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莱顿论文,首次论文,史家论文,冷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以来，一些近现代名人回忆录、日记陆续出版，为后人了解一些事件的细节提供了不少材料，但作者在事后的追述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对事件的追忆以及对这种追忆的重新叙述。这样的追忆实际上带有作者的主观性、选择性与片面性，甚至常常根据追忆时作者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回忆录常常只会留下作者想给读者看的内容，所以回忆录实际上是单向度叙事，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者写回忆录也常期待读者能接受这样的叙事并理解作者的处境。如果数位当事人都在回忆录里谈及一个事件，我们可以对比他们的不同叙事，一方面将细节拼接起来，另一方面探求不同叙事出现的缘由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本文所要讨论的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这次会议邀请了两位中国学者参加，使得冷战开始后中外学者第一次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学术。有趣的是，数位中外与会者陆陆续续在半个多世纪中发表了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值得我们对照阅读，帮助我们考察这些学者的关注点、性情、人格魅力，甚至政治和思想偏见。同时，通过比对这些出自不同视角的资料，也可以从中略窥20世纪50年代冷战形势下国际上中外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很真切地体现在学者们的交往之中。 1955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虽然主要由西欧学者发起，却也邀请了中国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参加，而参加大会的学者也不仅仅限于青年汉学家。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参与者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我们在讨论这次会议时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这三个洲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有关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史料是很有意思的，相关的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前后半个世纪陆续出现。有关这次莱顿汉学会议的直接史料，只有当时留下来的由会议主办方编制的英文会议程序手册①，以及会议与会人员合影等图像资料②。会议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并没有公开出版，也许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保留有一些当时的记录，不过我们甚至不清楚当时开会的全程是否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间接史料却在半个世纪中陆续问世。最早的间接史料是周一良(1913-2001)先生参加完会议回国后于1956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中文短讯，对这次会议有极为简单的介绍。而更多的间接资料来自当事人特别是北京大学周一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rick W.Mote，1922-2005)等三人的回忆录。其中，费正清的英文回忆录《费正清对华回忆录》1982年出版，周一良的中文回忆录《毕竟是书生》1998年出版，牟复礼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2010年出版。将这些出现在中国北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中文、英文文献对照阅读，其实也相当于二重证据法之所谓“以域外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中文文献相互参证”。不过，这些文献所出现的中外政治、文化背景相当不同，写作时面向的读者对象也不同，因为这种不同，它们所想表达的内容也就有取舍的不同。 最近二三十年来，汉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其中既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影响，也有学术界不断反思学术史的直接因素。但是海内汉学史的研究，比较常见的模式是讨论一些著名的海外汉学人物及其代表作③。对于汉学会议的讨论还不够重视，即便涉及，讨论也不充分。对于汉学史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不仅要研究汉学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汉学人物的学术事业和成就，学术出版的成果，也要讨论汉学机构、汉学组织等制度和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而汉学会议这样的汉学组织方式也值得讨论。这次莱顿会议，多位参与者都在回忆录里提及，而每个人提及的内容又不完全一样，每个人谈到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回忆有选择性，深受回忆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关注点影响。当时会议举行的细节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但是将这些当事人的记录放在一起比较，则相当有趣。很多学者一生中会参加很多次学术会议，但不同的会议显然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义。这可能是周一良先生一生中相对来说较为特别的会议，以至于他多年以后还特意提起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的费正清、牟复礼也都在自己的回忆录谈到了这次会议，也都提到了周先生。 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将有关莱顿汉学会议的中英文直接和间接史料一一列出，通过分析这些史料的不同性质及其“再现”的历史来考察这些史料的生产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同时对这次会议的国内外政治和学术史背景略加疏解，以便帮助读者对这次会议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一、周一良先生对会议的相关回忆 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出版后，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现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东亚学家傅佛果(Joshua A.Fogel)已将其译成英文出版④，也许会吸引一些英文读者的兴趣。这本回忆录提到许多同他有交往的学者，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提供了诸多较有价值的线索。周先生早年在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时教过的美国学生牟复礼的回忆录也在2010年出版，里面有一节是专门回忆1955年的莱顿汉学会议⑤。 两人的回忆录在叙述莱顿会议时都提到了对方，两文对照阅读，实在是很有趣。在《毕竟是书生》中，周先生对自己参加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期间的一些行为作了很深刻的检讨： 在莱登和巴黎开会时，翦老运用他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的经验，灵活机智，争取对新中国友好与可能友好的人，取得很好成果，也使我学到不少知识，对以后外事活动起了作用。但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我们也因此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如对于来自美国和港台的学者，都表现出壁垒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极不明智，如对美国费正清教授、牟复礼教授(当时还是青年)，香港的罗香林教授、饶宗颐教授和在巴黎求学的台湾青年陈荆和教授等。牟复礼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在莱登约我联名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先生寄一张风景画片致敬，被我婉言拒绝。几十年之后，除罗香林教授早已逝世外，我与上述诸学人都有机会重晤，或重温旧谊，或切磋学术，同时不免深有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⑥ 这个回忆值得作一点讨论。这段话最重要的词是“政治”，最重要的句子是“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考虑到《毕竟是书生》是周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从这本回忆录的标题来看，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周先生将自己定义为书生，即他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是书生，而书生安身立命的主要活动应该是读书、写作、教书；二是周先生想澄清自己“毕竟是书生”，所以上了政治的当，毕竟在政治上比较天真，没有洞察到统治者的政治用心。