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上半期的苏北农村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农村教育论文,半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全面的新式学校教育时期。但是广大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教育长期滞后，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乡村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笔者以20世纪上半期苏北地区（注：苏北系指长江以北地区。淮北则指淮河以北，包括徐州所属之铜山、沛县、萧县、砀山、丰县、邳县、睢宁，海州所属之东海、赣榆、灌云，淮阴所属之宿迁、泗阳、沭阳，共13个县。）的乡村教育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苏北农村教育状况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分析其产生原因，从而揭示出乡村教育滞后给苏北地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
就全省而言，江苏的教育包括乡村教育在全国是最发达的。但省内乡村教育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苏北教育较为滞后，特别是淮北地区相当落后。苏北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学龄儿童失学率高。江苏农村学龄儿童的失学率普遍较高，而长江以北尤甚。江苏省有关方面曾于1930年和1935年两次进行调查统计，1930年，全省的失学率为87%，除了扬中县外，失学最多的县份都在苏北，特别是徐州、海州、淮阴所属的淮北地区13县。而同时期的苏南地区情况则大为不同，以松江所属为例，除奉贤外，其余九县的入学率都超过20%。到1935年时，情况虽有好转，但基本态势并未发生变化。位居失学率前列的都是淮北的县份，最高是丰县，失学率达96%。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表中可看出，相对于全省而言，苏北，尤其是淮北地区的失学率相当高，如徐州所属的铜、沛、萧、砀、丰、邳、睢，海州所属的东海、赣榆、灌云，淮阴所属的宿迁、泗阳等县，失学率几乎都在93%以上，其中东海县的失学率高达98.24%，与最低的金山县比较竟然相差36.7%。五年后的调查情况也大致相同，苏北的整体情况有所改善，但淮北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各县均在全省水平线以下，且差值较大，如丰、沛二县的失学率均为96%，赣榆、灌云为95%，若与最低的模范县江宁相比，则差值扩大至57%，可谓霄壤之别。
（二）成年文盲数量巨大。苏北农村的成年文盲数量巨大。人们在论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时，通常会提到当时中国文盲数量巨大，比例高达80%，江苏也是如此。1932年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就曾说到：“至若不识字的文盲，逾二千五百万人，几占全省人口（三千二百万）百分之八十”[1]。而确切的文盲比例直到抗战前才有较为精确的统计。江苏六十一县的文盲比率总计为70.51%，苏北地区的文盲比率普遍要高于苏南，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中反映出文盲比率高的县份基本上都集中在苏北。低于60%的县份中，苏北只有盐城、启东、靖江三县，而苏南则有10县，其中嘉定44.98%为最低；在70%以下的县份中，苏北有8县，仍少于苏南2县；70%-80%的区间内，南、北各占一半；80%以上的14个县中，苏南只有句容、扬中二县，其余均属苏北，其中赣榆、泗阳、萧县、涟水、沛县、砀山、东海等七县都在90%以上，最高为赣榆95.24%。
但是文盲基本上都集中在农村，以涟水为例，涟水全县的文盲率是90.16%。而据涟水县立民教馆进行的生计识字调查，县城南门镇与县前镇的居民中6岁以上人口共有1569人，识字者有722人，占全体的46%，其中女性识字者125人，占7.97%[2]。识字者数近乎为居民一半，这样高的识字率，与全县90%的文盲率形成巨大的反差，说明其绝大多数文盲都在农村。所以当时人们都把识字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
