军营般的城市中被反复灌输。从公餐团的设置到公民观察和评价训练中的年轻人，每一件事都在促成服从纪律、步调一致的习惯的养成。”胡克特别提到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即教育制度)和库普提亚制度，他认为，斯巴达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18)
三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军国主义的基础(实际上也包括上述教育制度)。军国主义论认为，为了维护斯巴达人对黑劳士的统治，斯巴达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控制，这突出表现为国家控制土地、财产，在公民群体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公民只能占有土地出产，却不能占有土地，公民个人占有的土地不能交换、流通。国家严格控制境内人口，公民必须把人生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绝对服从上级，“就像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为了镇压黑劳士，斯巴达人组成了高度同质化的“平等人公社”，所有的公民都在国家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公民在30岁之前不能过独立的家庭生活，必须在学校过集体生活。
四是军队神奇化、文化沙漠化是军国主义的外在体现，也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后果。作为军国主义国家支柱的斯巴达军队被神奇化为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视死如归的传奇之师，温泉关战役的勇士成为斯巴达军队的化身。而文化沙漠化则是军国主义推行的结果，默里告诉我们，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斯巴达文化开始衰落，阿尔克曼之后，斯巴达再无知名诗人；大约公元前570年之后，外国物品的进口日渐减少，公元前525年之后，拉科尼亚的陶器完全消失；斯巴达的奥林匹克赛会冠军也越来越少，公元前576年之后的两百年中，斯巴达只获得了十余个冠军。导致这些状况的原因是至高无上的军事目的改变了斯巴达的教育，斯巴达不需要也培养不出艺术家。(20)芬则直接指出，公元前525年斯巴达的陶器业萎缩，拉科尼亚风格的陶器基本消失，主要原因就是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21)
但是“军国主义论”近年来受到严重挑战。首先，黑劳士制度受到质疑。传统观点将黑劳士等同于美塞尼亚人，或者说美塞尼亚人构成了黑劳士的主体。但卢拉吉认为美塞尼亚人的集体身份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形成的，此前黑劳士中并没有美塞尼亚人的意识，(22)黑劳士制度不是出于征服，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23)其次，关于斯巴达教育制度的传统观点受到质疑，科奈尔认为斯巴达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先作为职业军人培养典型环节的库普提亚制、偷窃食物、鞭打比赛实际是原始的成年礼，只是在古典时期，库普提亚制才具有了军事镇压的性质，鞭打比赛只是在罗马征服之后才发展成为类似于罗马角斗的具有血腥色彩的娱乐项目。(24)杜卡特指出，不能只从课堂教学看待古希腊教育，古希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性工程，戏剧表演、宗教活动、日常生活等都体现教育，综合这些因素，斯巴达的教育与其他国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25)最后，霍德金森对斯巴达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度解构，他主要研究了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的财产制度实质上是私有制，土地不动产以及其他动产都归私人所有。(26)霍德金森还对斯巴达社会的同质化提出质疑，认为斯巴达人喜好体育、音乐，并不只是偏好战争。(27)
2006年，霍德金森发表长文《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是军事社会吗？》，对军国主义论提出质疑。(28)他认为斯巴达发动战争的原因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是为了防止亵渎神灵、保护盟邦免受不正义行为的伤害、保护希腊同胞的自由，斯巴达外交事务中的政治判断并没有为军事取向所压倒，斯巴达曾经多次避免战争，并非一味逞强恃勇。霍德金森特别对传统军国主义论基础的黑劳士制度提出新的见解，指出黑劳士并不足以成为斯巴达军事化的证据，因为其他某些希腊城邦也有类似于斯巴达黑劳士的阶层，但它们并没有成为军事化国家。他认为斯巴达公民并非终生只从事军事训练和战争，具有军事意义的体育训练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成年之后的斯巴达公民还有同性恋伙伴，还参加政治清谈、签署经济合约、照看自家庄园。当然，斯巴达公民脱离了生产劳动，参加军事训练的时间长于其他城邦公民。斯巴达公民其实也不像军人那样保持绝对顺从，如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公民拒绝了国王阿基达玛斯的主张，公元前419年阿吉斯回国后就受到公民的弹劾，公元前381年、前379年斯巴达士兵两次拒绝阿吉西劳斯的指挥。斯巴达军队也不是完全训练有素，普拉提亚战役、皮罗斯战役都显示出斯巴达军队的训练水平并没有明显超过其他城邦。
传统观点认为斯巴达的体育、狩猎、库普提亚制等都是以军事为目的，其实不然，狩猎与军事训练不是一回事，以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说明斯巴达的军事训练并不专业化。所谓的军事舞蹈(Pyrrhiche)并不是起源于斯巴达而是起源于克里特，且盛行于雅典；斯巴达的体育训练也不仅仅为了军队，同时也具有培养品德的功能；(29)饮食控制只能导致营养不良，不利于培养军人；偷窃食物也不是战士所需要的食物获取方法；秘密警察没有标准的军事装备，只带短剑，昼伏夜出，这种方式培养不出强大的战士，它更可能是选官方式，如科奈尔所言，健身房不是西点军校；(30)公餐团充其量是兼有军事职能的政治组织，公餐团成员首先是公民，其成员包括超过军役年龄和未达军役年龄的人。霍德金森分析了所谓的军人道德，指出，关于斯巴达英雄女性的故事都是后古典时期的作家记录下来的，所谓的“或者带着盾牌或者躺在盾牌上回来”的言论不符合斯巴达的情形，因为斯巴达战士牺牲后都埋葬在战场上。对投降的处罚也因时因地而不同，如皮罗斯战役中投降的人先受到处罚，但后来因为担心内部暴动而赦免，对于留克特拉战役中的逃亡士兵也因为担心暴动而免于处罚。(31)
尽管斯巴达宗教活动具有军事因素，但和平成分更甚。在宗教场所既有军事化的神像，也有非军事化的神像，人们在阿尔特弥斯神坛不仅发现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小雕像，还发现了更多的非军事性质的小雕像。宗教节日的军事因素也非常有限，如吉姆诺佩第节(Gymnopaidiai)虽有竞赛性舞蹈，但各个游行队伍却是非武装的，而且还有军龄前的儿童和超过军龄的老人，宗教节日上的方阵也不是红场上的军团，而是游行队伍。人们除了崇拜阿波罗、穿盔甲的阿芙洛狄忒、赫拉克勒斯等具有军事意义的神之外，还崇拜德墨忒尔、(32)拉凯戴蒙·宙斯、乌那诺斯·宙斯(33)等。霍德金森最后指出，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不是军事化社会，而是军事因素比较明显的国家。(34)
总体分析上述两大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虽然主张不一样，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即都是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传统的军国主义论主要是从教育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角度证明其军国主义色彩。霍德金森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构军国主义论，侧重分析斯巴达各项制度中的非军事化成分。但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缺陷，即都没有对军国主义、军事化社会、军国主义国家从理论上做出准确的区分，没有依据这一分析来研究斯巴达的历史。
认识军国主义国家的核心是理解“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一词在英文中是militarism，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将“军队”的思想和价值观、军队的需要、军队解决问题的方式(绝对服从、诉诸武力)置于主要之“义”的地位，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界将其翻译为“军国主义”。