取这个书名实际上带有忏悔、反思的性质。周先生这是试图回忆一生经历而为自己曾经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反思，特别是向知识界反思，向了解他一些政治活动的知识界同行反省。虽然这本书出版后，天下人都能看到，但不同读者对周先生了解的程度不同，自然对这本回忆录的体会和理解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周先生已经经历了反右、社教、四清、“文革”，在“文革”中他参加了“梁效”批判组，“文革”结束后受到了政治审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早早就退休了。反思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的影响是他撰写回忆录时的一条重要线索。他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正是这种反思心境的写照。 “莱登”现在一般都写作“莱顿”，而周先生提到的莱顿学术会议，正是1955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届西欧青年汉学家年会。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冷战正酣，东西方学术界缺乏来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主办者也通知了中国。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次派出两名代表翦伯赞和周一良，深入西欧参加主要由资产阶级学者主导的学术会议。翦老当时是学术兼行政负责人，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出席这次会议，周先生是陪同翦老参加的。 这次会议是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参与者是西欧研究中国的学者。按道理中国应该派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才算是最强阵容，才可以展示新中国的史学成就和力量。换言之，从制度上说，周先生不是最适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选，因为他当时任系副主任兼北大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从制度上、学科分野上说其实算是“外国史”专家。虽然周先生原本做魏晋南北朝史，但1952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之后按照系主任翦伯赞的安排，转换方向改做日本史，在系里负责协调亚洲各国史的教学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史。曾在北大历史系听过周先生讲日本史的王仲殊在回忆录也有所说明。王先生在晚年一次访谈中追忆了他和周先生在50年代初的接触： 1949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听周一良先生讲授日本历史。我曾想毕业后作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日本史。只因校方无相关的机制、计划而未果。我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伊始，梁思永副所长听来访的周一良先生说我对日本语文的造诣颇深，便要我翻译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论文。以备测验前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用。⑦这里提到了梁思永，实际上根据《竺可桢日记》1950年3月3日的记录，在周先生调入北大之前，还在清华历史系上班时，梁思永曾有意聘请周先生到新成立不久的中科院考古所，而当时刚好赶上中科院人员紧缩，没有办法提出聘用计划⑧。王先生的回忆则提供了周先生拜访梁思永先生的细节，说明当时周先生很关注将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内。无论如何，当时魏晋南北朝史仅算周先生的副业。而周先生在莱顿汉学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也正是他的主业，即介绍中国亚洲史教学。 尽管周先生当时主要做日本史，但他之所以被派出，可能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他外语好，英语、德语都可以与西欧学者自如交流，可以为翦老提供帮助；二是他当时是预备党员，政治上靠得住，上级不怕他出国之后滞留不归，组织上也能接受翦老的领导，不会有抵触情绪。 其实，当时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在1949年前做过胡适的秘书。因此他实际上被翦老当作是胡适在老北大历史系的旧部，当时邓先生也不是党员，因为翦老要团结未追随胡适离开大陆的胡适旧部，才任命他做教研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邵循正。他曾由陈寅恪等人推荐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和周先生一道从清华调入北大，翦老认为他是蒋廷黻旧部，因邵循正30年代是蒋廷黻的学生。其实邵先生在抗美援朝时表现颇为积极，发表多篇大作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政治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周先生原本算燕京大学历史系洪业旧部，1946年自哈佛返国打算重返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因洪先生去了夏威夷，周先生遂未能获其照拂如愿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来一直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教书，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直至1949年才由新上任的系主任吴晗引入清华大学历史系⑨，1951年接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任系主任，1952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北大，当时积极要求入党，政治上比较可靠。 周先生回忆录里这段话提到的两位西方学者费正清、牟复礼，一位长期任教哈佛大学，一位长期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之所以被提到，跟周先生写回忆录时，他们两位在北美汉学界的地位有很大关系。而这两人也和周先生有渊源。周先生没有提到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也没有提到费正清和牟复礼以外的其他西方学者。虽然这次会议在莱顿召开，并且参会者以西欧汉学家为主，但周先生在回忆录里却只提了两位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其他西欧学者全部未提。这是有缘由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周先生和费正清、牟复礼都与哈佛大学有渊源，在莱顿会议上见面亦可算他乡遇故知。费正清1936年获得牛津博士学位之后回哈佛任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从事情报工作。二战结束后复员回哈佛任教。而周先生1939年进入哈佛学习，对费正清并不陌生。而牟复礼则在二战时因在哈佛陆军特训班学习中文与周先生有一些过从，当时周太太邓懿在赵元任先生主持的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中文课程中担任口语助教。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特别提到哈佛陆军训练班有学生牟复礼、柯迂儒(James I.Crump)等人(两人1943-1944年间同在特训班)，后来成为汉学家⑩。 在莱顿会议召开之前，周先生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批判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上。他当时大概没想到秋天会出国到莱顿，竟然会这么快就遇到费正清本人。另一方面，从周先生回忆录的书名《毕竟是书生》便可以看出，这是人到老年对以前的人生经历进行反思的记录，也多少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解释甚至辩解的意味。所谓“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之说，这失去的朋友自然包括美国的费正清、牟复礼等哈佛旧交。 最后我们说说周先生在回忆录中简单提示的他与罗香林、饶宗颐等学者的恩怨。莱顿会议上周先生并没有机会和香港华人学者接触，因为这次香港没有派代表参加。但转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则邀请了香港代表罗香林、饶宗颐等人。翦伯赞发表了《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当时会议上同香港学者之间的冲突有详细记录。据这份纪要，香港大学罗香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的报告，由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翻译。周先生提问，认为罗香林所说的历史分期实际是胡适的观点，而历史分期的标准应该主要看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形态。贺光中请主席制止周先生发言，翦老见状当即指出：想要限制中国代表发言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向大会提出抗议，最后会议组织者白乐日和会议主持人史华慈都支持允许周先生继续发言(11)。