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食货论文,禹贡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坛可谓学派林立、异彩纷呈。(注：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期 中国史学流派略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禹贡派和食货派是活跃于30 年代的两个史学流派，禹贡派以顾颉刚为首，致力于地理沿革、边疆史地及民族演进史 的研究；食货派则在陶希圣的带领下，从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们各自创办了专门性 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并因此而得名“禹贡派”、“食货 派”。对于这两个学派的评价，禹贡派是进步的、爱国的，这一点似乎毫无疑议，而食 货派则经历了由完全否定到逐渐肯定的曲折(注：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重在批判其反 动的政治立场，讳言其学术成就。80年代初，有人撰文肯定《食货》半月刊的积极作用 ，但仍然批判食货学派打着唯物史观的属于实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刘茂林《<食货>之 今昔》，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近来，人们开始用学术与政治分离的眼 光，重新审视《食货》半月刊和食货学派，对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其 中，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 第5期)一文，从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的开拓两个方面，论证了食 货学派“从理论和实践上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作出了某 些奠基性的贡献”。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从创 办思路、研究路向以及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肯定了《食货》半月刊的唯物史观取向。) 。由于长期以来对食货派的基本否定，我们讳言禹贡派这样一个进步的、爱国的学术团 体和它有丝毫的牵连，于是我们因为不愿发现而不去发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今天，重新 翻拣那些尘封的历史时，笔者于不经意间发现，作为同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两支学术力 量，禹贡派和食货派竟然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这一认识是把查阅原始材料过程中发现 的诸多微小细节串联起来得出的，草成此文予以阐述，偏颇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一
《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而停刊，共出版了7卷82 期。《食货》半月刊创办于1934年12月，也于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了5卷(每卷12期) 零1期，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注：陶希圣：《<食货>复刊词》，载《食 货》月刊1971年第1期。)。《食货》半月刊和《禹贡》半月刊的同年创刊并非巧合，《 食货》半月刊是在顾颉刚的直接启发和倡议下创办的。
《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缘于社会史论战。为解决现实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和前途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1934年已基本落下帷幕，成果不容抹杀。但同时，因 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尚处于探索时期，难免产生公式主义、空谈理论、玩弄 词句一类的问题，所以论战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论战参与者的陶希圣对此深有 感触：“中国社会史论战只产生了一些论文，一口吞尽长江水。江水的具体流行，很少 人详加研究”(注：“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宣传启事”，载《食货》半月刊第2 卷第7期39页。)。为了“矫正那种公式主义的流弊”(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他创办了《食货》半月刊，积极倡导以史 料搜求为首要任务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向。《食货》的创刊虽然直接缘于社会史论战， 但是陶希圣选择创办专门性学术刊物、发起学会这种组织形式来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 确是受到了顾颉刚创办《禹贡》、组织禹贡学会的启发。对此，顾颉刚有明白的表述：
自本会发行半月刊，搜集中国民族演进史及地理沿革史之材料，并讨论其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史者陶希圣先生视此为有效之方法，亦发起食货学会，刊行《食货》半月刊， 搜集经济史料而讨论之。(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载《禹贡》半月刊4卷10期。 )
当时的学人也看出了顾颉刚创办《禹贡》对《食货》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重要影响，王 毓铨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
先生过去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必说了，即此《禹贡》而论，也足以令人钦佩不止!我固不 能把因时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学研究之猛进，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领导 的《禹贡》集体研究工作，却不能不视为推进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杠杆。试看《禹贡》出 了不久，接着就出现了《食货》，并且最近还有什么《史学月报》要发刊。凡此都是组 织史学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进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说是自 《禹贡》始?(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
