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全面发展：历史与现实——学习“七一”讲话的读书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读书笔记论文,现实论文,讲话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说：“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反复论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未来社会的目标，而且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看做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以往是不多见的。我认为，我们理论工作者对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对其深刻的、创造性的含义加以阐发。
“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却被完全忽视了。在那个年代，人们如果提起共产主义，也是多半从物质丰富、道德高尚的角度来界定它。这些固然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本质在哲学上就是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对共产主义来说，人类之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讲话”重提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并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发展，集中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人的发展的高度重视——这应当看作是作为“立党之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人的解放：社会主义的目标
“讲话”中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又发展了马克思。为了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我们首先应当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理解“讲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人及其解放始终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早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那里，作为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便是建立在满足人性需要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论证“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指爱尔维修等）”如何“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时，说道：“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166-167页）然而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实践，从而也不懂得人的社会性。所以以旧唯物论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所理解的人性只能是抽象的人性。空想社会主义想解放人，但它把这个目标的实现建立在抽象人性之上，便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的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把人的解放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以人的解放为目的）是同合规律性结合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是要满足人的需要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作为自然生物性的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劳动。以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实践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所以，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只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与自然界的实践关系中创造出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其自身的客观运动规律，它们反过来又制约着人，创造着人。一句话，人与社会（环境）是互动的；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这种历史观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的人性的陷阱，成为人类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抽象人性需要的满足也就被扬弃为：在承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早期一度采纳过的形而上学地设置的某种历史公式上：似乎先验地存在着某种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资本主义使它丧失而社会主义则使之复归。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与他的历史发展规律相统一的。就是说，人的走向全面发展是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合规律的演进是同一个过程。这样，马克思就做到了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史的现实的运动。”（同上书，第3卷，1960年版，第40页）人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纯主观地设置的“理想”，不是让现实去与之相适应的幻想。
那么，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如何成为科学的理论的呢？
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思想来源
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成为科学理论和未来社会的目标，首先要有一个继承和发展前辈思想家的过程。
与18世纪旧唯物论在人的问题上停留于人的自然生物性不同，在19世纪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人的问题以类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形式进入许多思想家的视野。而这些思想给予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极大的启示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同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于纯粹偶然性相反，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却十分注意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又同人（个体与类）的发展密切相关。
比如说，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家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无例外地都试图对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做出说明，试图寻找历史中理性的发展线索，即他们所说的历史规律性。在赫尔德那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有规律性的。他把这种规律性称为“上帝的计划”。历史便是这一“计划”的实际展开。在康德那里，历史规律性被称为“自然的意图”（自然的计划）。而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规律性就是世界精神的合乎规律的运动。
这些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家所讲的历史规律性实质上是理性的规律性。它是在人之外的。但是，它的实现又要通过人（类）。而人本身在实现这个理性的规律时又是不自觉的。康德说：“一般说来，人在行动中不像动物那样，仅仅根据本能行事。但也不像理性世界公民那样根据一种预先的计划行事。”所谓“世界公民”是康德设想的理想的人、非现实的人。那么现实的人又是怎样行事的呢？康德说：“个别的人以及整个民族本身很少想到，当他们每个都根据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彼此矛盾地追随着他们自己的意图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个隐蔽、陌生的自然意图，他们沿着一条引线前进，并且为促成它而劳作着”。（康德：《世界公民眼中的普遍史的观念》）就是说，现实的人的行动是在不自觉地实现那陌生的“自然意图”（历史规律性）。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规律性便是世界精神（理性）。同康德一样，世界精神、理性的实现也要通过人，把人作为理性实现的工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4页）