这便是所谓“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的由来。 二、周一良1956年短讯及会议程序手册所反映的会议情况 早在写回忆录之前，周先生从莱顿回来之后便写了个短讯，题为《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12)，发表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上。该短讯对这次莱顿会议作了简要报道，内容虽然也很简单，但远比回忆录详细。提到“我国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周一良也应邀参加了一九五五年的会议”。这样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报道即已经很重视学者的头衔了。而这个短讯主要介绍了翦老和周先生两位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周先生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汇报，学术价值非常有限。这篇短讯没有写成会议综述，仅仅提供了会议论文的目录，很多论文的主旨没有详细说明，十分可惜。幸好我们能看到当时留下来的会议程序手册上保存的论文摘要。 当时翦老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两个报告，周一良作了题为“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报告。翦老的第一篇会议文章和周先生的文章算是综述文章，并非反映原创研究的论文。周先生一生实际与日本研究缘分不断。他对于日本史的兴趣起源很早，他从小在家塾中学习时便跟日本京都文科大学的牧野田彦松先生学了日文，后来十几岁时又喜读明治以来的小说，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大日本史》研究。后来拿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去读博士，导师又是第一个从东京帝大毕业的西方日本学家叶理绥。1946年他回国后主要在燕京大学教日文。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他响应上级指示，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亚洲史教研室，按照苏联教学计划培养人才(13)。所以从1952-1955年，他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实际上完全在日本和亚洲史方面。这些因素正是他在莱顿汉学会议发表有关新中国亚洲史教研文章的背景。 翦老的第二篇文章是用《红楼梦》作材料来讨论18世纪上半期清朝的社会经济性质。仅以翦老关心的这个问题而言，《红楼梦》并非是重要史料。当然《红楼梦》现在已是北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宠儿，宾夕法尼亚大学2001年有专门会议讨论，2012年出版了增补其他论文的论文集，而历史学者苏成捷(Matthew H.Sommer)、罗友枝(Evelyn S.Rawski)、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均发文予以探讨其所反映的性别、物质文化议题(14)。 周先生的短讯也提到会议对翦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翦老解答了听众关于“中国只有官僚，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关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周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与翦老擅长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问题，政治宣传色彩较浓。正如王学典先生所指出的：1950年代初入主北大的翦老主要任务是注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并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权威这一身份出现在学界，充当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监护人，把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15)。他的这一姿态在莱顿会议上也有体现，尽管也表现出他很谨慎的一面。 至于这次会议上是否有讨论其他特别学术的问题，周先生的短讯未提及，后人也无从得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本来在欧美不太受重视，但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外交政治上的“失败”促成美国学界反思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尤其受重视，很多欧美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笔者这里仅举蒲立本为例略加说明。蒲立本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53年他上任时发表汉学教授就职演说，其题目即是《中国史与世界史》(16)。蒲立本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因为他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而其中的争论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蒲立本指出，俄国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夫流亡到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1940年代中期，魏特夫和在哥大访问的费孝通均受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森斯邀请去哈佛演讲。他在哥大期间也与冯家昇合作，于194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辽代》(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一书。魏特夫有关所谓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探讨最终于1957年以《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一书出版。 不过，正如蒲立本指出的，魏特夫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1927年中共中央便声称它要革所谓“亚细亚社会”的命。1928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社会战斗，因为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这些蒲立本的回顾显示出他试图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发展的线索。尽管他主要是一位语文学家(philologist)，但却对中国史和汉学有较为全面的思考，并试图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考虑。 根据翦老1956年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1956年9月3日巴黎汉学会议上，蒲立本作了题为“上古、中古和近古”的报告，首先指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词早就出现在刘知幾《史通》一书中，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史学家才开始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样三期。不过，在蒲立本看来，分期只是为了叙述史事方便，并不认为各个时期有其独特内容。而1914年起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才开始认为各个历史时期自有其特异之处。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则用独特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讨论这三个时期。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进入白热化，莱顿的何四维也发表《略谈中国史的分期》的报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国文法。慕尼黑大学傅海博(翦老称为“赫·傅兰克”)作了题为“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的报告，认为历史家应该多多致力于搜集史料和分析史实，而不必浪费精力空谈历史分期问题。在翦老看来，这些显然都是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他如苏联学者郭瓦廖夫、美国学者史华慈等也都在巴黎汉学家会议上讨论了历史分期问题。 周先生也提示说与会者对于新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表示非常注意和重视，希望能够大量供应，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1956年巴黎汉学会议与会者的反映来看，当时与会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考古与文博类刊物，他们很想了解新资料在中国的出土情况。这比较符合当时欧美学者的想法。欧洲学者特别是法国汉学长期以来之所以得以迅猛发展，与他们曾大量获得来自中国所出土的文献、文物不无关系。伯希和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从敦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写本。