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掌管俄罗斯——对俄罗斯社会精英阶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谁在论文,阶层论文,精英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变革和私有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一些政界、商界头面人物的议论越来越多。一时间对转轨国家中“精英现象”的研究，成了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些新闻媒体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力图对这一阶层的构成、出身、经历、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仕途以及更替机制等进行全面的社会透视。他们所说的“精英阶层”，主要是指那些掌握社会权力、能够左右国家、左右政局的政界、商界头面人物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通过这些材料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中最为隐秘的一个阶层，有利于我们观察社会转轨过程中精英阶层的演变及其独特的作用。
改革、特权与精英阶层
在前苏联时期，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条件下，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就象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牵动着全社会。而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则构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然而长期以来，精英阶层的情况一直是研究和报道的禁区，甚至社会精英的私生活也成了国家机密。近几年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改旗易帜，有关前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的材料被披露于世。加上一些前苏共领导人或秘书、卫士的回忆录，基本上可以看出前苏联时期最高统治阶层的内部构成情况。
在前苏共执政时期，曾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的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门、外交、军事以及一些社会群众组织11000个领导职位〔1〕。占据这些重要的职位的领导人，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一般来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集中体现了前苏联时期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
国家最高领导机关———苏共政治局和书记处，代表着最高立法机关；
苏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的最高领导人，代表着实际政权执行机构；
苏共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人；
部长；
军队及强力部门的领导人；
苏维埃系统的高级领导人；
高级外交官；
共青团、工会及一些文艺团体等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前苏联时期精英阶层内部等级分明，通常分为14级，各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遵照特定的格式和原则，但排除家庭继承或世袭。苏共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高干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一般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工作。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组与精英阶层的演变
在前苏联社会，每个总书记的当选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两到三年后形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赫鲁晓夫时期的“顿河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希望借以寻找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这种阻碍机制就是来自“官僚机关”。于是在他的号召下，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反“官僚机关”的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所热衷追求的目标，也构成了当时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削弱苏共的权力和影响。1987年，取消了苏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中主管经济工作的部或处，苏共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苏联统一的经济管理体系也被打破。与此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1988年起，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次数越来越少，例如，1985年共召开了38次政治局例会，1986年为40次，1987年——38次，1988年——33次，1989年——22次，1990年——9次。而书记处则形同虚设。
其次是利用“权力重心的转移”，搞“平行过渡”。戈尔巴乔夫在削弱苏共影响和党的机关权力的同时，大力宣传和提高苏维埃的作用。1988年的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涉及到党政分开、差额选举等内容。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上述举措一方面可以摆脱党内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可使自己的同盟者在苏维埃机构中重新找到职位、获得权力。然而苏维埃制度除了鼓动政治情绪和营造政治气氛以外，并未给社会带来任何改革效果。“议而不决”反倒使改革停滞不前。最终，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己放弃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转而出任“总统”。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的背后，苏联社会的精英阶层的面貌也发生变化。而选举制的推行，对以选拔制为主的上层官僚体系形成威胁。而社会中一些党派和团体的兴起，则对苏共权力体系提出挑战。随着苏共中央权威的丧失，共和国及地方政治精英极力捞取政治好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在民主化、公开性、反特权、争独立的呼声中，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了独立后俄罗斯社会政治精英的主体。而在其他新独立的共和国，多数原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则变为新生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一时间原来统一封闭的社会精英体系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2〕。 一部分人被迫“下野”，从此后消失于政治舞台之外，如前苏共中央第二把手叶·利加乔夫；部分人转而举起反对派的大旗，继续政治斗争，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前最高苏维主席卢基扬诺夫；有的则改弦易辙，成为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有的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仍旧站在权力的巅峰，如现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和关系变为资本，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
经济改革与俄罗斯商界精英的形成
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商界精英的形成最为引人注目。而商界精英的出现亦有着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我们在分析俄罗斯社会“灰色经济”现象和“新俄罗斯人”情况时发现〔3〕， 无论是俄罗斯社会的“新贵”的发迹史，还是“灰色经济”的活动轨迹，与那一时期经济改革的走向几乎同步。俄罗斯学者指出，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党的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4〕。 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化〔5〕。