诚如王氏所言，创办专门性学术期刊、发起组织学会这些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都是 组织史学工作者，使之进行分工合作、探讨交流，充分利用及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资源的 最好形式和有力工具。顾颉刚以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识见，常能开史界风气之先，《禹 贡》的创办和禹贡学会的成立再一次引导了中国史坛集体致力于一专门领域研究的潮流 ，而《食货》即是这一潮流的追随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张春树，把《禹贡》半 月刊、《食货》半月刊与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 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同视为对新史学的发展起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学术期 刊。张春树将它们对史学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 ；第二，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第三，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第四，养成 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其成果，便是“ 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以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注：张春树：《民国 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在张春树高度评价的几种刊物中，就有两种为顾颉刚所创办 ，可见顾氏对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作用。陶希圣正是看到了《禹贡》半月刊及禹贡学会 的成绩和影响，萌生了用同样的方法组织和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想法，事实证明了陶 氏此举的正确和顾氏所创方法的行之有效。
顾颉刚还是《食货》半月刊的积极发起人之一，“食货”这一刊名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据陶希圣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 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 来‘食货’便被采用了”。(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载《食货》半月刊 1卷2期。)由此可见，顾颉刚和《食货》半月刊的渊源非同一般。
自1934年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在同时共存的两年半时间里，《禹贡》与 《食货》虽然致力于不同的专史领域的研究，但二刊既有着学术上的合作，也有着正当 的竞争，合作与竞争的结果是共同获得了发展。陶希圣曾诙谐地叙及二刊的学术往来： “《食货》收到关于地理的稿子转给《禹贡》，《禹贡》收到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稿子交 给《食货》。只有经济地理的稿子是两个刊物都要‘据为己有’的。”(注：《食货》 半月刊2卷7期“编辑的话”。)
《食货》虽然晚出，但由于社会史论战余音未绝和唯物史观的风靡，人们对社会经济 史的兴趣较浓，加之《禹贡》初期刊发的文章以上古的地理考释为多，过于专业，一般 读者难以看懂，所以势头似乎超过了《禹贡》。以发行量为例，《禹贡》初期每期印50 0份，后来每期增加到1500份(注：《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载《禹贡》半月刊7卷1、 2、3合期。)，而《食货》起初每期印2000份，创刊号发行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1 000份，到了第一卷五六期时，每期竟印到了4000份(注：《食货》半月刊3卷1期“编辑 的话”。)。办刊物不能不关心发行量，为此顾颉刚还与谭其骧(《禹贡》自1936年2月 的第五卷第一期起由顾颉刚和冯家共同编辑，之前是顾颉刚与谭其骧合编)发生过争执 ，顾氏恰恰是以《食货》为参照批评谭氏的办刊方法的。顾颉刚与谭其骧共同主编《禹 贡》时，有两段时间由谭氏独自编辑。1934年8月，顾氏因继母病逝回杭州奔丧，《禹 贡》自第二卷第一期起由谭氏独自编辑，至12月顾氏返京。1935年1月底顾氏又外出， 编辑事务再次交予谭氏，直至5月顾氏归来。谭其骧办刊与顾颉刚不同，他格外重视稿 件的质量，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因此常有缺稿之虑，第三卷第一期的出版就推迟了一 星期，对此顾颉刚非常生气，批评谭氏道：
我说《食货》篇幅多，《禹贡》不应少，为的是有了比较。你说东西好坏在质不在量 ，不必计较这个。你的话固然很对，但你的经验实在不够。试问懂得质的美恶的，世上 能有几个?大多数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将说，办这专门刊物何领取悦于大多数 人!学问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众!话说得自然对，但试问《禺贡》半月刊的基础建设在 哪里?如果定户与零售减少，我们能不能存在?(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 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是史学刊物数量急剧增加的时代，从1926年到1936年 的十年时间里，每年都有五种左右的专门性或综合性史学刊物创刊，(注：据向燕南《2 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刊物系年》(未刊稿)。)在众多的史学刊物中，顾颉刚偏偏拿《食货 》作比，这不能不引人思考。笔者以为，一则因为上文所述顾颉刚与《食货》之渊源关 系，二则由于《食货》确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刊物，仅从发行量上说，可能就鲜有可 比者。正当的竞争是推动学术前进的动力，两个刊物之间争夺读者和比较文章质量高下 的竞争，使两个刊物都获得了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可惜被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所打 断。
《禹贡》2卷11期刊发了食货派成员连士升《经济与地理》一文，这是一篇有特殊用意 的文章，似乎可以视作禹贡派和食货派的合作宣言。作者绕了一个大圈子来论证经济史 与地理沿革史的学术关联，先以一段引言讲明学术分工合作的意义，接着从生产与地理 、人口与地理、交通与地理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与地理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为了说明：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离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的。我们如果研究各种经济活动，第一步 工作就必须探讨那些影响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否则我们只能够看到外表，不能洞悉原 因的所在”，由此引出地理沿革史对经济史的重要意义：“一个人要深切了解经济，他 必须懂得地理；要彻底研究经济制度的沿革，他必须懂得产生该制度的国家的地理沿革 ”。最后，作者呼吁“国内少数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能够与专门研究地理沿革史的学 者，作切实的联络，大家实行分工合作”，这样“不但这两门科学各得其利，而且必能 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充分发展”。整篇文章通过讲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引出地理沿革 史对经济史的重要意义，但并未谈及反向的，即经济对地理、经济史对地理沿革史的意 义，或许此层意思留待禹贡派的学人申述。