他在敦煌和中亚的发现，在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有报道(17)。而德国的探险队也在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带领下从吐鲁番拿走了大量的胡语写本，也成为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吐鲁番学繁荣的资料基础。只有美国来晚了，没有掠走那么多出土文献，古典汉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1949年以后，一些在西方受过良好训练的重要考古学家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事研究，如梁思永、夏鼐等人。所以当时欧美都很期盼获得正式考古发掘而公布出来的资料。 周先生的短讯列出了大部分与会学者的名字及其报告的论文题目，但根据现在看到的会议程序册，也有少数遗漏者。根据周先生的短讯，当时与会者所作的专题报告包括：“中国学者关于近代史分期的看法”(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马雪兰)，“中国语言的借字”(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伊凡诺夫)，“中国军阀的经济基础”(法国巴黎大学谢诺)，“道教的灵宝”(法国巴黎大学康登马)，“唐代佛教寺院的节日”(英国大英博物馆勃琳)，“明代的学习”(西德汉堡大学格礼姆)，“哈佛大学汉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商代玉的雕刻”(英国剑桥大学郑德坤)，“突厥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西德哥廷根大学刘慕才)，“越南历史上一件新史料”(法国巴黎大学陈景和)(18)。周先生在短讯中还指出，最后一天会议上，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范登司普连克教授提议和法国巴黎大学巴拉施(即白乐日)教授附议之下，全体通过欢迎中国、苏联和美国学者参加1956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年会。这个会议上中外学者又发生激烈交锋，战线甚至延伸到参加会议的港台学者那里。 当时会议论文并未结集出版，好在一个会议程序手册保存了下来(19)。两者对照，周先生列举论文专题报告的顺序与会议手册上的发表顺序略为不同，有两位学者并未出现在周先生的短讯之中，我们没有完整的会议参会人员名单。很可能这两位学者没有亲自出席会议。我们现在看到的会议程序手册可以算作是文献传统(textual tradition)，只有字面上的意义，不能确认是否上面列出的与会者名单便是真正最后与会的学者。而周先生的短讯可以看作是田野笔记(field notes)加上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这一传统周先生通过亲身参与，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亲手所写，从而留下来的记录，文献传统和后面两种传统之间存在信息重叠，但也存在信息差异。 莱顿会议保存下来的程序手册列出的顺序是8月28日刘茂才、郑德坤、费正清发言，下午四点在莱顿大学有招待会；8月29日弗里斯(Heinz Friese，周先生未列此人)(20)、陈荆和、谢诺、勃琳发言，下午五点半参观民族学博物馆；8月31日白天参观荷兰圩田和海牙，晚上苏俄学者马雪兰、郭瓦烈夫发言；9月1日翦伯赞、周一良、康德谟发言，下午四点参加莱顿市长在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9月2日格礼姆、翦伯赞、马克斯(K.Marks，周先生未列此人)、伊凡诺夫发言。马克斯来自汉堡，发言主题是“近来有关中国古代奴隶和封建主义的理论”，作者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革命如何带来历史观念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介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与封建社会的开端，以及吴大琨对范文澜的挑战。马克斯说之所以选择范文澜乃在于他曾是新时代精神的官方代表，当时中国革命史学家认为解释中国历史最好的办法是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探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条件和特点。不过，遗憾的是在论文摘要中看不出太多马克斯自己的看法。也许这个题目由熟悉马列主义史学的翦老来讲会有很大不同。 这个短讯里没有提到其他与会的重要学者，比如莱顿的汉学家何四维(Anthony F.p.Hulsewé，1910-1993)、许理和两位会议主要组织者，也没有提到未发言的其他三位与会美国学者叶理绥、拉铁摩尔、牟复礼。读者从周先生的短讯介绍中看不出是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何四维在莱顿汉学会议前后与中国学界的关系值得在此略作梳理。当时何四维刚刚接替去世的戴闻达开始在莱顿教汉学，1956年才正式成为教授。但这次会议对何四维有很大影响，本来他是研究汉代法律的，这次会议上因为接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缘故，他随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兴趣，后来在1965年发表文章专门讨论了中国马列学者对秦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释(21)。何四维提示说中国学者郭沫若和陈梦家对新出土的青铜器作了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指出较早用马列主义概念探讨秦汉政治组织的重要研究是陶希圣和沈任远1936年发表的《秦汉政治制度》，而将吕思勉、劳榦、钱穆列为早期以非马克思主义模式解释秦汉帝国兴起的学者。然后转入分析郭沫若、侯外庐、杨向奎、张舜徽、尚钺、吕振羽、范文澜、李剑农、杨宽、何兹全、漆侠、贺昌群、翦伯赞等人对秦汉社会性质的争论。总之，这篇英文文章系统全面地向西方学界介绍了中国第一代马列史学家对秦汉问题的探讨。但他的结论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对秦汉帝国的建立提出新的解释，甚至很少超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模式。他也注意到1956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中雷海宗已经批评了这种僵化地理解中国古代史的模式(22)。 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举办时，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生)尚是27岁的年轻博士生，他正在何四维指导下继续撰写博士论文，所以这位年轻人似乎完全没有引起周先生的注意，也就没有理由出现在周先生的会议短讯里。许理和直到1959年才因出版《佛教征服中国》拿到博士学位，其学术声誉也是在这部大著出版之后才开始日益增长。周先生1955年到莱顿开会之前，同何四维、许理和两人大概是不太熟悉的，因为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何四维的治学重点是秦汉史，许理和虽然当时论文是写汉魏南北朝佛教史，从专业兴趣上来说与周先生接近。但因为他当时尚是不起眼的年轻人，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吸引周先生的特别注意。通过这次莱顿会议，周先生算是和他们正式结识了。许理和这本书出版以后，周先生仔细读了，并在1964年给许理和提供了详细的更正意见。许理和先生在1972年该书第二版序中专门感谢了周先生的指正(23)。此诚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之佳话。 周先生写短讯时，牟复礼(1922年生)也是一位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学者，当时正在莱顿访学。他算是刚出道的美国青年学者，在会议上并不引人注目，所以也没有理由出现在周一良先生写的会议短讯里。牟先生在到莱顿之前，1954年才从华盛顿大学在卫德明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54-1955年在台湾做研究，1955-1956年拿美国联邦政府的富布赖特奖金在莱顿做博士后。1956年回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9年即升为副教授，很快又在1963年升为正教授(24)。等到周先生写回忆录时，牟先生已是北美中国史泰斗，著作等身，弟子遍布全美。这说明莱顿会议时周先生其实对自己以前的学生而当时尚是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的牟复礼其实并不太在意，也就没有在短讯中提及。等到后来牟先生成了学界重要人物，自然而然地周先生也就在回忆录里提到了牟先生。 周先生1989年5月去普大访问时见了牟复礼，也见了余英时先生，后者赠给他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周先生读完这本书之后，受其启发，撰文怀念自己的老师，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对余先生的一些解读不是完全同意，认为求之过深，但认为余先生的解读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25)。 三、牟复礼回忆录当中的相关回忆 牟复礼先生晚年一直在撰写回忆录，但并未最后完成。这本未完成的回忆录是由他在普大的同事南熙(Nancy Norton Tomasko)编辑出版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的汉学家和对汉学有兴趣的学人，所以正如其书名《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所揭示的，该书的叙述重点是牟先生回忆一生如何与中国史研究结缘。