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政治问责”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_党建论文

论邓小平的“政治问责”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_党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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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秋,邓小平在退休之前,与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谈话。其中在5月31日、6月28日和9月4日的谈话中,就关系到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党的建设、社会稳定、中央领导班子的建设等,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了明确的嘱咐,并一再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P301)。

后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既重申了原来“政治交代”的内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严重挫折和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谈话中,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应对策略作了嘱咐。[1](P353-363)1992年春,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恢宏胆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和世纪性的难题,深刻地阐述了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与前面一系列谈话比较起来,“南方谈话”所论述的内容更为全面,考虑的问题更为长远,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要求更为系统和更具战略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注意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南方谈话”无论从其内容和语调来看,还是从谈话所选择的时机来看,都算是作政治交代。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并不仅仅限于前面提到的那三次谈话,从广义来看,他1989年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尤其是“南方谈话”,都属于政治交代。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充分表现了他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对党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也是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信赖,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担负起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奠定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十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负重托,不遗余力、忠实地实践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写上了又一光辉的篇章。

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交代,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连续性,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自身也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形象

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难得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开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邓小平离开领导岗位之前,最关心的就是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向前发展,他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不仅是职务的交接班,更主要的是路线的交接班,其根本目的是要保证他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能延续下去,早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他在政治交代中反复嘱托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如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向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首先强调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变,几十年都不要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线路、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要变。”[1](P296)谈到改换领导层时,邓小平强调:“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选人”,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并反复嘱咐新的领导人,“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1](P297)后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每次谈话都要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每次谈话讲的最多的还是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重要性,并指出“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要被姓“资”姓“社”的争论所困扰。[1](P37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沤心沥血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后当即明确表示,对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2](P3)回顾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的全部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最显著的特征还是改革开放。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辱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水平不断提高。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体制目标并不明确的条件下起步的。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党的十四大之前,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认识过程。这些提法与传统观念相比,是一个突破,但在理论上不够准确,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一向最讲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是最早最深刻的。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曾先后12次论及市场经济问题。尤其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肯定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P273)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廓清了理论上多年的迷雾,在思想上解除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观念的束缚,也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肯定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市场经济,这同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在于:创造性地深化和实践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在实践中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表示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秋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确定的目标具体化和系统化,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1993年起,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经济体制各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国有企业、农村经济、金融体制等改革问题,在实践中有步骤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其主要表现是:1.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企业制度已初具雏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开始形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前十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如确定了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关键的制度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提出了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提出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针;界定了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和增强其控制力的主要途径;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等。目前,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已取得实质性的突破。2.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培育市场体系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和建立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我国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二是从1992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重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等商品的价格。到1997年,我国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的比重达97%以上。[3]目前,一个统一、完整、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在我国已经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实现。3.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1994年开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快了对我国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等方面的改革,政府职能及其经济管理方式已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并在治理9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后来的经济紧缩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如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保障功能得到加强。5.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新的一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经验,并开始在农村全面推行。

此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探索,如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对公有制的范围、主体地位、实现形式等作了新的科学解释;将非公有制经济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这些理论上的新突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改革在探索中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新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此有大量论述。他在政治交代中关于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嘱咐,实际上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在后来的一系列谈话中也多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党的执政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1.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了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不久就强调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4](P312)1996年2月,江泽民在中南海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科学地规定了依法治国的含义,强调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进一步阐明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即党既要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要在其执政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依法执政;大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加强了立法工作。现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主要领域,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以宪法为核心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宪法的权威大大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有了长足进步,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得到加强等,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健康轨道,党的执政方式开始由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转为主要依靠法律制度。

(三)对外开放不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邓小平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嘱咐,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取得重大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多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我国这个最大的工商口岸城市向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发展的步伐,并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及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2.解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为了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了不懈的努力,2001年12月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示了我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意味着改革创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关于“经济不能滑坡”,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政治交代,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实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更是反复叮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要在今后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1](P312)从1998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经济秩序和环境进行了两年的治理整顿。应该说,治理整顿有他的必然性,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如1989年经济增长率降到了3.9%,1990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负增长的严重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如焚,1990年3月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极为忧虑地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有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假如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1](P354)因此,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头等大事。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更是感人至深。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P370)“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P375)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这一重要嘱托,殚精竭虑地抓经济建设,对经济发展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除了通过体制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外,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突出矛盾,正确处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实行的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它严重地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地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5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又作出了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战略部署,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科技资源得到增长,结构得到优化;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一批关键技术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化获得重大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战略支点是,提出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只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4年3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了这一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如严格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增长。从1992年开始,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经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根据这种情况,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如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与此同时,以加强农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为重点,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通过两年的努力,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得以降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运行的“软着陆”,使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平稳的发展轨道,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良好态势。

1997年开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物价持续走低、经济增长乏力、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通过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抉择,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实行稳健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利用教育促进内需;增加公假时间,通过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商品化,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抑制了通货紧缩,启动了市场,鼓励了投资和消费,使我国国民经济在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滑坡,而是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三)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经济研究证实,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能否得到及时调整和优化,是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确定了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从党的十五大开始,经过十五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思路。它是以新技术革命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为着眼点,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较快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稳定,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工业结构在调整中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一些领域已经基本形成,工业技术结构的层次得到提升;通过兼并、联合、改组、重组等形式,形成了一批核心能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工业的组织结构得到改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其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度提高。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四)确立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我国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序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积极影响。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东西部地区差距过大,这不仅给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潜在的矛盾,而且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1999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接着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将西部大开发列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国务院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一个完整、系统的西部大开发的规范和政策体系已经形成。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西部大开发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国家已在西部地区安排了一批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000亿元。[5]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大批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面展开,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同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打破了该地区封闭发展的状态,目前,在引进外资方面已取得重要突破。西部大开发不仅启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扩大了国内市场需求,成为促进我国近年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通过体制创新和上述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完全实现了邓小平“经济不能滑坡”,“要加快发展经济”的政治交代的要求。1996-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5%,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万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短缺经济已经成为历史,商品供应已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现在,我国市场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善,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000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00多元,我国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