二
禹贡派和食货派之间更为深层的学术关联，在于对当时史学要务达成的共识。两个学 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和陶希圣，均认为当时史学的首要工作应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谈理 论建设为时尚早，《禹贡》和《食货》的办刊方针各自贯彻着这一认识。
在《食货》创刊号上，主编陶希圣发表声明：“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 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 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 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 那样的趋时”。(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此番话特别强调了《食货 》的基调不同于社会史论战，组织、集合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 集工作是刊物的宗旨。确定重在史料搜求的办刊宗旨，是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深刻反思 之后得出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 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 是不能出现的”(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 象并没有明显的整齐的摆在陈列室里面，还须大家去搜求。所以，论战，要把历史上社 会现象找好了，才能打的畅快，打的于中国社会史学有裨益。不然，那只有乱打一番。 ”(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
与《食货》的振臂高呼相比，《禹贡》对史料搜集整理的提倡则显得较为低调，而以 往人们对《禹贡》的关注也多集中在其激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谋救亡图存之学一点 上，很少从学理上探讨这一学术刊物产生的原因。西方学者施耐德注意到这一问题，他 特别提出，《禹贡》的创办并非仅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兴趣，“另 一重要促进因素是对史料(包括人文学和自然地理学)积极关心的学术趋向——肇端于社 会史之辩论”(注：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台)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 03页。)。这一提法是有道理的，社会史论战的落幕确实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即从理论的争辩转入史料的细致搜求。如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当时活跃的三支主要力 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学 派，(注：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以后，继续在甲骨金石方面下大力气；吕振羽利用神话和考古学知识研究殷以前的 古代社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致力于清代大内档案中经济史料的整理；《食货 》则倡导“在历史著作以及文集笔记小说等成书里”(注：《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1期 “编辑的话”。)找寻材料。对此，嵇文甫总结说：此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 讨时期”(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顾颉刚以考辨古史起家，走的是考据之路，此时“古史辨”的工作虽然没有停止，但 已经不是重点，工作的重点转向地理沿革史及边疆、民族问题。顾氏办《禹贡》、治地 理沿革史仍沿袭古史考辨的老路，主张“地理方面实在不知道保存了多少伪史，我们也 得做一番辨伪的工作才好”(注：《禹贡》半月刊4卷6期“通讯一束”之24“赵贞信来 信”之“编者按”。)，和“古史辨”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禹贡》创刊号上订立的 治地理沿革史的工作计划有：编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 地理沿革图；编写历史地名大辞典；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没有提出理论建设的宏 旨，全部是踏踏实实的基础工作，其中一件是要从古代的地理书籍中辑录出供各类专题 研究所用的史料。有读者建议《禹贡》应刊发一些理论文章，顾颉刚的答复如下：
承示应作理论文字，同人固未尝无同感，然一种人自有一种人之才力，所谓‘鹤胫虽 长，断之则悲；凫胫虽短，续之则忧’，天分如此，无法矫揉。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 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然此实非办报者所应有之态度，甚望能作理 论文字之人肯加入本会，达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 界之同情，他日将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 。(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8“齐健来信”之“编者按”。)
顾氏所称会中同人“大率朴学”、“不擅华辞”，正是禹贡派学人的治学特点。但是 ，顾氏及禹贡派同人并非忽视理论，他们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谈理论建设为时尚 早，学术发展和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都不完备，踏踏实实地搜集整理史料才是切实 可行的第一要务。王毓铨曾经专门和顾颉刚讨论过此问题。王氏批评陶希圣领导的《食 货》忽视方法论，并指出，“从单纯找材料之风起，有许多人都变成简单的技术人员了 ”，《食货》是始作俑者，他希望《禹贡》“不简陋如此”。(注：《禹贡》半月刊4卷 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顾颉刚则坦言：“我们这个刊物，专事收集 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实在是一个缺点”，之所以依然保持这个态度是因为客观条件的 不允许，在“材料的搜集已获得了客观容许的条件”时，《禹贡》半月刊坚持以收集材 料为先的办刊方针是正确的，因此它能够存活且日益成长。顾氏反对无事实基础、空发 议论的做法：
伟大的理论决不是不负责任的谈话，必须有事实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够干燥的。…… 倘使大家不肯沈潜于这种机械的工作，专喜欢发大议论，则既没有事实的基础，只有相 率作策论八股；学问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意味?(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 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之“编者按”。)