何谓“军国主义”，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说法不一，综合各类定义，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军国主义是“一套特殊的价值体系”，“它歌颂军人的美德如忠诚、爱国、守纪、勇敢、强壮，忽视个体主义、人文主义、知识探索、艺术创作。军国主义者将战争和为战争做准备作为生存的首要条件，将军队的需要视作最主要的职责，同时认为为国家尽兵役是首要义务。”(35)第二类认为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军国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核心主张是将国家军事化，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现代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伴随。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本身的军事化成为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诉诸军事手段。军国主义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实行侵略扩张”。(36)第三类认为军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套政策体系，是“为了进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37)《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认为军国主义的特点是“对内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大量增加军费，向人民灌输侵略的思想，竭力扩充军备，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实行军事独裁，对外肆意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主权，积极对外侵略扩张和进行颠覆活动”。(38)蒋立峰、汤重南二位先生指出，军国主义的核心是“穷兵黩武主义”、“武力至上主义”、“军事至上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39)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残酷镇压人民和革命运动，无论战时、平时都崇尚武力，军人或军阀集团拥有特权，实行军事官僚专制制度，军事专制机构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上表现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军事工业压倒民营工业畸形发展；在思想文化上，鼓吹穷兵黩武、战争万能、霸权主义、种族优越等反动思想，对国民实行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教育。(40)
笔者认为，严格说来，军国主义只是一种价值体系。如果这种价值体系浸润到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使得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领域都体现出军国主义的主张，这样的国家就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上述第二、第三种定义严格来说并不是军国主义的定义，它们涉及国家政治层面，因此，可以作为定义“军国主义国家”的参考。笔者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更适合于定义“军国主义国家”，这个概念既具有理论上的概括性，又揭示了军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蒋立峰、汤重南所列举的特征则可以作为军国主义具体体现的参照。概而言之，军国主义国家表现为“国家生活高度军事化、对内高压统治，对外侵略扩张”，其中第一点揭示了军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即国家生活军事化。但是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军事化的程度不同，如果国家生活高度军事化且达到了后两项规定，那就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最后一点则是核心标志，如果军事化只达到或表现为对内的高压统治那还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充其量只是军事化或高度军事化国家，如果仅仅是对外侵略扩张那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如下文即将指出的，那可能只是霸权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了军事化，那么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在外交上采取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政策，从而变成军国主义国家。
清晰认识军国主义国家还需要辨析它与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旨在推翻现状的政策”，其结果是“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41)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的核心政治概念是将扩张作为永久的政治目标。(42)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特性，都侧重于外交领域。不过这种扩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摩根索将其归纳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三种，军事帝国主义就是通过“军事征服”来改变现状，重构新的国家间权力关系。(43)基于此，军国主义国家更类似于军事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穷兵黩武的特点，但后者国内军事化的程度不及前者。至于法西斯主义，尼古拉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暗含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中的政治，它涉及为民族主义与反革命目的而做的群众动员、军事化的行动主义、朝向精英主义的运动、权威主义与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所有这些通过一种关于自然与意志的模糊的生机论哲学所衔接”。(44)蒋立峰、汤重南认为：“军国主义的最高形式是法西斯主义”，它的最大表现是整体主义，认为“一切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统治，对经济、意识形态和一切生活领域，对所有社会集团以及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其目的是集中全国力量对外进行争霸的侵略战争。(45)依据上述定义，军国主义国家更类似于法西斯主义国家，但是，前者的军国主义化程度，尤其是在国内集权、独裁方面要逊色于后者。
二、公元前7世纪20年代至前5世纪60年代的斯巴达社会
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巴达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前620)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46)其实不然，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这一时期斯巴达社会内部黑劳士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军国主义论的理论前提是黑劳士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极端紧张，他们认为，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加之斯巴达人自身人数明显少于黑劳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将本阶层全面军事化，以镇压和控制黑劳士，这样便导致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但是这种观点存在巨大的疑问。长期以来，人们总是静态地看待黑劳士的社会地位，认为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发展变化的。诚然，古代希腊留下不少关于黑劳士处境恶劣的记述，但相反的材料也不少见，学者们往往忽视后一类材料，片面强调黑劳士的悲惨境地，并认为黑劳士的地位从一开始就非常低下，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化。实际上，黑劳士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的地位相对较高，与斯巴达人的关系也比较协调。黑劳士不同于奴隶，据修昔底德记载，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政府同意起义者(主要是黑劳士)离开，但规定：以后若有人再来，任何人发现并抓住他，都可以把他们作为奴隶。(47)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的黑劳士与克里特的庇里阿西相似。(48)普鲁塔克指出，斯巴达人“把赚钱的事全部交给他们的奴隶和黑劳士”。(49)这些材料都表明，黑劳士不同于奴隶，其地位高于奴隶。
