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业：论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比亚论文,范式论文,学派论文,学术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6-0125-05 1955年，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人际影响》(也有译为《亲身影响》)问世，这部在日后传播学研究中被奉为经典的著作，让该课题的资助者美国麦科法登出版社出乎意料。这家通俗家庭杂志出版社当时只是想做个市场调查：面临严酷的同业竞争，出版社希望获知如何能够将他们的读者提升为更高层次家庭的成员。为此他们咬牙向应用社会研究局提供了3万美元的研究资助，造就了著名的迪凯特研究。麦克法登出版社的市场目的有没有实现，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相信出版社一定没有料到这个小课题竟然成就了传播学的一部理论经典，“意见领袖”、“二级传播”等概念从此成为传播学后生们嘴里的热词。而且，这个课题竟然还培养了那么多的著名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充满张力的学术史故事。当然，出版社也许并不知道的是，这本书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所代表的应用社会研究局的知识生产方式，将取代自13世纪以来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而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潮，而两种知识生产方式的第一次激烈交锋便源于迪凯特研究。 在这个故事中，最先登场的人物必然是米尔斯。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年轻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默顿的推荐下，接受了应用社会研究局局长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聘用，成为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一员，甚至一度成为迪凯特调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1944年贝雷尔森设计了抽样方案后，从1945年开始米尔斯主要负责了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采集。而且米尔斯一开始也确实很有效率，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数据的采集即告一段落。 这个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心目中的男神，留着一头披肩长发，骑着当时最时尚的摩托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道风景。然而，他似乎注定与来自奥地利的计量社会学家，以精明和严谨而著称的拉扎斯菲尔德不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的蜜月期相当短暂。拉扎斯菲尔德发现米尔斯的行为在多个方面都不能让他满意：米尔斯的调查方向与他的预设有很大不同，前者致力于使用拉扎斯菲尔德力图避免阶级分析的框架；米尔斯对于测量方法漫不经心，尤其是忽略了“对于调查样本的技术监督”；另外，米尔斯还使这一项目超过了预算。 与20世纪30年代末那一次与阿多诺的不成功合作相比，拉扎斯菲尔德改变了许多：他有了更多的权力和更稳固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已经不再为如何立足美国社会而发愁；但他也有一件事从未改变，甚至因阿多诺而强化了：那就是对批判理论的无知和反感。这一点，从《人际影响》一书的导言部分就可以看出，拉扎斯菲尔德表现得像是一个战士，为应用社会学向学术精英们开战：“许多社会科学家将研究课题分为‘高贵的’和‘有损尊严的’两类。大学里的学生确定他们的学习日程，也是看这个课题是否高贵到可以拿来作博士论文的选题。广告对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往往被许多学者看不起，尽管事实上在对人类行为的经验研究中，很少能够寻找到比这更好的材料来帮助我们发展系统化的知识。……我们的研究所形成的报告将充分展示，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远远超越了其商业意义，而进入到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之中。”[1](P6)所以，拉扎斯菲尔德几乎没有犹豫，直接将米尔斯给解雇了。 10年之后，米尔斯因为他的阶级分析名作《白领》和《权力精英》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则更是社会学入门者的必读书。而后者就是一本为拉扎斯菲尔德写的书，矛头直指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方法——抽象经验主义。几乎与此同时，在尝试了好几个不太理想的课题负责人后，拉扎斯菲尔德选择了年轻的犹太学者卡茨，后者终于将一堆杂乱无序的数据整理出了个差强人意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1955年《人际影响》。而当时还只是哥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卡茨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美国传播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卡茨要做的理论努力远远不如米尔斯设想的那么复杂。他重拾了库利的初级群体的概念，并吸收了小群体研究尤其是勒温团队的团体动力学成果，将米尔斯的社会冲突理论范式转化成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框架。在卡茨的分析框架中，但凡自认为对别人产生影响的个体和那些调查对象认为对他们态度改变产生影响的个体都被认定为意见领袖。根据调查的四个题材：为家人买什么，如何挑选流行服饰，如何选择要观看的电影，如何看待公共事务；卡茨把意见领袖分成购物的意见领袖、时尚的意见领袖、电影的意见领袖和公共事物的意见领袖。然后卡茨引入了三个分析因子：人的生命周期、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可以看作是社会地位)、社交的活跃程度，并用这三个分析因子来解释意见领袖的特征。 由于当时还没有社会网的分析方法，数据处理的难度可想而知，数据缺乏同一性更是让研究者无所适从。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米尔斯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无法从一团乱麻的数据中完成理论抽象。现在看《人际影响》这部研究作品，仍然会感到卡茨在处理数据时的痛苦。