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敏[1]2003年在《抗战前女性职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妇女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早期的职业妇女主要集中于工业、教育业和医药卫生业，就业人数少，就业范围狭窄。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职业妇女就业门类大为增加，教育、文学、医学、商业、政府、金融等各个部门都有女性介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延续其国民革命时期的较为积极的妇女政策，并在30年代初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正式承认了妇女从事社会职业的权利，女子职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很快，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式严峻，失业率猛增，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和第一次“妇女回家”的争论随即拉开了序幕，对女子职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观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对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全面排斥，发展为有条件的支持。女性从事教育业，尤其是初等教育得到了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再加上政府的推动与保护、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和低薪对男性就业意愿的排拒，使女性从事教育工作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和发展。 在整个民国时期，知识阶层女性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中，教师业一直是从业人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业。女性从教虽有优势，但是，在其职业进程中也仍然与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一样面临着性别歧视、就业机会不平等、收入低、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已婚妇女处于家庭与职业的两难选择等问题。这就严重的限制了女性从教队伍的扩大和向高层次发展。女性经济独立，不是单靠形式上的平等和女性自身努力就能完全实现的，只能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向前发展。
章亚希[2]2016年在《近代中国女教师的兴起（19世纪末至1937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女教师的兴起,旨在探明各级各类的女教师如何顺利从教,展现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分析它与教育变革的关系。根据影响近代女教师发展的重大事件,可将女教师的兴起分为叁个阶段：19世纪末至1907年、1907年至1919年、1919年至1937年。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法和历史比较法。研究发现,19世纪末,随着女性观的转变和女学的兴起,女教师应运而生。1907年前,女教师的教学科目以女工和国文为主,多任教于初等女校,从教多受夫父影响,教学经验不足,以自主摸索为主。女性从教面临各方阻力；第二阶段的女教师主要任教于中小学。由于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初等学校女教师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提升,教学科目增多。中等学校女教师初具规模,基本都受过学校教育,其教师管理机制不完善。但是女性从教仍需直面社会舆论,力顶家庭阻力；1919年到1937年间,高校女教师增多。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早期的低龄的女教师。此外,该时期女性着重于采取不同措施,平衡任职和顾家的矛盾。女性从教的社会和家庭阻力逐渐消失,迎来了相对光明的时期。
孟雪欢[3]2017年在《《女子月刊》对中国女性职业问题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女子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女性期刊之一,1933年3月8日创办于上海。该刊以“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为宗旨,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发表言论、探讨社会问题。其时,商务印书馆老牌的《妇女杂志》已于1931年停刊,而后来声名鹊起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因此《女子月刊》的创办,在当时引起了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普遍关注。《女子月刊》创办之时,正是中国社会由国共十年内战转向国共联合抗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局面。当时,受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很多女性常年在家做家庭妇女,从而造成她们没有独立经济来源而依赖男性,没有个人尊严,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低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改良家开始认真思考女性问题。少数女性亦开始走出家庭,步入社会。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掀起了“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复古逆流,要求女性回到家中去,引起了妇女界进步人士的高度关注,从而展开了妇女报刊上关于妇女运动方向的一次大论战,即“妇女回家”与“妇女应到社会去”。因此,女性到底应该“走出家门”还是“回到家庭”成为当时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统计、梳理《女子月刊》刊载的有关女性职业的文章,分析该刊在帮助女性投身于个人职业发展,促进女性成为经济独立、积极自信的职业女性方面的作用,考察职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
侯瑞[4]2013年在《清末民初直隶女教师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观念，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妇女问题，则于政治危机加深中，逐渐受到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国内有识之士“兴女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西方教会教育不断发展的推助下，揭开了近代职业知识女性诞生的序幕。中国本土近代女子教育，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直隶地近京畿，在废科举，兴新学的大潮中，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在变法举措及新思潮传播多重因素作用下，大中小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因地方大员对教育的重视，士绅对女学的热心，使直隶开女学风气之先。直隶地区女子教育的成果，便是培养出一大批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吸取新思想，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谋求经济独立，女性解放的潮流由此而兴起。职业女性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逐渐壮大为职业群体。女子教育发展，社会对女教师的需求大大增加。女教师渐渐成为职业女性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拥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还具备独立自主的坚韧意志。无论在生活方式、婚姻观念、生活态度、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女教师都不同于旧式的女性。尤其在争取人格独立，职业发展上，她们奋发努力、成绩斐然，使国人刮目相看。她们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出色表现，不仅证明女性在智力和能力上不逊于男性，还由此引发了有关职业女性问题的社会讨论，从而为女性解放赋予了新的内涵。
