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中的宦游之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陶渊明（365—427）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隐逸诗人之宗”见称（钟嵘《诗品》引）。主要是由于陶渊明的确曾经是一位隐居园田之隐士，并留下不少吟咏隐士生活与情怀之诗篇，成为后世诗人追随模范的对象。但陶渊明并非天生即隐士，在其一生中，亦尝几度步入仕途。从大约29岁初任江州祭酒〔1〕，数仕数隐， 断断续续经历十余年仕宦生涯，其间尝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诸职，直至41岁那年，就任彭泽令八十余日之后，才正式告别仕途〔2〕。陶渊明留存下来的诗篇， 大部分皆作于辞官归田之后，能够确定为仕宦期间之作，抒发当前之宦游情怀者，只有四首：《庚子岁（400）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405）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每首皆详细标题， 明确交代时空背景，显示乃是公职在身，行役途中所见所思所感。另外五首，并未提供确实写作年月场合，不过从内涵视之，其中三首：《杂诗十二首》其九（遥遥从羁役）、《杂诗十二首》其十（闲居执荡志）、《杂诗十二首》其十一（我行未云远）亦是吟咏羁旅行役以抒宦情之章。惟或属仕宦期间之作，或属追忆之篇，至今尚无定论〔3〕。 还有两首：《饮酒二十首》其十（在昔曾远游）、（《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或许是归隐之后〔4〕，追忆往昔并吟叹宦情者。 其中“在昔曾远游”亦涉及行役经验。这九首诗，尽管写作时间场合各异，描述之经历感受亦详细有别，惟皆以对宦游生涯之厌倦，为其吟叹重点。
当然，“宦游之叹”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出现，极为普遍之情怀，并非陶渊明所肇始。远在《诗经》中，已为后世抒发宦游情怀之诗篇，谱出叹行役、倦宦游乃至怀乡思归之凄哀基调。例如《召南·小星》所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嚖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即是公职在身者对星夜尚奔波于途，早晚忙碌公务之埋怨。《小雅·四牡》亦哀叹：“四牡
，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 我心伤悲”，进而以“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亦即以行役在外，公务缠身，不得清闲，不能奉养父母，强调其怀乡思归之情〔5〕。这种身在途而心在家所反映者， 自然是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之怀乡恋土之情。或许如《楚辞·招魂》所言：“天地四方，多贼奸些；象设君室，静闲安些”，外面环境危险恶劣，家中却闲适安全。因此汉代诗人继续悲吟：“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其十），或喟叹：“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其一）。这种哀叹羁旅行役，思念乡土故居，在数年以后涉及宦游之诗篇中，已形成一种文学传统。即使满怀雄心壮志的曹操（155—220），统领大军远征时所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亦哀叹行役之苦，思归之切。又如“好游权门”，且“以进趣获讥”的陆机（262—303）《晋书·陆机传》，于《赴太子洗马时作诗》写其赴任时之经验与心情：“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靖端肃有命，假檝越江潭。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州阴……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鸣。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仿佛甫出发，即懊悔出仕，但愿归家。其后于《东宫作诗》写其任太子洗马是“羁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抚剑遵铜辇，振缨尽祗肃”，但觉“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慷慨遗安豫，永叹废寝食。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忧苦欲何为，缠绵胸与臆。仰瞻凌宵鸟，羡尔归飞翼”，揭示的是一分倦宦游、思归隐之情。再如东晋诗人陆冲（四世纪上半期）《杂诗二首》其一所云：“命驾遵长途，绵邈途难寻。我行一何艰，山川阻且深……羁旅淹留久，怅望愁我心”，亦是以行役之艰辛，羁旅之久长，传达一分倦游思归之叹。
