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试论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以来，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巴西的工业结构和增大了国民经济总量，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诸方面，使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表现在时间顺序上并不均衡。换言之，在加速实施工业化或国家对发展战略作重大调整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发生的变化尤为明显。这正是70年代以后巴西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现就巴西社会变化的主要方面略作评述。
一 社会流动性加快
社会流动性加快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巴西出版的著作中，对本国阶级的划分并未统一。有的将巴西社会划分为A、B、C、D、E5个等级，有的将其归类为精英、上中产阶级、中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穷人和很穷的人6类。（注：《请看》杂志，1994年10月5日和1999年6月16日。）当然，还有其他划分方法。不过上述两类划分大致亦可对应起来。我们将依此分析20多年来巴西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1.各阶级社会状况
在第一类划分中，5个等级的社会状况大致可作如下归纳。A级：其月收入在3000雷亚尔以上（注：1994年的情况，以户主的月收入计算。）。他们均受过教育，其中36%的人具有高等学历。他们拥有很好的居住条件，其中93%的人有自己的住房，40%的人在海边有别墅。他们全部拥有汽车，而其中53%的人拥有3辆汽车以上。他们每年都要出国旅游。B级：月收入在2000～3000雷亚尔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上过大学，但只有17%的人完成学业。他们之中拥有汽车的人占82%，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占77%，但在海边拥有别墅的人只占12%。属于这一等级的家庭均有电冰箱。拥有录相机的家庭占94%，拥有吸尘器的家庭占77%。但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所占的比重仅为10%。在国内乘飞机旅游的人为14%。C级：他们的月收入在1000～2000雷亚尔之间。其中大多数人受过不完整的初等教育。68%的人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每户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但只有32%的家庭拥有录相机，40%的家庭有自己的汽车。这一等级的95%的人在银行有存款。D级：月收入在500～1000雷亚尔之间。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其中24%的人是文盲。他们中的60%的人自己有住房，而拥有汽车的人的比重只占2%。E级：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500雷亚尔以下。54%的人为文盲。51%的家庭有自己的住房。他们所拥有的家用电器主要是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拥有电冰箱的家庭比重为48%。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基本生活消费，不可能旅游，也无积蓄。（注：《请看》杂志，1994年10月5日。）
5个等级的粗略划分法，未能反映出巴西社会的阶级状况：显然，A级中没有包括非常富有的人，而E级中也未将赤贫的人列入。但它毕竟反映了巴西当今社会和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社会状况，给人以具体的概念。将以上两类划分相互比较，大致可知，A级相当于第二类划分的“精英”，B级是上中产阶级和中中产阶级，C级是下中产阶级，D级是穷人，E级是很穷的人。由此我们便可以了解第二类划分中的每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精英”：拥有大学文凭的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和高级行政人员等。上中产阶级：小业主、拥有特长的技术人员和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中中产阶级：办公室辅助人员、小庄园主和拥有普通技术专长的自由职业者等。下中产阶级：机动车司机、石匠、技工、画匠等。穷人：看守人员、泥瓦匠学徒、流动商贩，以及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者。很穷的人：短工、农村劳动者、庄园的牧工，以及渔民等。
2.社会流动
巴西地理统计局的调查材料表明，1973年巴西社会上述6个等级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精英”占3.5%，上中产阶级占6.3%，中中产阶级占18.4%，下中产阶级占23.7%，穷人占16.1%，很穷的人占32%。23年之后，即1996年，上述比重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分别占4.9%、7.4%、13.3%、26.9%、23.5%和24%。其中变化较大的是很穷的人所占的比重减少了8个百分点，而穷人和下中产阶级的比重则分别增加了7.4个和3.2个百分点。这说明巴西社会阶级结构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在1973～1996年的“20多年时间里，社会最下层人口减少了约1/3。与此同时，下中产阶级则变成了巴西社会人口最多的阶级。”（注：《请看》杂志，1999年6月16日。）显然，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社会流动的结果。社会流动系指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2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而引起巴西社会如此变化的原因是，社会流动中的垂直向上的流动大于垂直向下的流动。