并进而指出：“我们现在的机械工作为的是适合事实，我们将来的成就是要创造理论 。……我们这班人也许因为机械的工作做得太久了，此生此世更无建设理论的希望，可 是只要我们留下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也就足以供给将来理论家的采取。”除了史学 自身发展的限制，顾氏还提到战争造成的生活不安定也决定了研究工作只能以搜集材料 为主。“再有一件当前的大困难，就是生活的不安定。在这‘大队敌机嘎嘎声里’，连 王先生写这封信时也不能‘详为申论’，何况建设起学术的理论!只有机械工作还能勉 强地进行”。(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之“编者 核”。)
顾颉刚把《禹贡》半月刊及禹贡派同人的工作比作“烧砖瓦的呆板工作”、“一堆堆 的铺地的石子”，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食货》所标榜的“一片小本厂”，都是甘为 铺路石、材料厂，为理论建设提供素材。在这一点上，《禹贡》与《食货》学术主张的 一致性是再明白不过的。需要指出的是，陶希圣和顾颉刚对史料搜集的强调，不同于傅 斯年等人所阐发的史料对于史学的意义——“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注：傅斯年：《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越》，他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1928年10月。)， 而陶希圣对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认识是比较辩证的：
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 产生，理论并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 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 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 甚至于不能产生。(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
顾、陶二人从来都不忽视理论，且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 只是就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而言，在史料搜集工作尚未系统深入开展的情况下，谈 理论建设既不可行也没有任何意义，所谈只能是空洞无物的。他们在对社会史论战深刻 反思之后得出的这一认识，比之傅斯年等人的唯史料主义显然更为全面。由此看来，史 学的每一步迈进都是在修正与改进中完成的，尽管可能会有曲折和迂回，但前进的总方 向不会改变。
除了在办《禹贡》和《食货》上引为同调，顾颉刚与陶希圣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认识 ，促使他们在学术和社会活动中多次合作。
长期以来，顾颉刚一直有一个萦绕心头的夙愿，即编著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用 以说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演进的历史，增加国人对于本民族前途的自信心。抗战时期， 外敌入侵使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创办《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致力于地理 沿革史和民族演进史的研究，这一系列的工作正是为了给《中国通史》的撰写建筑一个 坚固的基础。顾颉刚对《中国通史》重要意义的认识与陶希圣不谋而合。1931年“九一 八”事变爆发之际，北平史学界在北平图书馆召开会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 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陶希 圣即是其中的参与者(注：《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二人各自努力，如顾颉刚所言，禹贡学会与食货学会“所 研究者虽为部分之中国史，而实际不啻为中国通史筑一坚固之基础”(注：《禹贡学会 募集基金启》，他认为《禹贡》半月刊4卷10期。)。为了“督促中国通史之早日出现计 ”，陶氏又联合禹贡学会发起创办《史学月刊》，已商定好由亚新地学社出版，只因时 局突变，该计划被搁置起来。
顾颉刚与陶希圣还另有一些学术上的合作。1935年顾颉刚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 为历史组主任，上任后遂聘陶希圣、钱穆、吕思勉等人为史学研究会会员。1936年顾颉 刚约会陶希圣、冯友兰、白寿彝、张荫麟等人，在《申报》办《星期论坛》，于1937年 1月10日发刊。(注：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顾颉刚对陶希圣的学术成就格外推崇，如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他对陶希圣在社 会经济史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 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 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 社会，所以成就最大”；“郭先生的贡献偏在破坏伪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贡献却在揭发 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真相，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 了相当的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 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 实在不可埋没”。(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 —93页。)这些对陶希圣褒赞的话语曾被称为“糊涂看法”，是“不从事革命斗争的纯 学术观点的反映”，从中“看出了一心躲避革命，专心学术，正是顾先生一生学术事业 的致命伤”，(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0页。)这 是尚未摆脱“左”的束缚时难免会有的结论，但却从一个侧面反证了顾氏对陶氏的评价 是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不掺杂任何政治色彩的，因此是较为客观的。
综上所述，禹贡派和食贷派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学术关联，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 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这种关联的产生也绝非偶然，它是一代 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以往我们的思想受到种种束缚，轻易地给某些学 人、学派贴上含有政治意义的标识，随后便将其打入历史的大牢幽禁起来，这样不仅妨 碍了对这些学人、学派本身进行客观的评价，而且限制了对当时史学整体面貌的综合考 察。今天，当我们用学术和政治分离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被打入历史冷宫的个案时，我 们发现历史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