陶渊明诗中之宦游之叹，基本上亦是沿袭前人叹行役，倦宦游，思归隐之传统，同时却增添了一分属于陶渊明的独特情境，流露出更多的个人心声。本文即是以陶渊明现存之宦游诗为根据，尝试分析陶诗中宦游之叹的主要内涵，及其背后之意义。
二、叹行役、倦宦游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无论出仕目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道德理想，或为生计所需，一旦步入仕途，往往免不了离乡背井，经历一些赴任、调职、出差，甚至贬谪流放之行役经验。由于古代中国交通不便，山川阻险，风云难测，往往行旅困难。而且幅员辽阔，路途遥远，为了赶路，有时甚至披星戴月，翻山涉水，辛苦不堪。再者，远离故乡，挥别亲朋，踽踽独行于野，难免孤单寂寞。所以结合行役经验的宦游诗，其基调往往是凄哀的。或诉山川阻险，或叹羁旅久长，或感飘泊孤寂，进而引发怀乡思归之情，表示对宦游生涯之厌倦。
陶渊明的宦游诗，亦沿袭这种传统。无论是出差、赴任、还职之际，抒发当前之宦情，或家居、归隐之后，追忆往昔之宦情，往往以悲叹行役之辛苦，传达对仕宦生涯之厌倦。试看《庚子岁（400）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其一）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其二）这是现存陶诗中，于诗题标明年月的最早之作，陶渊明时年36。当今学界已大致同意此时陶渊明是在荆州刺史桓玄（368—404）幕下任职。至于所任何职，所掌何事，则不得确知。从诗题看，所谓“从都还”，当指因公务赴首都建康，事毕则回返。至于回至何处，并无交代。自诗之内容视之，陶渊明是于回程中，顺道返故乡柴桑省亲。不过船行至规林，却为南风所阻。两首诗即是抒发在这样背景之下的感怀。第一首写归途中，心念母弟，不顾江山阻险，鼓棹前行，急于回家。偏偏“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为南风所阻，乃至困守穷湖。焦虑、 无奈中只能举目眺望，试图辨认出南山下的旧居。整首诗专写游子归省途中之经验与心情，强调的是思归之切与阻风之怨，并未涉及宦情。第二首则是在第一首的时空背景之下，对其奔波劳苦宦游生涯之反思。一发端即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与古人一样，深深体会到为公务奔波跋涉之苦。面临的是“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为期”，山川辽阔，路途遥远，风云难测。但见“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浪涛奔腾，浪声震天，巨风吹刮，无息无休，乃至受困于此。反顾自己“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羁旅宦游久长，心恋亲人故乡，怎能滞留于如此境地？忍不住涌起倦游思归之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综观全诗，虽于诗题标明写作之时空背景，仿佛有意在个人生命旅程上某一点，作上记号，但抒发宦情之际，主要是通过对行役辛苦之喟叹：山川阻险，羁旅久长，不愿继续奔波劳苦，而引起对整个仕宦生涯之厌倦。是传统的表达方式，一般的宦游之叹，不离《诗经》以来叹行役倦宦游之范畴。
这种以行役之辛苦表示对仕宦生涯之厌倦，在陶渊明宦游诗中一再出现。即使行迹上继续滞留于仕途，却从未停止对奔波飘泊之埋怨。和其他传统中国诗人一样，仿佛永远悲叹行役，希望还乡；又仿佛步入仕途，实出于无奈。就如次年陶渊明继续留任桓玄幕下（参参见逯钦立《读陶管见》，收入《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尝作《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其中所言行役之经历与心境：“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意指在秋月辉照下启程，江水边告别友人。此时凉风于黄昏时吹起，月光洒下空明的光芒，明亮的天幕高远辽阔，皓白的江流一片平静。夜色虽美，却弥漫着无限凄凉寂寞。何况心怀公务，无法入眠，半夜犹独自远行。乃至引起对仕宦生涯之厌倦，意欲弃官归隐。此处所写，实与前举《诗经》诗人所言：“嚖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召南·小星》）；“四牡，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小雅·四牡》），情境相似， 同样是以行役在外的孤寂辛劳，传达对仕宦生涯之厌倦，乃至引起回返家园的念头。不同者仅在于陶诗中已明言辞官归隐的意愿。