从上述6个等级的变化情况看，大致是4升1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巴西社会趋向更加开放。“开放社会的特点是依赖自致性身份地位的程度大大超过封闭社会，而封闭社会更依赖于先赋性身份地位。”（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这就是说，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人们可以以自身的努力改变从前辈继承下来的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1973年，巴西人与其父辈相比，社会地位上升者占47.2%，同期下降者所占的比重为11.3%。同一指标在1996年分别为49.6%和13.6%。1996年的情况不仅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比重有所提高，而且下降的比重也提高了。这说明巴西社会的竞争性和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上述指标所表现的是巴西社会近年来代际流动的情况。所谓社会代际流动，系指下代人的社会地位与上代人的社会地位相比较所发生的变化。如果下代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那就是代际流动中的上向流动，反之就是下向流动。巴西地理统计局近年所作的调查显示，社会顶层集团中仅有1/5的人其父辈属于这一社会集团，而另外4/5的人是从其他社会阶层中晋升上来的。对就读社会科学的学生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们当中30%的人是未经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劳动者的子女。现有法官的约1/3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的子女。（注：《请看》杂志，1999年6月16日。）近年来，这种代际上向流动在巴西社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据社会学家若泽·帕斯托尔在其著作《巴西的社会流动与差别》中所作的揭示，从20世纪初至1973年，约一半的巴西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目前在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上层人物中，仅1/3的官员是所谓“强人”的后代，而其余2/3的官员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和贫穷家庭的人。这种社会流动既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阶层。在巴西军界，其高级军官在历史上一直由出身上层社会的人士所垄断。在帝国时期，60%的将军其父辈是将军；在旧共和国时期，30%的高级军官是高级军官的后代；在瓦加斯时期，20%的高级军官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在1964～1985年的军人统治时期，35%的将军其父辈为军人；而目前，大部分将军出身于低级军官家庭。从民族成分的角度分析巴西国民的社会地位，结论是黑人的社会地位虽有所变化，但他们目前仍处于社会底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例如，黑人所得到的平均工资相当于白人所得到的平均工资的50%，黑人在劳动市场中所占有的具有战略性的位置只占1%，等等。但上向流动的趋势也同样发生在黑人中。调查表明，约83%的黑人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80年代末，黑人企业主只占巴西企业主总数的10%，目前达到22%。在截止1999年的7年中，黑人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了10%，目前已占全国中产阶级总人数的30%。
以上考察基本上表现为代际流动。另外还有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为代内流动的社会垂直流动。代内流动即“一个个体在他自己成年期内的流动”。虽然这种向上或向下的社会垂直流动是所有社会的特征，但这一社会现象“在现代工业社会要比早期为多”（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12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这一结论也为巴西的社会发展所证实，特别是其中的上向流动。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更层次的就业岗位，激烈的社会竞争加速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1999年6月16日出版的一期《请看》杂志发表的一份社会调查，揭示出当前巴西社会代内流动的大致情况：由上中产阶级、中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穷人和很穷的人向上流动至“精英”阶级的比重，分别占15%、10%、5%、6%和1.8%；由下中产阶级、穷人和很穷的人向上流动至上中产阶级的机遇，分别占9%、10%和4%；由下中产阶级、穷人和很穷的人向上流动至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分别占16%、19%和8%。当然，在发生上向流动的同时，亦发生下向流动。比如，由社会的顶层（“精英”）向下流动至中中产阶级的比重约占21%。（注：《请看》杂志，1999年6月16日。）
不论是代际上向流动，还是代内上向流动，其发生的原因除偶然因素外，主要受制于教育因素。这是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重要不同之处。巴西地理统计局的调查表明，教育在上向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占75%；其次是父辈的遗产，占20%；所处的地域，即工作地点所起的作用占5%。显然，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人们上向流动的机会会增加。近年来，由于生产布局内地化已形成趋势，以及南马托格罗索州和托坎廷斯州的先后建立，内地为巴西人提供了更多的上向流动机会。
二 人口增长模式与人口迁徙
1.人口增长模式
