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民主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最初诞生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迄今已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民主社会主义虽屡受挫折，但依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虽然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使现实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打击，民主社会主义也连带受到重创，宣告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曾风靡一时。可短短几年间，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欧洲却又迅速刮起一股粉红色的政治狂潮，欧盟15国有13国由中派、左派的政党执政或参政。民主社会主义出现了强劲复苏和神奇回归的现象。到21世纪初，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式成员党已达89个，咨询成员党25个，观察员党15个，遍及欧、亚、非、澳、拉美和北美，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组织。同时，在多数欧洲国家、部分亚洲、拉美国家的议会中都有社会党议会党团，并在近三十个国家中取得了参政或执政的权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1]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股重要政治思潮和重要政治力量，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着重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前身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欧洲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雏形是在1848年前后出现的，其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848年革命前后到第二国际成立前时期：一个“有伸缩性的名称”
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孕育和诞生时期。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几乎囊括了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这些力量对未来社会的不同主张。这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既有激进民主主义者，也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以此自称。因此，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内涵庞杂、“伸缩性”极大的不确定概念，它既有工人阶级彻底革命的主张，也有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要求。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法国的“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2](P489)赖得律-洛兰型的人物。在革命期间，赖得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将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和社会主义党合并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民主党名义命名的政党。该党主张在法国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这是一种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旗号来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对此曾有精辟的评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3](P631-632)赖德律和路易后来都敌视和反对1848年的“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放下武器，还提出了靠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协会来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所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从一开始就表明，抱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在使用上存有本质的差异。
1848年革命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多次使用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1848年革命发生时，《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共产主义同盟已经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一般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来自称。但在个别时候，他们也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者”之类的概念，或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出现这一情况是由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特别是由德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德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灭小邦分立状态，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软弱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起作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动摇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壮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够成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即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只能作为民主派的激进一翼参加革命，一方面争取尽可能彻底贯彻民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受到教育和锻炼并且组织起来，从而为今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创造条件，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他们还曾进一步设想，当时的德国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3](P28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欣慰地写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间已经在很多地方长出芽来了，所以他们也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充分的新的养料。”[4]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和法、德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和主张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革命半途停顿论的根本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部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3](P385)正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来源和含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在1894年为重印他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所写序言中，回顾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概念所采取的态度说：“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有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2](P489-490)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在其最初的产生时期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化及与共产主义的对立。
二、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前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工人运动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一批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命名的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建立。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第一国际时期同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流派的斗争，已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各国社会党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了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产生了一批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纲领。如受到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就基本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德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纲领，也是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制定纲领时的重要参照。
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基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纲领的基础上，在恩格斯的组织和领导下，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悬挂的横幅标语是“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①国际为参加的政党规定的条件是“力求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②这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因此列宁曾说：第二国际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社会党国际前任书记尤·布劳恩塔尔(J.Braunthal)在他所著的《国际史》中也说：“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观、经济学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依据。因此，第二国际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个革命的国际。”[5]第二国际的成立，对于促进各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联合，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逐步在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多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那些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名称的政党又将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当时的一般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当时的工人政党是拿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的，起初也是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曾取名为社会民主党。
鉴于社会民主主义实际内容的变化，恩格斯对这个概念的态度也作了一些调整。恩格斯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2](P490)
