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时代的编辑审美观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审美观论文,及其他论文,编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9)02-0134-07
殷周时期，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目前可知的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这类甲骨刻辞主要出自安阳殷墟，单字有四五千个，目前可识者不超过2000字。此外，陕西周原地区出土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刻字甲骨289片，共发现文字903个。这批甲骨稍晚于殷墟甲骨，为商末周初之物。甲骨刻辞在事隔3000多年后重见天日，为人们研究三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而在编辑出版界，甲骨时代是否存在编辑出版活动，也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命题。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少数学者认为，甲骨刻辞中存在着编辑、出版活动①，我国的编辑史、出版史应该从甲骨刻辞开始。笔者基本赞同这些观点，本文将作进一步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潜藏在甲骨刻辞背后的编辑思想。
一、甲骨刻辞的版面美学思想
（一）随形审美观。这是从甲骨刻辞版面分布的总体上来讲的。迄今发现的甲骨材料包括龟腹甲、龟背甲、龟甲桥、牛胛骨、牛肋骨、牛距骨、牛肱骨、鹿头骨、人头骨等等。这些文字载体，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即便同为龟甲或者兽骨，不同部位的形状也是不同的。龟腹甲一般经过整治去除了甲桥部位，但也发现了“甲桥刻辞”，龟背甲一般从中间一分为二，呈鞋底状。牛胛骨分为骨版和骨臼两个部分，常见的是骨版刻辞，但也有“骨臼刻辞”。至于鹿头骨、人头骨，其形态差异则更为明显。面对这些不同形状的文字载体，贞卜之人自然会选择较为扁平的部位进行刻辞。“随形而刻”可说是卜贞之人版面选择的总体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是一种自发行为，但也渐渐产生出“功能分区”思想，即在甲骨的不同部位契刻不同性质的文字，如武丁时期的“甲桥刻辞”、“骨臼刻辞”即多为一些与卜辞关系不太紧密的记事文字。下面以例示之：
图1 《合集》14138
图2 《合集》177
图1是一片殷人占卜祈雨的完整记录。刻辞共四条，左右各一条，中间上下各一条。辞曰：“戊子卜，
贞：帝及四夕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夕令雨？王占曰：丁雨，不叀辛。旬丁酉，允雨。”②左右两条刻辞沿龟腹甲外缘呈弧形分布，中间两条刻辞沿腹甲中线上下分布。这样一个布局与龟腹甲的造型相吻合。如果我们“计黑当白”，只提取刻辞，可清晰看出龟腹甲的外形。
图2当为一块牛胛骨刻辞。辞曰：“己丑卜，争，贞吴叶王事。贞吴弗其叶。贞吴叶王事。甲午卜，，贞呼
先御燎于河。呼先。贞勿呼先御燎。戉隻羌。贞戉不其隻羌。”③上方刻辞行款，与卜骨向下的整体走势一致。下方刻辞沿卜骨边缘契刻，呈左下走势，这也与卜骨外延走势相一致。
（二）对称审美观。这是甲骨刻辞中最为突出的版面美学观。这种对称美学观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首先是刻辞载体多呈天然状态的对称分布。占卜所用甲骨种类很多，但其主体是龟腹甲，龟腹甲是以中轴线为界呈对称分布的；其次是殷人占卜相反相成的思想使然。“这种对称的编码规则是同殷商人阴阳相对、相反相成的思想观点和二进位的数理逻辑思维方式分不开的。”④殷人对占卜之事特别慎重，通常占卜一事，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问，这就是常说的“对贞”。“对贞”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相对的两条卜辞，而龟腹甲自然形态的对称分布，恰好为卜辞的对称契刻提供了先天条件。“对贞”是殷人最为常见的占卜方法，由此形成的对称美学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直至今日人们还多以对称为美。甲骨刻辞的对称有多种形式，略举数例如下：
图3 《合集》1100
图4 《合集》3946正
