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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2)11-0021-03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庞杂、内容丰富，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发达工业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却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石，对于和谐理想的不懈追求也始终是他们的永恒主题。
一、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对不和谐现象的全面揭示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上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主要在于其批判理论的开启和建构。对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人文危机进行全面批判，并深入挖掘这种不和谐现象存在的内在根源，揭示当代社会维持和固化统治的内在机制，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
1.意识形态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特别是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从虚伪性是意识形态普遍特性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由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意识形态控制，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展开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美化生活来对现在社会进行辩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指出，作为人类解放力量的启蒙精神，已经演化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社会通过全面的包括一切关系和活动的中介，人变成了与社会发展规律、自我本身原则相反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本质。启蒙精神已经背离了解放人类的初衷，走向了反面，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启蒙走向了自我摧毁之路。哈贝马斯虽然认为意识形态是现存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也对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技术统治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以技术统治为基础的极权社会。
2.技术理性批判。技术理性作为一种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体，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不断完善，逐步成为西方社会历史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精神，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但伴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回归，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崇尚人的精神性与个性的尼采，指出科学精神的发展使理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丧失了酒神精神的人类逐渐降为单纯的生产者，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胡塞尔则从对实证科学的反思出发，认为在科学造就的“繁荣”下，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而放弃了精神追求，出现了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丧失。而在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看来，由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通过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使现代劳动者进一步同化，并且通过对机器生产过程与国家结构组织的技术控制来实现统治和管理，统治的形式更加隐蔽，社会组织形式更加“科学合理”，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而实际上，发达工业社会所能提供和满足的大量物质需要，其实只是为维护其社会统治所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而并非人们的真实的需要，即人的自由。人成了被社会驯化、操纵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失去了对现存社会的控制与操纵的内在批判性和超越性，成为屈从于政治需要而麻木的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
3.大众文化批判。大众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文化的生产方式与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间接地带来了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商业文化、媒体文化和消费性文化，也即通俗的娱乐文化、流行文化。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向商品化特征和消费化取向以及艺术向商品性的屈从。马尔库塞也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社会统治对文化的控制，已经使文化与商品高度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单纯的消费品。本应具有超越现实并包含“否定理性”品质的艺术已经失落，所谓“高层次文化”已经被与现实相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低于现实的大众文化所代替，变成商品文化、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中心正逐渐成为购物中心或闹市中心或政府中心很相称的一部分。即使对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的本雅明也指出，由于艺术品的不断复制和标准化，导致其本身已经失去了其独一无二的存在形式。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则进一步指出，当今大众文化的最主要存在形式是影像，视觉取代语言而成为文化的中心，造成了艺术的历史感的丧失。
二、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不和谐根源的深入挖掘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成长的重要根基，也是众多理论家和学派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展开全面批判的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汲取营养，不断深化和拓展异化理论，逐渐演绎和发展出了形形色色富有时代特征的异化理论。
1.物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基础，把马克思异化思想批判的主题从经济政治领域转向技术领域以及文化社会领域。他认为，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结果或人的创造物变成了某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物化。并指出，在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商品关系对人的支配作用加强，物化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有普遍化和加剧的趋势，出现了人的数字化、符号化、抽象化，包括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都被物化了，并形成了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物化结构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作为物化普遍化的最直接的后果，支配着所有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
2.技术理性异化理论。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物化理论进行充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引入了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对理性、知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实践功能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反思和批判。他们指出，技术理性引发的异化，其危害性最直接的表现在使人类主体失去了创造性。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物质消费的极大丰富，科学技术已不再是中性的，已经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使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生存方式之中。技术理性通过确立富足而自由的生活目标，将现代劳动者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体制中。由于这种带有技术色彩的统治与以往的暴力统治相比，具有更强的欺骗性，人们在极大改善的物质生活条件面前更容易逐渐丧失自我，失去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成为没有批判和超越意识的“单向度”的人。
3.生存异化理论。海德格尔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则是从存在论的层面出发的，深刻揭示了自然万物皆为人类所彻底统治的存在论境遇。他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存在是统治、被统治的奴役性关系，自然万物已不再是其本身，即使人也被降格为物质的东西，随着独立性、个性和尊严的丧失，人的存在的本真性也不复存在了。存在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萨特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异化是人类一种无法克服的“本体论形象”。萨特崇尚人的精神性与个性，而发达的科学技术使人丧失了精神性，成为单纯的生产者，无法体验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作者列斐伏尔也致力于对自发的、抽象的、隐蔽的异化现象进行透视分析，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异化现象，并且更加真实而易于理解。一方面日常生活被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所控制和影响，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自身所固有的消极和惰性也对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起着延误与麻木作用。
4.消费异化理论。弗洛姆认为，异化的消费，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物的不可扼制的占有，却对越来越多的占有物的性质、来源及用途一无所知；由于“虚假消费”的出现，人的消费行为逐渐变成带有强制性的目的，消费态度、消费取向服从于消费的引导和支配。鲍德里亚更是深刻地指出，消费是作为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发挥其功效的，它服从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基本矛盾的政治需要，具有政治性。阿格尔则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无限度追求，以及生产力的过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破坏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三、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与规划——对和谐的不懈追求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全面批判现存发达工业文明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强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处，探索设计和规划了诸多实现人性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他们清醒地看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必然导致自然的“疯狂报复”，同时，也更为深刻地指出，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才能促进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中，人的本性是“第二自然”，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破坏以及社会对人的暴力事实上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作为历史客体的外部自然的解放，必然与人性的解放密不可分。因此，只有消灭了人自身的侵略性和破坏性，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使自然成为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康纳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提出了一条整体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所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希望通过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努力实现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
2.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正确认识人性的缺失，如何在发达工业文明中找回人类迷失的自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立论基础。他们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病态人格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总体性”概念。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指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总体性方法是克服物化意识、改变现代人片面存在状态的唯一手段。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了“总体的人”概念，认为总体的人包括所有物质和生命的力量，包括世界的过去和未来。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总体革命”理论，认为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全方位的变革，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人的完整性，无疑也蕴含着总体的人的思想。
3.人际交往的和谐设计。人是社会的人。在探究更为和谐的人类社会制度及构成体系的过程中，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一种哲学转向，从人类理性向更为微观的生活世界回归。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交往行为比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业更具有合理性。他认为，合理性的社会应该是生活世界的非正式意见和系统的正式意见，共同对行政产生约束力和影响，而发达工业社会为了实现其统治，不仅没有做到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统一与同步，而是由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反过来控制了系统宰制了生活世界公共领域，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以，他主张恢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重建交往理性，来克服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希望通过讨论取得一致的共识，建立普遍的人们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而使人们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形成一种公正的、合理的意志，从而使交往参与者的交往行为合理化。通过人们之间真诚而平等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真正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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