试再看大约元兴三年（404）陶渊明赴任镇军将军刘裕（356 —422）幕下参军职时所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参见齐益寿《陶渊明的宦游诗》，刊在《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216页—218页），其中对离家赴任途中之描述：“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行，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写其离家赴任途中，但觉形影孤单，归思绵绵。路程遥遥，崎岖奔波，对异地山川徒生厌倦，中心所念仅在其山泽故居。若与陆机《赴洛道中作诗二首》（其一）之内涵相比照：“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同样是以行役途中路程之遥远，旅途之孤寂、归思之绵绵，来衬托仕宦生涯之厌倦。同样是传统的，一般的身在途、心在家之喟叹。
另外几首未标明时空背景之作，亦如此。试看《杂诗十二首》其九：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淹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此诗写作之时代背景，至今尚无定论，或由于既无诗题标明时间场合，而诗中所传达的羁旅行役之叹，乃属泛指，而非特指。首联：“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即点明主题所在：身在仕途，心系家园；乃至“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含泪东去，随着时光之流逝，越行越远，满怀凄哀。这是大凡奔波于仕途，行役在外者，普遍感受的情怀。接着展示行役的辛苦：“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意指落日西沉，连夜奔波于途，参、昴之星亦于西山之巅消失〔6〕。独行天涯，孤单寂寞，衷心惆怅，思念饮食正常的家居生活。 可惜“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虽慨然思归，却路遥无缘。看来“关梁难亏替”，奔波行役无法避免，姑且“绝音寄斯篇”，寄情于诗中。
即使家居期间或归隐之后，追忆往昔之宦游经历，陶渊明仍然沿袭前人叹行役、倦宦游之传统。例如《饮酒二十首》其十所云：“在昔曾远游，过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尽管有学者认为此诗所追忆者，或指庚子岁（400）任桓玄幕下使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事〔7〕。不过，从全诗视之，陶渊明似无意特指某年于某人幕下之经验，其回顾者，乃是离家远行宦游之整体经验〔8〕。 和其他几首诗题标明时空背景之宦游诗一样，强调的是路程之遥远，山川之阻险，旅途之艰辛。与“自古叹行役”者所叹，一脉相承。
再看或为忆往之作《杂诗十二首》其十〔9〕：“闲居执荡志， 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意指闲居在家，已收敛起雄心壮志，不过时光流逝，却不可挽留。随即触发对往昔仕宦生涯之回顾：当时为公务差役驱驶，无息无休，匆忙整装朝东海边奔去。一路上但觉云气阴沉不散，寒气沁入胸怀。表示外境与内心皆郁闷不悦。接着叹羁旅之久长：“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岁月如梭，不断流逝，羁留于仕途已够久长。慨然回想当初对世事之留恋〔10〕，那种眷恋世事之情，早已离去。在仕途中经历漫长的十年时光，不过是暂时之羁留而已。如今：“庭兮翳余木，倏忽日月亏。”但见庭园屋宇已为茂密树木所遮盖，岁月很快的流逝，一切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全诗可说是对过去仕宦生涯的回顾，强调的仍然是行役之辛苦，羁旅之久长。
另一首涉及羁旅宦游之《杂诗十二首》其十一，辞意隐晦，难以确解〔11〕，不过其首联所言：“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含蕴的亦是叹行役，倦宦游的情怀。
陶渊明的确不喜欢他的仕宦生涯。然而在仕途中，到底那些具体事件，某个人物，或某项职务，令他不满，甚至厌恶，却从未提及。或许由于陶渊明并无意特指，其意欲表达者，只是奔波于仕途的整体感受。故而只是一再喟叹山川阻险，路途遥远，羁旅久长，孤单寂寞，表示行役辛苦，不愿在外继续奔波飘泊。揭示的只是中国诗歌中一再浮现的叹行役倦宦游之情。当然，若是配合陶渊明所处时代背景而视之，其行役辛苦的喟叹里，每每言及山川阻险，风云难测，亦未尝不可解为政局险恶，社会黑暗之影射。尤其是《杂诗十二首》其十所云：“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往往引起政治气候阴沉混乱令人心寒之联想〔12〕，或许可以为陶诗中叹行役、倦宦游之承传里，抹上一些时代特有之色彩。不过，这毕竟仍然是“出外环境危险恶劣，在家舒适安全”固有观念之延伸，仍然属于“自古叹行役”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真正为陶诗中的宦游之叹谱出新韵，令其更具个人心声者，乃是其宦游诗中继叹行役，倦宦游，进而一再披露的对园田故居之向往，以及对弃官归隐反复思考之痕迹。