（三）学校条件简陋，教师待遇差。作为施行义务教育的最重要机构——学校，在苏北的分布不仅不均匀，且条件十分简陋。在这一点上，淮北十三县尤为显著。根据江苏省教育厅1932年的统计，全省小学总数为8082所（公立7554所，私立528所），平均每县133所。其中校数最多的县份是盐城，有453所，最少为东海，仅12所[3]。无怪乎东海失学率高达98.24%、文盲率91.18%。
表一 1930年份江苏省失学率表(%)
地区
全省苏南苏北 淮北
失学率 87 78.3291.7693.99
最高县份 98.24东海
最低县份 61.54金山
未达省均县数
34个6个 28个 13个
未达省均县率
55.720
90.32 100
（资料来源：《江苏教育》1卷2期《统计》，1932）
表二 1935年份江苏省失学率表(%)
地区全省 苏南 苏北 淮北
失学率
74.3069.33 79.09 89.85
最高县份
96丰、沛
最低县份 39江宁
未达省均县数 33个 13个
20个 13个
未达省均县率 54
43.33 64.52 100
（资料来源：《江苏六十一县志》，殷惟榖编，商务印书馆1936）
表三 江苏各县文盲比率分布区间表
区间 60%以下60%-70% 70%-80%80-90%90%以上 合计
地区苏南 苏北 苏南 苏北 苏南 苏北 苏南 苏北 苏北
县数 10310 88 82 57
61
占全省% 16.39 4.91 16.39 13.11 13.11 13.11 3.28 8.19 11.48100
（资料来源：《江苏教育》5卷10期《一月来之江苏教育》，1937）
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乡村小学的条件大都十分简陋，其程度已远超乎人们的想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的乡村学校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校舍，大多建在庙宇祠堂里，还有的借用农民的草房。“这种草房，既很低矮，又不通气，简直是一种监狱。还有些乡小的教室，只有一门，没有窗户。”[4]学校里除了课桌、黑板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徐海地区的乡小因为木柴的珍贵，许多课桌都是土筑的，高度一律，不能适合儿童的身长；有时天气干燥，大风刮起，桌面沙尘飞扬，弥漫全室，目不能开，鼻口不能呼吸，实不合卫生条件。”[4]
教师的待遇差也是当时的一个严重问题。教师薪水不仅低，而且时常拖欠，难以按时发放。1927年江苏大学区曾经举行各县小学教员登记，就薪水而言，各县情况不尽相同，其中以年薪176-200元之间者为最多，若以月计，则每月为15元左右。而不及此者，还有五六十元包教一年的。故有一小学校长声称“待遇菲薄，实不及商店中之伙计”。又有一位年已六十的老教员，家中有九口人，全靠他每年187元的教书收入，所以他的经济状况是“无恒产故经济常绌，发班白犹自食其力”。统计表明，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过着清苦生活，其余则大都在社会平均线之下[5]。就是这样微薄的收入也不能保证每月按时发放，教员索薪风潮不绝于耳。时人曾言：“本省各县教育经费，能按月发放者，百不得一；欠二三月者，不足为奇；四五月者，亦属甚多；有最多之某县，已积欠近二年，如此情形，宁非怪事！”[6]1931年，宝应的乡村教师薪水积欠就有十余月之久，半年仅领到五元；江都罢教前后有八次之多[7]。许多教师整日忙于索薪，所以当时有人将小学教员戏称为“叫员”[8]。
（四）师资队伍严重不合格。待遇的微薄，势必影响到师资质量，就当时全省各县而言，教师的师资水平严重不合格。这种不合格主要表现在具备教师资格者人数过少。
1927年江苏大学区曾经对全省小学教师进行登记，根据统计情况，参照后来省教育厅制订的《江苏省县区立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任免规程》中有关资格规定，可知当时全省各县的小学教员总数是20600人，其中合格者为8927人，占总数的43.33%；不合格者11673人，占56.67%。不合格者的情况各不相同，占绝大多数的是未受师范专业训练的中学毕业生，有4826人；其次为曾受中学教育而未毕业的1457人；第三为仅在小学毕业即任教员者，772人，其中还有23人是初小毕业；第四为塾师及有前清功名者979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学历达标但未经过师范训练者。各县纯粹由师范专业培养的师资，为数很少，如句容、溧水、高淳、丹阳、扬中、青浦、海门、兴化、铜山、丰、邳、宿迁、东海、赣榆、启东等15县，竟无一受过高等师范教育者[9]。
