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20年——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时期论文,辉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这是建国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成绩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一
从历史行程看，20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前后，可称为恢复期。这一时期，以全面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由于依然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思想路线、思维模式之中，发表的文章尽管带有很尖锐的政治批判色彩，但在理论上却只是向原有认识（甚至连同错误认识）的一种简单回归，尚未进入自觉的反思，也缺少积极的创新。这在当时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阶段：1979年前后至1983年前后，可称为反思期。这一时期，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民思想解放运动为背景，从文艺与政治关系入手，对建国十七年乃至四十年代甚而“五四”以来的许多传统文艺理论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再思考，清理“左”的流毒，并在反思中开阔视野，开拓领域，促成了理论研究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仅仅以“坚持”、阐释为重点的偏于保守、消极的指导思想，提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正确原则。由此引出许多有价值的新探讨。②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许多重要传统课题重新提出讨论，并获得积极进展。这一时期的研讨，虽然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深入和开拓，但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尚无明显的突破性进展。
第三阶段：1984年前后至1989年前后，可称为发展期。这一时期，以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为背景，文学理论研究及人才状况发生了重大的突破性变化。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人们已不满足于传统理论所提供的框架体系，或积极革新，或别辟蹊径，努力提出和论证新说。其次，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之间，建构起一批新兴学科，填补了我国文艺理论系统自身的一项重大空白。其三，在方法论上，开始形成自觉意识，推动了研究者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知识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成为文学研究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四，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文化性格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他们努力追求现代文化观念（强烈的自主意识、开放意识和创造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有机整体观、开放性、多元性、创造性）和现代知识结构（以主攻学科为中心的多元开放的知识体系），这种文化性格蕴含着巨大的创造能量，成为推进理论建设强劲的内驱力。
第四阶段：1990年前后至今，可称为再反思期。这一时期，以那场震惊全国的政治风波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文学理论研究从热烈追求而偏于浮躁，转入沉稳冷静，更趋学术化。其特征是：①反思意识再度强化，这种反思有两个指向，一是对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的研究进行回顾检讨，一是对近百年的研究进程作历史性反省，试图借以重新确立文学理论研究的位置与课题。②探求的目光从宏阔转向具体，希望通过对重大问题的精细研探，为理论建设提供优质构件。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使命感增强，围绕这一目标，现代文论、古典文论、外国文论三支研究队伍之间的合作开始受到重视。我以为，这一时期的转变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
二
下面分别考察各个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文艺新学科建设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这一领域曾长期在注疏、解释的层面裹足不前。步入新时期，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指导原则，但跨越雷池依然艰难。1981年出版的李思孝《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就差不多还在雷池之前。1983年，有两本书开始跨越的尝试。一是陈辽《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在此基础上，1986年，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一是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80年代中期又有《马恩美学思想论集》（陈涌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论集》（蔡仪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多卷（陆梅林、程代熙主编）等著作出版，大都是对传统命题的进一步阐发。到90年代，出现一批较有份量的论著，这些论著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均有发展。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1990），将视野从马克思、恩格斯扩展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瞿秋白、鲁迅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放的历史系统；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1991），分“马列文论与客观文艺学”、“马列文论与艺术规律”、“马列文论与社会主义文艺”三篇进行详细评述，思路独特，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启人深思； 狄其骢、谭好哲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1991），更注重哲学美学的探讨，认为“审美理想是融贯马、恩艺术哲学诸多方面的内容和观点的主线和灵魂”，别有一种境界；赵宪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1992），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作历史考察和论析的同时，增加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介绍，进一步拓宽了视界；陆梅林《唯物史观与美学》（1991）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专题研究，显示着论者独到的识见。在这一领域中著述较丰的是李衍柱。他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1989）、《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主编，1990）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合著，1991）各有特色，前二者不仅从选题上别开新路，在结构、叙述和理论上也力求系统、完整、严谨，弥补了研究中的空缺；后者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史、论结合，尤其对其逻辑中心和价值取向的分析颇有见地。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早期有王燎荧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1982），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精神及其方法论的学术专著，当然它也带有那个时期难以避免的缺点和不足；近期，有关于“毛泽东和中国文学艺术”的著作多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力图在联系中国文学实践的基础上阐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其中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992）一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值得注意。同时，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已有《论邓小平文艺思想》（马龙潜等）等著作问世。