黑劳士拥有一定的经济权益，斯巴达虽然把土地分给各个公民，但公民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是交给黑劳士。斯巴达禁止土地买卖，这使得黑劳士与特定土地之间结成稳定的关系，可以长期使用。黑劳士与斯巴达人实行分成地租，并规定不得超额收税，否则将为社会所不耻。(50)这些规定使得黑劳士可以积攒财物。即使在后来公元前425年的皮罗斯战役中，不少黑劳士仍然响应斯巴达政府的号召，用自己的船只向被困在斯伐克特利亚岛的斯巴达军队偷运食物。据修昔底德记载，这些船只事先都被估了价，(51)“估价”说明这些船属于黑劳士的私有财产，斯巴达国家不能无条件征调。黑劳士具有婚姻权，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失败之后，斯巴达政府同意黑劳士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离开。(52)黑劳士享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可以像其他社会成员那样祈求神灵庇护。(53)黑劳士也广泛参与斯巴达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如克里奥墨涅斯一世的狱卒就是黑劳士。(54)黑劳士曾经随克里奥墨涅斯进攻阿尔哥斯的远征军，执行了焚烧圣林、(55)鞭笞祭司(56)等任务。温泉关战役中也有黑劳士的身影。最著名的是普拉提亚战役，35000名黑劳士参战。(57)如果黑劳士与斯巴达人的关系截然对立，那么那位陪同双目失明的斯巴达人离开战场的黑劳士绝对会抓住机会逃亡，而不会再随他回到并牺牲在战场，斯巴达人也不会不担忧七倍于自己、手持武器的黑劳士趁机造反。实际上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到公元前465年，约150年间没有发生过黑劳士起义。其中的原因不是仅仅靠高压政策所能维持的，它只能说明当时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尚能保持相对和谐。
其次，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保守、防御的特征。此前斯巴达在外交方面奉行单边的扩张政策，四处出击、到处侵略。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虽然没有停止对外扩张，但其规模明显缩小了，同时开始采取结盟的外交政策。斯巴达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东部，与阿尔戈斯争夺提盖亚地区。尽管希罗多德声称，斯巴达在“其他的战争”中均获得胜利，只在提盖亚连遭败绩，似乎斯巴达仍在不断发动战争，但这些战争不见于史书。弗雷斯特称，这些战争集中在美塞尼亚西部沿海和北部与阿卡迪亚接壤的地区，(58)但这种观点缺少足够的证据。另外，这些地区是斯巴达庇里阿西人集中的地区，一般认为，庇里阿西人是斯巴达授予那些没有激烈抵抗、主动投降的居民的身份。可见，这些地区很可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东方，战争主要发生在提盖亚地区，但后来斯巴达改变策略，与提盖亚结盟，据称他们的合约被刻在阿尔菲斯(Alpheus)河岸的石柱上。(59)此后斯巴达占领了东部沿海直到南部西塞拉岛的地区，但这些地区更多的是主动投降，而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因此，这里也是庇里阿西人集中的地区。
在进行有限战争的同时，斯巴达开始寻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同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已经与匹萨提斯(Pisatis)、厄里斯(Elis)、西息翁(Sicyon)、科林斯、麦加拉(Megara)等国结盟。至此，斯巴达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固然提升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国际地位，但它更像是盟主，而不是霸主。斯巴达没有向盟国征收贡金，(60)没有控制同盟大会。伯里克利曾经指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个特点：他们没有一个议事会可以做出迅速果断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议事会包括不同的民族，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都只关心本邦的利益。(61)在很长时间内，斯巴达外交显得保守、温和，正如科林斯的代表批评的，斯巴达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孤陋寡闻，稳健有余、果敢不足。
第三，斯巴达在政治上并没有建立起极权统治。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此后，监察官的权力逐渐增强，基伦使得监察官与国王首次平起平坐，监察官可以监督并拘捕国王。公民大会也拥有实权，所有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尽管提案权保持在长老会议和国王的手中，但公民大会可以讨论修改提案。两位国王之间权力均衡，互相制约，即使在军事领域，直到公元前507年，两位国王也是同时出征，实际上是平分军权。此后虽是一个国王出征，但由于两位国王争夺军事领导权，也没有达到垄断军权的程度。所以，这段时期的斯巴达政治制度具有较多的民主成分。(62)
第四，斯巴达的经济没有军事化。军国主义论者认为，斯巴达实行土地国有制，这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历史表明，土地国有的国家不一定是军国主义国家，而且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是形式上的国有，实质上的私有。(63)他们还认为，工商业萎缩的原因是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反过来，工商业的萎缩也成为军国主义的证据。事实上，考古学材料证明，拉科尼亚陶器在公元前590-前550年之间达到鼎盛，其间也是阿克西拉斯画家活跃的时代。(64)希罗多德曾经记述，在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赠送给吕底亚国王一只精美的陶器。(65)在斯巴达，人们发现了来自埃及的象牙制品，北方的木材，吕底亚的豪华服装和黄金。斯巴达的艺术家和工匠擅长象牙雕刻，金银加工，陶器和金银器加工。斯巴达手工业品远销海外，考古学家在东方的以弗所，非洲的瑙克拉提斯、库利涅、迦太基，西方的伊达拉里亚、马赛利亚都发现了拉科尼亚风格的陶器。(66)公元前570年之后斯巴达的陶器出口日渐减少，公元前525年，拉科尼亚的陶器才最后消失。按照大多数军国主义论者的观点，斯巴达军国主义出现于公元前620年，但斯巴达艺术品和手工业品的萎缩和消失晚了100年左右。我们很难将这个衰落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
第五，斯巴达文化没有“沙漠化”。“文化沙漠化”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结果，也是军国主义的证据，正如默里所说：“军事目的和斯巴达的教育体系所创造的社会不再需要艺术家。”(67)实际上，此间斯巴达文化没有出现军国主义论者所谓的“萎缩”，没有沦为“文化沙漠”。尽管在古典时期斯巴达没有像雅典那样出现众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古风时期的斯巴达的文化生活要明显胜于雅典。按照弗格森的说法，“公元前580年以前，斯巴达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家乡”。(68)默里也正确地指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曾经出现过文化的繁荣。(69)其实，即使是在公元前580年之后，斯巴达的文化生活仍然比较丰富。开俄斯的著名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麦加拉诗人提格尼斯、底比斯诗人品达都曾经到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著名诗人品达曾经为斯巴达国王写过作品。希罗多德认为所谓的斯巴达人不热心学问“是希腊人为了自己开心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70)
最能证明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是斯巴达公民的军人化。不过，对此必须结合古希腊总体的军事制度和斯巴达公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来认识。公民兵制度是古代希腊通行的军事制度，每一个公民都身兼二任，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他们战时打仗，平时或生产或参政或休闲。尽管斯巴达公民因为份地制而脱离了生产劳动，相对于其他城邦公民有更多时间参与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但是，斯巴达公民并没有军人化，斯巴达公民脱离生产劳动并不等于他就成为职业军人。实际上斯巴达公民还出现在市场上，(71)也在公民大会上参与政治讨论，并不完全是军人。即使是斯巴达公民的军人色彩更浓一些，我们也应该结合斯巴达的制度整体来认识这一问题，不能仅凭一两个特征就确认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
总而言之，斯巴达在公元前620年-前460年之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时期的一些特殊制度却为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提供了便利。首先是公民兵制度。公民兵制度使得斯巴达具有较高程度的军事色彩，同时也为走向军国主义提供了最直接的基础。其次是土地制度。古风时期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兼有国有和私有的双重特征，国家对土地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使得斯巴达社会经济很容易转向为军事服务的目的。最后，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向军国主义发展的诱发因素，因为黑劳士与斯巴达人毕竟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黑劳士人数远远多于斯巴达人，尽管早期双方的关系较为协调，但一旦形势有变，双方的关系紧张、恶化，斯巴达人就会进一步武装自己以镇压黑劳士的反抗，加强国家的军事化程度。