既然历史规律（即理性的规律）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这就不能不触及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类与个体的关系。按照康德的意见，历史规律性（“自然的意图”）是让人的自然潜能展现出来，但体现“自然的意图”的是类，而非个体。他说：“在人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创造物那里，这些潜能…应该仅仅在类，而不是在个体中全面发展起来”。那么个体在其中又起什么作用呢？在康德看来，个体（每一代的个体）都要为实现他所寻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公民自由、法律的秩序，永久和平——的达到做出牺牲。康德明确指出：人们必须一代代艰苦劳动，以便将最后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峰巅，并通过他们最终完满地实现自然的目的。这里就包含了个体为族类（类的目的）而牺牲的思想（本文作者注：这个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所继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125页）。在论证个体怎样为类、为理想社会状态（“至善”）的实现而牺牲时，康德又发挥了“恶”在历史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思想——社会历史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至善”，但要达到“善”，首先要通过“恶”。历史发展就是从“恶”开始，以“善”告终。为什么“善”要通过“恶”来实现呢？这要从人的本性寻找说明。康德认为，“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就是说，人先验地具有联合在一起的社会性。同时，人又有追求个体欲求的本性。这是一种非社会性，也就是“恶”。这种“恶”不是指自然人欲，而是因追求个人利益而违反普遍立法的个体性。因为人出于个人利益而追求发展自己，所以恰恰是“恶”真正推动人展开其全部潜能。就是说，个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反而是人的潜能得到发展的根源。一句话，恶在客观上有利于人展开其全部潜能，所以恶是为了实现“至善”（自然的意图）的手段。用通俗的话来说，历史规律所注定的人这个族类的目的是靠牺牲无数个体来实现的，是靠个体之间的残酷斗争作手段来实现“全面发展人的潜能”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康德不仅仅认为人（类）是目的，而且认为人（个人）也是工具。“人是工具”即指通过个人的“恶”（争斗）达到人类的目的。
黑格尔不讲“人是目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康德上述历史观中许多思想（如人是历史工具，恶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等）都被吸收了。在黑格尔看来，同理性（世界精神）相比，其他一切（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理性的工具。其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无非是历史领域中的“人类”，是人类这个范畴的非人格化。
我们不难看出，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历史规律性思想中引发出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类的发展与个体状况的关系。而这个问题逻辑上必然同人的个性（哲学理解的个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席勒那里得到了证明。库勒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美育书简》（1743年）所提出的有关类与个体的关系的观点。席勒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总体设想。但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不能不对康德历史哲学中关于类的发展以大量牺牲个体为代价以及“恶”是实现“至善”的手段感到震惊。席勒不能同意康德漠视和淡化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及其恶果。他一方面欢呼人类总体在19世纪的伟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人类的进步是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他指出，“我们的运动员比奥林匹亚运动会（指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引者）上的优胜者跑得更快，我们的数学家比阿基米德算得更细。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战略家、演说家和牧师为一身的现代人，能否让现代人与古希腊人一对一地进行一场生活能力的全面比赛呢？”（《美育书简》）席勒把康德已经触及的个体与类的矛盾、个体为了族类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消极后果（片面发展了的人的个性）突出地强调出来。他对这样一幅因自发分工而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自己个性的图画表示厌恶。他说：“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他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同上）在这一点上，他与康德和黑格尔是相左的。席勒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描绘“审美国度”的人性状态：在这一国度里，在个人身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融了，和解了：这是体现类与个体和谐一致的个人，是能力、个性全面发展了的个人；这是“审美国度”中的“审美的人”。但是怎样从现实的人合乎历史规律地向个性全面发展的人转变，则是作为诗人的席勒所未能解决的。解决这个任务的是马克思。
上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类的发展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思想、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思想以及未来理想社会里个体与类的对抗消解和人的个性因此而获得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一切都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当然，这是在马克思所制定和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客观历史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被吸收和被融入的。
三、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与历史合规律演进过程的一致性
与以往的古典历史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发现的真实的历史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非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因此历史规律不是外在于人，而是人自身的活动规律即人的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在这一历史规律的支配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末期）时，在社会成员之间实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便成为把人类社会生产力向前推进一步的关键。这种分工从类与个体的关系上看，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达到了这样一个转折：为了类的才能得到加速发展，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大多数个体处于片面发展状态（片面的个性），以保证族类获得较全面的发展与进步——对族类来说，他既有了物质劳动，又有了精神劳动，所以发展是全面的。但为了保证类的发展的这一全面性，不能不牺牲个体（体力劳动阶级被完全剥夺了精神领域的发展）。这样一来，类与个体之间便难免发生对抗。个体的片面发展在席勒那里被从道德上指责为“错误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却被看作是合历史规律的。因为席勒只从个体自身着眼，所以他只看到“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牺牲他（个体）的整体”的不对。但马克思是站在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的立场出发，所以他看到：席勒称之为“错误”的东西，在历史哲学看来。恰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这里的“特殊个体”无疑是指在脑体分工中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成员，特别是指体现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兴阶级——引者）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125页）当然，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动物界，牺牲个体以保证种族的利益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在人类，通过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可以改造环境和改变人自身。因此牺牲个体以求得整体（族类）发展并不是人的发展的永恒现象。马克思说：“‘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同上）克服类与个体的这种“对抗”，使类的发展“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只能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当人类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实现了私有制、阶级和旧式分工完全消灭的时候，类与个体的对抗便会消失，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况便会到来。
马克思把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称之为体现未来社会本质的“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那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旧社会的未来的联合体界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他宣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49页）
当然，为了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要经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大的阶段都显示出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他的全面发展的。如果以人自身的发展为坐标来给这个过程划分阶段，那么，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建立在只有自然分工基础上的原始的全面的人；旧式分工支配下的片面发展的人；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