从一个完美的量化研究来看，这项研究的数据根本得不出任何统一的结论。交叉分析的结果发现人的生命周期位置是决定能否成为时尚和电影的意见领袖的最重要因素，这大概与时尚流行和看电影通常是未婚妇女更关注的对象有关。“婚姻作为追求时尚的目的之一，减少了追求时尚的行为和成为时尚意见领袖的机会；成为母亲的，因为其他兴趣，再度降低了成为时尚意见领袖的机会；年龄更大以后，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女追求时尚的心态，自然更无法成为时尚的咨询对象。”[1](P248)社交的活跃度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是否成为购物的意见领袖，而社会地位则是成为公共事物意见领袖的最重要因素。总之，没有什么特质是所有舆论领袖所共有的，比如社交的活跃度对多种舆论领袖都有影响的指标，但电影的舆论领袖就不受其影响。准确地说，本项研究除了对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的描述和对魔弹论的又一次颠覆之外，并没有为社会科学理论做出任何建构性的贡献。这不仅与研究方法和数据不完善有关，同时也与卡茨选择的分析框架没有理论抽象力有关。 然而，与此同时，在采取了阶级分析的框架之后，米尔斯则在新中产阶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对美国新中产阶级和新统治阶层的发现使他在社会学界享有着重要的理论地位，其影响力也漫出了社会学的边界。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对学术界的理论影响仍然远远超过了卡茨甚至是拉扎斯菲尔德本人。 从米尔斯和卡茨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上的表现，我们基本可以以管窥豹地分析出应用社会研究局的知识生产特点。 知识生产在这里遵循的不再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生产学术知识的不再仅仅依赖书斋和一颗时刻思索着的头脑，它不再是一个自然生长和创造的过程，而是如生产流水线一般的分工合作，批量创造知识。整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机器生产时代的产品加工过程。知识生产被分成不同的工序，有人负责拉业务，有人负责设计生产工序，有人负责原料采购，有人负责产品生产。比如在《人际影响》中，拉扎斯菲尔德扮演的就是一个拉业务的学术掮客，他把业务拉来以后由贝雷尔森设计了生产工序，米尔斯完成了原料采购，而卡茨是那个最终完成产品生产的人，最后再由拉扎斯菲尔德完成产品包装和销售。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经在应用社会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他认为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课题从别处拉来，然后又丢给研究局的某个研究团队。他不无讽刺地说：“拉扎斯菲尔德可以从某个人那里拿走一根骨头，又扔给其他什么人。”[2](P311) 总的来说，拉扎斯菲尔德几乎是在经营一家有着百余人规模的知识加工厂，而且资金流相当惊人。“在其鼎盛的岁月里，‘应用社会研究局’有12到20名教员，大部分是兼职的，加上约100名工作人员，主要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组成。在其顶点时，每年的预算近100万美元。”[2](P308)这个加工厂不仅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费，而且还有机器，那就是用以记录受众态度的节目分析仪。阿多诺曾经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像工厂车间一样的研究局：“我尤其为方法圈子的危险性感到不安：为了理解文化具体化的现象，研究人员必须使用具体化的方法，他们如此具有威胁性地站地我的眼前，以那个机器的形式，那个节目分析仪。”[3](P170)研究员、资金、机器与工序，就构成了一条运转不停的生产流水线。 这一条知识生产流水线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产品是量产的，就数量而言效率惊人。对此，罗杰斯是这么评价的：“研究局的成果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从1937年至1960年，它发表了52部著作，350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2](P308)如此壮观的知识生产，在人文研究和社会研究中几乎没有先例。这非常符合亚当·斯密以来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观念：合理的分工合作有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 这条流水线的第二个后果就是重塑了学者的角色。应用研究局的学者们要办的事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自己的那道工序。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学者们不再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思想者，也不必完成整个科研成果，只要能够在学术分工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谁都不是不可替代的。比如用卡茨替代米尔斯并不是因为前者的理论水平比后者高，而仅仅因为卡茨更听话，更符合对这个岗位的角色期待。所以说，与其说这些研究者是产生思想和理论的学者，还不如说是一群学术打工者；与其说他们是独立的思想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某个学术工厂的员工。拉扎斯菲尔德非常注重对于他的“员工”的管理，他不仅监督着他们的研究进程，对他们的“绩效”进行“考核”，而且还对他们研究中不符合期待的发展倾向提出批评。按米尔斯的说法，这是一种科层制的学术管理方式，它把具有想象力和思想创新的学者转化成易于控制和驯服的学术工匠，从而终结了他们所蕴藏的激进和创造的力量。 为了维持这条流水线的运作，拉扎斯菲尔德不得不放下学者的身段，到处寻找课题。“拉扎斯菲尔德必须花大量的时间筹集研究基金，这使他不能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也不能集中精力从事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工作。只是凭借巨大的精力才使他能够充当这些复杂的、相互冲突的角色。”[2](P307)尽管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并非没有学术追求：“拉扎斯菲尔德不仅是学术型的研究者，他还承认(大众)传播研究在营销领域的潜力，他试图界定和确保自己在学术追求和商业利益之间的位置。”