三、公元前5世纪60年代至30年代斯巴达社会的军国主义化
虽然“黑劳士制度是军国主义的原动力”，但黑劳士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军国主义，黑劳士问题只是斯巴达众多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一个。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特别是黑劳士地位的下降，而这种紧张状况出现于公元前465年的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
大地震给斯巴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普鲁塔克、厄里安说这场地震动摇了泰戈托斯山，斯巴达城只剩下5间房屋。(72)地震导致斯巴达人口大量死亡，狄奥多罗斯说，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斯巴达人达到20000人。(73)菲古伊拉估算震后斯巴达公民仅剩1588人，(74)斯巴达公民的锐减改变了斯巴达的人口结构，黑劳士人数明显占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地震之后，黑劳士趁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围攻斯巴达城，学界通常称此为第三次美塞尼业战争。这次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斯巴达的政治形势。首先，战争给了外部势力干预斯巴达内政的机会，在这场战争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雅典的身影，外国的干涉使得斯巴达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75)其次，战争导致黑劳士问题更加明显。主要发生在美塞尼亚地区的战争使得当地居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地方意识，争取政治独立成为当地居民的政治主张。这样，地方意识演变成民族意识。这种主张又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因为这可以大大削弱斯巴达的力量。再次，战争加剧了黑劳士与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虽然战争以签署和约的形式结束，但和约规定那些留在当地、被俘的起义者沦为奴隶，那些未直接参加起义、但支持和同情起义的当地居民势必受到牵连和迫害，他们当中的革命情绪并没有被真正扑灭。因此，斯巴达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黑劳士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起来。
对内防范、镇压黑劳士是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第一步。修昔底德称：“黑劳士人数众多，顽强不屈，使拉凯戴梦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黑劳士为基础。”(76)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总是等待斯巴达人的嫌隙，他们好像草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77)每年新监察官就任时总要向黑劳士正式宣战，以便使对黑劳士的屠杀合法化。(78)库普提亚制度也增加了血腥、恐怖的成分，斯巴达青年在黑劳士集中区肆无忌惮地屠杀那些显出“超越奴隶以上的神情”的黑劳士。(79)黑劳士“即使毫无过错，每年也得挨一定数量的鞭打”，为的是显示其奴隶身份；甚至黑劳士的主人也会因为未能阻止黑劳士变强壮而受到处罚。斯巴达还通过集体屠杀对黑劳士实行恐怖统治，据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曾经假意授予自由，鼓励黑劳士报名，然后从中选出2000名最具反抗倾向的黑劳士加以暗杀。(80)
学者一般认为，上述材料反映了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来黑劳士的处境，其实不然。正如前文指出的，在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黑劳士和斯巴达人处于相对和谐状态，不太可能出现上述情形。对上述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必须联系上下文和历史背景加以认识。当时，斯巴达的斯伐克特利亚岛和基塞拉岛相继被雅典占领，雅典在这里引诱黑劳士逃亡，鼓动黑劳士起义，一时间，黑劳士阶层革命情绪蔓延，起义暴动随时都会发生。(81)修昔底德指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斯巴达在伯拉西达远征中加入了防范黑劳士起义的政治考虑，即征调黑劳士参军。这里，修昔底德实际上揭示了“防范政策”的前提：黑劳士革命情绪高涨，暴动随时发生；同时也揭示了防范政策的特征：“欺骗+屠杀”。修昔底德在叙述这次远征时提到“暗杀2000名黑劳士”，在他看来，这两件事都具有“欺骗+屠杀”的特征。伯拉西达远征中斯巴达以“给予自由”为诱饵征集黑劳士从军，将黑劳士送往战场由敌人屠杀，而“暗杀事件”也是以“自由”相欺骗，只不过后者是斯巴达自己屠杀。修昔底德还提到更早的一次类似事件：部分黑劳士躲藏在波塞冬神庙中，但被骗出神庙杀害。(82)修昔底德没有说明这件事的发生时间，但他记述了当时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一事件引发了公元前465年的大地震，所以，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这一时间之前。这次事件显然也具有“欺骗+屠杀”的特征，因此也应视作“防范政策”的体现。因此，如果将这种具有“欺骗+屠杀”特征的行为作为斯巴达防范政策的特征，并以此逆推，这一政策最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65年。而且，恰恰在这之后，斯巴达国内的黑劳士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导致斯巴达加强了对黑劳士的防范。
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斯巴达的黑劳士经常起义，并认为“邻国引诱”是“经常起义”的主要原因，他还列举了阿尔戈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作为例证。(83)美塞尼亚在公元前371年独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经常起义”的情形在这之后才出现。但是，如前所述，“经常起义”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于大地震之前。实际上，大地震之后“国际力量”开始不断渗透到斯巴达国内，危及黑劳士阶层的稳定，具备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经常起义”的前提。至于亚里士多德将库普提亚制度中猎杀黑劳士的内容回溯至莱库古，普鲁塔克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应该起源于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84)而前述“羞辱黑劳士”的文献源自雅典尼乌斯对公元前3世纪作家米隆(Myron of Priene)的转引。这个转引缺少上下文，很难确定材料反映的时间，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我们即使不能全盘否定这个材料的价值，但从黑劳士历史地位的变化看，它不可能反映早期历史的常态，充其量只能反映公元前5世纪以来黑劳士的处境。综上所述，在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黑劳士问题危及到斯巴达的国家安全，斯巴达因此逐步加强了对黑劳士的防范与镇压。
但是，对黑劳士阶层的高压政策并不意味着斯巴达就已经变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如前所述，判定是否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还要看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外交政策。其实在公元前46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巴达的外交延续了以前的保守特征，公元前432年，科林斯将斯巴达外交理念总结为：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关心别人是否伤害自己。(85)长期来看，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国内政坛在“主战”还是“主和”方面发生了分歧，但仍然是主和派占优，其间只是在克里奥墨涅斯当国王时，斯巴达的外交才具有进攻性。(86)
公元前490年，国王克里奥墨涅斯自杀，主和派继续占据优势。此后主战派虽几次提出开战主张，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如希波战争一结束，雅典开始修复卫城和庇里乌斯港城墙，斯巴达尽管照会雅典反对筑城，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87)约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曾经有人倡议从雅典手中武力夺回希腊霸主地位，但被公民大会否决；公元前465年，主战派主张支持塔索斯暴动，(88)但由于大地震和黑劳士大起义而作罢；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曾经出兵干预，但很快收兵回国；同年，雅典出兵支持埃及的反波斯暴动，波斯派人携款来希腊寻求合作，遭到拒绝，波斯想必不会不去斯巴达寻求合作；(89)公元前45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五年休战和约。(90)显然，此时的斯巴达依然执行对雅典主和避战的政策，还没有走上好战的道路。