1.原始的全面的人——这是原始社会的早期。那时，人的发展状况之所以能够“全面”，因为还没有脑体分工出现，从而没有这类分工带来的人的片面发展的种种优点（集中起来说，就是人类的才能因分工而得到大的发展）和缺点（人因此而走向片面发展，不但体力劳动阶级是片面，剥削阶级也同样是片面——完全脱离物质生产实践的片面）。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这种原始的全面，因为前者是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从而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发展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马克思这样评价原始的全面：“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的丰富的关系”，“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这时候，个体不可能从整体区分开来单独进行活动，就是说，他是完全没有独立性的。一方面，这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界及其规律的作用还是作为一种外部的神秘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另一方面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具有自然发生的性质。这一切使人的活动局限在极其狭隘的领域。在自然因素对人的活动起绝对的决定作用的条件下，单个人的生存离开集体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的依赖关系”（没有独立的个人，个体完全依赖于整体）是此时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
2.旧式分工支配下的片面发展的人——开始出现于大约距今6-7千年前。那时候，原始社会发展到了末期，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达到可以实现脑体分工的水平。这意味着，人类作为整体有可能使自己加速发展，条件是：它的一部分（大多数）成员专门从事体力劳动，而让另一部分（少数）成员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精神）劳动。人类的才能确实因此获得空前发展。当然，人类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私有制和阶级统治下，在分工中专门从事体力劳动的那些个体会被奴役、牺牲。但人类整体却因此而得到以往几十万年所未能有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为在没有这种分工的原始社会里，要使劳动生产率提高1%需要一万年，而有了脑体分工的铁器时代，每百年便可提高4%左右。但是，人类的个体的发展却因此种分工而变成片面的人了。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那些受旧式分工支配的片面发展的人又经历了两个阶级：前资本主义阶段与资本主义阶段。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封闭的自然经济把人限制在狭窄的天地里，“人的依赖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占据支配地位，以往限制个人交往的血缘关系、等级差别被打破，而劳动力也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成为劳动者自己可以支配的商品。这时候，孤立的个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终于在历史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他们在摆脱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宗法共同体的依附关系的意义上，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人，然而在无法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支配的意义上，他们仍然不是真正有独立性和个性的人。“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同样是受旧式分工支配的片面发展的人。所不同的是，后者为人类走向第三阶段的真正全面发展的人准备好物质基础。
3.达到全面发展的人——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旧式分工使人类有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创造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人类以脑体分工的方式把无数劳动阶级个体的时间（通过免除了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转化为类的多方面发展空间。马克思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空间”的命题在这里得到了证明。但是这个真理性命题只是适用于类，却不能在劳动阶级身上实现。他们没有全面发展自己的可能，因为他们除了吃、睡之外，全部时间都用在谋生上。他们的剩余劳动全部被别人拿走，也就是拿走了他们自由发展自己的时间。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全面发展的空间。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并成为社会财富，人们的工作时间极大缩短，而自由时间大大增加，所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也用“人类最全面发展”的提法。例如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即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每个人都能获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合乎社会各方面要求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个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基础上个人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促进全社会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性，并相互把他人发展当作自己发展力量所需要的对象。因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构成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四、区分两个“人的全面发展”概念
上面所说的作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未来社会所要达到的一种状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理念。在这一目标完全实现之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人在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发展。这是另一种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里的“全面”指的是：比个人原已获得的发展状况——他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状况等——更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两个人的全面发展概念，即存在着区别于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概念。
关于后一种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即便在资本主义下也是存在的。例如，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创造了大工业，而“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这对工人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进步。19世纪的大工业同以往的工场手工业相比，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面前，工人面对着一个“绝对矛盾”：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在工厂中，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这当然是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它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换句话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对工人来说就是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机遇。马克思这样描述此种机遇：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黑体字是引者加的）
必须指出，工人在资本社会里获得此种全面发展的机遇是通过不断变换工作部门，从而实现“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形式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工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机遇的过程，就是大工业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过程。这一方面“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不断变换工作，工人个人的才能便得到多方面锻炼、发展。《资本论》引用一位法国工人的信件证明这一点：该工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经历了不断变换职业的锻炼后，深有体会地承认，“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已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象一个人了。”（同上书，第534页注308）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同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带给劳动者那种“绝对矛盾”并没有改变。