在现代化过程中，巴西形成的人口增长模式基本符合“人口变迁”理论（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5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即出现由传统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转变为现代化初期的死亡率下降，致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走向成熟，出现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回落的趋势。
20世纪40年代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初期。从那时开始，巴西人口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941～1950年为19.7‰，1951～1960年为15‰，1961～1970年为9.4‰，1971～1980年为8‰，1985～1990年降至7.87‰。这一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死亡率的下降并未改变巴西人口的高增长率的状况。如1950～1960年间平均为31.7‰，1960～1970年间为27.6‰。当时的出生率依然处于高水平上。1951～1960年出生率平均为44‰，1961～1970年为37.7‰。在40年代巴西妇女平均生育6.3个子女，随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在60年代仍然达到5.8个子女。这说明，当时现代化进程尚未普遍改变巴西人的生育观，政府尚不能为节育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尽管如此，死亡率的下降标志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巴西人口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第二次转折应视为出生率的下降。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巴西始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率在1971～1980年间平均为34‰，1985～1990年间降至28.58‰。这一现象的发生，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直接有关。表1揭示巴西育龄妇女生育率即实际所生子女数量变化的情况。
表1 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
1960197019801991
北部区 8.568.256.454.15
东北部区7.397.536.133.70
东南部区6.344.563.452.35
南部区 5.895.423.632.52
中西部区6.746.424.512.66
巴西
6.8
5.764.352.85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局，转引自巴西2000年《4月年鉴》，第73页。
自70年代起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城市中的上层与中层家庭，收入较高家庭的妇女开始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80年代以后，避孕方法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收入家庭得到普及。与此同时，绝育的方法被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广泛采用。据巴西地理统计局1996年调查，当年在30～39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中，约36.6%的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种形势的出现是由于夫妻拥有共同愿望；同时，也是妇女希望参加社会工作和加强对子女教育的一种体现。它根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技术、劳动力市场以及价值观的变化。虽然存在死亡率下降的趋势，但出生率的降低致使人口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减缓势头。下面提供的数据证明了这一论点。1950～1960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1.7‰，1960～1970年为27.6‰，1970～1980年为24.8‰，1980～1991年为18.9‰，1991～1996年为13.8‰。巴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4‰)，但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0‰以下）。
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巴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人均寿命由41.5岁增至67.7岁），以及生育率的降低，致使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与此同时17岁以下的青少年所占比重下降。1940年这部分人口所占比重为55.42%，而今占35%左右。据巴西地理统计局预测，以这一趋势发展，到2020年，巴西17岁以下人口所占比重将降至25%。表2是不同年龄组人口比重分布，说明巴西人口已于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
人口增长类型的转换是巴西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必将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地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发展诸方面。
表2 年龄组人口比重(1998)
年龄组
人口数 占总数的%
0～9岁
30 499 52519.3
10～17岁 27 510 95117.3
18～39岁 55 975 37535.3
40～59岁 30 319 30419.1
60岁及以上13 914 3718.8
资料来源：同表1。
2.国内人口流动