三、念园田、思归隐
陶渊明宦游诗中，除了沿袭前人，从负面因素——喟叹羁旅行役之辛苦，表示对仕宦生涯之厌倦，同时更进一步从正面因素——向往园田生活之美好，抒发其弃官归隐之意愿。不但扩大了传统诗歌中宦游之叹的情境，亦为其宦游之章增添一分陶渊明个人独具的色彩。
当然，经过汉末政治社会之大乱，儒学衰退，道家中兴，企慕隐逸之情在魏晋知识阶层已蔚然成风〔13〕。抒发隐逸情怀，表达归隐意愿的诗篇，已屡见不鲜〔14〕。远离尘嚣，逍遥自适之隐居生活，已成为一种理想人生天地之寄托。亦是令滞留仕途者，翻然思归之触动剂。例如石崇（249—300）《赠枣腆诗》，即从向往隐逸之悠游，传达其倦宦游、思归隐之情：“久宦无成绩，栖迟于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乡。恂恂二三贤，身远屈龙光。携手沂泗间，遂登舞雩堂。文藻譬春华，谈话犹兰芳，消忧以觞醴，娱耳以名娼。博弈逞妙思，弓矢威边疆”。但是其中构画之隐居生活，不单单是意欲效法古人，与二三贤士“浴乐沂，风乎舞雩”之悠游〔15〕，亦向往与文人雅士言谈宴饮，同享声色博弈弓矢之娱。展现的是，高门贵族之士，有时富为后盾，以享乐为宗旨的“肥遁”林薮生活（如石崇《思归引·序》自谓）。可是陶渊明宦游诗中披露的，乃是对园田故居纯朴生活之向往。在其念园田、思归隐之情怀中，含蕴的是三弃官归田，不仅可以获得个人身心之逍遥自适，同时亦可保持一己人格之高洁。这种理念，并非自始即如此，乃是在仕与隐之间几经辗转徘徊，逐步思考而形成。从其宦游诗篇写作年代先后次序，或可览其大概。
试看前举《庚子岁（400）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在喟叹行役辛苦之余，但觉“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随即表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所谓“园林”，乃是指第一首“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之“旧居”，亦即与人间仕途相对而言的回归之所，故而两句实含辞官归隐之意。惟此处对园林旧居之向往，仅以一抽象之“好”字点出，是其“纵心”所在，如此而已。至于园林“好”在何处，足以令其觉得“人间良可辞”，并未明说。不过，倘若与第一首所言“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合而观之，则其念园林、思归隐之情，含蕴的是：“归隐园林，叙天伦之乐，胜于奔走人间远矣”之意（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225—226页）。或许可以说，陶渊明在36岁仕桓玄幕下之时，其宦游之叹中传达的归隐之思，对园林旧居之向往，仍然不脱传统的怀乡恋土之情。因为故乡旧居是自己生长之处，是亲情所在。
尽管陶渊明喟叹行役辛苦，且自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显然并未立即辞官，因为我们发现他次年仍在桓玄幕下任职。不过这年所写《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其中对园林生活之美好，亦好触发其归隐之思者，则提供颇为具体之内涵：“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从诗题看，是销假还职，返回江陵任所，夜行涂口之际的感怀。至于所任何职，且为何中宵赶路返回江陵，并无交代。值得注意的是，一发端即缅怀于出仕前闲居林园之悠游生活：“远离俗事尘嚣，以诗书为喜好，全无世情之干扰。乃至懊悔自己舍弃林园而选择仕宦。尤其在当前“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劳苦奔波对比之下，益发显得闲居林园悠游逍遥之可贵。但觉“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如宁戚那样高歌求仕，非其所愿（宁戚商歌自荐于齐桓公事见《淮南子·道应篇》），念念在心者，是象长沮、桀溺般躬耕隐居。何况：“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意指弃官还归林园旧居，不必为高官厚禄所困扰，并且可以在衡茅下养我真性，或许亦能立我清名。
此诗与《庚子岁》其二所言，同样是对仕官生涯整体之感怀，然而却为林园之“好”，进一步提供具体的内涵，同时还将未仕前闲居林园之悠游逍遥，与羁官行役中之奔波劳苦对举，相形之下，陶渊明之后悔出仕：“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更显得理所当然。而且其归隐之思，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怀乡念土之情，含蕴的是，对一己生命意义之沉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吐露的要以不爱荣爵之躬耕隐士，养其真性，立其清名之意愿。正如陶渊明隐居多年后所写《饮酒二十首》其十，回述当初“在昔曾远游，直到东海隅”之仕宦生涯，亦云：“巩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以出仕并非建立声名之良途，才归田闲居。因此，陶渊明向往的林园故居，不但是纵心适性之所，亦是其修身养名之处。
