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建设与西部大开发_经济特区论文

经济特区建设与西部大开发_经济特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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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关键时刻作出的一个伟大创举。20年来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挥着“排头兵”的作用。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中国地区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20年中,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个事关大局的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体现,而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另一个大局观念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这一新的形势变化,给经济特区和浦东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要求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从功能、产业结构到发展方向、作用方式等方面都尽快地转变和改进,把自身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一、正确估量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一谈到经济特区,就会联想到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是,随着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优惠政策及其作用逐步淡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超国民待遇”势必难以为继。这样,经济特区还有什么优势呢?我以为,经济特区的优势还是客观存在的,它主要有三条:

一、区位优势。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利的周边环境,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对发展起重要的作用。

二、基础优势。经过20年的开发和建设,经济特区已经从无到有,在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社会建构、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使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起点。

三、先发优势。经济特区受旧体制的牵制少,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了一步,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较高,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更易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发挥其先发性效应。

但是,面对新的形势,经济特区也明显表现出一些不足:

首先是经济特区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方面超前于其他一般地区,但是,与我国即将加入WTO、在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比,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和效率、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

其次是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素质虽有所调整和提升,但面对国内特别是国际的激烈竞争,产业结构仍然显得很不相适应,亟待进一步优化,经济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于上述经济特区在新形势下的优势和不足,我们要有清醒的正确的估量,并及时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扬长避短,全面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以便在21世纪初叶中国的发展中进一步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二、适应新的形势,加紧功能拓展

要使经济特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的措施在于适应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要求,加紧自身的功能拓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这点上,经济特区大有用武之地。

邓小平向沿海地区提出,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求它们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帮助可以采取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政府行为;一种是市场行为。过去沿海对内地也有一些帮助,但主要是政府行为,即由两地政府之间确定帮助项目,也由政府来组织实施。实践证明,这种帮助的效果一般地并不太好。今后,这种政府行为方式的帮助还是要,但更为主要的是,在政府创造适宜条件、进行引导的条件下,由企业之间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经济特区在经济市场化方面走在一般地区的前面,在以市场行为方式帮助内地发展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一)发展从依靠政策优惠为主转向依靠体制创新、市场机制完善为主

经过20年的扩大对外开放,原来赋予经济特区的减税、免税等优惠性政策已经扩大应用到其他许多地区,其作用大为削减,而在体制创新、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等方面,经济特区仍具有先行先试的制度性和功能性政策条件。因此,经济特区应利用这方面的政策条件,充分发挥其先发性效应,加快体制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政策、市场和社会协调运作的关系,既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导向、调控、服务和监管功能,又抓紧完善市场机制,健全由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提高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能力。不仅要继续改善交通、通信尤其是生态等硬环境,而且更要着重创造管理高效、服务规范、法制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良好的软环境。由此形成的强大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优惠性政策。

(二)加强向外辐射的力度,从集聚为主转向集聚与辐射平衡,两者相互为用

经济特区建设多数都是在欠发达的条件下起步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势必主要致力于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以尽快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而辐射能力相对地不强,从而经济特区的效应显示出以集聚为主的特点。经过20年的发展,已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存量和实力,其辐射能力也大大加强。同时,由于劳动力、土地等价格的提高,由于远离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市场而增加的运输费用,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成本上升,缺乏竞争力,其生产需要向外转移。因此,与内地丰富的原材料和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就近生产和销售,以取得比较利益,势在必行。

而内地要扩大开放,无论是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外技,还是增加其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都需要借助经济特区的信息、服务和中介。近年来,不少内地大企业把其总部迁移到浦东新区,就是明显的例证。内地企业进驻经济特区,既产生集聚效应,也产生辐射效应,两者相互为用。

为了支持和帮助西部大开发,经济特区要加强其辐射力度,使集聚与辐射有机结合。这不仅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而且是经济特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双赢”而不是“单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打破地区间人为的壁垒,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形成强大的全国性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和人才流,并与国际的流衔接。而经济特区则要成为其中的枢纽,带头拆围墙、降门槛,表现出“海纳百川”的襟怀。