突如其来的经济改革浪潮使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茫然和困惑。无论是两次“掠夺式”的新旧版卢布大兑换，还是开放价格、实行外贸体制自由化，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局外人”。而真正有能力把握机会的只是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正是他们利用政治上的混乱、经济上的失控，逃避监督，最终成了这场变革的“赢家”。
在经济改革以前，苏联社会精英阶层的“特权”体现在实物方面发特供、专门服务等。而80年代中期以后，“特权”则体现为行为方面如特许经营权等。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成立了一批合资企业，这使苏共一些官员尝到了初次的“甜头”。当时赫赫有名的苏美合资企业如“对话”、“改革”等都与苏共上层人物有关。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推行“公开化”，在外交上宣传“新思维”，在经济领域施行“新经营方式”。然而，著名的“三自”即“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方法的实行，却非但没有使经济摆脱困境，反而破坏了统一的经济管理体系。一些部门和企业“集团私利”膨胀，某些地方“各自为政”。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截留权力，积极投身于“影子经济”。昔日的苏共经济管理干部逐渐变为“红色资本家”。
“共青团经济”的形成。在原苏联的财政体制下，现金的发放和卢布现金的流通受到严格的控制。单位之间的结算只能通过转帐进行。而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对卢布现金的需求甚大。提支现金、赚取手续费成为最盈利的“生意”。在苏共中央的支持下，当时的全苏共青团中央成立了“青年科技创造中心”。这些“中心”被赋予有权接受委托、提支现金。一般手续费为1%—5%不等，而“中心”所获的利润的18%—30%上交苏共中央。几年后这些共青团干部成为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成为“新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证券、期货交易中大显身手，不少人现为金融界的巨头。
涉足进出口领域，争取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是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而权力、关系是争取许可证或配额的关键。不少外贸公司有着很高层的背景。如改革初期名为“安特”的生产合作社，就是因出口先进的坦克而名噪一时。另外，由于苏联的解体，大量的国家资产流失国外，不少存入了私人帐户〔6〕。
获取优惠贷款。利用职位或关系取得各类优惠贷款、甚至是无息贷款也是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外汇贷款更是如此。在原苏联，除黑市外汇汇率外，还存在着国家官价、商业交易价和私人旅游外汇兑换价。由于市场商品短缺，卢布对外币的比价直线上升，而卢布的国家官价却一直处于0.65兑换1美元的水平。利用特权炒卖外汇， 使得某些人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房地产交易。在改革初期，一些单位积极向商业机构包括外国公司出售或租赁国有房产。房地产买卖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十分普遍。当时苏共中央办公大楼也有不少公司入驻，直到现在。
积极参与“私有化”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已不满足分享经济权力，捞取一时的经济好处。于是分割资产、掌握所有权，成了这些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俄罗斯学者将“私有化”称为“官员把国家私有化”〔7〕在将一些部委改为康采恩或集团公司的过程中， 部长或副部长出任公司的总裁。国家的股份通过代理人或由集团公司领导托管。而以劳动集体名义所占的股份实际为少数人控制，甚至有的领导人直接占有企业的股份，掌握着对企业的控制权。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进程，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进一步加快，并且合法化。国有资产被低价评估、或被不正当拍卖现象时有发生。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官僚们试图将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变为“所有权”。社会成员中只有这部分极少数人有能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如此，也只有他们能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参与分割国有财产，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无论是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还是居民购买公司股票，都未能使“千千万万的居民成为所有者”。现反，却使得大多数百姓落入了MMM公司设置的“金字塔”圈套。
总之，原苏联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改革并未使权贵阶层的地位得以动摇，相反，他们积极利用变革过程中的种种疏漏，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俄罗斯商界精英形成的过程中，带有垄断色彩的官僚资本和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今后，官僚垄断资本和新兴资本势力的争斗不仅影响着经济生活，而且还将左右俄罗斯的政局，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值得认真的观察和注意。
另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社会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的演变过程同其它独联体国家十分相似。并且在一些新独立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苏联的解体，使得一些在原苏联权力体系中本属于第二梯队的官员走上了前台。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现变为独立的“总统”。一些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直接受控于最高领导人或其亲信。
俄罗斯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及特点
在几年间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中，原苏联社会精英的绝大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原来统一、凝固的精英层分裂成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两部分。然而同过去相比，精英层的核心以及权力的性质并未改变。只是在年龄、出身等方面略有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精英阶层的社会构成比较
勃列日涅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时期
平均年龄(岁)56.6 52.2
妇女所占比例(%) 8.2 5.6
农村出身所占比例(%) 57.3 54.6
受高等教育所占比例(%)
88.8 84.1
叶利钦时期
平均年龄(岁)48.5
妇女所占比例(%) 4.2
农村出身所占比例(%) 22.8
受高等教育所占比例(%)
97.4
分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精英，可以发现，属于原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的人数比例竟高达“60%以上。而地方精英得以保留下来的比例就更高，约80%以上（见表2）。
表2 旧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 政治首领 议会领导 政府部门 地方领导 商界精英
75.0 57.2 60.2 74.3 82.3 41.0
大量材料表明，除在斗争中下野或发迹的少数政治家外，叶利钦时代大多数的管理精英“脱胎”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甚至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见表3）。 正象一位德国作家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情形所说的那样，皇帝没有了，而将军们却留了下来。
表3 精英阶层的来源分析（1992年前后）%