虽然全省各县普遍存在着师资不合格的情况，但淮北的情况尤为严重。东海全县教师仅57人，不合格者43人，占75.5%；丰县教师共有369人，不合格者258人，占总数70%；睢宁170名教师中不合格者94人，占55%。不合格教师如此之多，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所以当时乡村小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师的教学安排非常随意，任意放假，督学下去视察时常常发现学校空无一人。“教师上课与否全凭兴致，高兴起来，一天多上几节，扫兴时就是小的大的教，大的自己温习功课。”[10]
二
导致上述状况出现的原因很多，但详加分析，不外乎社会与教育界自身两大因素。
（一）社会因素。教育本来就是一项社会事业，应该也必须由政府承担主要的投入。但当时政府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且有限的经费大都集中于都市及高等教育中，如江苏省在1932年之前，省财政的年教育预算仅为五百余万元，但必须向中央大学每年提供补助费一百二十余万元，虽然普教经费占46.84%，达二百四十余万元，但也大都用于省立学校、实验小学之类，为数众多的乡村学校是无缘分润的。地方教育发展主要依赖于自民国十七年开征的普教亩捐。加之当时各地都在推行地方自治，因此江苏省教育厅遂以“本县经费办本县教育”为由，推卸责任。这就使得许多财力不足的县份不仅无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甚至连维持都很困难。苏北教育落后与此有极大关系。对于饱受经济萧条、农村破产、盗匪横行之苦的苏北来说，地方教育经费筹措异常困难，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当时各地发生的教界风潮也多由缺少经费而起。所以后来屡有识者指出，应该放弃严格的就地筹款政策，酌行补助及调剂政策。
教育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两者缺一不可。但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而言，这样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奢望。战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农村危机，使得当时苏北的社会经济凋敝到极点，农村离村现象严重，社会秩序也被破坏，出现生存危机，更遑论其它了。这些都给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带来莫大的困难。而当时的教育主管官员无视这种实际情况，动辄制定五年发展计划、六年脱盲计划等，故有人批评道：“若不管生产状况，徒去发达教育，只有消费，没有收入，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5]同时苏北地区匪患也比较严重，乡村出现了“匪化”与“劣化”的倾向，这给乡村教育带来更大的困难。正常的教育秩序很难保证。受社会动混乱影响，入学的学生人数也急剧减少。
（二）教界自身因素。在苏北地区农村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教界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表现在教费使用与教界内部矛盾两个方面。
教费使用效率低下，既征收不足，又浪费严重。相比于全国其它省份，江苏的地方教费数量最多，约相当浙江省的四倍。民国元年（1912年）时为238万余元，民十五（1926年）时为500余万；民国十七年激增400多万，总数达926万余元；民国十九年度则达1100多万元[11]。可此仅为理论上的征收数字，要转化为教费，还须经过县财政局的催征，而各地的征收每每不足。而教育当局对于教费的使用也是“开支浮滥，漫无预算”，甚至“虚收实支”，浪费严重。所以尽管教费总数逐年加增，但不敷如故，若再发生天灾荒歉，那就必定出现积欠。当时社会各界对于教费拖欠问题并非完全持同情立场，且多有讥评之语，“果完全移其责任于造物之不仁，则经费纵增至万万元数万万元亦无补于事功，是以救贫之道固在开源，处贫之计应重分配，分配不当，社会信仰全失，同情毫无，虽欲开源，必遭民众之唾弃矣”[12]。如赣榆县的教费使用就漫无标准，“各学校经费皆列约数，且大都学生稀少，费用奇大”，各学校经费使用高下悬殊极大。海头小学年费4200余元，学生70余人，生均60元；墩尚小学年费4500元，学生120余人，生均37.5元；欢墩埠小学年费3000余元，学生50余人，生均60余元；青口小学年费6500余元，学生150余人，生均43.3元。全县“每生平均费用竟多至三十余元，殊属罕见”，而省均数仅为每生八元左右。教育厅为此特发出第2094号指令，要求切实整顿，即刻纠正（《江苏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1期，公牍）。