（二）文学基础理论研究。8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1981）和《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这两部书，虽然主要写作于“文革”之前（出版时略作修订），不免留有旧时期文艺思想的痕迹，但在结构、体制和理论程度上，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扛鼎之作。它们所提供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曾在一段时期里深深地影响着文科教学和文学研究。80年代前半期，文艺理论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深入一步的探讨，形成一批代表性著述：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1981）、杜书瀛《论艺术典型》（1983）、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1985）、陈传才《艺术本质特征新论》（1986）、王向峰《艺术的审美特性》（1986）、李传龙《形象思维研究》〔1 〕（1986）等。钱著尽管初发于50年代，后受到长期批判，但它所达到的理论深度仍堪为80年代之代表，它有力的论述，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以及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杜著是关于典型问题的专门性论著，从不同侧面不同向度对艺术典型的本质、特征、构成、创造及其历史发展，作了系统论述，立论积极稳妥，有突破，有深化，成为当时富有影响的力作；林著引进系统论方法，对艺术魅力的本质及其内在根据、生成机制、群体发生的秘密等给出全新的阐释，受到文坛关注；陈著论艺术本质特征突出美学、文艺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的视角，进一步揭示和强化了“审美特质”；王著集中审美视角，由宏入微，对艺术理论进行新的探讨；李著则是国人最早关于形象思维研究的专著。这些新成果为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和突破准备了条件。
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文学原理论著陆续出现，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类基本维持蔡仪、以群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框架，但在具体论述上进行了较多的调整和充实。如《文学概论》（闵开德等，1986）、《文学概论新编》（林焕平主编，1986）、《文学理论新编》（黄世瑜主编，1986）、《文艺学新编》（王向峰主编，1987）、《文艺学导论》（吴中杰，1988）、《文学原理》（王元骧，1989）、《文学理论基础教程》（郭正元，1989）、《文学理论教程》（郁沅等主编，1991）、《文学理论简明教程》（杨忻葆主编，1991）等。这些著作，大多在本质论上强调了“审美属性”，在起源论上对单一的“劳动起源”说作了修正，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纠正了“工具论”的提法，在创作论上肯定了形象思维以及“灵感”、“直觉”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在作品论中重视了形式问题，在批评论中引入了西方当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方法。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林焕平的“艺术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说，郁沅的“审美感应”说，王元骧的文学是“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说，王向峰的“艺术媒介”说，杨忻葆的典型“生命存在”说等。也有的更进一步，将“文学潮流”、“研究方法”、“文学价值”、“接受方式”、“创作主体”等纳入视野，使概论内涵有所扩展、充实，如郁沅本，王向峰本等。但总体观之，尚未达到体系的突破。
一类努力寻求对传统理论整体的改造和超越并获得重要成果。代表作可推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文学原理》。全书原分《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发展论》五卷，其中《作品论》（王春元）、《创作论》（杜书瀛）、《发展论》（钱中文）已于1989年出版。三书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比较深厚的基础，对西方现代诸种文艺思潮相当熟悉，对我国传统（现代）理论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又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意识，这使他们的著作达到一种新的高度。《作品论》把“作品”作为文学生命的“细胞”，由此出发深入开掘，探视文学整体的奥秘，提出“四个世界”说，即价值世界、现实世界、虚构世界、表现世界，并强调在“多元”价值中，审美价值是最根本的价值，其它价值只能溶解在审美价值之中而不能独立存在，形成以“审美”为中心自成一体的“作品论”。《创作论》旨在以创作为“窗口”，审视文学活动的一般原理，也确认在文艺多元的观念中，“审美是个核心观念”，“文艺即是以审美为核心的多元性质的统一”，进而提出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社会学”、“审美实践论”和“审判心理学”，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创作论”体系。《发展论》广泛吸取发生学、思维科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系统论、主体论、价值论等多种理论、方法，对文学发生发展进行历史与逻辑、历时与共时、纵向与横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整合，以“审美反映”为理论前提，深探文学的多级本质，提出“文学是审美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并在对文学起源，文学形式发生，文学观念形成等问题探讨的基础上，建构了文学本体论；同时又对相关的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流派，创作精神、创作原则，艺术假定性，主体意识，文学发展与文化，民族文化精神与当代意识，以及文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富有创见的研究，建构了文学发展论。三部著作，在继承中有扬弃，在坚持中有发展，共同特点是突出和深化了文学审美特质的研究。这就使得传统文学理论从整体上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动具体，从而形成一种再生的活力。它们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被誉为“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