此后，主战派逐步占据优势。公元前446年，波奥提亚、麦加拉等城邦举行暴动，叛离雅典。斯巴达公开出兵阿提卡，国王普雷斯特阿那克斯率军直抵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迫使雅典从波奥提亚撤军。但第二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被放逐，原因是他在进攻到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之后未继续前进，而是撤军回国。(91)可见，在普雷斯特阿那克斯撤军之后，斯巴达的主战派一度控制了斯巴达政治。同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签署的30年和约表明，这一时期斯巴达对雅典采取了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因为在这份条约中雅典被迫放弃了原先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占领的所有领土。(92)公元前440年，萨摩斯内部发生党派斗争，(93)失败一方寻求波斯、斯巴达的支持。克鲁瓦根据科林斯代表在雅典的演讲推断，当时斯巴达国内是主战派控制政权，他们力主出战，只是因为科林斯的阻止才作罢。(94)公元前423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在海外流亡达23年之后，(95)回到斯巴达，主持签署了《尼西阿斯和约》。由此可以推测，在这23年中，斯巴达基本上由主战派掌权。
尽管主战派在斯巴达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动，但是斯巴达的外交政策还没有走向黩武主义、霸权主义。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直到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之前，尽管斯巴达对雅典的野心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少反对；“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拉凯戴蒙人都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在过去，除非形势所迫，他们总是迟迟参战”。正是因为这样，科林斯才对斯巴达感到非常气愤，批评斯巴达外交“孤陋寡闻”、“善于维持现状、缺乏革新意识”、“宁愿被动挨打，也不愿主动出击”、(96)没有尽到“盟主的责任”、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盟国的共同利益。(97)尽管如此，斯巴达自认为“迟缓、慎重”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是斯巴达维护自由独立、规避危险的特殊品质。(98)事实上，至少到科西拉事件，斯巴达在外交上基本奉行不主动挑衅的原则。修昔底德对这一政策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一是由于“国内的战争，使他们难于出兵作战”；二是雅典还没有进攻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触及斯巴达外交的底线，直到雅典开始“侵略拉凯戴蒙同盟”，他们才觉得不能再“视而不见”，不能再“容忍下去”。(99)
公元前435年科西拉事件前后，斯巴达改变了外交政策，这突出表现为《排外法案》(或称《侨民法》)和《反麦加拉法案》的制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斯巴达要求雅典放弃《麦加拉法案》，雅典则要求斯巴达放弃《排外法案》。(100)后来，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中又提到这一法案。(101)侨民法的主要内容是“禁止雅典及其同盟者进入斯巴达”，这一法案对雅典的伤害主要在于对雅典关闭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市场。这一法案制定的时间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40年。因为公元前463年，斯巴达曾经邀请雅典等国参加镇压黑劳士起义，不可能有这一法案。公元前450年、前446年，斯巴达两次与雅典签署和约，也不会制定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法案。公元前440年，在萨摩斯事件中，斯巴达答应支持，只是因为科林斯的反对才没有直接参战，它很可能会在外交上采取某些措施反制雅典。
《麦加拉法案》是雅典针对麦加拉制定的限制性政策，其核心是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的市场和港口。麦加拉是斯巴达的盟友，斯巴达也不可能置之度外，一定会支持麦加拉。于是，斯巴达要求雅典取消麦加拉法。这一主张见于公元前432年斯巴达给雅典的最后通牒上。但是，这一要求不可能在公元前432年才提出，而应该随着《麦加拉法案》的产生就提了出来，只不过在这一年才以战争相威胁要求雅典无条件取消法案。《麦加拉法案》很可能制定于公元前439-前435年之间(科西拉事件)。该法案制定的原因据说是麦加拉耕种了一块圣地，(102)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件事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将不亚于科西拉事件、波提迪亚事件，修昔底德也不会不记录。另外，据修昔底德记述，麦加拉在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历数受到的大量不公正待遇，(103)这个“不公正的待遇”应该主要来自麦加拉法案的影响。因此，这个法案也不可能颁布于当年，否则就不会有“大量”之说。麦加拉在公元前455年投靠雅典，公元前446年脱离雅典，投靠斯巴达。雅典不可能在第二年签署的30年和约中就加入限制斯巴达盟友的条文。麦加拉很可能是在斯巴达的庇护下，利用公元前440年萨摩斯暴动的机会占领“圣地”。此时，雅典无力采取措施干预麦加拉的行动，于是采取此类外交手段惩罚麦加拉。在这一法案制定后不久，斯巴达就要求雅典取消它。《排外法案》和《反麦加拉法案》表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开始趋向进攻性。
与此同时，斯巴达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整个国家开始军事化。首先，社会生活更具军事色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希罗多德所述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方面，而我们通过后来的史料所知，莱库古改革主要与国家宪制有关，如修昔底德就认为莱库古建立了一套“优良的制度”(eunomia)，(104)现代学者则认为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大瑞特拉”中，而大瑞特拉主要是国家宪政。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历史》的写作特色中寻找答案。(105)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写作时主要利用当时的口头传说，并没有对材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缺少修昔底德那种对历史真相缜密细致、由表及里的理性主义研究。因此，他的叙说带有明显的公共记忆的特点。(106)具体到本文来说，希罗多德关于莱库古改革的记述反映了斯巴达社会对莱库古改革的解读。这种“解读”说明，在当时的斯巴达社会，人们谈论的主要是军事问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展开的。这种情形折射出当时斯巴达社会的军事色彩已经很强。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很难清晰勾勒出斯巴达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演变的过程。但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斯巴达的教育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开始军事化。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提供的希波战争的叙事中想象到这一点。仔细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就会发现，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形象远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伟大。如马拉松战役中寻找借口拒绝出兵，波斯大军逼近时竟派两名代表送死以换取波斯罢兵，温泉关战役中自私保守，只派遣了包括300名斯巴达战士、总数不到2000人的军队，温泉关战役之后斯巴达海军统帅时刻想逃跑。但是，我们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又看到利奥尼达斯为成就荣誉拒绝撤军、斯巴达将士四次反击夺回利奥尼达斯尸体、狄耶凯涅斯自豪宣称将在飞箭的阴影下作战、埃乌律托斯因为眼疾回国但又中途返回战场、潘提铁斯因为出使他国未及时参加温泉关战役但战后却自缢于战场、唯一幸存的阿里斯托戴摩斯回国后受尽嘲讽最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竭力洗雪前耻力战而死等故事。这显然是后来斯巴达的演绎，其目的和效果就是在斯巴达提倡和塑造“勇敢顽强、为国捐躯”的美德。希罗多德公元前443年前往意大利南部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奥伊，晚年主要在这里潜心著述，直至公元前425年去世。因此，希罗多德应该在移居南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基本掌握上述传说和资料，这反过来说明当时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军事化。