这是我们阅读这本回忆录应该注意的特点，它不是一部全面的汉学学术史研究，而是个人汉学学习和研究生涯的历史回顾与点滴记忆。 牟复礼先生在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上只是一位观摩的青年学生。但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提供了更多有关这次会议的有趣细节，而且这些细节特别提示了他与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交往。在他2004年所写的这次会议的回忆文字中，翦伯赞甚至是主角。这反映了牟先生将这次会议看作是他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接触的重要历史事件。牟先生是在1944年参加哈佛陆军训练班时开始学习中文，也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而他当时的中文老师是赵元任和特训班的助教邓懿。他在特训班时和周先生、邓懿夫妇都有来往，毫无疑问，周先生夫妇对他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起了启蒙老师的作用。后来牟先生进入美国战略服务处工作，曾被派到京津一带帮助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与国共两党都有接触。他后来复员后又回到中国进入金陵大学学习，自此正式进入汉学领域。1940年代前后两次逗留中国，使得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戴闻达(1888-1954)在1952年访问了华盛顿大学，了解到即将毕业的牟先生的情况，主动邀请他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以便在莱顿学习一年。牟先生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台湾游学，在游学期间申请并意外获得了这个奖学金。可是戴闻达在莱顿的继任者何四维告诉他，他以前联系的接待人戴闻达教授已故去，如果他不能来莱顿也没关系。但牟复礼还是决定按计划去莱顿。并且在开学前就到了莱顿，正好赶上参加青年汉学家年会。据他回忆，大约四十位欧洲汉学家参加了会议(加上家属，总共约一百人左右)，而红色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主要由西欧汉学家出席的会议，与会者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和中年学者周一良，当时周先生专攻佛教和六朝史。 他对周先生专业的回忆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完全是事后追忆。因为在2004年牟复礼写回忆录时，周先生以研究佛教和六朝史知名于欧美汉学界，并非以日本史研究知名。周先生当时以日本史专家的身份去莱顿开会的形象，在2004年牟先生的回忆录里完全看不到了。牟先生也完全没有提及周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介绍新中国的亚洲史教学和研究，更没有提到周先生转向这样的新方向是当时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教学模式导致的结果。总而言之，这是很典型的回忆者以写回忆录时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发生的事的例子。 据牟先生回忆，翦老和周先生到达莱顿汉学院的当天，何四维便请牟复礼去他办公室与两人见面，以便让牟复礼帮助招待他们。但让牟复礼感到意外的是，周先生的反应就像两人根本不熟一样。翦老注意到牟先生主动打招呼，而周先生反应冷淡，便问周先生：“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吗？”周先生回答说，牟先生二战时曾在哈佛培训，算有一点认识。很明显周先生对其美国岁月感到十分不安，不想让翦老深究他的历史。周先生随即转而言他，不再理会牟先生。牟先生猜测周先生因为出身名门而最近才转投革命阵营，这使他在翦老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学术领导面前感到十分不自在。 但是翦老却友好地问了牟先生一些问题，请牟先生夫妇陪同他一起参加会议。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牟先生一直陪着他，给他解释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有趣的是，他们在大街上遇到英国学者秦瑞和法国学者谢诺，两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身份，试图跟来自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翦老套近乎，但当得知陪着翦老的牟先生是美国人时，两人便迅速改变步伐，试图避开牟先生。牟先生记下的这个细节非常有趣，从中可见即便是在欧美，左、右翼学者之间亦有心结，而这种心结正是同当时整个欧美的冷战大背景分不开的。即使是欧美学界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也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在学术制度相对完善的学界，学者们之间仍然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缺乏相互理解、宽容和接触，更不要说认可了。学术和政治在冷战下的欧美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牟先生也特别提到，谢诺和秦瑞在会议上与白乐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白乐日说他的研究当然是基于假说，但不像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愿意根据研究的结果来放弃或修正自己的假说。翦老对这些争论很感兴趣，当即拜托牟先生帮他翻译，但翦老听了之后表现谨慎，并未立刻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这次会议上，牟先生也见到了费正清、拉铁摩尔、傅吾康、龙彼得，但感到这些人在会议举行讨论时不算活跃，主要在会下与青年学者们交往。不过，牟先生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他曾与周先生相约一起给赵元任写明信片的事。 前文已经说过，赵元任是牟先生在哈佛陆军特训班的中文教授。赵元任自1947年起就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52年获聘为阿加西讲座教授，1954年6月又获得古根海姆奖，所以1954-1955年赵元任应该是享受学术休假一年。据他回忆，1954年他曾想约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见面，但高本汉恰好有事外出，约见未果。当时看来赵先生借拿古根海姆奖而进行学术休假之机在欧洲游历，曾到过瑞典，故而想见高本汉。他又说当时在哥本哈根有个会议，高本汉按说应该到场，却因病未去，结果又没见到(26)。1955年秋大概赵先生休假结束，从海外游历回到了加州。这正是牟先生在莱顿会议上提议与周先生合送明信片给赵先生的背景。 牟复礼在与翦老的接触中，感到翦老是一位友好和直接的人，跟他谈话很有意思(27)。牟先生也了解到翦老曾在1924年夏至1925年底留学加州大学，因志不在此而没有拿学位即回国。时至1955年，翦老的英文已基本忘光了。周先生的英文和日文都很好，也会法文和德文，来莱顿显然是要做翦老的翻译。牟先生后来也听说翦老和周先生参加了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年会，那时周先生的举止更为放松和自然。而在第九次年会上，东西方学之间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实际上，考虑到周先生1956年春正式入党，而一般预备党员考察期为一年，则1955年8月下旬他访问莱登时正好是预备党员考察期。可能当时在顶头上司翦老密切关注下，他比较小心，出国访问时处处实践周总理所谓“外交无小事”的指示，生怕出问题，以免党员转正一事泡汤。当时气氛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四、杨联陞致胡适的信中的会议情况 周先生的短讯正式发表于1956年，但其实际写作短讯的时间并不清楚。在他参加完莱顿会议到回国后发表短讯之间这段时间，实际上还有一条材料提及这次会议。这便是目前已知有关莱顿会议最早的中文史料，这条史料实际上来自周先生的哈佛老同学杨联陞。 莱顿汉学会议举行的时间是1955年8月28日至9月3日。很快杨先生便在1955年9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提到了费正清。杨先生说：“今夏在莱顿举行的少壮汉学家年会，中共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今天叶理绥给我看一张照像，里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着的时候头项有几分向前弯，还是他从前常有的那个姿势(他那篇文章里，没骂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费外，只骂了魏楷一人，说他在中日战争时曾公然发表应听任中国亡于日本之缪论。对西洋汉学者好像只捧了Arthur Waley一人)。”(28)从杨先生的信来看，当时哈佛学者叶理绥和费正清也一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杨先生当时任教哈佛，也只提到从哈佛去莱顿开会的叶和费两个熟人，其他人一概未提。这说明他心里首先关心的人还是哈佛的熟人，而与会的哈佛熟人也是他了解这次会议情况的主要信息源。 魏楷是James R.Ware，汉名也用魏鲁南，1930年代初曾在北京留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远东系中文教授，协助老师叶理绥编辑《哈佛亚洲学报》，30年代为陈寅恪翻译两篇论文发表在该刊。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个汉学博士，早年也做南北朝佛教和道教史，毕业后主要帮助叶理绥在哈佛教中文，学术成果并不算特别突出。