人口的国内迁居或迁徙，即人口的地域流动，是任何国家或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不过它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国内人口迁徙的数量、迁徙者的成分构成及迁徙方向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巴西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外移民和国内迁徙的历史。巴西作为新大陆国家，其开发始于沿海地带。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必然会自发地和有引导地向其他地区迁徙。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巴西人口迁徙史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迁徙发生在16世纪。当时，东北部沿海一带的畜牧业主向腹地迁徙。腹地是指东北部沿海地区与亚马孙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第二阶段人口大量迁徙是在17～18世纪，圣保罗和东北部的人口迁往米纳斯吉拉斯和戈亚斯，以及马托格罗索等贵金属矿区。第三阶段的人口迁徙是在19世纪随着黄金生产的衰落进行的。以采矿谋生的人纷纷迁至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新兴的咖啡种植园。第四阶段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亚马孙地区橡胶业的兴起，使东北部人、特别是塞阿拉州人涌向该地区。第五阶段是在20世纪上半叶，圣保罗高原棉花和咖啡种植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东北部人。从积极意义上讲，巴西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徙对于地区开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徙还有利于国家领土的实际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代化进程对国内迁居的影响，巴西的人口国内迁徙呈现新的特征。这种现象对现代化进程既起到促进作用，也起到抑制作用。第一个特征是，农村人口、特别是东北部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差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其中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是他们的首选目的地。这是国家在东南部区积极推进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在城市创造了较多的工作机会，城市生活对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二个特征是，60年代初新首都巴西利亚建成后，它作为中西部发展的一个“极”强烈地吸引着国内移民，促进了国家实施“向西部进军”（注："Marcha para o Oeste"，参见托马什·斯慕雷卡萨恩尼等：《现代巴西经济史》，第254页，HUCITEL出版社，1997。）战略。第三个特征是，70年代，由于南部地区农业现代化，那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中西部和北部农村，将国家的“农业边疆”又向前推进。第四个特征是，90年代以后，国家的生产布局强劲的内地化，拉动了人口的内迁。
巴西国内人口的上述迁徙，是所谓的“轴心迁徙”，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口的大规模迁居是围绕着大的“移民轴心”而进行的。这样的移民轴心主要有以下几个。东北部—亚马孙地区是其中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亚马孙地区橡胶业的繁荣，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实施的全国一体化发展计划，包括修建跨亚马孙公路，使亚马孙地区成为东北部贫困人口迁出的重要目的地。东北部—中南部是另一个移民轴心。东北部人（主要是农村人口）通过圣弗朗西斯科河和里约热内卢—巴伊亚公路向中南部发达地区迁居，有时年均达到20万人。南里奥格兰德—南马托格罗索是第三个重要的移民轴心。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剩余劳动力以年均1万个家庭的规模向北迁移至圣卡塔琳娜州西部、巴拉那州西部和南马托格罗索州。近些年来，更远的朗多尼亚州也成了他们的重要定居地。除“轴心迁徙”外，还有另外一种被巴西学者称为“毛细管迁徙”（注：巴西《拉胡斯文化词典》，第525页。）。这是相对于轴心迁徙而言的规模不大、经常发生的多方向的人口流动。
90年代以来，巴西人口已形成反向流动趋势，即国内移民不再选择沿海地区的大城市，而是选择具有发展活力的内地。阿马帕州、托坎廷斯州、朗多尼亚州以及联邦区等已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其次，移民方向的改变，使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减缓。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人口先后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停止增长，从而有利于大城市的管理和建设。第三，人口流动趋向内地，从劳动力和市场方面为内地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经济的开发，广阔的内地和边疆得以实际占领。因此，巴西国内移民的反方向流动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此外，国内移民流动方向的变化，从长远来看，必将改变巴西的政治地图，内地和边远地区的政治参与将增强。上述地区选民的增加就是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巴西选民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州。1996～1998年间，阿马帕州的选民人数增加了22.66%。随后，依次为罗赖马州，增加21.43%，联邦区增加17.65%，亚马孙州增加11.13%，阿克里州增加10.83%，朗多尼亚州增加7.89%。与此同时，有些州的选民人数只有微弱增长。如东北部地区的帕拉伊巴州仅增加0.27%，另几个州是负增长。（注：巴西地理统计局：《数字巴西》，第154页，1999。）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选民人数的快速增加，显示出该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呈增强趋势。