(三)在继续扩大“引进来”的同时,加快“走出去”的探索步伐

20年来,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将外资、外技“引进来”。经过20年的建设,经济特区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一定的对外经贸的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经济已露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走出去”到国外建立企业和营销网络已提上议事日程。当然,这件事对于我国这样经济不够发达、竞争力不强的国家来说,难度很大,风险不小,需要有准备地通过试验探索逐步推开。经济特区应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和区位优势,与中国西部合作,在建立有规范治理的有国际影响的大公司、联手“走出去”方面起带头作用。

(四)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创新经济,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

前面已经说过,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在产业结构中曾经占重要位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逐步丧失其竞争力。大量使用中西部地区的外来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困难,也对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增加建设资金、减少闲置劳力和培养有一定开放意识和生产经验的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但终究非长久之计。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竞争力,已成为经济特区不容推延的迫切任务。鉴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有必要在提高“引进经济”的起点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培育“创新经济”。

我们需要以现代系统的观念去看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要的是从体制、机制和政策、法制上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创业提供很好的社会综合环境和氛围,为他们在风险投资、二板市场和孵化基地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有力的支持。把这些环境条件创造好了,再加上必要优惠措施,就能够把国内外高新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并在创业和造就人才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缺乏高新技术的创新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是空中楼阁,经济特区要努力建设自己的人才高地。

高新技术是一个动态概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现在是高新技术的,过一段时间就转变为传统技术了。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比重中永远不可能占多数。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更不可能很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掌握衡量高新技术的标准,经济特区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还是要十分重视加强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传统产品的竞争力。在这方面,经济特区可以对中西部地区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三、利用梯度,逐步缩小差距

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东西部地区之间原来就存在着发展水平方面的梯度差异。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80年代开始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扩大。显然,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能任其发展下去,要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否则,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影响全局的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需不足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

但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方面的梯度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由来已久,积因很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较现实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是,承认梯度,而又利用梯度,来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地区之间的梯度差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向着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前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现象。梯度差异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促进处于不同梯度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那些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雷同,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以达到优化配置、取得分工的比较利益往往受阻,而不同梯度的地区之间,由于互补性较强,这种要素的流动却较易进行,并更有可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利用现存的梯度差异,促进要素的流动,从而实现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要求,这就是朝着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前进的现实的有效途径。

其实,所谓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就总体上宏观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东西部地区各自分别来看,那末,西部地区内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而东部地区内也有发展水平颇低的地方。梯度差异不仅存在于东西部地区之间,而且存在于东西部地区各自的内部。例如,在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象这样的中心城市,在西北地区有西安,西南地区有重庆、成都(这两座城市地域相近,有高速公路联结,产业结构又具有互补性,如能紧密合作,可成为西南发展空间的“双子星座”),在中部地区有武汉等。下一个层次,各省、区也有自己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集聚和辐射的效应。因此,应该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努力形成一个推进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市场网络结构:沿海地区(以经济特区和中心大城市为枢纽)—内地各级中心城市—内地一般地区,而它们之间又都是双向互动的。经济特区和沿海中心大城市要在支持和帮助西部大开发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决不可忽视与西部中心城市的经济联动和合作。如上海与西安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已开始展现出东西互补的效应,西安有100多家企业抢滩上海、开拓市场,上海有110家企业入驻西安,投资总额逾10亿元,基本上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漫长的实施期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一举赶上东部的发达地区。但是,就总体而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不会普遍的。而利用梯度,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要看到我国西部与美国西部在区位条件上的差别。美国是一个两面濒洋的国家,西部的区位条件决不亚于东部,因此,西部的开发能够较快地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而我国只是东部一面靠海,西部则面对高山和高原的阻隔,在区位条件上远逊于美国西部。因此,我国开发西部的难度更大,时间可能延续更长,对于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当然,这决不是要我们由此而畏葸不前,动摇信心,而是要我们下定更大的决心,知难而进,以更坚定的步伐和更踏实的行动把西部大开发这个伟大的部署付诸实施,不断取得切实有效的进展。展望新世纪,经济特区只有把自身的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有其光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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