就是这年冬天，陶渊明遭逢母丧（据陶渊明《祭程氏妹文》）。于是乃“投冠旋旧墟”，辞官返家，为母守孝，并且开始躬耕自资。一方面体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403）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之欢悦， 同时在“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癸卯岁（403）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隐居生活中，虽面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空”，却每每以先贤固穷之德行节操自励。或遥想“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作为自己“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其二）之典范，或以自己“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而感欣慰。
但是陶渊明此时似乎仍然踟蹰徘徊于仕和隐之间。对人间仕途还存有一分依恋。大约40岁时，还在喟叹：“念将老也，日月推移，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小序）。还会考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第四章）。不久之后，陶渊明又重新踏上仕途。根据大约写于元兴三年（404）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这次在刘裕幕下任参军职。从诗题看，乃是赴任途中，经过曲河一带有感而作。虽是赴任之际，却仿佛步入仕途，实出于无奈，一发端即回想当初，缅怀于尚未出仕之前的悠游生活与心境：“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意指年轻时即托身世事之外，寄情琴书之娱，即使被褐屡空，亦悠然自如。不过：“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由于偶然的机缘而步入仕途，放弃闲居，束装出发，暂时与园田告别。其后“眇眇”以下三联已如前述，乃是通过行役之辛苦，表示对仕宦生涯之厌倦。继而开始自我反思“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之行迹：“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意指遥望浮云，自觉不如高飞之鸟，俯观流水，亦自觉不如悠游之鱼，表示反顾自己役于人间仕途，衷心惭愧。不过又转而尝试自我辩解，认为只要保持真我之念头始终不渝，即不至于受外在行迹之束缚。目前姑且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最终还是会归返园田，恢复真我。
此诗与其他详细标明时空背景之作相同，并非针对所仕对象或所任职务而发，乃是对自己仕宦生涯整体之反思。抒写的是赴任就职途中之经验，却“一篇三致意”，表示其念园田、思归隐之情。仿佛在担心，这一出仕，“如若旷历年岁，久堕难脱然”〔16〕；仿佛对自己再度步入仕途，心怀疚愧，乃至试图说服读者，或说服自己，这次出仕，的确只是“暂与园田疏”，不会脱身不得，失去真我。当前行迹与心迹间之矛盾，也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会相互契合。像这样一再自我反思，自我解释其念园田、思归隐之情，在陶渊明之前的宦游诗篇中，实为罕见。这是陶渊明个人的心声。此外，前举《辛丑岁》中，令陶渊明怀思不已的“林园”旧墟，经过三年丁母忧期间的躬耕生活，至此已转变为“园田”，从此与陶渊明隐居之名不可分割〔17〕。令其追忆的出仕前寄身世外，委怀琴书之园田生活，基本上与《辛丑岁》发端句相若，强调的都是一己身心之逍遥自适。不过，此诗中“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乃是以颜回之安贫乐道自喻〔18〕。因此令陶渊明在仕途中缅怀不已，且心向往之的园田，增添了一分德行修养的意味，含蕴一分道德情韵的向往。
尽管陶渊明矢言“终返班生庐”，而且为自己退出仕途，归返园田而思索出的理由，亦日益充分。惟根据其《乙巳岁（405）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至次年春天，陶渊明仍然淹留于仕途。
