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效需求不足曾经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据国内贸易部门对600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调查，自1997年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商品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1998年供过于求的商品202种，占600种主要商品的33.8％；1999年433种，占72.2％；2000年470种，占78.4％；2001年498种，占83％；2002年518种，占86％；2003年513种，占85.5％；2004年上半年462种，占77％。尽管从1998年以来，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并没有根本解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且增长缓慢
(一)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且增长缓慢
中国是个农民大国，2003年城镇化率为40.63％，即60％属于农村人口。农村是个广阔市场，其需求规模大小直接决定总需求规模的大小。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农民需求不足，而农民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是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对于农民来说，其收入所形成的消费包括两部分，即生活性消费(最终消费)和生产性消费(投资需求)。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直接决定着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变动，从而影响着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过表1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1981年到2003年的四个经济阶段中，农民消费水平增长、全社会消费水平增长与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内在联系。即农民收入水平增幅与全社会消费水平增幅成正比。
表1 农民收入、农民消费水平与全社会消费水平增长情况 单位：％
年份
农民纯收入 农民消费水平 全社会消费水平 年份
农民纯收入 农民消费水平 全社会消费水平
1981
16.88.66 9.8 1994
5.044.6
4.3
1982
15.28.37 9.4 1995
5.308.2
7.5
1983
14.710.88 10.91996
8.99149.1
1984
14.713.00 17.81997
4.593.3
4.2
1985
8.4 14.1 13.11998
4.3 1.8
5.5
1986
3.242.52 15 1999
3.8 4.7
7.9
1987
5.194.32 5.6 2000
2.1 4.9
9.1
1988
6.406.01 7.4 2001
4.2 4.4
6.1
1989
-1.61
-0.8 -0.52002
4.8 3.9
6.1
1990
1.800.32 3.4 2003
4.3 6.8
9.1
注：上年为100％。全社会消费水平增长率和农民消费水平增长率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数据出自1981——2003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看，第一阶段(1981——198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是15.3％，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0.23％和11.97％。
第二阶段(1985——199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83％，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到3.1％和6.54％。
第三阶段(1992——1996)，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提高到5.68％，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提高到8.54％和8.38％。
第四阶段(1997——200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到4.01％，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到4.4％和6.86％。
第四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下滑直接导致了1997年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90元，还不到300美元，这和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情是远远不相符的。1997年到2003年农民纯收入由2090元增至2622元，年均增长只有88.7元。农民收入不但水平低而且增长缓慢，1997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由1996年的8.99％迅速跌到4.59％，跌幅近一倍。由此导致农民消费水平增长率由1996年的14％跌至1997年的3.3％，跌幅达四倍多；全社会消费水平增长率相应由1996年的9.1％跌至1997年4.2％，跌幅一倍多。其后，1998——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继续下滑，最低降至2000年的2.1％，2001——2003年增速虽然有所反弹，但没有超过5％。收入是消费的源泉，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收入水平的高低是购买力的决定因素。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且持续低增长的后果就是农民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我国农村人口占60％，但其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83年为51.4％，1990年为48.5％，1996年为43.2％，2002年进一步降为36.7％。农民需求不足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1996——2003年全社会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为6.86％，大大低于1992——1996年8.38％的水平。
(二)不规范的土地制度导致大量农民需求不足从而总需求不足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公共利益”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具体。同时《土地管理法》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就意味着不仅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而且任何单位和个人出于非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建设所需土地也可以通过征地方式取得。这样，就为征地权的滥用提供了方便之门。一些非国家建设的工商业经营性用地，也打着国家征用的幌子，以比市场价格低得多的补偿费用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然后进行市场化运作，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不仅许多单位滥用征地权，而且在征用中对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也很不合理，农民所得与所失极不平衡。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补偿项目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然而，我国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农民的实际补偿是很少的，根本不能满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大量征占耕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同时，由于许多地方压低补偿安置标准，不考虑农民的长远生计，导致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据统计，1987-2001年，全国征用耕地2400多万亩，至少有3400万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0.3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这里还不包括违法占用耕地。据卫星遥感资料，违法用地数量占用地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高达80％。如果考虑到违法占用耕地，人均占有耕地0.3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人口可能高达4000-5000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5％-6％，是个很大的数量。由于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严重不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问题相当突出。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42个失地农户调查，46％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失地农户共有7187个劳动力，安置就业的占2.7％，被迫赋闲在家的占20％。农民上访60％以上和土地有关”。[1] 大量失地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消费需求急剧下降。
(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制约着农民支出的增长