三 就业结构变化
就业结构的变化之一是，经济自立人口在工业部门中的就业所占的比重，经过一段时期的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这是工业化进程导致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再分配的结果。表3是1980年之前经济自立人口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表3 经济自立人口的部门变化(%)
194019601980
三次产业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东北
75.60 7.04 17.00 69.51 7.82 22.67 48.40 15.61 35.99
北部
70.65 6.48 22.87 65.93 6.12 27.95 42.73 17.70 39.57
东南
57.15 13.32 29.53 38.56 18.34 43.10 15.52 32.25 52.23
南部
66.98 9.52 23.50 61.30 9.54 29.16 33.73 23.74 42.53
中西
71.98 10.68 17.34 64.85 11.00 24.15 34.90 16.51 48.59
巴西
65.88 10.40 23.72 54.01 12.90 33.09 29.28 24.92 45.80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局：1990年《统计年鉴》。
分析表3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内，经济自立人口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一直呈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中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就业率在第一产业中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二次大战后至70年代末，巴西工业化经历两次高速发展时期。工业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增加。但自80年代末起这种形势发生了逆转。1989～1996年，巴西的工业部门裁员100万人，这一时期工业就业岗位减少了约30%。1989年工业部门的就业率为22%，1996年进一步降至18.2%。（注：《环球报》，1997年10月8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设备的更新，1991～1997年在大量裁员的同时，工业生产率增长了49.7%。此外，9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工业部门中的某些行业（如服装、纺织、制鞋、玩具等）受到国际同行业的强烈竞争，企业纷纷裁员甚至破产，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是经济全球化对巴西发展所产生负面影响的表现。
就业结构的变化之二表现在就业的地理结构方面。工业化进程所造就的东南部、南部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向是巴西国民就业最集中的区域。但是，近10多年来，随着生产分布内地化趋势的发展，原来的经济发达地区不再被视为国家惟一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地方。内地许多相继兴起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巴西国民就业的地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巴西学者认为，巴西目前正在发生的“就业地图”的急剧变化的形势，“在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相同的例子的”（注：《请看》杂志，1997年2月19日。）。具体而言，巴西目前就业地理结构的改变是由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创造出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多的就业机会。如1990年以来的6年间，巴西共创造87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半数以上分布在东北部区、中西部区和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些地方。1989～1995年，圣保罗共创造78.2万个就业岗位，同斯巴伊亚州创造的就业岗位达120万个。而在40～70年代，巴西1/4的工作岗位是由圣保罗创造的。落后地区的迅速开发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因素之一。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发达州的内地与同一州传统工业区相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1993～1995年间米纳斯三角地区创造了7000个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岗位，比州府贝洛奥里藏特工业区更呈现发展活力；圣保罗州内地城市坎皮纳斯及以其为中心的11个市，已形成新的工业带。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500亿美元以上，与智利的GDP相当。近年来，圣保罗州70%的投资分配在州府以外的地区。这表明，巴西工作岗位的提供者已远离传统工业区。圣保罗州政府经济发展秘书埃默·松卡帕斯指出：“圣保罗州的A、B、C地区很难回复到原来那样工业发展的强势地位。”（注：《请看》杂志，1997年2月19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就业地理结构变化的结果。