教界内部矛盾丛生也是导致当时教育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苏各地教育界，派系之争可谓无县无之。这种派系之争的实质，“彼等非为研究教育学术争辩对峙而成也，非为互立教育主义各有争执而生也，非为教育行政计划之实施各有趋向而成也”，是为争权夺利而成。派系一旦形成，双方“竟日忙碌于寻隙挑衅之生活中，而无有一人从事于教育方面之建设矣”[13]。当时教界风潮纠纷迭起，无有已时，教员动辄不是停课索薪，就是包围教育局，甚至押局长游街。1930年4月，涟水县几十名教员以索薪为名，涌进教育局，占据数日，并押着局长游街。事后县长亦因处理不善而被撤职查办（《江苏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5期，公牍）。所以有人形容当时一般教职员“初既皇皇于地位之不获，继则惴惴于菽水之不供，而终日奔驰于营运索薪之途，遂无暇复为教学启蒙之业”[14]。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苏北的农村教育呈现出上述各种现象，乃属必然之事。其势必对社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三
就总体而言，苏北地区农村教育落后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将从社会秩序、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社会秩序方面。苏北地区教育落后，农民素质低下，知识缺乏，严重影响着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整个二三十年代苏北地区“萑苻四起，盗匪横行”，社会底层游民匪化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情况固然属于当时特定的时代产物，但与农民缺乏教育、素质低下也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以农民为主体的骚动中，因为知识缺乏而带来的野蛮落后性也暴露无遗。1928年10月8日晚，盐城农民暴动，打死了一名中学生，并冲进学校、教育局、县党部等进行破坏，起因就是此前学生及县党部捣毁了城隍庙里的神像。1929年春天，宿迁、邳县等地又发生以刀会为主体的暴动，参与者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破坏学校及党部机关，逮捕学生，喊出“打倒三民主义”、“打倒洋学堂”、“打倒党匪”、“拥护帝国主义”、“日本人是我们的好同胞”等口号（《宿迁僧众土劣刀匪暴动》，载《申报》，1929-02-20）。并且向县长提出了十项要求，包括取消县党部、取消洋学堂、重建东岳庙、不许禁毒禁烟禁娼、各家贴春联放鞭炮，等等（《宿迁土劣僧匪暴动续讯》，载《申报》，1929-02-21）。
导致此次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当时国民党地方党部在各地积极推行“破除迷信运动”，一些传统习俗、民间仪式和庙宇、祠堂受到冲击。农民对于县党部及学生打破传统的做法感到极度不满，认为这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从暴动中农民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严重缺乏知识、缺少教育，对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难以适应，而采取的对策也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完全是一种否定式的思维模式。后来在苏南的溧阳也发生过大刀会的暴动，而表现则完全不同，尽管原因很多，但民众知识方面的差别也应该是其中之一。
（二）社会生产方面。苏北地区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知识缺乏，对农业方面的直接影响就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墨守成规，无力改进，也拒绝改进。1933年时一些学者曾到江苏各地作农村调查，给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所使用的还都是“数千年来陈旧古老原始式之农具”，“县农民教育馆刊发的《小麦病虫害预防法》，在农民视之，直不啻故纸”[15]。同时，纯粹靠天吃饭也是农村教育落后一种表现。二三十年代，苏北地区以旱田为主，农民靠天吃饭，对天气过度依赖，遇有天旱无雨时则往往组织大规模的求雨活动，这当然无济于事。1933年夏，启东农民为了求雨，做了一条泥龙，“可惜仍然没有一滴水，而农产则愈见枯萎了！”（《江苏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第76页）农民因缺乏教育而无法理解与接受新事物，他们只能从经验出发，对新事物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心理。