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力贯彻邓小平关于“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党的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为此,邓小平把“党要管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P314)作为他的“政治交代”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一直铭记邓小平的嘱托,倾其主要注意力抓党的建设。江泽民曾经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作为这一届党中央的两大任务之一。[6](另一大任务是经济建设)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花了极大的精力研究和推进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十五届六中全会是专门或主要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与党的建设有关的决定。在其他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对党的建设作了许多重要阐述或部署。中央纪委也就党风廉政建设作了一系列决定或颁布了一些重要条例。上述一系列重要决策,形成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即以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根本原则;以从严治党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党建设的基本任务;以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和制度建设为党的建设基本方法;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党建基本思路的指引下,十多年来,党的建设取得重大成效。

(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得到了切实提高,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的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一直旗帜鲜明地坚持邓小平理论。1989年10月,江泽民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并指出他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苏联解体以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92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总结。1993年,在中央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并组织全党开展学习。1997年,党的十五大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把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这既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党自身的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一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眼于邓小平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实现了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统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对外关系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成果,他对党的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干部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中国共产党员有6000多万党员,340万个基层组织,这是一笔巨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充分地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首先是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如制定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7]从稳定全国经济政治的大局出发,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适当地集中了一些权力,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威;制定了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和整顿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加强和改进了党的企业组织工作等。其次是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的干部队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他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也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十多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紧迫感,花了极大的精力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1996年6月,江泽民发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意义、途径和基本要求,在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五项基本素质”。为培养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江泽民还对中青年高级干部提出了“四条要求”(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善于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党的干部队伍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得到提高,一大批优秀科技专家和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新世纪党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再次,党的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十多年来,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迈出了重要步伐。党中央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大批重要的党内规章制度。最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关于“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的政治交代,“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1](P379)。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反腐败工作,深入探讨腐败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和颁布了一批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加强了制度、社会舆论和群众对权力的监督;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其中包括陈希同、成克杰等在内的一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第三代领导集体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党的形象,使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四、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经受了“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了对中国的制裁。不久,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艰难。如何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邓小平以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准确地把握住了国际局势的脉搏,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路向和对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8](P286)。邓小平特别叮嘱新的领导集体,关键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国际事务中,“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的形象”,中国绝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上述交代,一方面,坚持埋头苦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前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所作为,发挥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开辟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了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阴影。

(一)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恢复并发展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不信邪、不怕压,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同时,从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谋求同西方发达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到1991年,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中,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逐步确立了与西方国家在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如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在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和尊严的前提下,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后最终得到改善,并使双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达成协议,取得“双赢”的结果。中国和欧盟各国的关系也得到了提升,1994年中欧双方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并决定建立年度首脑会晤机制。中日关系比较稳定,尤其是经贸关系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睦邻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果,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东欧各国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取得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建立了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条约的签订和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境的稳定和安宁。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关系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改善和发展了与越南、印度等重要国家的关系。我国为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可以这样说,现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区域环境。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超然于大国政治军事集团之外,在战略上取得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在国际上大力倡导求同存异、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坚决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如中国站在正义的立场,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暴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同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场合或多边机制中,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始终注意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磋商和配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由于我们坚持“不当头、不扛旗”,从而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国际反恐斗争等重大国际事件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尊重。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空前提高,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的和平国际环境。

(三)围绕我驻南使馆被炸和我空军飞机被撞事件,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我使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2001年4月,美国军用侦察机在我国领空将我国一架军用飞机撞毁,并造成飞行员失踪。上述两个事件都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事件发生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最后迫使美方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对我使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两场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五、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团结奋进、稳健务实,获得了党内外的广泛的认同,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代坚强有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其卓著政绩将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我们党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领导集体,是党内外以至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对领导集体本身也提出了要求。归纳起来,主要强调了两点:1.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要有一个核心。邓小平从党的历史说明了中央领导集体中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1](P310)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1](P310)第二,要注意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坚持集体领导。邓小平反复交代,新的领导集体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要注意相互合作。因此,领导成员之间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能容忍各方面。邓小平还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别、小圈子。并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的发展,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1](P310-318)这些论述反映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转折时期,如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思想。十多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全实现了邓小平的上述要求。

(一)江泽民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一直得到体现和维护。江泽民从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国家主席。他在完成权力交接,走上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岗位以后,独立地主持全面工作,在内政和外交上表现出稳健务实的特色和风格,并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他旗帜鲜明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但不搞“两个凡是”,不搞“句句是真理”,而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他在治党治国实践中注重稳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建树;他深入基层,体恤百姓疾苦,展示了平民领袖的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外交上,他积极活动、频频出访,主张“和为贵”,广交朋友,展示了自己的外交风采,很快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局面,他本人也与一些国家的政要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党内外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享有很高的威望。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算起,十多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尽管有些变化,但是江泽民在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是稳定的,也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团结合作、坚强有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对党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实现全党团结和国家安定的根本前提。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团结合作、坚强有力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实践表明,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改革开放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分歧。江泽民作为这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既善于发扬民主又善于科学集中。其它领导成员十分注意维护江泽民在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在所有重要的场合,都表示或强调“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并且在实践中确实形成了一个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由于有这样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才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如“苏东剧变”的考验、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1998年特大洪灾的考验,与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斗争的考验。由于有这样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才使我国社会出现了长时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实现了长达13年之久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她的卓著政绩将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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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政治问责”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_党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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