陈光春[5]2012年在《制度生成与实践失范》文中研究表明教育与社会中的每个人联系紧密,对社会与个人的影响至为深远。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因其居于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中间阶段,在近代曾一度被当作是救国之利器,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中学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学教师群体,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其发展历程、内部构成、工作与生活状况等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对近代中国社会也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影响。本文力图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背景下,以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中学教师群体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况、经济待遇、日常活动及政府的管理等方面的考察,多角度、多方位展示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实际状况。鉴于对既有研究成果与资料的了解和分析,笔者对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研究,按照教师入职管理——在职管理——离职管理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展开教师管理制度研究,全文研究按照总论——分论——余论的结构排列。在论文结构设计上时,突出研究的问题性,采用按问题列纲目,即采用以教师管理制度的五个方面作为五大研究问题的结构形式。同时,纲下各目则采用制度内容、实施情况与失范原因的顺序布置。各章节具体的教师管理制度按照历史演变的顺序进行安排,以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本文力图以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制度的形成过程为经,以主要的五项教师管理制度为纬,再现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的发展轨迹和具体内容,展现不同教师管理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力求客观揭示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失范的原因,注重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要求的教师管理制度对当时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的影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具体分析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的生成特点,可以归结为“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两种途径并行、“自然演进”与“理性构建”两种力量兼具、“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共存。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失范一是教师管理制度规范缺失；一是教师管理制度规范无效。论文剖析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失范的原因：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体系、有限的教育经费难保专款专用、战乱不休冲击教育管理制度以及教育行政体制的内部紊乱导致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失范。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示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建设的曲折历程,从制度与实践等层面对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进行勾勒与分析,以加深对近代教育发展的理解并为当前教师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据此,除导论部分外,笔者将整个论文分成七个部分进行论述。导论介绍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研究资料及文献说明、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等。明确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主要由教师任用管理制度、教师资格审定检定制度、教师培训进修制度、教师薪给待遇制度、教师养老抚恤制度等构成。第一章介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基本概况,分别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社会来源、构成概况和任用管理叁大内容。其中对于民国时期中学教师构成概况从学历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教职员结构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地阐述。由于论文后面二、叁、四、五、六章从教师管理制度不同的内容范畴来具体阐述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任用管理,所以在第一章中对于民国时期中学教师任用管理采用引述和概论的方式。第二章介绍民国时期中学教师任用管理制度。一是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有关法规、实施隋况和失范分析。二是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内容、实施情况和失范分析。第叁章介绍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审定检定制度。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建章立制完善中学教师检定制度的历史原因、主要法规及其突出特点；其次介绍了民国时期地方各省实施教师审定检定实况,主要列举了奉天、湖北、贵州、福建四省中学教员检定情况；最后客观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检定制度的历史局限性。第四章介绍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培训进修制度。首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加强中学师资培训进修的必要性；其次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培训制度的主要内容；最后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学师资培训进修的实施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客观分析了影响中学教师培训效果的原因。第五章介绍民国时期中学教师薪给待遇制度。一是从历史发展的顺序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薪给制度演变情况；二是通过比较分析,剖析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待遇实况；叁是从政治、经济、教育等不同层面分析影响民国中学教师待遇的因素。第六章介绍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养老抚恤制度。一是梳理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养老退休制度的逐步完善过程及其内容；二是梳理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抚恤制度条例的逐步完善过程及其内容；叁是对民国时期中学教师退休抚恤制度实况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阐述了教师退休抚恤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另一方面剖析了民国中学教师退休抚恤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原因。余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具体分析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的生成特点,剖析了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失范原因。提出当今社会需要通过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分别从健全教师管理制度的价值标准、主要内容和举措建议叁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性论述。
樊涛[6]2014年在《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前的中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长期维持着农业社会形态。农村教育依托私塾等传统学校进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依赖于农村社会环境。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国家与个人都置身于一个不断变革的环境之中，并为了各自的持续发展进行着搏击与探索。农村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来自于优势阶层意志和各种利益诉求的压力迅速转型，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乡之间走出了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发展道路。民国时期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不仅延续了近代以来以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升来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思路，而且积累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促进农村学校普及与革新的经验，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农村学校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并上溯至晚清。论文从各时期制度的内容入手，以文本化的制度规范所描绘的应然发展状态为依据，结合全面与局部的调查统计和时人的议论与回忆，并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发现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七章，其中前五章根据时间的先后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特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后两章则从主体的制度选择和学校的社会功能角度，探讨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第一章通过对现代学制建立以前的农村学校考察发现，农村学校始终从属于民众的个人本位取向，其对周围社会环境存在较高依赖，制度化程度较低。