五、“讲话”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创新
那么，在距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尚十分遥远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又该在理论上如何阐释呢？在这方面，“七一”讲话在理论上有很多贡献。
1.“七一”讲话首先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区分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阶段（首先这样做的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并且相应地区分了两种人的全面发展。“讲话”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黑体字是引者加的）这里说的是作为未来社会目标的人的发展的一种理想状况。这同讲话其他段落所说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消灭了有阶级社会里的旧式分工给人的发展带来局限之后的一种人的发展的理想状况。而这种状况是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的思想觉悟程度所达不到的。这属于党的最高纲领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者的联系在于：正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在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基础上的长期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后者属于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的范畴，是目前“脚踏实地地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的范畴。
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就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上也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就是说，一方面不能在现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可能有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在设计目前的人的全面发展时，也要考虑到把目前的要求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统一起来、联系起来。
顺便说，在以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领导人做“政治报告”谈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很少像“七一”讲话那样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论述“人的全面发展”。当人们讲到未来共产主义时，往往强调物质生产力具体达到什么指标（多少亿吨钢、煤，多少亿度电……）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或者以为，只要不断提高所有制的公有程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然而对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以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却是很少有人认真论述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怎样把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推进社会成员的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就更是罕见的了。因此我认为，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七一”讲话既是回到马克思，又是发展了马克思。
2.“讲话”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推进，在于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一个体现当前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的主题纳入现阶段人们的奋斗目标，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面发展方面又受到许多局限：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局限。生产力的局限使得现阶段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我们在现阶段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应地，让这部分人获得比别人（未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生产力局限制约着社会关系局限的存在。比如说，为了加快生产社会化，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除了给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外，也会带来消极效应（比如说，拜金主义的泛滥与此不无关系）。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能够做到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这就是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来满足人民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只是先富者有多方面发展的机会，也要通过社会保障事业、通过扶贫工作来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尽管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完全同等的机会。其次，现阶段的全面发展如果只看到物质文化生活方面，那仍然是片面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取决于物质，也取决于精神。所以人的素质提高是全面发展的更重要的方面。这里包括：1、通过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例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取代泯灭人的个性（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的“人民公社”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之取代无视企业及其职工的利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等普遍提高；2、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由此，人们在工作、学习、择业、生活各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3、通过提倡生态文明观来使人们树立人和自然和谐、协调的观念。
3.“讲话”辩证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作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历史过程，是两个互动的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样一种唯物辩证的态度把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十分可靠的基础上。
这里说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首先，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全面性，取决于他有多少闲暇时间（或称“自由时间”即超出为谋生所必须花费的时间）。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越发达，个人花在谋生上的时间越缩小，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在其他方面发展自己。就是说，社会生产水平越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就越广阔。人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精神文明的发展。在一个社会里，个人只追求经济，忽视道德；热衷科学，忽视人文；追求物欲，缺乏精神；只有工业文明，缺乏生态文明……。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决不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而这样的个人当然也不是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必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反过来说，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里，存在着数字化鸿沟的国民是无法参与世界竞争的。知识经济需要的个人是全面发展的，即既有“数字化生存”能力，又能具体操作的个人。人类要避免毁于自身的邪恶，就必须有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全面发展的人。在未来的高科技占主导的社会里，如果人人光有高科技的知识，而不是同时具有道德自律素质的人，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十分危险——谁知道高科技在这些缺乏道德自律的人手里会不会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可怕工具？总之，若没有全面发展的个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
在上述意义上，环境（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把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学说的一个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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