《乙巳岁》是现存陶诗中详细标明时空背景的最后一首仕宦期间之作。陶渊明时年四十一。“建威将军”可能指刘敬宣，“为建威将军使都”则或许与刘敬宣上表辞职有关〔19〕。不过诗中并未涉及所仕对象，亦未揭示使都之目的，只是抒发行役途中，经钱溪之际，对自己仕宦生涯之感怀。试看其诗：“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意指不到钱溪，已是几经岁月。早晚观看此地的山川景物，发现一切和往昔一样。按过去数年，东晋王朝经历了一连串天翻地覆的事件：孙恩叛变，桓玄篡位、被杀，刘裕崛起……。人世间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陶渊明在诗中虽然完全不提，只言自然界之山川“事事悉如昔”，其中未尝不含有“江山依旧，人事已非”之感慨。不过此处笔墨重点在自然，不在人间，其真正要传达的是目睹自然永恒之欣慰。继而则是对大自然生命运作之观照与体悟：“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但见微雨洗涤高耸的林木，一片纯净；清风吹送云中飞鸟，舒展自如。念及自然界万物万象，在和风滋润与呵护下，各得其所，各得其宜〔20〕，不禁反顾自己：“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为何勉强从事这种差役，在仕宦中倍受束缚。旋而又自我辩解：其行迹似乎受拘，素怀则不会改变。正如前举《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所言：“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陶渊明再次澄清，滞留仕途，不过是暂时的而已。这是因为：“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园田故居是其日思夜梦之处，怎会长久相离？归舟是其襟怀所在，当然会回去，何况弃官归田可以像不畏寒霜的柏树一样，保持清高的情操与品德。
这首诗同样是对一己仕宦生涯整体的感怀，传达的仍是一分宦游之叹。不过与前几首相比，有关行役之辛苦，仅以“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笔带过，因此语气显得平和，心境似亦较为宁静。虽然继续懊恼，为何勉强出仕，对自己形迹与心迹间之矛盾，亦再次申明，二者终究会化解，值得注意的是，触动其念园田，思归隐者，乃是行役途中观览山川之际所领悟的自然生命之永恒，以及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之自然状况，这是动荡险恶，又充满虚伪束缚的人间世界无法寻获的。再者，归隐园田，犹如自然界不畏寒霜之柏树，可以显示其清高的情操和品德，这是奔波于仕途者，难以办到的。
以上几首诗，都写于陶渊明仕宦期间，每一首都通过行役之辛苦，表示对仕宦生涯之厌倦，并进一步抒发其念园田、思归隐之情。基本上是《诗经》以来叹行役、倦宦游之延续，亦不离魏晋诗擅抒发隐逸情怀，表达归隐意愿的传统。不过，陶诗中宦游之叹传达的归隐之思，已不再局限于怀乡恋土之情。其衷心向往者，已从代表亲情故乡之园林故居，逐步变为提供悠游生活的闲居之所，进而成为必须躬耕自资之“园田”。为其抒发宦游情怀之诗篇，增添一分陶渊明独特之色彩。此外，其念园田、思归隐中构画的隐居生活蓝图，亦不囿于魏晋诗人企慕的逍遥游放生活之享受，而是将弃官归隐之选择与一己之人格操守相连，是保持人格高洁，达至道德理想之必由之途。正如《饮酒二十首》其十九，追忆往昔仁宦生涯时所云：“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乃是以“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的态度，表示对自己当初近三十岁时出去做官，经常引以为“耻”，故而决定顺随自己耿介不阿之人格天性，毅然辞官归田。在陶渊明心目中，念园田，思归隐，不仅是逍遥自适生活情趣的追求，亦是个人德行节操之表现。
四、结语
综观陶渊明抒发其宦游情怀之诗篇，不论仕宦期间所写，或家居之时或隐居以后忆往之作，对自己步入仕途之态度，始终如一：只有懊恼，没有欣悦。不过，陶诗中的宦游之叹，并非针对所仕之特定对象，或所任之特定职务而发。即使详细标明时空背景之作，传达的亦仅是对一己仕宦生涯整体之感受。往往以行役之辛苦，表示对仕宦生涯之厌倦。或诉山川阻险，路途遥远，或悲羁旅久长，孤单寂寞，揭示的乃是传统的“身在途，心在家”之喟叹，自《诗经》以来，即已反复吟咏的文学传统。是大凡奔波于仕途，行役在外者，普遍感受的情怀。真正为陶诗中宦游之叹谱出新韵，且吐露一分个人心声者，乃是其宦游诗中一再抒发的念园田、思归隐之情，以及其间含蕴的对弃官归隐反复思考之痕迹。
与陶渊明之前同类作品相比照，陶诗中的宦游之叹，最显著的不同是，羁旅行役之际所引发的归隐之思，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怀乡念土之情。其衷心向往者，不仅是提供悠游生活的闲居之所，亦是必须躬耕自资，可以保真性、修德行、立清名之“园田”。不但扩大了传统诗歌中宦游之叹之情境，亦为陶渊明的宦游诗篇，增添一分个人独特的色彩。