其次，斯巴达教育也开始军事化。最早提及斯巴达教育军事化转向的应该是修昔底德，他在伯利克里发表的葬礼演讲词中写道：“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从孩提时代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勇敢的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各种危险。”(107)这种通过“制度和政策”加以保证、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实施的“残酷”教育不可能在公元前432、431年实施，应该更早。但这个起点也不会如后来作家所说的那样起源于莱库古，最可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6年或公元前460年，因为这一时斯巴达的战争危险越来越严峻，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综上所述，到公元前446年前后，斯巴达在古风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好战派执政、对内高压统治以及社会意识和教育体制军事化。至此，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大大增强。公元前435年前后，斯巴达逐步采取进攻性外交，开启了斯巴达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的进程。
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斯巴达外交方面谋求霸权、建立帝国的目标还不明朗。按照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总结，这个同盟不向盟国征收赋税，不直接参与内政管理，只是在其国内扶植亲斯巴达的政府，(108)每个盟国都有权处罚他自己的同盟者。(109)显然，在这个同盟中，斯巴达是盟主而不是霸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延续了以前的外交政策，宣称自己是希腊的解放者，此举赢得了希腊世界的普遍支持。(110)此后，斯巴达到处举着解放希腊人的旗号，如阿基达玛斯在普拉提亚说，斯巴达的目标是解放那些曾经和他们一起抗击波斯、争取自由、现在却遭受雅典奴役的城邦；(111)伯拉西达在远征色雷斯时也高举“解放者”的旗帜，他在阿堪苏斯民众大会上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来危害希腊人，而是来解放希腊人的，我可以指出我们城邦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保证争取到我们一边的所有盟国的独立。……我们不期求帝国，我们要努力推翻帝国，(我们的行为)是努力开创希腊独立运动”。(112)
但斯巴达很快改变了战略，将谋求霸权、建立帝国作为外交目标。这一特征体现在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建立殖民地赫拉克利亚这一事件中。(113)赫拉克利亚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地，建立的目的不是商业拓展或移民，而是进攻尤卑亚，控制中部希腊；它与斯巴达的关系也不同于传统子邦与母邦之间基本平等的关系，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委任总督，他们全力维护斯巴达的利益，对当地人的管理“严酷、不公平”。修昔底德曾指出，斯巴达委任的这些总督要为这个城市的衰落和人口减少负责。(114)公元前423年，伯拉西达在北希腊违背“保证所有盟国独立”的诺言，(115)任命克利阿里达斯为安菲波利斯的总督、帕希特里达斯为托伦涅的总督，(116)是为斯巴达任命海外总督之始。公元前421年斯巴达单方面与雅典签署《尼西阿斯和约》之后，多次以“宣布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敌人”相威胁强迫盟友接受。(117)同年，斯巴达侵占原属厄利斯的列普里昂地区，将从色雷斯归来的伯拉西达老兵安置在这里，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地区。(118)公元前415年之后，斯巴达在波斯支持之下组建海军，这支海军不是与波斯作战，而是用以控制爱琴海周边及岛屿国家。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利用从盟邦强制收缴的款项一次建造了25艘战舰，(119)阿吉斯还向阿卡亚人和色萨利人强征人质，(120)迫使它们加入斯巴达同盟。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也曾经迫使开俄斯人交纳人质，在小亚细亚四处抢劫。(121)公元前407年，莱山德就任斯巴达海军统帅，在小亚细亚地区广泛扶植亲斯巴达的十人制政府；(122)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打败雅典，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莱山德在雅典扶植三十寡头统治。(123)到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在希腊各地委任了许多总督，他们是斯巴达剥削盟国的代表，最多的时候总督们每年为斯巴达带来的税额达1000塔兰特白银。(124)可以说，在公元前426年之后，斯巴达的外交策略已经变成赤裸裸地谋取霸权、建立帝国。
随着斯巴达进一步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军国主义的特征和军国主义的形象也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体现在历史文献之中。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提波戎就已经认识到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具有军事性质，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特征总结为“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目的”，并指出这是斯巴达建立霸业的主要原因。(125)提波戎在史书中记述很少，色诺芬在《希腊史》中提到一位同名的军事将领，(126)这两位提波戎很可能是同一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古代希腊不是提波戎一人，而是许多人持这一观点，他们把斯巴达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或用军国主义来区别斯巴达与其他国家。柏拉图称斯巴达政体是荣誉政体，(127)统治阶级终生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128)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129)他又称，斯巴达的立法与克里特一样着眼于战争，(130)其城邦组建得像一支军队，而不像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131)年轻人从小就过军营生活，接受特殊的教育，使之不仅成为一位好战士，而且适宜管理国家和城镇。(132)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就是依据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制定的，(133)斯巴达的政制以战争和克敌制胜、建立霸权统治他族、获取财富为目的，(134)斯巴达的整个体制都在培养一种品德——战斗的(或军人的)品德——以保证在战斗中获胜树立霸权。他们所受的锻炼完全属于军事性质，此外就不具备其他才德了；(135)斯巴达是好战的民族，因为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好色和放纵妇女的习惯，而斯巴达也具有这两个特征。(136)
斯巴达社会终于变成了军营。伊索克拉底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斯巴达之所以超越其他的希腊城邦，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城邦制度就像一个军营，公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管理者。(137)他还称，拉凯戴蒙人模仿了埃及的国家治理方式，例如，所有达到军龄的公民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出国，公餐制，体格训练法，全部保证生活必需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所有的人都致力于战争而不从事其他任何职业。(138)在《泛雅典娜节演讲辞》中他又说，斯巴达教育强调体育训练，注重培养勇敢品德和团结一心的精神，这些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139)