周先生也对南北朝宗教史感兴趣，未赴哈佛以前已经开始留意魏楷的作品，1937年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4期发表文章评论魏楷的英译《魏书·释老志》(29)。叶理绥主要是日本学家，似乎别人都没提到他参加了莱顿汉学会议。杨先生信中所谓周先生“捧了Arthur Waley一人”，是指周先生在《西洋汉学与胡适》里说有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抱友好态度，对中国文化带着欣赏的眼光来介绍给西方，如亚瑟·韦雷(现在通译作“魏礼”)把《诗经》、《老子》、《西游记》等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洋读者，对文化交流起了正面的作用。 1950年代，尽管冷战已经开始，但海内外通信还不是特别困难。1956年5月14日杨先生在给胡适的信里说他当天收到周一良先生给他和王伊同、邓嗣禹的信，告知一些国内老朋友的近况，发动他们几个回国报效。这封信如果能找到，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可以一窥周一良先生首次出国参加莱顿汉学会议回国之后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如何劝海外同学回国报效国家。看当时杨联陞和胡适之间的通信，可知杨先生当时仍然在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关注道藏、佛藏的研究。 而反观周一良先生，已经很少做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尽管他1951年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2期上发表了《敦煌壁画与佛经》一文，但主要精力是研究亚洲史，比如1950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历史教学》1950年第1、2期)、《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进步日报》1950年12月26日)，1951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书，从题目就能看出这是冷战下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所出版的应景之作。这本书出版之前他在1951年2月13-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文，还在《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1955年9月他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一书。这之后，他还出版了《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和《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两书。这些书基本上都应看作是比较通俗的历史书，并不能反映出周先生真实的亚洲史研究水平。 这一时期他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还是那些讨论中日关系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反观他1946年回国之后到1949年秋进入清华之前，所发表的论文大多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如《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等(30)。他在50年代政治压力下而非自愿进行的学术转型无疑是令人惋惜的。这与他老师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史学三变”完全不同(31)。 五、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的会议情况 莱顿汉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聚一堂，讨论学术，所以在多位与会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另一位与会者费正清晚年也回忆了这次会议。1982年，参加过莱顿会议的美国学界代表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也特别提到了这次汉学会议和中国学者见面的情景。不过，从他的回忆来看，也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在本文讨论的若干中外学者之中，他是唯一一位特别提到青年汉学家会议举办缘由的人。他略述了莱顿汉学会议举办的缘由： 在莱顿召开的是第八届年轻汉学家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位于城边一座环有护城河的中世纪的古堡里，这座古堡当时已被改建为一个青年旅馆和会议中心。那些年轻的汉学家们其实都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之所以选用这个会议名称是为了避免邀请那些年长资深的汉学专家和其他知名学者来参加会议，否则这些人恐怕会垄断整个会议的发言。(32)这段话向读者解释了为何会议取名为青年汉学家会议，实在是为了怕老一代垄断会议发言。费正清回忆录也提供了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推动者的名单，主要包括剑桥的范登司普连克、杜希德、龙彼得，巴黎大学的白乐日，慕尼黑大学的傅海波，布拉格大学的普实克和汉堡大学的傅吾康。这些人当中，从当时的合影来看，至少范登司普连克、龙彼得、白乐日、傅海波、傅吾康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另外还包括何四维与谢和耐。 与牟复礼类似，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生)当时也是年轻人，莱顿汉学会议举办时。他正在跟戴密微做博士论文。1956年他在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出版《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之诸经济面向》(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一书(33)，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任教。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没有提到他。这有点奇怪，因为谢和耐当时正在写佛教社会史的论文，而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中国中古佛教史的。况且周先生的导师叶理绥继承的是法国东方学的传统，是伯希和的学生。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特别谈到了翦老和周先生，不过他对翦老和周先生的描述有些奇怪，竟然记错了周先生的专业。他回忆的重点是翦老和白乐日之间的冲突：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两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一位是已上了年纪的翦伯赞，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了一部通史(34)。还有一位是曾在哈佛学习过的宋史专家周一良，他那时在北大修改和编写教科书。有一次在会议讨论发言时，欧洲的权威学者巴拉斯(即白乐日)不住地向翦老先生摇指头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翦老先生对他这种教训式的态度极为反感，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我们不得不为这种冒犯人的西方式的辩论态度向他道歉，以消除他的愠怒。我们解释说，在谷登堡以前，欧洲人在自己的大学里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而中国的学者们在此期间却一直在使用纸张、印刷和出版书籍。(35) 费正清说周先生是宋史专家明显有误，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的消息。那个时代，一般略了解周先生的学者都会认为他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费正清没有提及他和周先生在会议下是否有交流。从周先生的回忆来看，他是回避美帝国主义学者费正清的，而且他不久前刚刚在《历史研究》撰文批判胡适时附带说到费正清是文化特务。我们不清楚莱顿会议时费正清是否已经看到周先生这篇批胡适的文章。可能不一定看过，毕竟他不像杨联陞那样关注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何况这种文章也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不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当时在美国也只是刚刚摆脱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费正清提到了白乐日和翦老有关中国史学由谁书写、怎样书写的争论，这事倒是在其他记录中得到印证，比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翦伯赞传》中有关于翦老和自乐日争论的详细信息。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谈到，他当时问翦老和周先生中国打算如何来防止人口过剩。两位中国学者回答说：所谓“人口过剩”是“马尔萨斯和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都是由人的劳动力创造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随后费正清带有挑衅性地在回忆录中评论道：“我始终没有忘记这次和他们的交谈。