图3是一龟腹甲“对贞”刻辞。卜辞共有两条，一条是正问，一条是反问。正问卜辞“迎兆”刻在龟腹甲的外侧边沿处，反问卜辞刻在龟腹甲的左侧边沿处，正问与反问卜辞以中轴线为界呈对称分布，遥相呼应。正问辞曰：“辛亥卜，宾，贞臿
化氏王系？”反问辞曰：“辛亥卜，宾，贞臿化弗其氏王系？”⑤像这种左右对称分布的例子，在甲骨刻辞中极为常见。
图4是一个卜辞右上与左下、左上与右下交叉对称分布的例子。⑥此版卜辞，共两组四条。第一组卜辞问的是“□”来还是不来，辞曰：“戊寅卜，，贞沚
其来？贞不其来？”其正问“其来”，刻在龟版的右上方；反问“不其来”，刻在龟版的左下方。第二组卜辞问的是“雷”来还是不来，辞曰：“戊寅卜，，贞雷其来？贞雷不其来？”⑦正问“雷其来”，刻在左上方；反问“雷不其来”刻在右下方。这块龟版刻辞没有像通常那样采用左右一一对称的做法，而是采用了“交叉对称”的做法。如果像通常那样采用简单的左右对称的办法，将正问刻在右侧，将反问刻在左侧，内容上是做到了左右对称，但在版面上则造成了严重失衡。如此这般，右侧变成了17个字，而左侧则只有10个字，这样刻辞在视觉效果上是不对称的。如果想在版面上求得对称，还有另一种刻法，就将同一组卜辞刻在一侧，把另一组卜辞刻在另一侧，这样左右两侧在字数上相差无几，可以做到版面上的基本对称，但这样刻法不符合左右“对贞”的要求。可以确信，这版卜辞的排列是经过契刻者精心布局的，既考虑了左右“对贞”的要求，又考虑了刻辞版面分布的平衡要求。这种变“左右一一对称”为“左右上下十字交叉对称”是一种了不起的具有编辑性质的创造。从这版刻辞中也可看出，殷人追求对称是一种自由自觉的行为，这种对称的审美要求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说上文所说的“随形审美观”还是一种朴素的美学观，那么“对称审美观”则是殷人自觉追寻、普遍崇尚的美学观。
（三）错落审美观。这样版面审美观在面积较大的文字载体上有明显表现，比如说牛胛骨。这类载体因面积较大，适合契刻文字较多的记事刻辞，或刻写多条卜辞。契刻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区分不同刻辞，一是用网格线隔开，二是错位刻写。这里我们以《合集》137版为例做些分析。此版分正反版：
图5 《合集》137正
图6 《合集》137反
图5是骨版正面。卜辞有三，其一“癸卯卜，争，贞旬亡祸。甲辰大骤风，之夕皿（向）乙巳□
□五人。五月在□。”其二是“癸丑卜，争，贞旬亡祸。王卣曰：〔有〕祟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有刍自益，十人又二。”其三是“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卯〔有〕。单邑豊〔尿于〕
……丁巳狸子豊尿……鬼亦得疾……”这三条卜辞聚集在一起，契刻者用竖线将它们隔开，以免相混。像这种用刻线将刻辞隔开的情况在面积较大的牛胛骨上是常见的，刻线通常有横线、竖线、折线等。使用刻线的最大好处是甲骨版面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文字布局紧凑，又可避免不同卜辞之间相杂混淆。
图6是骨版的反面，也有三条刻辞。其一是“四日庚申亦有来艰自北。子
告曰：昔甲辰方征于
，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其二是“王卣曰：有祟有梦，其有来艰。七日己丑，允有来艰自〔西〕，〔长〕戈化乎〔告曰〕：方征于我示〔
田〕……”其三是“甲子允有来自东……亡于
。”⑧这三条刻辞文字也较多，但契刻者没有采用网格线的办法将其隔开，而是采用了错位契刻的办法，一条刻于左上，一条刻于右上，一条刻于下方。这样三条刻辞不仅清晰可辨，而且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的视觉美感。
（四）整齐审美观。这也是甲骨契刻者自觉追求的一种基本的版面审美观。甲骨的形状（龟甲除外）多为不规则图形，但契刻者总是尽可能地合理使用版面，尽可能地寻求刻辞板块的规整。龟甲刻辞固然常用对称的方法，但对面积较大的牛骨刻辞，契刻者多寻求一种整齐的刻辞布局。
图7是一块牛胛骨刻辞，共有8条刻辞，排列呈方形分布，谨严有序。如果没有做过精心安排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辞曰：“癸巳卜，亘，贞
。七月。癸巳卜，亘，贞曰……癸丑卜，，贞五百仆用。旬壬戌侑用仆百。三月。□丑卜，，贞五〔百仆〕□。甲子卜，，贞告若。□子卜，，贞五百卜□。贞五百仆。允用。戊辰卜，，贞王徝土方。”⑨
图7 《合集》559
图8 《选注》9