提波戎、色诺芬、柏拉图、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言论不可能全部是捕风捉影，也不可能是相互之间的抄袭与模仿，或出于巧合的自我想象，它们一定反映了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真实。霍德金森对这些文献的全然否定是不合适的。但是，这段历史的时间起点不可能如这些作家所言开始于莱库古，实际上古风时期的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只反映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们都将这一体制归结于远古的立法家，这说明这一社会体制已经存在较长的时间。如前所述，从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内政外交的演变来看，这一时期应该始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纵观公元前430年之后的斯巴达，在此前国家生活军事化的基础上，其外交奉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这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斯巴达已经基本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斯巴达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军国主义社会和军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一阶段不是在古风时期，而是在古典时期。具体而言，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斯巴达内部矛盾激化，外部环境紧张，开启了军国主义化的进程，到50年代，好战派掌握国家政权，此后军国主义化色彩日渐浓厚，到30年代，走上了公开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最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独立，斯巴达一分为二，沦为二流国家，作为军国主义国家也难以为继，但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某些制度如教育体制却长期延续，并影响到后来的希腊知识分子对斯巴达历史的认识。必须指出的是，古代斯巴达始终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因为斯巴达没有建立起完全的极权统治，也没有建立起墨索里尼所谓的“整体主义的国家”，斯巴达甚至也不是罗素所说的那种“纳粹如果得到胜利时所要建立的国家的雏形”。(140)
注释：
①Stephen Hodkinson,ed.,Sparta:Comparative Approaches,Swansea: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9,p.xviii.
②彼得·雷森博格：《西方公民身份传统》，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20页；John V.A.Fine,The Ancient Greek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66.
③狄金森：《希腊生活观》，彭基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81页。
④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45页。
⑤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⑥J.T.Hooker,The Ancient Spartans,London:J.M.Dent,1980,pp.135,141.
⑦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91.
⑧M.I.Finley,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London:Hogarth,1986,pp.176-177.
⑨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London,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56.
⑩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11)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89,91.
(12)W.G.Forrest,A History of Sparta,950-192B.C.,London:Hutchinson,1968,pp.31,65.
(13)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pp.3,159.
(14)基托：《希腊人》，第110、111页。
(1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页。
(16)狄金森：《希腊生活观》，第80、81页。
(17)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第45页。
(18)J.T.Hooker,The Ancient Spartans,pp.135,141.
(19)Plutarch's Lives,Lycurgus,8,trans.B.Perrin,et al.,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普鲁塔克的同名著作简写为Plut.)
(20)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65页。
(21)John V.A.Fine,The Ancient Greek s,p.166.
(22)Nino Luraghi,"Helotic Slavery Reconsidered," in Anton Powell and Stephen Hodkinson,eds.,Sparta Beyond the Mirage,London:Duckworth & Co.Ltd.,2002,pp.227-247.
(23)Nino Luraghi,"The Imaginary Conquest of the Helots," in Nino Luraghi and Susan E.Alcock,eds.,Helots and Their Masters in Laconia and Messenia:Histories,Ideologies,Structures,Cambridge,Mass.: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4)Nigel M.Kennell,Gymnasium of Virtue,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25)Jean Ducat,Spartan Education,trans.Emma Stafford,P.J.Shaw and Anton Powell,Swansea: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6.
(26)S.Hodkinson,"Land Tenure and Inheritance in Classical Sparta," 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36,no.2,1986,pp.378-406; 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London:Duckworth &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0.
(27)S.Hodkinson,"Social Order and the Conflict of Value in Classical Sparta," Chiron,vol.13,1983,pp.239-281.
(28)S.Hodkinson,"Was Classical Sparta a Military Society," in S.Hodkinson,ed.,Sparta and War,Swansea: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6,pp.111-162.
(29)Plato,Laws,633a,635e-636a,trans.R.G.Bury,in Plato,Plato(12vols),vol.1011,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Xenophon,Hellencia,3.4.16,trans.Carleton L.Brownson,in Xenophon,Xenophon(7 vols),vol.1-2,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下文简写为Xen.Hell.)
(30)Nigel M.Kennell,Gymnasium of Virtue,pp.123,135.
(31)Plut.Agesilaos,30.
(32)R.Parker,"Spartan Religion," in A.Powell,ed.,Classical Sparta,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pp.142-172.
(33)Herodotus,Histories,Ⅵ.56,trans.A.D.Godley,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下文简写为Hdt.)拉凯戴蒙·宙斯即庇护拉凯戴蒙的宙斯，乌那诺斯·宙斯即管理天空的宙斯，这些都不具有军事意义。
(34)S.Hodkinson,"Was Classical Sparta a Military Society," in S.Hodkinson,ed.,Spartan and War,p.147.原文为:The military elements in Spartan society were clearly significant,but not dominant over other aspects of polis life in the way that has often been claimed.