中国的人口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在1950-1980年的三十年中翻了一番，而经历了毛泽东的革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几乎是原地踏步，没有什么提高。马克思的反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可笑的失败。”这个评论发生在80年代初，也是在费正清1972年随尼克松、1979年随蒙代尔两次访华之后，正是因为他目睹了中国三十年的人口变化，才会始终记得这次在莱顿与中国学者的交谈。这样的细节，正是我们从周先生的回忆录和短讯都看不到的信息。中美学者在国际汉学会议上就人口问题直接交锋，这可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因为会议在西欧的莱顿召开，翦老和周先生赴会可说是深入“白区”，翦老回答费正清的质疑带有很强的防卫性则完全可以理解。 很可惜，翦老参加完会议回国后没有专门发表文章介绍这次莱顿会议。翦老弟子张传玺教授编著的《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参考了周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短讯，介绍了会议的大致经过，但也提供了周先生、费正清回忆录中没有的信息，比如翦老和白乐日之间、翦老和费正清之间的争论等等。 六、翦伯赞传记中提及的会议情况 周先生和牟复礼的回忆录对莱顿会议上的论争谈得比较少。费正清回忆录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唯有1996年出版的《翦伯赞传》特别提供了一些中外学者交锋的细节，尤其叙述了白乐日和翦老就中国是否有学术自由发生的冲突，内容最为丰富(36)。《翦伯赞传》说：“在会议进行中，有一位法国籍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士(即白乐日)在发言中，大谈新中国没有学术自由，进行无中生有的政治性攻击。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明史的教授格拉姆也攻击我国研究学术没有自由。翦伯赞进行了驳斥。”根据《翦伯赞传》的叙述，白乐日还声称以后中国的历史不能靠中国人写。如果只靠中国人写就会没有胡适等人的传记。翦老认为这是诬蔑、攻击行为，立即还击说：“听说你是宋史专家，你应该是读过《宋史》的。《宋史》上不是既有《岳飞传》、也有《秦桧传》吗？请你放心，中国的史学家是会为胡适等人立传的，会给他们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中有些人是会遗臭万年的。”当时国内正值批判胡适的热潮，周先生也刚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这些批判活动看来都引起了西洋汉学家的注意，白乐日显然对这一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十分不满，故而当面向翦、周俩人发难。白、翦之间关于胡适的对话倒是说明当时国内批判胡适的战线显然延伸到了莱顿。白乐日是匈牙利人，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导师是福兰阁(Otto Franke)。也算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他在柏大求学期间，曾到法国留学，追随马伯乐。他早年对魏晋南北朝思想史感兴趣，后来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50年代受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邀请加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着力推动宋史研究计划(37)。 《翦伯赞传》也略述了会上中美学者交往的态度和方式：“参会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翦伯赞和周一良都未主动与上两人打招呼。后来，主持会议的莱登大学教授何四维主动做了介绍，翦与周同拉铁摩尔进行过交谈。拉铁摩尔讲到在美看到周一良批评费正清的文章，说周先生对费有误解。”(38)如果联系当时美国的情况，50年代初，因为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美国政界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问题，拉铁摩尔处在风暴中心(39)。尽管在美国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一度都被认为是亲共学者，但在当时中国学者眼中，他们却是帝国主义反华学者。这真是相当具有讽刺意味，说明两国之间当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影响，在对学者的认识上存在政治和学术的巨大鸿沟。当时拉铁摩尔刚刚摆脱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困境，获准出国，他先到英国参加学术活动，正准备去罗马和其他欧洲城市参会、访学，到莱顿开会是顺道访问。 《翦伯赞传》指出，翦老和周先生在莱顿会议期间并未主动与费正清交谈，费正清好像也有所回避。这一叙述是不准确的。前文所引杨联陞给胡适的信中说，叶理绥告诉杨，叶理绥、费正清均与周先生谈过。费正清与周先生谈过的记录也可以在费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不过，《翦伯赞传》倒是提到拉铁摩尔在会上和翦老、周先生有接触。拉铁摩尔在美国已看到周先生在《西洋汉学与胡适》中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认为周先生对费正清有误解。但交谈中翦老很郑重地跟他解释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我国已是普通事了，在学术上也是这样。费正清的书不能说没有错误。他替帝国主义说话。攻击新中国，就是错误。周先生写文章批评他的书，不能说是误解。”翦老更愿意将周先生对费正清政治立场的批评限定在学术批评范围之内，但其政治立场优先于学术立场是确定无疑的。周启博先生在《邻家小儿话翦老》一文中提及，1956年巴黎汉学会议上翦老则是背着周先生单独见了拉铁摩尔。话说回来，费正清1942-1943年在华逗留期间，虽然使用了三个头衔，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国会图书馆代表、美国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为国会图书馆收集资料，但是1942年10月一度在组织上被划归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梅乐斯管辖(40)，所以也确实可以称之为“文化特务”，尽管他力图远离秘密情报工作。当然，目睹重庆政府的腐败和低效，40年代初费正清在政治立场上实际上更为偏左，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低效相当失望。他曾给美国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国务院援助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西南联大的教授，并通过个人关系获得一些美制奶粉、牛油、罐头等食品，想要分发给西南联大教授。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却极力推行党化教育。推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认为中国学者接受美援将有损民族尊严，拒绝接受美国援助(41)。但实际上陈立夫是怕担当亏待教育部所属大学教授的责任。 《翦伯赞传》对当时英法左翼学者试图接近翦老有所提示，“当时英国共产党汉学家秦瑞夫妇，法国共产党汉学家谢诺对中国代表都有很大帮助”。这本传记也同时指出翦先生还是“比较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对美国代表态度比较友好积极。也是为了团结他们，向他们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参照牟复礼的回忆录，实际上在会议上翦老似乎同秦瑞与谢诺等英、法两国的共产党员学者交流并不多，秦瑞、谢诺看到翦老与美国学者牟复礼在一起时采取了回避策略。只不过翦老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属于一个阵营，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但《翦伯赞传》中也说到何四维介绍翦老、周先生与美国学者见面交谈，以及翦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美国代表态度友好积极。这些倒是都可以在牟复礼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翦老是中国革命史学的代表人物，其史学很早即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1968年埃德蒙兹(Clifford G.Edmunds)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一篇长达两百页的硕士论文《共产中围的官僚制、史学与意识形态：1949-1958年的翦伯赞之个案研究》(42)，探讨从建国到反右期间翦老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翦老不幸于1968年12月去世，未能看到这篇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未提及这次莱顿会议，也未提及1956年的巴黎汉学会议。 翦老传记收入的材料大多数涉及的内容都反映了翦老在革命和学术两方面的贡献，所以有关翦老在莱顿会议的叙述也主要是关于翦老对欧美汉学家又团结又进行有理有利有力斗争的信息，其他方面的信息则大概都暂时忽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传记的作者是翦老的弟子，这部传记多少有颂扬翦老、为翦老建立历史地位的目的。 六、结语 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之间的争论可谓是冷战学术史上第一次交锋。铁幕落下后，中外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导致他们分化成不同学术阵营(43)。