图8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惟一完整的天干地支刻辞。十个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组成六十个干支名，起于甲子，终于癸亥。刻辞共分六行，每行十个于支名，自上而下，从右到左，呈矩形排列。从横向看，共有二十行，奇数行文字相同，偶数行文字不同。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至少有三个优点，一是外形方整，矩形分布给人以规整美感；二是便于契刻，既可避免出错，也可提高契刻效率，奇数行字形相同，偶数行字形不同，很容易辨认；三是相同字形与不同字形的相间分布，也给人一种同中有异、方整又不失变化的美感。如果不是经过事先的精心考虑和巧妙编排，是绝不可能刻出如此精妙的天干地支的。从这个角度说，甲骨时代人们的对版面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图9 《合集》14294
图10《选注》57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甲骨刻辞不仅在版面上追求整齐之美，在内容表达上也同样如此。甲骨刻辞中有一些句法整齐，甚至韵律协调的记事刻辞。如图9所示《四方风》，即为一篇形式和内容均很整齐的文献。其辞曰“东方曰析风曰
（协），南方曰因风曰
（凯），西方曰丰风曰彝（夷），北方曰伏风曰伇（冽）⑩此文不仅是一篇关于四方神和风神的说明文，也是一篇句法整齐、韵脚协调的美文。可以说，殷人对整齐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既表现在刻辞的排列上，也表现在刻辞内容表达的句法规整上。
（五）图文并茂观。图10所示是一支难得的殷商时期的刻辞骨匕，长23.7厘米，宽3.8厘米，最早著录于商承祚《殷契佚存》，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从背面刻辞可知，物主为宰丰，系用殷王狩猎所获兕肋骨制成。正面刻兽面蝉纹，反面刻记事文字。辞曰：“壬午王田于麦菉（麓），隻（获）
兕。王易（赐）宰丰
小兄
。在五月。隹（惟）王六祀彡日”。(11)这种兽骨刻辞，在殷商甲骨刻辞中极为少见，反映出殷人图文并茂的美学思想，这种图文并茂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甲骨刻辞通常字迹细小，粗细划一，风格孱弱，而这件刻辞风格迥然有别，笔画有粗有细，转折处饱满圆润，酷似金文风貌。这件刻辞很可能是先用软豪书写，再用刀契刻，并加以反复修饰而成。先写后刻，在殷商甲骨刻辞中虽不乏其例，但很难刻出如此玉润效果。这件器物的契刻为何要做这样的修饰，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契刻者在努力追求与正面刻纹审美风格上的一致。此件器物，“图”与“文”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图文并茂”。如果只用通常的契刻方法，刻出细小纤弱的字体，必与正面刻纹不相协调。这种“图文并茂”的效果远不是简单的“图文混排”所能达到的，更不是单一的“图”或“文”所能达到的。这种“图文并茂”的编排思想对今天的美术编辑来说也很有启示意义。面对这件器物，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审美智慧，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版面美学思想。如果我们联系前文说过的“龙虬庄陶符”即可看出，上古三代时期人们已经在自觉追求“图文并茂”的版面美学效果了。
二、甲骨刻辞“成册”与“典藏”思想的萌芽
刻辞甲骨是否编联成册，一直颇受学者关注。1929年董作宾发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率先对甲骨编联成册作出推论。
图11 
∧龟版摹本
该文说：“余整理龟骨，编号既竣，李济之先生适来参阅，见有两龟版犹粘著一处者，其间泥沙甚厚。盖余将留之以存地下之原状。李先生谓‘宜揭而视之，或有新辞奇字，亦未可知’。揭之，果得‘册六’之文，吾等乃不禁狂喜。盖所粘著之一版，为‘尾右甲’，例无文字，而不意竟有此新发现也。……‘册六’作∧，逼近尾甲之尖，上下左右，更无其他文字。稍上，断处有孔，余其半，知此甲全时，在一册中为其表面之一版，其孔，所以贯韦编也。余既以比例算法，求得此坑（第三十六）所出之龟版，大小不同者凡十有九，则此十九版者，必与‘册六’有关，盖所谓‘册六’者，犹今世书籍表面之书卷六矣。”董作宾还举出了“编六”之版予以佐证，并对甲骨文中的“册”进行了分析：“卜辞中册字作
诸形，金文中册字作
诸形，其中物皆为一长一短之形，而所谓‘二编’者不过一韦束之而已。据上节‘册六’之文，知此册字最初所象之形，非简，非札，实为龟版。其证有二：第一，自积极方面证之。吾人既知商人贞卜所用之龟，其大小，长短，曾无两甲以上之相同者，又知其必有装订成册之事，则此龟版之一长一短，参差不齐，又有孔以贯韦编，甚似册字之形状。而‘册’当然为其象形字也。第二，自消极方面证之。……是古代简策虽有长短之异，而其于一种书，一册书中，策之长短必同。如六经之册，皆二尺四寸，《孝经》十二寸，《论语》八寸，是也。简牍与札，在一册之中，其形制大小长短必相同。而册字之所象，乃一长一短，则非简非礼，可断言也。”(12)