而清末民初统一学制的建立，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旧式学校改换新的面目，而从总体上看，农村学校的更新还十分缓慢。而这也奠定了民国时期两套学校体系在农村地区并立的格局。第二章主要以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国家的义务教育追求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证明义务教育目标设定与农村有限接受新式学校之间的矛盾，促使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式学校的变通与传统学校的改良，以及二者的并举，成为民国时期普及农村学校的必然选择。而农村学校形式的丰富，为改变僵化的学校发展思路创造了条件。第叁章和第四章通过对1930年前后农村学校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之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举措，有利于农村学校及教育普及，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国家对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破除，采取简易化、短期化、多样化、弹性化等多种创新举措，以法制化手段加速新式学校的本土化和传统学校的现代化，增强农村学校对民众个别化需求的适应。事实证明，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五章以40年代国民教育体制下的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作为考察对象。成人补习教育正式被纳入到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之中，以补充因义务教育短期化所带来的教育程度不足；农村学校与地方行政系统相结合，以统制的方式巩固农村学校业已取得的成绩。但由于灵活性降低，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取向，加之战争的影响，农村学校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获得实质性进展。第六章考察了近代以来农村教育权力格局演变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国家和民间对于不同学校的偏好，是维持新旧学校并存的基本力量，而他们对于农村学校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走向。民间力量通过维持传统学校来捍卫自身的传统领地，通过接受新式学校的方式表示对国家妥协的认可，通过促成新旧制度的融合，来展现自己在农村教育领域的存在。第七章从农村学校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入手，提出在传统制度环境下生成的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在近代以后被学校与农村的诸多不契合因素放大。新式学校系统通过吸纳、隔离和筛选，将农村知识群体以升学和就业的方式导向城市，在满足国家和部分个体需求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结语指出，社会系统变迁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变革，不仅受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导向，而且受制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客观现实和利益结构，受系统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对当代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多重启示。
易仲芳[7]201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叁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叁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叁、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叁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叁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金鑫[8]2014年在《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中文及历史、哲学等学科,使用尤其集中；讲义的生成、印制、使用、散播、流传,构成了民国大学文化生态的一个方面,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教育现象；讲义与学校、课程、教员、学生课堂等教学要素关联密切,是重要的教育史资料；讲义在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发生和发展初期广泛使用,与学科教育发展同步,见证并参与了学科教育史上诸多事件,吸附了丰富的学科发展印记；而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着作的动态属性,也为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认识和解析学科发展中教育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间的互动关系。总之,讲义真切、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包括中文学科教育)和中国现代学科学术建构(包括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状况,值得充分关注和研究。本文以“中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旧称“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国文”等)学科为中心,研究民国大学的课程讲义。包含两大部分：前叁章为讲义本体和“讲义现象”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梳理讲义线索、整理讲义文本、探究讲义生成和运行机制,解析其教育文化背景等；后叁章以讲义为途径,钩沉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事件遗存,考察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教育及学术发展状况。论述中,两部分内容时有交叉,互为印证。讲义与“讲义现象”研究包括叁个方面：首先,呈现民国“讲义热”在不同教育领域的表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考察民国大学校园的讲义文化生态,描摹大学讲义样貌,形成对讲义的基本认知,明了讲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其次,历时推演民国时期学制变化对讲义生成的影响,以课堂为界分析讲义的两种基本生成方式,考察大学教员兼课、流动和参与社会教育对讲义生成的影响,较完备地阐释讲义生成的范式。第叁,以大学出版部讲义印制和书局讲义出版为中心,呈现讲义生产运行机制,解析影响讲义印制、出版的主导因素。以上大体理清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产生之初和现存的状况,较完整地呈现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的基本面貌。讲义为途径的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考察,由叁个角度展开：首先,分析讲义的体例特征和话语形态,由此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学时、课程体系、授课方式等,探究学科教育体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样本,呈现较完整的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并以此为范例,考察部分讲义的经典化趋势和程度,分析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因素,此亦为从一微观视角对中文学科史的动态探究。最后,将讲义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前史”的研究,即通过讲义,探究新文学在民国中文学科教育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被纳入大学学科教育体系的过程；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走上讲台的新文学作家的教学表现和心理状态,从教员角度探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这一部分,拓展至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又更为本质的侧面,为现代学科学术史建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讲义研究,既是对民国时期一类独特教育现象的集中考察,也是对一种重要的学科史、教育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以中文学科讲义的搜集整理和“讲义现象”的解析为基本内容,以考察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为研究为总体方向,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努力实现的学术目标。此外,本论文也借此研究实践一种沉潜向下的历史眼光和述史方式：摆脱既有学科体系构成的预设,通过梳理原始文本和事件细节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以具体的要素的关联为切入点,构筑生动、鲜活的场景,让历史进程的或一片段在切当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中饱满呈现。
