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刻本图书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清代论文,形态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史研究
自中国人发明雕版印刷以来，刻本图书就成了中国古籍最主要的版本形态，而清代刻本则是这一形态发展的最完善形式之一。在传世古籍中，清刻本数量最多，距今也最近，但历来对它的研究确是最少。据此，认为有撰写本文之必要。清袭明制，因此在我看来，官刻、私刻与坊刻照例构成了清代刻本图书三个各具特点而又相互补充的有机形态。
一、官刻本形态的图书
所谓官刻本乃是清中央政府机构及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刻印的图书版本。清代刻书事务最初是由内三院即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主管，由内务府包衣与太监掌管司礼监刻书，故内府刻本是清代官刻本的最初形态。清初由于内府刻书事务仍延用明经厂人员操持，故内府刻本的字体版式均与明经厂本相仿。如顺治十二年刻的《资治要览》用“软体字”，十三年刻的《内则衍义》用宋体字，两书均大字宽栏行格疏朗，显然为明经厂人员承办。内府刻本的缺点是：刻书范围十分狭窄，故对社会毫无影响。如顺治—朝内府刻本总计不到20种，且尽《劝善要言》、《劝善文》、《孝经》、《道德经》等。但刻印精良确是内府刻本的优点，如五色套印本《劝善全科》，衬配着洁白坚韧的开化纸，大有开卷舒怀赏心悦目之感。内府刻本至康熙初年渐始扩大，康熙十二年刻明北监本《十三经》和经厂本《文献通考》，十三年又刻《日讲四书解义》等。
康熙十九年内务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统管清廷刻书事务，武英殿刻本遂取代了内府刻本，成为清代官刻本图书的第二种形态。造办处初始刻书极少，至康熙四十三年武英殿开馆校刻《佩文韻府》时，才成为内府常开的修印书机构。雍正七年改造办处为修书处，至乾隆朝武英殿修书处建制日臻完善，由总理大臣督办，下设监造和校刊翰林两处。监造处统辖书作、刷印作、铜字库与聚珍馆等工场作坊；校刊翰林处负责校勘和御览图书及内宫藏书的缮写工作。武英殿本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官刻本图书，对清代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发展起过相当的历史作用。武英殿本独特的优点在于：一是刻书数量大。陶湘《清代殿本书目》著录为300余种，但实际数字要比这大的多。二是刻书内容广。清殿本的内容涉及到经学、小学、数学、天文、乐律、文学、艺术、目录、金石、医药等众多门类，这些图书集中反映了当时对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极大的影响并促进了当时的学术发展。如殿本《律历渊源》100卷中就包括了论述天文历法的《历象考成》、论述数学的《数理精蕴》、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三部分。殿本《医宗金鉴》是一部包括中医理论、方药、诊法和分科治疗等内容的全面而简括扼要的中医集成之作。而《佩文韻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大型类书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至今仍无后来居上者可比之。三是刻书质量高。武英殿本由懂行的馆阁词臣专门负责校刊，选用底本之审慎，缮写刊刻之工致，纸张遴选与印刷装订之端庄大雅，可谓尽善尽美。甚至有的本子还采用细薄洁白的开花纸精印，更令学术界刮目相看。同时武英殿本在刻画与套印技术上，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如康熙五十一年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附36幅山水版画，幅幅精妙绝伦。五十二年刻《万寿盛典》，从新科进士中遴选王赉等10名好手书写上版，其中绘有20卷图画，再现了大典的宏伟场面和众多人物，汇为壮观。在套色印本中，有双色套印的《硃批谕旨》，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诗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等，本本色艳笺细，均胜前朝一筹。四是版本流传广。