董作宾先生此论影响甚著，稍后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7年版）即予引述，并说“今阅董君此说，先得我心。参以册典二字之义，则知殷代大小卜官用完卜辞后，必将龟甲编穿成册，每册六甲，按月日之先后，捧而典藏之”。(13)不幸的是，董作宾先生已于1936年发表《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一文，自我否定了“册六”的说法。他根据新出“大龟七版”的文例，将“∧”改释为“入”。他认为，“上一字当是史官之名，下一字，以释入为宜，其意当为史官某‘入’值，某即记名于下，此一时之特殊习惯，并非通例。以上三版，意当为册及
入卜府轮值之记识，乃史官私人刻记，与卜辞无关，故皆在甲尾空隙处。”(14)当然，“∧”是否为“入值”之意，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认为“∧”为“进贡”之意，“∧”即为进贡之龟甲，“∧”亦即为进贡之龟甲，殷人在甲尾或甲桥等边角部位用以记载卜用甲骨的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董作宾先生虽然自我否定了“册六”的说法，但并没有全盘否定甲骨“装订成册”的可能。他对甲骨卜辞中“册”字的说解就很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甲骨文“册”字中的四条长短不一的竖线，酷似从侧面看到的穿联的龟板。这是其一。其二，殷商甲骨中发现了一些带孔龟板（其他地区出土龟板也有类似情形），这些钻孔多分布在龟背甲上方，其确切用意不明，但钻孔的目的最大可能是用于穿联。孔钻在上方，既不破坏版面，悬挂起来也较为稳定，至于穿绳之形，在甲骨文“册”字的形体上有所体现。三是古籍中有相关记载，最著名的就是《尚书》中一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这些情况来看，甲骨“成册”的可能并非完全没有。以韦编串联甲骨，可能还只是其中的一种“成册”方式，其最为常用的“成册”方式则可能是“有秩序的排列或叠放”，类似后世之书的“活页”或“册页”。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测，是基于下列几点：一是殷人占卜，多为一事一贞，反映在甲骨上就是一片甲骨多只记一事，面积较小的龟甲刻辞尤为如此。这样的“单独成篇”的刻辞，在使用时自然没有太大必要钻孔穿联。二是“卜用三龟”的情况，即一卜不吉，再用三龟。《论衡·知实篇》和《死伪篇》中有“乃卜三龟，三龟皆吉”的记载，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三龟或三骨自然是要摆放或存放在一起的。三是“成套卜辞”的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较为公认的成套卜辞有两套，每套各五版，分别见于《丙篇》图版一一、一三、一五、一七、一九和三○、三一、三三、三四、三五。(15)这类卜辞纵然没有钻孔、串联，也必须有序排列或叠放，否则刻辞内容就难以联缀，日后更难查验。四是从甲骨发掘情况可知，有些卜用甲骨是有次序、有规律地叠放在一起的。尽管《礼记·曲礼》中有“龟筴敝则埋之”，《史记·龟策列传》中也有“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的话，但考古发掘中还是发现了一些甲骨有规律叠放的例子。
图12 卜骨出土时的叠压情况
1971年12月8日，考古队在小屯西地殷墟重点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堆完整的牛胛骨卜骨，共21枚，其中10枚有刻辞。“这二十一枚卜骨重叠着放在一起，井然有序，骨臼大多向东，只有三枚向北。叠压的情况大致分为三组：东南一组六枚，北面一组十二枚。……这向北的三枚可以想见是受到上层的积压而转移了地位。换句话说，就是二十一枚卜骨骨臼原来一律东向。……当初想必有帛以裹之，有绳以缠之，有箧以藏之，年代既久，帛朽、绳烂、箧毁，化为灰土，便仅剩下甲与骨。”(16)卜骨三枚一组，或许是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卜用三骨”的缘故，但在庋藏或埋藏时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顺序。