[4](P85)笔者也认为：“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拉扎斯菲尔德似乎一直是一个行走在各种利益边缘的学者，他从来没有想得罪他的雇主，但也没有想过放弃学者的身份，他的政治立场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在学术上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在市场与学术的矛盾中，他常常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5](P123)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在官方和市场的课题左右着研究局的主要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政府对于研究局研究资助的上升，这种资助始于陆军部对于有关军事训练电影的评估研究。几年之内，政府资助基金构成了研究局的一半以上的年收入。”“在1949-1950年，研究局50%的收入来源于政府，包括全国科学基金会和劳动部。这个数字在1951-1952年上升到83%。1973-1974年又上升到91%。”[2](P308)行政研究与市场研究成为研究局的主要产品，研究局则成为捍卫委托方利益的课题研究者。所以，这种研究方式天然地会更倾向于维护现状与当前意识形态合法性，将自身置于保守主义的立场。即使它仍然坚持对市场调研或行政调研的数据加以理论分析，希望产生学术成果，就像拉扎斯菲尔德对米尔斯和卡茨所提出的要求那样，但这些学术成果也必然是以维护和强化现有统治秩序，反对变革性和革命性理论为其立场的。这也是为什么激进的米尔斯以及更早一点的阿多诺根本无法在这一工作环境中继续下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和许多商业机构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的根本原因。 对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有过切身体会的米尔斯深有感触。“新的实用性给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带来新形象。新的部门也出现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实用性就安置于这些部门之中：工业关系中心、大学的研究部门、新的公司研究机构、空军和政府。它们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坏男孩、放荡女人、移民工人和尚未美国化了的移民。相反，它们幻想，实际也在与社会上层联系，尤其是与开明的商业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大人物联系。在社会科学家们的学科史上，他们第一次与那些比福利机构和农业与家政顾问层次高得多的私人及公共权力建立了专业上的联系。”[6](P101)当然，为什么美国政府和商界在当时甚至包括现在会喜欢这种智库的风格，可能是下一篇文章集中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在本文暂做搁置。 拉扎斯菲尔德与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成功，引发了美国众多学科与高校的效仿。以传播学为例，施拉姆在美国各大学所建立的传播学院便几乎复制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模式：一院加一所(局)。这便成为美国大学智库知识生产的样板，此后它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流方式。美国所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渐趋一致，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一个像拉扎斯菲尔德那么精明、能干和严格的管理者以及有效的考评制度。 在人们惊叹哥伦比亚学派所取得的骄人成果，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的天生神力的同时，有一些不曾被广泛注意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人类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研究方式不仅重塑了研究方法及研究者的组织方式，重塑了研究主体的行为方式，而且也重塑了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其结果必然是造就了这种研究方式独有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因此成为一种学术工业，就像阿多诺所看到的文化生产正在成为一种文化工业一样。 对此，似乎只有米尔斯这个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59年，他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批判矛头直指哥伦比亚学派的所谓抽象经验主义。在他看来，拉氏所倡导的“理论”已经变为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而所谓“经验资料”在具体的实践中已经被局限为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在这些大规模的经验性研究背后，更为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抽象经验主义与科层制的结合，正在逐步蚕食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一部分社会学家，其实正在致力于将社会学研究转变为一种“科学”，通过高产的学术研究成果，科层制和意识形态正在以“应用”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驻美国社会学乃至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中去。我们不知道米尔斯在这里到底有多少个人恩怨的抒发，但历史证明，米尔斯就哥伦比亚学派批判学术工业是有一定道理的。 工业化的知识生产由于其组织方式和效率导向的游戏规则，只能从事经验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课题。实证研究就此兴起并成为统治性的研究范式。笔者曾经在《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一文中指出了实证研究的社会存在基础，然而在这里需要更多强调的是为什么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内部也同样受到认可，那就是它最符合知识量产的需要。发现需要调查的问题、研究设计、研究执行、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撰写报告，这是最契合学术工业生产流程的研究方式，它最能体现团队合作和效率优先原则。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结果是，许多根本没有学术资质和天赋的研究个体同样可以在这平台上从事所谓学术研究，滥竽充数。