乾隆时武英殿本不仅供内宫使用收藏或颁赐臣辅之用，还准予发卖翻刻。发卖之书一种是满足内部需要后的多余者，一种是专供发卖而刻印的通行本，并允许地方官府、学校、书坊翻版自印。这样一来便开通了殿本书直接与社会见面的渠道，扩大了殿本的发行和流通。其中流传最广的殿本书要数卷帙最多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和《九通》等本子。时至今日，殿本仍是最多见的清刻本和阅读校勘古籍时最多选用的底本之一。武英殿本的缺点是：在内容和编纂形式上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阶级倾向，其目的是为在文化学术领域内树立清帝权威和官方标准，从而统一舆论钳制异端。另外，清统治者以政治干预校订，别有用心地审改古书文字，这也是武英殿本的一弊。关于清殿本的注录情况，可查阅《宫史》、《续宫史》等书籍，武进陶湘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和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等便可一目了然。
武英殿官刻本的盛期是康、雍、乾三朝，嘉庆以后，武英殿刻书渐衰，至道、咸、同、光四朝则每况愈下，刻书仅成点缀而已。同治八年和光绪二十七年武英殿两度失火，殿产版籍俱成烟灰。这样，至清末时，官文局刻本便成了清代末朝官刻本图书的主要形态。官书局是清末地方政府专设的刻印书机构，他们勘刻的图书被称为官书局本，简称局本。同治三年曾国藩以重兴文教为名，在安庆设立治山书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名实相符的地方官府属辖的刻书出版机构。同治五年后，各省纷纷效法，陆续开设的官书局有：江南书局、金陵书局、浙江书局、四川书局、安徽书局、淮南书局、湖北崇文书局、广东广雅书局、直隶书局、云南书局、江西书局、湖南书局、山西书局、山东书局、贵州书局等。官书局既以重兴文教为宗旨，故局刻本形态的图书大都是传统国学著作，其中经史居多，诗文次之，且所选底本多是“御纂”或“钦定”的本子，余则以地方文献为重点。这样就形成了局刻本的独特之点：一是较多的覆刻和翻刻内府与武英殿刻本；二是汇编选辑了一批古籍，并做了相当的整理研究；三是刊印了一批当代人的学术著作；四是所刊刻的普通读物适合读者需要，且定价低廉求之较易。但是，各种局本由于主持人学识与学术水平不同，各地刻书传统不同，这样在选用底本、校勘精劣、纸墨好坏等方面则各具差异。譬如：金陵局本以其精校为世推重。张文虎校订的金陵局本《史记》，其质量超过诸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就是以张氏校本为底本的。但金陵局本字体稍扁，横轻垂重则显得拙笨，行字之间排列过密，刻字笔画和印刷手法过重，且印刷系用煤烟，浊而且浓，则是它的不足之处。浙江局本重底本精校勘，所刻之本皆另附校勘记，且字体秀丽，讲究版式，价格低廉，在诸局本中堪称第一。如浙江局刻的《二十二史》、《九通》、《玉海》诸本，其质量可以说超过殿本，对后世的影响也颇深。广雅局刻本则以多而实用闻名。如所刻《广雅丛书》辑录的古今经书约有300多种，且皆切合世务之书，充分体现了张之洞的务实思想，这个特点在局刻本中是不多见的。但其字形却稍扁，版式又黑口宽栏，这就不太雅致了。湖南局本以刊刻地方文献与近世乡贤先哲遗书为特点，刻本字体秀雅，校勘认真，甚为畅销。至于贵州、云南、山东、山西的局刻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对差一些了。关于官书局刻本的注录情况，可查寻《官书局书目汇编》和《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
二、私刻本形态的图书
所谓私刻本图书，又称家刻本，是指私人刊刻的非商业性的刻本图书。私刻本的称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出版者姓名相称，如《陆宣公奏议》的年羹尧刻本和《十三经注疏》的阮元刻本等；另一种是以出版者姓氏及室名相称，如顾嗣立秀野草堂刻本《元诗选》和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湖山类稿》等。清代私刻本图书盛于乾嘉二朝，其精校精刻完全可与宋元旧版相埒，成为后世公认的精校本。其中，黄丕烈的士礼居刻本，卢文弨的抱经堂刻本与顾千里的鬼适斋刻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私刻本图书的最高水平。故清人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说：“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丕烈之手者，尤校雠而精审，朱墨灿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订误字，有功于后学不浅”。