姚福申先生也曾对某些甲骨的窖藏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储藏甲骨卜辞的地方是个地窖，地窖四壁有修凿整理过的痕迹，壁面平整，显然是一个整齐的储藏室，而不是随便挖出来的土坑。甲骨文献也不是随意丢弃在那里的，而是像版瓦那样有次序地叠放在一起的，所以储藏甲骨卜辞的地窖实际上是殷代的地下档案库，而不是废物坑。只是由于地面部分的建筑物被摧毁，才成了现在的模样。在档案库内发现全年甲骨叠放在一起，有的是在外地占卜的，也运到京都的档案库来存档，可见甲骨卜辞的储藏是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它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备日后查考之用。从上述情况来看，甲骨文献的典藏已是相当有法度的了。”(17)因此，我们说甲骨刻辞的“成册”和“典藏”思想是存在的，尽管还很模糊、很原始。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甲骨刻辞的“成册”和“典藏”更多地表现为“有秩序的排列或叠放”。这种“排列”或“叠放”，为后世书籍的“装订成册”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三、甲骨文字中的某些编辑活动范畴
甲骨刻辞中有不少与编辑活动有关的字，这些字一方面可以佐证甲骨时代编辑活动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体悟甲骨时代的编辑思想。现将这些字列论如下：
一是“册”字，甲骨文作。董作宾论之已详（参见上文），且独到精微。需要指出的是，殷商时期已有掌管文书之官，是谓“乍册”。如果我们沿着董作宾对“册”的解释，则可知“乍册”是殷商时期掌管甲骨刻辞的主要史官。殷商时期虽有不少青铜器铭文，但其规模、数量均不能与甲骨刻辞同日而语。至于殷商有无简册，尚无定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商简实物。甲骨是殷商时期最为主要的文字载体。这些“乍册”以及为数众多的“卜人”应该是甲骨刻辞时代的“编辑”，当然这种编辑可能是身兼数职，集贞、卜、刻、藏等于一身。此外，甲骨刻辞还是
三个字形，疑皆“册”字异文。(18)
二是“编”字，甲骨文作
或。《殷契粹编》四九六云：“丁巳卜，……今日血编……”。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把释为“编”字，徐中舒释“”为“从糸从册，会以糸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意”(19)，《说文》云：“编，次简也，从糸，扁声”。董作宾把“”释为“编”字：“余疑为编字之古文，从
从
，像皮韦，所以编联龟版使之成册也。编为后期之形声字，从糸，已失古者韦编之义。”他还指出了“编”与“册”之间的关联：“册与编，异名而同实，盖尤经与籍也。以质言，则从竹曰籍，从龟曰册；以形言，则编之以韦，尤经之以练。是知册与编之二名并用，自商而然矣。”(20)如果我们沿着董作宾对“册”的训释，那么，作为动词的“编”则可以理解为“以绳次第龟甲而悬挂”之义。
三是“典”字，甲骨文作
等(21)。从册在
上，像“双手奉册之状”。《说文》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22)此字，董作宾论述颇详：“……卜辞中有
字罗雪堂释册。陈邦怀《殷墟拾遗》以为典字，其说甚是，录如下：‘《殷虚书契》卷四第三十七叶有字，又卷七，第十二叶有
字’。罗参事释为册字或体，其说曰：‘或增
象奉册形’。邦怀按古金文及许书册字，皆无从者，此盖古典字也。《说文》箕，古文作
，箕从而古文从，以此例之，
字从而卜辞从
作，其为之古文，殆无疑矣。”(23)
四是“删”字，甲骨文作
。靳青万先生将之释为“删”字，“乃用刀刊削龟册也，即‘删除’之意。”(24)甲骨刻辞中
等字形，似也可释为“删”字。此外，还有
字，从口册声，甲骨文中读作删，与刊音近可通，俗写为砍，此字似乎也与删字有关。(25)
甲骨刻辞中“册”、“典”、“编”、“删”等字的发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甲骨时代编辑活动的存在，册、典、编、删等均为这一时期编辑活动的基本范畴。《甲骨文编》“
”字条收字48个，这些字未必均为“册”字，但这些字肯定与“册”有关，足见甲骨时代龟册事务之繁盛。在甲骨刻辞中我们虽然没有发现“辑”字，这说明甲骨时代编辑活动收集材料的意识可能还不强，编辑活动还更多地表现为对现有文字材料的编排、增删、整理及成册、典藏等。
收稿日期：2009-01-20
注释：