王莹莹[9]2014年在《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文中研究表明农村教师作为农村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聚焦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呼唤。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和融合，历史研究从精英走向大众，回归平民和日常。将生活史研究引入到教育历史的研究，关注农村教师的生活史，也成为教育史研究的理论诉求。因此，回溯历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教师的生活史进行研究，对于农村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本研究以地处中原的稻村为个案，以扎根基层的农村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考察、口述史、教育叙事等方法与途径，对该村教师的生活史进行考察，并对农村教师生活样态的变迁与农村教育政策、教师政策，乃至和国家地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导论阐明了研究的缘起，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对研究的主要概念“农村教师”和“生活史”以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了界定，阐明研究的价值、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力争对全文的构思及写作进行宏观的涵盖。第一章通过对稻村所在的方县、一棵树镇和稻村及村小的介绍，对该村教师生活的主要场域进行呈现。这是研究稻村教师生活史的前提。第二章还原了20世纪40到50年代，国家政权更替中稻村教师生活的历史场景。这一时期，稻村的教师们面临着社会和政治的重大转折和国家的现代转型。以白德全为代表的近代塾师退出了稻村教育的舞台，中国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也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而逐渐被消解。以李仲德、白宗贤、白宗文为代表的稻村新教师，成为稻村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第叁章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农村教师生活的场景。“教育革命”成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话语，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人与人的关系和情感充斥在政治斗争中，影响着农村教师政策的运行，成为左右乡村教师命运、决定其去留的重要因素。稻村的教师在这场“教育革命”的浪潮中，被政治权力控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几乎集体沉默，进一步丧失了独立人格，为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长期无法消弭的隐患。第四章主要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国家对农村教师政策的调整，稻村的民办教师们面临的不同人生际遇。这些教师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教育，属于被文化大革命所耽误的一代，时代在他们身上刻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在精神层面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乡村文化。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教师的社会认同与以往相比有所下降，一些教师离开学校，成为商海弄潮儿，或从事其他职业。但大多数教师藉由对教师身份的认同，默默坚守，最终在机会来临之时，成为公办教师，摆脱了亦教亦农的尴尬身份。第五章考察了稻村小学在21世纪的没落与乡村教师的坚守。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村小处于教育资源分配的金字塔的最底端。稻村的学校历经“五叁制”改“六叁制”和“撤点并校”的冲击，以及“南水北调”风波的影响，不断被边缘化，逐渐走向没落。仅剩下田华新等乡村教师，撒播希望的种子，成为乡村教育的守望者。结语部分通过对前面各章进行回顾，发现稻村教师生活变迁的内在本质，并探究农村教师个体与国家、社区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农村教师政策的演变成为影响农村教师生活变迁的重要因素，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正是国家各项政策运行的土壤。扎根于此的农村教师，自觉亦或不自觉地对这些政策进行相同或者不同的个体选择，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事件。
夏雪源[10]2016年在《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文中认为待遇是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小学教师待遇是关乎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为研究对象,对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政策进行梳理,并把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待遇进行比较,同时,考察不同省市之间及浙江省内不同地区之间教师待遇的区域性差异,以期全面立体地展现浙江小学教师待遇发展状况。论文还探讨了小学教师待遇的制约因素及负面影响。对民国时期浙江小学教师待遇问题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不仅能补现有研究之不足,还能为当前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与意义、研究现状及反思、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第二部分,介绍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的待遇政策制定与发展：浙江省依据中央政策、酌各县市情形细化待遇标准,形成中央—省级—地方县市叁级政策标准。第叁部分,考察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的实际待遇：政策推行困难,实际待遇与理想设计相差甚远。1937年之前,小学教师待遇微薄但尚可生活；1937年之后,小学教师生活每况愈下,难以维系。第四部分,对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水平进行横向的社会比较：浙江省小学教师的待遇水平与其他省市相比并未领先；省内北部地区相对优于中、南部,浙中、浙南不相上下；抗战前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与大学教师及同省中学教师差距悬殊,抗战爆发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差距逐渐缩小,生活水准持平；浙江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基层公务人员一直有着较大差距。第五部分,分析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制约因素与负面影响：经过历史的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教育经费难以保证以及教师准入门槛不高、合格率低是影响民国时期浙江小学教师待遇的重要因素。而小学教师待遇微薄,不仅影响了时人的择业心理,对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及教师队伍建设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六部分,对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思考。笔者认为：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是建设教师队伍的关键因素；提高教师准入门槛是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重要前提；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基本保障；争取均衡发展是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抗战前女性职业发展研究[D]. 郭瑞敏. 四川大学. 2003
[2]. 近代中国女教师的兴起（19世纪末至1937年）[D]. 章亚希.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女子月刊》对中国女性职业问题的探讨[D]. 孟雪欢. 南昌大学. 2017
[4]. 清末民初直隶女教师群体研究[D]. 侯瑞.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5]. 制度生成与实践失范[D]. 陈光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D]. 樊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7]. 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8]. 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D]. 金鑫. 南开大学. 2014
[9]. 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D]. 王莹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10]. 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D]. 夏雪源. 杭州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