对此，米尔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有精当的评述：“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量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方法的；它能吸引大批人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给他们提供前程光明的工作。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有明晰的编码式的方法，从而轻松地培训出技术专家，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6](P114)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缺乏学术想象力的个体成为一大群为实证主义合法性辩护的乌合之众，使学术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规则。 学术工业的另一个后果便是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大量地变成了专家。由于必须在流水线上扮演被规定的角色才能养家糊口，因此学者们的思想劳动也变得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让他们索然无味，完全处于一种异化劳动的状态。正如米尔斯所形容的：我几乎从未见在他们中发现有谁真正渲染于学术痴迷状态。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他们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过早地进行过细的专门分工，他们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甚或有些蔑视，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意味着‘从书本到书本地撰写’或‘一味地深思’。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努力揣度一下他们好奇心的品质，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智具有致命的局限性。许多学者感到尚不了解的社会世界一点儿也不能使这些人困惑。”[6](P113-114)而且，由于分工明确，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并不是真正的专家，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完整面貌，他们甚至并没有接触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只是在与一堆数据对话。学术工业就这样将学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活生生地隔离开来，从而终结了学者与研究对象相结合后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观念及其可能激发出社会改革的巨大动能。 与此同时，发生重大改变的还有我们对什么是优秀学术成果和优秀学者的看法。理论创新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方法的创新和规范；数量和效率是决定一个研究者优秀的唯一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陷入到研究的危机之中：缺乏理论创新，研究成果是些极其琐碎的经验描述，而且数量巨大浪费惊人。另外，学术生产必须符合学术工业的保守主义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不符合这一立场的，都要被排斥在主导范式范围之外。因此学术工业使学术的多元化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完全可以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就内因而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科危机，是与学术工业的出现息息相关的。传播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明证。1978年，吉特林对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播学领域的主导范式显然就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所倡导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学术观念：研究媒介内容所导致的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化的、观念和行为上的‘效果’，以及由此得出的媒介在形成公共舆论方面无足轻重的结论。”[7](P207)由于采取了哥伦比亚学派应用社会研究局的知识生产方式，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一直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像《人际影响》这样的社会心理学作品，不但对理论贡献有限，只是些琐碎的经验描述，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把米尔斯这样优秀的社会学者看作是无能的学者加以剔除。而更为不幸的是，它居然还被奉为这一类学术作品的经典之作，成为学术工业的典范之作。 尽管米尔斯及早发现了科层制的“抽象经验主义”具有极大危险，当然也许曼海姆发现得更早——他对所谓“政治知识”进行过充分的论述，但也许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今时今日他们所关注的学术工业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直至现在已经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组织知识生产的惯例。今天，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中国拉入世界学术舞台，西方学术研究方式的优点和弊端都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根本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自觉意识，常常以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外学术。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概就是学术工业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的明证。而对于课题数量、C刊论文数量等各种指标的苛刻要求则昭示着中青年学者都在成为学术工业的劳工阶层。对此，似乎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