就业结构的变化之三是，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比重显著增加。这种变化主要是在最近30年发生的。20世纪40年代，妇女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0.2%，60年代为18%，80年代达到35%，90年代大约为40%。妇女劳动力总数达到2930多万。（注：《环球报》，1996年9月15日；《经济趋势》杂志，1999年6月。）当前，巴西妇女劳动力的比重在拉美国家中是比较高的。90年代，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智利为25.2%，阿根廷为33%，均低于巴西40%的水平。
巴西妇女参与的社会工作主要分布在适于女性工作的传统领域，目前在男子传统工作领域也占据一定比重。在建筑行业，妇女劳动力所占的比重，1979年为1.9%，1999年达到2.5%。在采矿业，妇女劳动力所占的比重1979年为14%，1996年达到23.3%。在妇女劳动力进军男子传统工作领域的同时，男子则填补妇女劳动力所留下的空缺，家庭服务行业就是一例。1979年男劳动力在这一行业仅占3.1%，1996年达到5.6%。表4是男女劳动力就业的部门分配变化情况。
表4 就业部门分配(%)
性别
工业
商业
服务业
家庭服务
男子
24.0
14.1
25.20.3
1979 女子
14.8
12.1
42.921.2
总计
21.0
13.4
13.17.3
男子
18.2
16.3
30.00.8
1995 女子
10.0
15.9
43.919.7
总计
14.9
16.2
35.68.4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1997年，转引自巴西《经济趋势》杂志，1999年6月。
表4情况显示，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妇女劳动力比重呈明显增加趋势，在工业和家庭服务业中呈下降趋势。在工业部门男女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员所致。在家庭服务业中，女劳动力比重下降是由于随着女劳动力本身素质的提高，她们更多地选择具有社会性工作的结果。所剩空缺则由本身素质相对较低的男劳动力补充。巴西妇女对社会工作的积极参与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国家上层建筑领域。当前妇女在各级司法部门工作的人员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例如，在圣保罗州，近年来新参加工作的法官中，63%是女性。
就业性别结构的变化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发生的。1981年在巴西女性中有9.5%的人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同期在男子中这一比重为9.3%。90年代中期，上述比重分别为16.4%和14.4%。在拉美国家中男女受教育的差异并不仅限于巴西。拉美经委会的一项调查表明，1994年前后，58%的拉美妇女曾在学校受过教育，而男子仅占48%。这一指标在农村，女性为36%，男性为24%。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得到知识和专门的技能训练，而且也改变了生育观，降低了生育率。这就为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虽然妇女的就业比重提高了，但她们仍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同工而不同酬。
就业结构的变化之四是，经济自立人口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比重和自主经营者(automo)在整个就业的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在非正规经济中劳动的主要有摊贩、小企业雇用的未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员工。显然他们不拥有相关证书，因此不享受社会保障权利。
巴西工会联合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注：Dieese-Departamento Intersidical de Estatistila Estudos Sooio-Economicos。中文译名依据巴西华文报纸译法。）与其他有关机构于1985年开始跟踪研究巴西劳动市场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截止1997年的13年间，非正规经济员工增加了97%，自主经营者增加了84%，而正规部门的员工仅增加了6%。（注：巴西《美洲华报》，1997年6月27日。）1997年巴西经济自立人口中的1/4即1290万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与此相应，巴西的非正规经济同正规经济相比，呈现出更加活跃的状态。1990～1997年间，前者年均增长率为5.2%，而后者的年均增长率为负0.4%。（注：巴西《4月年鉴》，2000年，第136页。）正规经济的萎靡不振正是非正规经济活跃的主要原因。据巴西官方称，GDP年增长率只有达到6%，才能满足国民就业的需要。80年代以来，巴西GDP的年均增长率远未到达6%，因此劳动力转向非正规经济，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同时，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比重的增加也与工业化过程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企业裁减下来的无专业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只能流向非正规经济部门。巴西的非正规经济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商业。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分析巴西非正规经济的地理分布可知，工业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也是非正规经济最集中的地方。在全国非正规经济中，该区所占比重达到45.7%。这显然与该地区大批老企业因进行结构改革而大量裁员有关。
四 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化
1.合法结婚者减少，非法同居者增多