黄丕烈字绍武，人称黄主事，生平独嗜收藏古籍，家藏宋元旧籍极多。因珍藏宋本《礼记》而名其室为“士礼居”，所刻之书遂被后世称为士礼居本。黄丕烈士礼居刻本的特点是：以宋元旧刻旧抄为底本，版式文字一准原样，笔笔描写，讹字亦从之，自称其法谓之景刊，后世称此种校勘校刻方式为“死校”。从校勘学角度看，景刊死校的优点在于避免了臆改之弊，保存了旧本的真面目。据清范锴《华笑顾杂笔》载：以这种景刊校勘的士礼居本有《国语》、《战国策》、《仪礼》、《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孝经》、《论语》、《孟子》、《汲古图书目》、《季沧苇书目》、《博物志》、《百宋—廛赋》、《梁公九谏》、《焦氏易林》、《宣和遗事》、《藏书记要》、《船山诗选》、《夏小正》、《汪本隶释刊误》、《周礼》、《三经音义》等，这些版本大都收入《士礼居丛书》中。另外，凡士礼居刻本的图书，在书前皆有“书价制钱七折”6字，书后印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和“苏州圆妙观察院场”两印章，可供辨伪。
卢文弨字弨弓，家富藏书度之抱经堂，故人称其为抱经先生，称其刻本为抱经堂刻本。卢氏宗戴震皖学，故校刻古书与黄丕烈不同，主张尽量纠正原本误字，这样就形成了抱经堂刻本独具的特点即：多汇集众本，校误订正，并在校改处双行夹注，或附见参校诸本名目，在引用诸家之说时随发己见。后世称此种校勘、校刻方式为“抱经活校”，尊卢文弨为活校一派的代表。从校勘学上说，卢氏的活校方式较之黄氏的死校方式具有着更大的优点，这是不言而喻的。抱经堂刻本著名于后世的校勘本主要有：《荀子》，这是咸同以前的最善之本；《逸周书》，它集王念孙以前众家之说，故为后世所依傍；《贾谊新书》，则以汇较了宋以来传本，保存了已佚古本的面目而著称于后世，另外《春秋繁露》、《颜氏家训》、《经典释文》等诸本校雠也有过人之处，故此卢氏抱经堂刻本常被后世选作校勘底本而用。以上诸本卢文弨均将其收入《抱经堂丛书》中。
顾千里名广圻，因自取北魏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语名其室为“思适斋”，故被人称为思适居士，其刻校之书亦被称为思适斋刻本。与黄、卢二氏不同，顾氏乃一介寒士，虽精于丹黄铅椠却乏资自刻自印，只能代人校书刻书以作稻梁之谋。顾氏思适斋本的校刻特点是：融黄氏死校与卢氏活校于一体，既重视底本的选择，景刊宋元旧本而不校改，又参校他本他书比较异同，考订得失是非，并写成校勘记附于书后。这样既避免了臆改之忌，又避免了陈袭之僵，故为后人备加推崇持纳，并誉之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当时延请顾氏校刻书籍者纷纷不绝，思适斋刻本先后累积达30余种之多。李兆洛在为顾千里所作的墓志铭中记载了这一情况：“孙渊如（星衍）观察，张古余（郭仁）太守，黄丕烈孝廉，敦夫（恩复）太史，吴山尊学士，皆深于校勘之学，无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本”。思适斋的主要刻本有：为顾之逵刻《列女传》，依宋本重雕并附有考证1卷，今已传世日稀；为张敦仁刻《礼记》、《盐铁论》、《礼记注疏》；为孙星衍刻《说文》、《古文苑》、《唐律疏义》、《尚书考异》、《宋元检验之录》、《天文大象赋》、《抱朴子外篇》、《广黄帝本行记》、《轩辕黄帝传》；代秦恩复刻《骆宾本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扬子法言》、《鬼谷子》、《列子》、《隶韵》、《奉天录》、《词学丛书》；为胡克家刻《李善注文选》、《资治通鉴》；为阮元刻《毛诗注疏》；为吴刻《韩非子》、《晏子春秋》；为汪士钟刻《仪礼疏》、《鸡峰普济方》、《刘氏诗说》、《郡斋读书志》；为洪宾刻《名臣言行录》、《隶释》、《隶续》；为汪喜孙刻《述学》、《广陵通典》；为廖寅校刻《华阳国志》；为黄丕烈刻《国语》、《战国策》、《隶释刊误》；为沈恕刻《绍熙云间志》；自刻《尔雅》和《释拜》。以上举顾千里思适斋众刻本，在我国校勘学与版本学历史上俱为精校善本之典范。
清代私刻本图书除以上举三大家之外，著名的私刻本丛书还有：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凡30集198种；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段玉裁的《经韻楼丛书》；阮元的《文选楼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吴骞的《拜经楼丛书》等。