目前，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起包括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健全和发展。而在农村，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正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占全国人口60％的农民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扶贫救助方面，据民政部门统计，2002年，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达2054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而农村仅有404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占应保人数的25％。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收支预期的极不稳定是影响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增加储蓄。1991年农民的收入支出比是1.08∶1(支出是1)，2000年已经上升到了1.19∶1，近两年来也一直保持在1.19∶1的比例上。由于这种比例关系的上升并不是因收入大幅增长所带来的，因此更能反映农民对未来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状态。
二、收入差距悬殊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16，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属于当时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1999年基尼系数是0.415；而目前基尼系数是0.45。按照人口五分法计算，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有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1扩大到12.66∶1。可见，我国收入差距已非常悬殊。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有效需求产生影响：
(一)高收入者有效需求不足
合法高收入者有效需求不足。合法高收入者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资企业的高级管理者、演艺界名人、体育明星、部分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虽然通过合法方式获得了高收入，但由于近年社会仇富心理渐强，针对富人的暴力袭击、敲诈案件的不断增多，使得高收入者的社会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高收入者不敢露富，合法性的高收入不能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其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高收入阶层持有者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其可消费的水平，大部分的收入都无从消费，而且由于“马太效应”，高收入者的收入越来越多，社会中的财富又进一步流向这些人的手中，使得高收入者持有越来越多的收入，却消费不了，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的严重不足。
非法高收入者有效需求不足。目前，我国非法高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行政垄断形成非法高收入。一些部门、行业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其成员从中获得了相对高额的收入。二是寻租行为形成非法高收入。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为自己牟取私利，获得了非常不合理的高收入。三是其他非法高收入，如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毒、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攫取巨额财富。这些非法高收入的持有者一旦将这些非法收入用来消费，其收入来源就会被公开化，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这些人在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隐蔽的方式处理这些收入，或以现金的方式藏匿于家中，或转移到国外银行，或转移到国外进行挥霍浪费，从而很难转化成国内的有效需求。
(二)中等收入者比重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理想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格局，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通常在60％以上，中等收入者是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比重很低，主要是行政单位的公务员。尽管其消费倾向较强，在满足了家电基本消费需求以后，又贷款买车、买房，但由于其人数很少，不能对需求形成强有力的拉动，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三)低收入者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失业者和60％的农民。其数量庞大，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也容易转化成消费，但受其收入水平的限制，他们想消费而无力消费导致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
三、中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政策的偏差
资本主义经济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反复遭受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找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政府的扩张需求政策，相对减少了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破坏程度。可谓宏观调控成果显著。
比较中西方的扩张需求政策，其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西方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并重，但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并成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动力。
根据表2数据可以看出，美国2001年和2002年GDP的增长大都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不但没有，反而拉低了GDP的增速。2003年GDP增长3.1个百分点，其中消费贡献了2.22个百分点；2004年一季度GDP增长4.2个百分点，其中消费贡献了2.65个百分点。
表2 2001—2004年美国GDP构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百分点)
年份2001
2002
2003
2004年1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0.52.23.14.2
个人消费支出1.68
2.38
2.22
2.65
私人投资总额
-1.47 -0.18
0.64
1.12
净出口 -0.19 -0.70 -0.35
0.02
政府支出0.48
0.69
0.62
0.37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信息，2004年增刊2，第13页
西方国家拉动消费需求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实现的。例如，美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要占到GDP的50％，而财政支出中属于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占到2/3，即全部社会收入中有近40％被政府用财政手段进行了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实行的基础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美国的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55％，在全部所得税中，公司所得税只占20％，个人所得税占80％。美国1％的富人占有1/4以上的社会财富，但1％的富人却缴纳了28％的个人所得税。经过政府再分配的调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明显增多，带动了消费需求。
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是近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2％)，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9％)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68％)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投资却迅速增长。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分别是9.3％、12.1％、16.1％、26.7％。2004年前三季度是27.7％。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25.9％提高到2003年的70％；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则由1997年的54.5％下降至2003年的3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1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额的48％；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万亿元，仅占GDP的40％。2004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4.51万亿元，占GDP的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万亿元，仅占GDP的41％。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需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支撑，其持续增长受消费需求的制约。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带来的结果是投资过剩，从供给方面加剧了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消费不足，从需求方面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近几年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关键就在于以投资需求为重点，而没有把消费需求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