然而，事情还有其复杂的一面。正当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之时，它所蕴含的另一种思想即改良主义思想也在悄然滋长起来。这首先是由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歧义和矛盾决定的，就连被称为“革命的国际”的第二国际也“承认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并且认为立法和议会活动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③1900年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上，规定参加的政党的条件是：“一，一切承认以下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组织：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工人的国际团结和行动；由组织成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夺取公共权力。二，一切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并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却并不直接参加政治生活的工会。”④这一规定后来写进了《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以后不再有任何变动。显然，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到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虽然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决定的，但也给改良主义思潮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某些理论来源。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后，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同时，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以暴力镇压为主转为以怀柔和平为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第二国际各成员党以及每个党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最终引发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目标和道路之争：即是仅仅满足于现实的运动还是同时着眼于长远的目标、是以革命为主还是以改良为主。第二国际内部的意见不一、纷争不断，又给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政策提供了契机，加速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第二国际内部的改良主义迅速滋长，并日渐占据主导地位。再次，正当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国际工人运动的公认领袖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恩格斯的逝世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失去了掌舵人，加速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分化，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也出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伯恩斯坦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新特征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否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和阶级性；主张合法主义、改良主义，以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长期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合法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社民党中颇有市场，再加上考茨基形式上反对修正主义，实质上容忍修正主义，从而导致了修正主义的泛滥，使一些工人阶级政党蜕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也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嬗变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同义词。
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战争，第二国际22个国家的27个社会民主党，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外，都背叛了第二国际与1912年11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公开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要求本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这样，第二国际就由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蜕变成了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第二国际无法再维持下去，它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为了扭转因第二国际的破产而使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不利局面，列宁团结第二国际内的革命左派，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建第三国际，并定名为“共产国际”。
原第二国际内的右派，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瑞典、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为主力，也力图恢复第二国际这一组织形式。他们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战后首次社会党代表会议。由于各国的左派都没出席，右翼代表占主导地位，所以被称为伯尔尼黄色国际。而原第二国际的中派，特别是团结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德勒和法国社会党人龙格所拟党纲周围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则于1921年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成立“维也纳国际”，因其持中间派立场，又称“第二半国际”。至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三个派别的国际组织并存的局面。这当然不利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行动，于是在法国党的倡议下，三个国际就合作和合并的可能性进行谈判，但由于共产国际与其它两个国际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歧，谈判最终破裂。在三个国际合并无望的情况下，第二半国际加快了与第二国际合并的步伐。1923年5月，两个国际在德国汉堡召开了合并大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又称“劳工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组织。直到1940年，由于其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德军占领而停止活动。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原来作为第二国际统一思想体系的社会民主主义已不存在，而是分化成对立的两面：一方面，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成立了共产国际，宣布自己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界线。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各党的中派和右派继续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作为自己理论和政策的统称，并在与共产国际的尖锐对立和激烈争论中充实其内涵，丰富其思想，发展其策略，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核心是改良和革命、民主和专政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的分歧和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的表现还不够明显，是隐含着的。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党主要关心的是日常政治斗争即议会斗争，各党的右派实际上已完全陷入改良主义；正统派虽然在理论上仍旧把夺取政权当作奋斗目标，但是关于如何夺取政权，既没有明确肯定议会道路，也没有明确否定暴力革命手段，即使在发表隐含着暴力革命道路的观点时也没有指出如何从日常的合法斗争过渡到暴力革命的道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发生分裂以后，这些分歧与对立才充分地表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通过与左派及后来的共产党的争论才终于摆脱了在理论上对革命的隐含承认与实际上的改良主义政策之间的矛盾，明确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政策体系，并且主张抽象民主或一般民主和多党制议会政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更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克论战的目的在于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实践，所以社会民主主义特别突出自己理论的“民主”性质，以示与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的区别。至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渐次出现。关于这一点，德国社民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纲领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时说：“这个做法始于列宁把他那种一党专政的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任何变化，而只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历来以民主原则作为基础。”[6]确实，把民主从社会主义的内涵中抽出来并加以特别强调，其目的只是为了突出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本质上的区别，而不是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含义的改变。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思想上也获得了极大发展。英国费边社重要活动家和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学家柯尔，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的导言中谈到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时说：“就主要的新发展来说……他们没有提出多少新思想”，“许多社会民主党作家已经全神贯注于谴责共产主义，而无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好的著作大部分是论述某些改良计划，有的是论述国有化计划，而不是论述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一般问题。”[7]但柯尔的这一批评显然是片面和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尽管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即纲领性文件和正式声明中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策略的表述基本上停留在战前的状态，但也有不少社民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修正。这些观点虽然大部分并未得到正式承认，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社民党的理论和实践起了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材料。例如：在哲学方面，鲍威尔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观》(1924年)、麦·阿德勒的《康德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教程》(1930年)等书，既从认识论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伦理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经济学方面，希法亭和另一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关于经济民主的论述已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并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思想和国家理论方面，考茨基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1922年)、麦·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1922年)、鲍威尔的《奥地利的革命》(1923年)、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和实际》(1935年)等著作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作了充分的论述，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已经为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从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
从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渊源的详尽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前身——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与科学社会主义分分合合、渐行渐远的复杂关系。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取得政权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等方面接受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在关于用什么手段取得政权等根本问题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分歧。这些隐含的分歧和对立在二战结束后，在社会民主主义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得以公开化并最终与科学社会主义分道扬镳。
注释：
①《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9年柏林德文版，第7页。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3期，14页。
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议程和决议汇编》，1902年根特法文版，第16-17页。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3期，14页。
③《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议程和决议汇编》，1902年根特法文版，第10页。
④《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议程和决议汇编》，1902年根特法文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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