(35)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vol.19,New York:Americana Corp.,1980,p.107.
(36)《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37)《辞海》(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853页。
(38)《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39)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2页；“导论”，第4页。
(40)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导论”，第8—9页。
(4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英文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97页。
(4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86页。
(4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英文影印本)，第96页。
(44)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袁柏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45)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导论”，第9页。
(46)本文不涉及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的斯巴达。多利亚人自定居拉科尼亚之后，不断开疆拓土，四处征服，颇有军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但当时的斯巴达国家尚不完备，也缺少足够多的可靠史料，西方学者似乎也不认为这段时间的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
(47)Thucydides,History of Pelopponnesian War,I.103,trans.Charies Forster Smith,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下文简写为Thuc.)
(48)Aristotle,Politics,1271b41,1272b19,trans.H.Rackha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下文简写为Arist.Pol.)
(49)Plut.Lycurgus & Numa,2.4,trans.B.Perrin,et al.,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50)Plutarch,Moralia,239d-e,trans.D.P.Goold,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1)Thuc.Ⅳ.26.
(52)H.Michell,Spart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p.231-232.
(53)Thuc.Ⅰ.128.
(54)Hdt.Ⅵ.75.
(55)Hdt.Ⅵ.80.
(56)Hdt.Ⅵ.81.
(57)Hdt.Ⅸ.28,29.
(58)W.G.Forrest,A History of Sparta,950192B.C.,p.74.
(59)John Boardman and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art 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355.
(60)Thuc.Ⅰ.19.1.
(61)Thuc.Ⅰ.141.6.
(62)参见晏绍祥：《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3)祝宏俊：《古代斯巴达土地占有稳定性研究》，《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64)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64—165页。
(65)Hdt.Ⅲ.47.
(66)John V.A.Fine,The Ancient Greeks,p.166.
(67)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63页。
(68)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第44页。
(69)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63页。
(70)Hdt.Ⅳ.77.
(71)Plut.Lycurgus,25.
(72)Plut.Cimon,XVI.4; Aelian,Historical Miscellany,Ⅵ.7.2,trans.N.G.Wils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73)Diodorus,Library History,Ⅺ.63.1,3.7,trans.C.H.Oldfather,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下文简写为Dio.)
(74)Thomas J.Figueria,"Population Patterns in Late Archaic and Classical Spart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16,1986,p.190.
(75)参见祝宏俊：《斯巴达美塞尼亚问题研究》，《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
(76)Thuc.Ⅳ.80.
(77)Arist.Pol.1269a38-42.中译文参考了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2页)。
(78)Plut.Lyc.28.
(79)Athenaeus,Deipnosophistae,657c-d,trans.Charles Burton Gulick,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下文简写为Athen.)
(80)Thuc.Ⅳ.80.
(81)修昔底德在论及斯伐克特利亚岛和基塞拉岛被占时两次提到这一点(Thuc.Ⅳ.41，55.)。
(82)Thuc.Ⅰ.128.
(83)Arist.Pol.1269a38-42.
(84)Plut.Lyc.28.
(85)Thuc.Ⅰ.71.原文是“如果你们不伤害别人，你们也就不必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防止别人的伤害”。
(86)克里奥墨涅斯(约公元前520年-前490年在位)曾经多次出兵雅典、厄基那、阿尔戈斯，是一位颇具侵略性的国王。
(87)Thuc.Ⅰ.92.
(88)Thuc.Ⅰ.101-102.
(89)Thuc.Ⅰ.109.
(90)Thuc.Ⅰ.112.
(91)Thuc.Ⅱ.21.
(92)Thuc.Ⅰ.114,115.
(93)Thuc.Ⅰ.115.
(94)Thuc.Ⅰ.41.
(95)Thuc Ⅴ，16.据修昔底德记述，在公元前431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已经被放逐了14年(估计普雷斯特阿那克斯从雅典撤军后经过了一个司法程序，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45年被放逐)，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十年，即公元前422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才回国。前后共计23年。
(96)Thuc.Ⅰ.68,69,70.
(97)Thuc.Ⅰ.120.
(98)Thuc.Ⅰ.84.
(99)Thuc.Ⅰ.118.
(100)Thuc.Ⅰ.144.
(101)Thuc.Ⅱ.39.
(102)Plut,Pericles,30.
(103)Thuc.Ⅰ.67.
(104)Thuc.Ⅰ.18.
(105)参见卢里叶：《希罗多德论》，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67页，尤其是“希罗多德的著作的历史”部分。
(106)吴晓群：《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07)Thuc.Ⅱ.39
(108)Thuc.Ⅰ.19,76.
(109)Thuc.Ⅰ.43.
(110)Thuc.Ⅱ.8.
(111)Thuc.Ⅱ.27.
(112)Thuc.Ⅳ.85,86,87.
(113)Thuc.Ⅲ.92.
(114)Thuc.Ⅲ.93.
(115)Thuc.Ⅳ.85,86.
(116)Thuc.Ⅳ.132.
(117)Thuc.Ⅴ.35.
(118)Thuc.Ⅴ.34.
(119)Thuc.Ⅷ.3.
(120)Thuc.Ⅷ.3.
(121)Thuc.Ⅷ.24,41.
(122)Xen.Hell.Ⅱ.3.7.
(123)Arist.Ath.Pol.34.
(124)Dio.XIV.10.
(125)Arist.Pol.1333b10ff.
(126)Xen.Hell.Ⅲ.1.5; Ⅳ.8.17; Ⅳ.8.18-19.
(127)Plato,Republic,545a.
(128)Plato,Republic,547d.
(129)Plato,Republic,548a.
(130)Plato,Laws,628e,633a.
(131)Plato,Laws,630d 631a.
(132)Plato,Laws,666e-667a.
(133)Arist.Pol.1324b5-9.
(134)Arist.Pol.1333b5-16.
(135)Arist.Pol.1271b2-7.
(136)Arist.Pol.1269b25.
(137)Isocrates,Archidamus,81,in Isocrates,Isocrates,(3vols),trans.Grorge Norli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38)Isocrates,Busiris,17-18.
(139)Isocrates,Panathenacius,217.
(14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