①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靳青万《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至44页；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至21页；王振铎、王刘纯《由甲骨版片探编辑出版之源》，刊《编辑之友》2001年第3期；王振铎、孟玉静《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从甲骨卜辞版的复制问题谈起》，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释文参见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③释文参见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8页。
④王振铎、王刘纯《由甲骨版片探编辑出版之源》一文，刊《编辑之友》2001年第3期。
⑤释文参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7页。
⑥此例采自王振铎、王刘纯《由甲骨版片探编辑出版之源》一文，刊《编辑之友》2001年第3期。
⑦释文参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6页。
⑧此版正反刻辞释文参见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5-1447页。
⑨释文参见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2页。
⑩释文参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2页；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11)释文参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谷谿编著《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周春秋战国》，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12)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见李济主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版，第127-128页。
(13)参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4)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1页。
(15)沈之瑜《甲骨文讲疏》，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6)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见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0页。图21“卜骨出土时的叠压情况”亦采自该书第18页。
(17)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8)参见《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页。
(1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2-1413页。
(20)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见李济主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版，第127页。
(21)《甲骨文编》“”字条收字48个，这些字未必均为“册”字，但可肯定这些字均与“册”等编辑活动范畴有关，足见甲骨时代龟册事务之繁盛。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第十四号《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89页。
(22)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23)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见李济主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版，第129页。
(24)靳青万《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25)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3-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