这一点是当时从事农技推广改良人员感触最深之处，“对于田亩之经营及管理，在在皆墨守旧法，不谋改良。益以知识浅陋，虫病的灾害，委诸天命，而不知自救。”[16]淮阴县推广蚕桑事业，“惟农民素无此种经验，大都畏惧踌躇，并且有讶为怪事者”（《淮阴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五年工作报告》，载《江苏省政建设》1937年4卷2期合刊）。农民缺少教育、缺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社会生活方面。如果说教育落后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产生的还是间接作用，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则表现在农民的社会生活方面，虔事鬼神、崇信邪教、蓄辫缠足等落后社会习俗盛行就是明显例证。
当时的苏北农村，农民对鬼神十分虔信。他们尽管生活贫困，但却将许多金钱投入到膜拜神佛、烧香许愿之中。迷信活动非常盛行。因此许多地方僧侣权势很大。宿迁极乐庵拥有土地二十万亩，是当地最大的地主，能号令于四乡八寨。1929年春的暴动即与僧侣的组织发动有极大关系。各地还经常举行各种大型迷信活动，耗资盈千累万，启东“农人每年耗费于求神拜佛的血汗极可观，去岁县党部某委员倡议禁止，大遭农民攻击，险些酿成巨潮”（《江苏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第76页）。当时的报纸上，常见有这样的报道，如“光怪陆离资费万金，高邮城隍出巡”（《香港工商时报》，1934-09-05）。
因为缺乏教育而民智低下的农民，很容易被邪教所诱惑。当时苏北一带的邪教相当流行，从报纸的标题即可领略：“徐海邪教大观”（《北平晨报》，1933-12-17）、“沭阳破获邪教”（《申报》，1933-12-23）、“江北的邪教”（《大公报》，1934-10-30）。邪教的名目繁多，各式各样，如金仙道、天仙道、无极道、三元会、五仙会等。时人评价道：“江北风气闭塞，文化落后，因教育之未能普及，多为神权所支配，迷信心理，牢不可破。加以历年来时局不靖，祸变频仍，人民思想，悉呈病态。含有野心者，多利用神道号召，为个人潜植势力、意图敛财，遂发生种种离奇荒诞之邪教，愚民无知，相率加入”（《大公报》，1934-10-30）。
当时苏北的农村中还保留着蓄辫、缠足等落后社会习俗。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多次加以取缔，蓄辫缠足等恶俗在许多地方还存在，尤其是妇女缠足在淮北地区十分普遍，如铜山县，“除少数已受教育妇女外，概系缠足，约占妇女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男子蓄发，除乡僻尚有极少数外，已不多见，计蓄发者约占男子人数百分之五”（《教育与风化》，载《铜山县政公报》1929年第9期，见江苏省档案馆530-059）。而且不仅仅是成年人，在小学生中也有，“江北的学生，有垂发辫的，有缠足的；而泰县的小学校用着论语、孟子、三字经、百家姓等作教科书”[17]。
胡适曾经将“贫、病、愚、贪、乱”比喻为最影响近代中国发展的五鬼，而因教育落后带来的愚昧落后即是其中之一。虽然江苏的整体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长江南北呈现出较大的差别，且由南而北呈逐步递减趋势，淮北地区最为落后。形成此种状况的因素甚多，包括历史、地理、交通、自然、社会、人文等许多方面，而自近代开始的农村教育落后，则是导致苏北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基础教育落后，中等教育更为落后，因教育落后而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环境恶化，培养出的人才也很难服务于桑梓，这又加剧了社会的劣化。1931年，在国内各专科以上学校里就读的江苏籍学生共有5504人，其中苏北的学生为1781人，不足三分之一，而淮北十三县仅有315人，占总数的5.72%（《统计》，载《江苏教育》1933年2卷4期）。而能报效家乡的更属寥寥。宿迁县当时在专科以上学校就读的共有31人，现有稽可考者16人，回到家乡者仅为3人（《宿迁史志资料》）。一县如此，它县可得而知之。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固然取决于历史与时代的宏观大环境，但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也十分重要，其中教育的发达程度是关键因素之一。民国时期苏北的农村教育状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