1985年以前进入精英层的比例42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年夏)
41.7
1991年8·19事件进入上层核心的比例5.5
1991年以后
9.9
资料来源：[俄]《俄罗期世界》杂志，1995年第3—4期。
分析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和性质，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精英层的开放性、流动性增强。原苏联时期的执政精英必须经过严格的等级选拔，而且渠道单一。如今，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是登上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大门。过去政治上的失落则意味着仕途的终结，现在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步入商界。
第二、执政精英的职业化倾向增强，内部斗争激烈。“政治家”成为一种最诱人的职业。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政治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
第三、商界精英异军突起，而代表文化艺术、科技知识分子的知识精英的作用和影响在减弱。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是改革和民主化浪潮的弄潮儿。现如今，这些改革“先锋”的境遇并不乐观。除少数人踏上了政治仕途并有个别人步入权力顶峰以外，多数知识精英受到社会的冷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生的商界精英的异军突起。社会中的商界精英主要由改革初期的“市场浪漫派代表”、“灰色经济”成分以及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干部和厂长代表构成。近几年，随着俄罗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巨型工业金融集团的建立，这些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作为商界的代表，其影响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金融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第四、执政权力进一步扩大，官僚机构更加庞大。现今的俄罗斯拥有比原苏联更为庞而臃肿的管理机构。以至于总统机关、议会、政府以及莫斯科市之间为争夺苏共遗留的办公楼宇而矛盾激化。行政机关普遍效率低下，且贪污腐化盛行〔8〕。为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
第五、随着权力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各类工业垄断集团和金融资本势力或斗争或联合，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介——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精英现象”分析
俄罗斯社会精英阶层构成的上述情况在其他新独立国家也大体相同。据统计，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现担任独立国家总统中有一半是原加盟共和国的苏共第一书记，并且曾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任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1990—1991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阿塞拜疆总统阿利也夫、立陶宛总统布拉藻斯卡斯等，都曾是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并同时多次出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叶利钦总统在1986—1988年期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前不久， 在白俄罗斯， 63岁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马洛菲耶夫被卢卡申科总统力荐为议会参议院议长。另一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苏共摩尔多瓦共和国第一书记彼·卢钦斯基在去年末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战胜另一位旧时的党僚——前总统斯涅古尔， 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1996年的俄罗斯举行的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中，前苏共党政官员重新当选的势头进一步向社会展示了原地方精英的影响与威力〔9〕。可见， 在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的社会转轨过程中，原执政精英的演变或重新崛起不再仅是简单的人事变动问题，而成为一个普遍而值得深思的现象。俄罗斯社会中对此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俄罗斯“民主改革之父”的波波夫和被称为“市场经济之父”的盖达尔。
波波夫在一篇总结俄罗斯民主运动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文章中提出，俄罗斯社会错过了一次由共产党内部领导机关推行改革的历史机会。而民主运动中匆忙上台的知识分子，面对问题如山的日常改革和管理工作显得准备不足，毫无经验。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曾先后担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和市要职的波波夫将权柄交给了被称为“管家”的现任市长卢日科夫。而对于精英层尤其是权力结构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波波夫则认为行贿是促进各级官员推动改革的“润滑剂”。他说，贪污、受贿就象是服务员收取“小费”一样，对此无需大动干戈。
盖达尔的解释同样耐人寻味。他在自己著名的《国家与变革》一书中提出：“共产党的权贵们自愿地成为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期望在共产主义制度的葬礼上发财致富——这一进程是有目的、有步骤的”〔10〕。盖达尔称：“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用暴力从权贵阶层手里夺取俄罗斯，但却可以从他们手中收买”。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国家财产被“官僚私有化”。他说，自己没能意识到革命过程中“伪善的转折”。官员们将手中的对国家财产的支配权、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俄罗斯学者指出，新时期的权贵阶层不仅掌握了比过去更大的权力，也拥有了未曾有过的巨大财富。
在研究东欧及前苏联各国精英阶层的演变过程中，不少学者一方面关注精英阶层的内部结构和社会来源，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些国家的社会转轨进程与这些国家中精英阶层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这是否意味着刚刚初现的民主制度要求由这些原执政精英来“扶植和培育”？还是说明新旧权力精英需要将“民主加以保护和培养”？在这些国家中权力将市场引向更自由和竞争，还是市场由于权力的介入而变得进一步垄断和集中？
注释：
〔1〕参见 鲍·戈洛瓦切夫、 拉·科索娃：《高层集团的社会肖像》，[俄]《社会学调研》杂志，1996年第1期，第46页。
〔2〕参见
埃·布连科娃：《社会转型与精英阶层的内部特征》，[俄]《俄罗斯世界》杂志，1995年第4期第4页。
〔3〕参见
张树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的两大难题：灰色经济与集团分利》，《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5期第28—35页。
〔4〕参见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俄罗斯社会的结构转型与分层》，莫斯科，1996年版，第269—295页。
〔5〕参见
罗·雷芙金娜：《俄罗斯将产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5期第75页。
〔6〕参见
维·卢涅也夫：《俄罗斯的犯罪形势与新政治精英的形成》，[俄]《社会学调研》杂志，1994年第8—9期第93页。
〔7〕参见
奥·克雷什丹诺夫斯卡娅：《旧权贵阶层向新俄罗斯精英的转变》，[俄]《社会科学与现时代》杂志，1995年第1 期第57页。
〔8 〕阿·奥伯伦斯基：《后苏维埃时代的官员阶层：准官僚统治阶级》，[俄]《社会科学与现时代》杂志，1996年第5期第7页。
〔9〕参见 阿·普鲁特尼克：《第一书记同志与总统先生们》，[俄]《消息报》1996年12月6日。
〔10〕参见 叶·盖达尔：《国家与变革》，莫斯科1995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