此外，倘若依顺宦游期间所写诗篇之年代先后次序观之，其中对行役辛苦之喟叹，虽始终沿袭前人叹行役、倦宦游之传统，但在时光推移中，引发其念园田、思归隐的理由，却越来越丰富。从《庚子岁》的心念母弟、共叙天伦；至《辛丑岁》的寄怀诗书，远离俗情、养真衡门，以善自名；至《始作》的托身事外，委怀琴书，以及被褐屡空，却欣然自如的道德情境；至《乙巳岁》的回归自然，得其所得其宜，展现如霜柏般之情操与品德。其间不难看出，陶渊明的确有宦情日薄，归意日浓的倾向〔21〕。终于导致与人间仕途的正式告别：任彭泽令八十余日之后，弃官归田，永不复出。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抒发宦游情怀之作，亦揭露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与挣扎的痕迹。无论行役如何辛苦，宦游生涯如何令其厌倦，陶渊明却一再自我反思，不断自我解释，仿佛在试图说服自己，是该放弃仕宦，归隐园田了。然而却又屡次重返仕途，重新表示其叹行役，倦宦游，念园田，思归隐之情，继续为归园田居之远景增添内涵，补充理由。在这背后含蕴的，仿佛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不安，在仕与隐之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的诗人，意图在人生的旅途上，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动荡险恶的世界里，追求一片干净土，创造一个既逍遥自适、又高洁不群的理想道德情境。
注释：
〔1〕据沈约（441—513）《宋书·隐逸传》， 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曰，自解归”（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卷93，2287页）。江州祭酒或为陶渊明首次出仕之官职。宋代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以《饮酒二十首》其十九云：“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又云：“是时向立年”，推算之，认为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时年29。见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12页。
〔2〕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 自述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是时“乙巳岁（405）十一月也”。陶渊明41 岁正式告别仕途，大致已成定论。
〔3〕历来对《杂诗十二首》其九、十、十一， 皆羁宦行役之感，似无异议。惟当属忆往之作或当前宦游之章，则无定论。如“遥遥从羁役”（其九），清代马璞《陶诗本义》视为“追言曩时千里从仕也”（《陶渊明卷》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61，261页）。 “闲居执荡志”（其十），“我行未云远”（其十一），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认为或忆往之作（431，433页）。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则以三首皆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为建威参军使都，“在京师有所感而发也”（杨勇《陶渊明集校笺·附录》，香港：吴兴记书局，1971，433页）。齐益寿《陶渊明的宦游诗》， 则以为“遥遥从羁役”与“闲居执荡志”二首作于元兴三年（404）， 到任镇军参军之后；“我行未云远”则是义熙元年（405）， 由镇军参军转为建威参军的感怀之作（《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210页）。
〔4〕《饮酒二十首》乃是陶渊明闲居期间， 酒后所写一系列抒发情怀之作。二十首诗，非一次写成，而且主题各异。惟据其十九首有云：“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所谓“一纪”，或指十载，或指十二载。当今学界大致同意，这组组诗或作于陶渊明辞彭泽令，归田后十至十二年左右（415—417），亦即51至52岁之时。
〔5〕《诗经》中有不少叹行役、怀乡思归之作。 诸如《幽风·东山》、《魏风·陟岵》、《小雅·小明》、《小雅·采薇》等皆是。而且无论是官吏出差或征夫远行，总是吟叹多在途而心在家的悲情。
〔6〕按“日没星与昴”之“星”，当为“参”之误。 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426页—427页。
〔7〕如逯饮立校注《陶渊明集》（香港：中华书局，1987）93页。
〔8〕James R.Hightower 即以为此诗所谓“远行”至“东海隅”， 艰以确指。 或许只是象征其远行出土。 见The Poetry of T'aoCh'ie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39。