巴西地理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0年仅有12%的青年采取同居方式，到1995年这一比重上升至63%。同期，进行民事登记和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的青年从原来的占45%降至17%。（注：巴西《美洲华报》，1997年10月9日。）这种现象被巴西社会学家视为“传统婚姻在巴西社会中的没落、消失”。与这一社会现象同时发生的是巴西人离婚率的上升。“结婚的人在增加，但是像从前那样白头偕老者少。”（注：《请看》杂志，1999年8月11日。）据巴西地理统计局调查，1985年巴西的离婚率为11%，10年后的1995年上升至25%。
同居式婚姻的增加和离婚率的上升是现代社会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社会的深刻变化必然给家庭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妇女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巴西，目前18%的家庭是由女性的收入支撑的。即使在以男人的收入为主的家庭，妇女收入列入家庭预算的比重也在增加。显然，妇女独立性的增强是导致家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之一。当前，巴西人、特别是年青人对婚姻已有更广泛的理解，他们觉得双方在同居的状况下生活，不会像传统家庭那样对双方、特别是对女方产生那么大的约束。巴西利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家庭中的男女关系方面，目前巴西大多数的男子仍坚持传统价值观，80%的男子限制妇女新角色的发挥，（注：《请看》杂志，1999年8月11日。）因而常常引起家庭纠纷，致使传统婚姻方式式微和离婚率上升。在此情势下，巴西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使离婚行为合法化。
2.天主教信徒逐渐流失
巴西是一个天主教国家，73%的人信奉天主教。但是，近年来天主教教义受到质疑，年青人和赤贫者很少上教堂。《圣保罗之页》(Folha de Sao Paulo)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地区，定期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徒中，45%的人年龄超过40岁，他们的学历和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巴西年青人的主张与天主教教义大相径庭。如在年青信徒中，35%的人接受同性恋行为，20%的人主张吸大麻合法化，46%的人认为女人不应以处女之身结婚，56%的人认为男子结婚时不应是处男。针对天主教反对堕胎的立场，他们主张使用避孕工具以防艾滋病传染。（注：《美洲华报》，1997年10月8日。）
3.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现代化进程不仅使中产阶级人数增加，而且也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们的生活更加开放和社会化。10年前，巴西的中产阶级基本上不具备广泛参加社会活动的充足条件，在工作之余，他们一般只能去父母家吃顿饭，偶尔去看一场电影或参加婚礼等。而现在，他们已有条件参观艺术展览、参加音乐会或外出旅游，等等。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著名的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接待9000名参观者，1998年达到14万。1995年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参观罗丹雕刻作品展的人数不过3.6万，1997年莫奈画展在两地先后举行时，共接待参观者82.4万。参加音乐会人数的增加也是中产阶级频繁参与社会活动的反映。1996年，圣保罗州交响乐团举行双周免费古典音乐会，每次听众从未超过200人。而现在，该乐团每周举行一次售票音乐会，入场券往往告罄。近年来中产阶级出国旅游的人数猛增。1980年出国旅游人数达43万，而且90%的人是去美国。到1998年，出国旅游人数增至450万人次，而且去美国以外的旅游者人数与去美国旅游的人数持平。
4.男人比以前更多地承担家务
这是巴西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近年来，去超市的男顾客普遍增多。1993年男性顾客所占比重仅为28%，1997年上半年则达到45%。同年，SE超市所作的统计表明，在该超市21.9万“忠实顾客卡”持有者中，48%为男性。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程度的加大，在家庭中男女关系以及各自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5.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快餐食品迅速发展
当代欧美著名快餐（如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等）均落户巴西。其中麦当劳在巴西市场的扩展尤为迅速。1979年第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在里约热内卢科帕瓦纳的一条街上开张营业。90年代以后，其业务迅速扩展，平均每4天就在巴西开张一家新店。1999年麦当劳的销售店已达到470个，每年向巴西人提供5亿份快餐食品。促成麦当劳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是市场的扩大。它说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后对快餐食品需求的急剧增加。
巴西国民生活方式变化的根源在于巴西经济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从总体上说，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改变促使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20年前，工业是巴西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而今发展最快的部门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国民就业的部门结构，而且相继出现新的服务方式。如在购物方面，不仅有购物中心和超市，而且有电话购物和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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