三、坊刻本形态的图书
所谓书坊刻本即由私人经营的商业性书店出版的图书版本。坊刻本的称谓有的直接以书坊、书棚、书铺、书肆、书林、书店等标示，这种坊刻本从出版者就能作出确认；有的坊本书则以室、斋、堂、居相称，出版者题名同私家刻本一样，故在未确认的情况下，不能冒然确定为是坊刻本还是私刻本。清代书坊刊刻印行的坊本图书内容，大都是村塾学生读物和民间日常生活所需的通俗作品，故历来不被重视，藏家不收，失于著录，坊主的生平氏里也多不见于史传记载。本文仅据知见传本和刊刻事略列举数家，以窥见清代坊本形态图书之轮廓。
清代最著名的坊刻本图书要首推“扫叶山房”本，此坊名取古语“校书如扫落叶”之义，坊主为洞庭席世臣。扫叶山房是清代经营历史最长久的私家书坊，从明末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扫叶山房坊本的特征是：一是内容广，刻本内容遍涉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村塾读本；二是数量大，所刻版本数量多达百种以上；市场上随处可见；三是字体美，其刻本字体仿汲古阁本，为扁方形，字画清晰，卷首下题“扫叶山房校刊”，版心下刻“扫叶山房”4字，书序皆以楷书刻写。扫叶山房的主要刻本有：乾隆年间的《东都事略》130卷，《契丹国志》27卷，《大金国志》40卷，《元史类编》42卷；嘉庆年间的《南宋书》68卷，《唐六典》30卷，《东观汉记》24卷，《吴越略史》4卷；同、光年间的《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二集并附《童蒙四字经》；民国初年的《文艺杂志》等。至民初时，扫叶山房出版的图书，则更多的采用石印版新法，从而逐步以此替代了旧式雕版刻本。
著名的清初坊刻本有：康熙年间的安徽屯溪茹古堂本《开眼经》，这是一本启蒙读物，4字一句，每半叶6行，行16字，旁刻释音，无行线；本立堂坊本《医学入门》；金陵奎譬斋坊本《四体字法》、《新镌乐府清音歌林拾翠》、《易经》等；乾隆年间有五柳居坊本《十三经注》、《抱朴子》、《太玄经集注》等。五柳居本不但工料上乘，字体方正，且选用底本和校勘皆精，属坊本上品。鉴古堂坊本《辑宋诗钞》，封面刻“鉴古堂藏板”一行，字体方整俊美。嘉庆年间有文萃堂坊本《家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汉图文对照，三节板，中间图上下层皆为对照文字。此书收辑了当时许多习用会话词语，刻印精雅，巾箱本装，携带方便。
清代中期坊本较著名的有：书业堂坊本，坊主金闾，该坊以刊刻小说为重点。传世的版本有《说呼全传》44回，《英云梦传》8卷，《新刻世无匹传奇》4卷；《豆棚闲话》12卷。其次，姑苏聚文堂本小说《十子全书》和苏州四关堂本《龙图公案》也为世所重。有关佛经善书类的著名坊本为苏州三经堂刻本，它刊刻的传世本有《金刚经》、《念佛切要》、《欲海回狂》、《入佛问答》、《感应篇说定》、《阴骘文广义》、《关帝圣迹图》、《训俗遗规》、《劝孝编》、《雷霆显警录》等。
晚清坊刻本以南北两京和苏扬二州为中心。但论刻书最多，发行广泛，对文化教育影响较深的要数南京李光明庄坊刻本和北京的聚珍堂坊刻本。李光明庄坊本的特点是：刊刻字体大都是宋体方字，少部分用欧体楷书，字体书写秀劲，书版多委金陵唐鲤跃雕刻，旌德李鸿才校字。所刻各书，前面多印有推广文字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4字，有的还在刊叶附刻目录，目录下方用白文标明：“以上价目一律制钱，不折不扣”。据载：李光明庄坊本共刻有167种书，计经部41种，史部6种，子部3种，集部52种，启蒙类24种，闺范类4种，医算杂学类24种，善书类13种。
北京聚珍堂设肆于东四隆福寺路南，坊主刘魁武。聚珍堂坊本颇多，版式以中小为主，内容以刊刻四书五经为主。书前刻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版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书之底本多经慎重遴选，详加校勘。刻书字画清晰，纸墨刊工亦属坊本中之上乘。
上述清代坊刻本图书的共同特点是，在书前皆冠封面，且多用黄绿、黄粉色纸分印之。有的版片易主，再印时内容仍一字不动，只是改刻封面，另题新主某某刻样或藏版而已。再者，清代坊本因力求降低成本，故所用纸墨工料不如官刻本和私刻本精，但对发展文化教育来说，确有不可抹灭的功绩。尽管如此，这些坊间刻本还是不为藏家士大夫所重视，大都行销于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