在莱顿会议上，很明显，意识形态上分属两个阵营的学者在学术上也各自支持自己阵营的学者，西欧共产主义学者想结交中国共产主义学者，比如秦瑞、谢诺等人一直试图接近翦老。翦老当时在中国史学界位高权重。出国带着团结和统战帝国主义学者的任务，所以不但与秦瑞、谢诺等人来往，也对牟复礼等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翦老所发表的会议论文，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较浓，学术价值有限。很可惜，以目前所见资料而言，现在已经看不到翦老当时对西方学者论文的学术评价。 从牟先生回忆录来看，翦老在莱顿会上并非一个刻板的学术官僚形象，看起来不失谨慎、和蔼，与西方学者打交道也并非刻意保持距离，而是表现得比较主动。当然，牟先生曾留学金陵大学，对中国充满感情，晚年对中国学者的回忆多少带有了解之同情。他对周先生的看法也比较公允、平和，理解周先生的处境，对周先生在莱顿刻意回避他也并无怨言。他也对翦老表现得很友好。在会上一直陪着翦老。牟先生无疑称得上是中国学者的朋友。 但从费正清的回忆录来看，翦老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当时绷得很紧。费正清的经历、个性与牟复礼相当不同。费正清在美国外交界、情报界服务多年。他去莱顿之前。正受麦卡锡运动的牵连。当时左、右翼学者之争席卷美国学术界，这样的政治局势对费正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面临与牟复礼非常不同的局面。尽管80年代这些已成往事，但他1972、1979年先后两次随美国总统、副总统访华，一生与政治结缘，所以对莱顿汉学会议的回忆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虽然莱顿汉学会议是一次学术会议，而费正清的回忆却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这正是记忆具有选择性的特点。相比之下，牟先生当年在莱顿是青年学者访学，未介入政治，其回忆录则基本上是晚年个人的一些感怀，没有很强的政治表达。当时翦老和周先生在莱顿汉学会议发表的论文本身学术价值非常有限，但仍不失为现代学术史、思想史资料。 从莱顿汉学会议上的争论来看，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外学者特别讨论了以下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的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也存在潜在的人口问题。不过，西方学者显然也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比如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把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出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对胡适的批判对于正常学术活动的威胁。翦老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反击。这可能是冷战学术史上相当有意味的一幕。 注释： ①Proceedings of the 8th Conference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Leiden:28th August-3rd September 1955. ②这些图像资料曾经出现在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白牧之(Bruce Brooks)和白妙子(Teako Brooks)主持的战国研究计划(The Warring States Project)网站上，但现在该网址已经不能访问。 ③海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等都有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汉学史进行广泛研究。港台也有不少机构研究海外汉学，这里不一一列举。 ④Joshua A.Fogel trans.,Just a Scholar:The Memoirs of Zhou Yiliang(1913-2001),Leiden:Brill,2013. ⑤见Frederick W.Mote,"Random Recollections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 Meeting,Leiden,Mid-September,1955,"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85-189，该文实际写于2004年7月。傅佛果早年以出版研究内藤湖南的英文著作《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之个案研究》(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知名。 ⑥周一良：《周一良集》第5卷《杂论与杂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1984年，周先生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翦伯赞纪念大会上回顾了翦伯赞的生平和事业，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⑦《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⑧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⑨王永兴先生在《悼念周一良先生》一文中提到，1948年春节过后，陈寅恪先生派他去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家，希望将周一良先生调入清华历史系，“果然不久，一良先生到陈寅恪先生家中说，他已调入清华历史系”。见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从王先生的回忆文字来看，似乎是陈寅恪帮助周一良先生进入清华历史系。不过，这是追忆文字，似乎是不准确的。因为周一良先生在1949年秋才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而当时雷海宗已经辞职，去西南参加土改运动。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是吴晗。周先生自1947年即进入清华外文系任教，何以在两年多之后才在陈寅恪支持下进入历史系？较为可疑。 ⑩哈佛特训班的中文教学主要由赵元任负责，而胡适、杨联陞、费孝通等人都曾应邀为特训班学生讲课，见陈怀宇：《哈佛陆军特训班与中国学家》，《文汇报》2013年12月16日“文汇学人”版。 (11)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这份纪要写得非常生动，详细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冲突，很有现场感。 (12)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13)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自序”第2-5页。 (14)即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Dream of the Red Chamber),eds.By Andrew Schonebaum and Tina Lu,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12年12月。 (15)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1-12、22页。 (16)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初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1956，收入其文集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 Britain; Burlington,Vt.:Ashgate,2001,pp.1-20. (17)如《纽约时报》1909年11月28日即以特别电报报道了伯希和在中亚的重大发现"Rich Find of Buddhist Lore:Paul Pelliot Brings back 30000 volume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18)该文实际主要讨论日本江户学者林春胜所撰《华夷变态》一书。周先生短讯中的一些汉学家名字现在已不通行，甚至有误，如康登马现在一般作“康德谟”，刘慕才应是“刘茂才”，陈景和应是“陈荆和”。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史学五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滨下武志发表文章讨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陈荆和编校《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 (19)即Proceedings of the 8th Conference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Leiden:28th August-3rd September 1955. (20)他1959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明代财政管理的书，见Heinz Friese,Das Dienstleistungs-System der Ming-Zeit(1368-1644),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OAG),Bd.XXXVA,Hamburg: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