〔9〕以此诗为忆往之作， 乃是从马璞短诗本义》（《陶渊明卷》下编，261页）。
〔10〕按“慷慨忆绸缪”句，注家或解为思念亡妻，或以为怀想友人。笔者尝试以“绸缪”释为对世事之留恋，以配合上文涉及之羁旅行役，并符合陶渊明尝数次入仕之实。
〔11〕此诗中间三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展现三种禽鸟之不同境况，颇难确解。如果以此诗为“春夜无眠，慨然忆往”之作，则“春燕”联或许喻“出仕”，“边雁”联或许喻“归田”，“离鹍”联则或许喻归隐之后“孤吟无和”（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 431页—433页）。
〔12〕如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即云：“玩‘沉阴’、‘寒气’、‘日月亏’等句，亦是伤心国事之作”（《陶渊明卷》下编263页）。齐益寿《陶渊明的宦游诗》亦以此二句表面上写景，实际上对宦游之时的时事政局，则有所影射（《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
〔13〕有关魏晋知识分子企慕隐逸之风，见王瑶《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77页—109页。
〔14〕以“隐逸诗”作为一文类来讨论之专文，见洪顺隆《论六朝隐逸诗》，收入洪氏《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1—25页。
〔15〕“恂恂”二联，显然化用《论语·先进》曾皙所言之人生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十三经注疏》本，卷11，14页上）。
〔16〕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析此诗即云：“题为《始作参军经曲阿》，束装初出，何尝有仕途岁月之苦，而曰‘归思纡’，曰‘心念居’，曰‘终反庐’。一篇三致意，如若旷历年岁，久堕难脱然”（《陶渊明卷》下编，114页—115页）。
〔17〕其实以归返园田表示隐居意愿之作，在陶渊明之前早已存在。张衡（78—139）《归田赋》即是一例。不过其向往的田居生活， 只是逍遥于“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之良辰美景，享受“仰飞纤缴，俯钓长流”之钓射之娱，并未涉及园田农村，其以“归田”名篇，不过是取其弃官归隐之意而已。犹如潘岳（247—300）《河阳县作二首》其一，写其因对京城生活感到厌倦，而“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亦仅是表示隐逸意愿，并无躬耕田亩之志，亦无躬耕之实。只有陶渊明作品中的园田含有躬耕之意，且与其实际生活相符，也是归隐之后反复吟咏的题材。因此，归隐园田成了陶渊明个人的标志。
〔18〕据《论语·雍也》，孔子尝赞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卷65页下）。颜回之安贫乐道，含蕴的不仅是一种荣辱贵贱不扰其心之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很高的德行修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云：“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显然亦是以颜回之安贫乐道自喻。
〔19〕据《宋书·刘敬宣传》，刘敬宣于元兴三年（404）受刘裕提拔，乃“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卷47，1411页—1412页）。不过，义熙元年（405）三月，因刘毅对其不满， 乃“自表解职”（1142页）。
〔20〕按“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二句，亦有评注者视之为针对人间世界时事政局而言。如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即云：“品物，人品事物。义风，正义风尚。二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并引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所载赵泉山语：“此诗大旨庆遇安帝光复大业，不失旧物也”为佐（80页），以示此二句寄寓着对东晋社会乱而复安而感欣慰。此解似亦能言之成理。惟笔者尝试将二句另解为对自然生命之体悟，以配合前三联对自然界的观照，以及陶渊明此时念园田、思归隐的心情。
〔21〕齐益寿《陶渊明的宦游诗》，即视陶渊明的八首宦游诗（详细标目者五首、《杂诗》三首）皆为仕宦期间之作，且认为这八首诗“愈写而宦情愈淡， 愈写而归志愈坚”（《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224页—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