再一类，是离开传统架构另立体系，有主体论和生产论两种路向。文学主体论， 80 年代中期由刘再复首先提出， 连载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为其代表作。此论一出，引起热烈的学术思想论争。在这一方向上做出新成果的是畅广元。他率研究生费时两年多，写成《主体论文艺学》（署名九歌，1989），提出“文学是主体的特殊活动”即“艺术活动”的主概念，由此将文学展开为主体的艺术活动过程，进而对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社会、文学传统、文学功能等与主体的关系以及主体论文艺学的价值意义，作了独特的阐释。畅的《文艺学导论》（1991）贯穿了这种认识并给予进一步提炼与发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理论品格。80年代后期，关注“文学活动”的还有童庆炳。他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1989），就是从“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入手，对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探讨的。进入90年代，“艺术活动”论受到更多重视。《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1992）、《文艺学新论》（狄其聪等，1994）等论著都着眼于此，从“人的活动”——“文学活动”的角度，对文艺学基本原理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讨。艺术生产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是何国瑞构建起来的。他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1988）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用于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发明性精神生产”，以此为主概念，对艺术本质、艺术主体、艺术客体、艺术载体、艺术受体分别进行论述，多有新见，自成一体，颇具功力。
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原理研究中，还有一些有特色有深度的专题论著：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1987）是一部主要探讨现实主义问题的论文集，其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生命在于运动——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与创新》等文，对现实主义的本质及其“生命”的论述深刻有力，堪为翘楚；孙绍振《文学创作论》（1987），关于形象、智能、形式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理论，多有启发；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1988），由符号学探讨语言和艺术异质而同构特性， 构筑起自己的理论系统； 宋
良《艺术家生命向力》（1988），围绕“美在于生命”的命题，并以艺术家为中心展开多方位论述；朱立元等《真的感悟》（1989），对艺术真实复杂的动态结构进行了“立体”的考察论析；陈德礼《中国艺术辩证法》（1990），对中国艺术的辩证法传统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徐岱《艺术文化论》（1990），评析了文学研究的多种角度，既具方法论意义，也有对文学本体的多维探讨；曹文轩《思维论》（1991），着重从哲学角度考察艺术思维问题，同时对一系列重要的艺术命题进行重新思考；王岳川《艺术本体论》（1993），认为艺术本体论是当代美学的核心问题，并对此作出全面探讨；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1993），将中西文学读解学说彼此借鉴，试图建立两相贯通的文学解读理论。此外，林兴宅《艺术生命的秘密》（1987）、李春青《艺术直觉研究》（1987）、杨汉池《艺术真实性研究》（1988）、陈望衡《艺术创作之谜》（1989）、陆贵山《审美主客体》（1989）、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1990）、陈鸣树《文学方法论概论》（1991）、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1992）、栾昌大《艺术哲学》（1993）、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1993）、白春仁《文学修辞学》（1993）、王臻中《文学美探源》（1994）、夏之放《文学意象论》（1996）等著作，大多有新的立意，研绎精细，是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文艺新学科建设。这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一项开创性工程。所谓“新学科”，在国际上其实已并不“新”了，由于我们长期较为封闭加之“左”的文艺政策，致使这一领域一直成为很少有人问津的空白。这种缺空，使文艺理论自身失去健全的生命机制，又反转来从内部严重影响着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自80年代中期起，一批富有使命感的学者奋起建设，辛勤耕耘。他们一面身体力行，亲自翻译、介绍、研讨、著述，一面组织力量策划出版。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建设，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确定《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经过几年努力，该“工程”共出版专（译）著28种，其中《艺术符号与阐释》（杨春时，1989）、《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鲁枢元，1990）、《诗歌意象论》（陈植锷，1990）、《文艺批评学》（潘凯雄等，1991）、《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1992）、《文艺新学科导论》（花健，1992）等获得学界好评。此外，尚有“文艺理论建设丛书”（钱中文主编）、“心理美学丛书”（童庆炳主编）、“文体学丛书”（童庆炳主编）、“文艺社会学丛书”（花健主编）等多种相关丛书。十余年间计出版专、译著达六七十种。
新学科建设中，起步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的是文艺心理学，迄今已有专著20余种。80年代伊始，老专家朱光潜先生30年代的两部心理学专著《文艺心理学》（1982）和《悲剧心理学》（1983）相继推出，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1982，5 年后修订为《文艺心理学概论》再版）问世。该书作为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开山之作，功不可没。接着出现不衰的热潮，新著不断涌出，比较重要的有：《创作心理研究》（鲁枢元，1985）、《戏剧审美心理学》（余秋雨，1985）、《审美心理描述》（腾守尧，1985）、《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吕俊华，1986）、《艺术心理学》（高楠，1988）、《文艺心理学教程》（钱谷融、鲁枢元主编，1988）、《文艺心理学概论》（王先霈，1988）、《喜剧心理学》（潘智彪，1989）、《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童庆炳，1990）、《艺术与人类心理》（童庆炳主编，1990）、《文艺欣赏心理学》（胡山林，1991）、《艺术心理范式》（黄卓越， 1992）、《文艺创造心理学》（刘摛，1992）、 《走向创造的境界——艺术创造力的心理学探索》（周宪，1992）等。如果说金开诚最初的著作由于起步早还在某种程度上留有一般心理学痕迹，那么自鲁枢元起，则在强化艺术过程中独特心理（包括变态心理）研究的同时，又在理论、方法、视野上，有所深入，有所发展。其中鲁枢元、童庆炳贡献尤为突出。鲁著广纳国内外心理学新成果，密切联系我国文学实际，对文艺心理理论有独到的研究和表述，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童著则别开视野，将文艺心理学定位在“心理的美学”上，并力图建立中国的心理学的美学系统，显示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拓展；他还在主编《艺术与人类心理》、《现代心理美学》和《心理美学》丛书（13种）的过程中，培养出一批富有实力的研究生，为该学科今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此外，研究比较深入的，还有文艺社会学、文体学、比较文学诸领域。前者有花健主编的“文艺社会学丛书”，中者有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后者有乐黛云主编的“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这些丛书及相关著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某一学科作多方位探讨，无疑推进了新学科的系统化建设。以比较文学为例，有的是对一般原理的综合介绍与阐述，如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1988）等；有的是对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如饶芄子主编的《中西喜剧比较教程》（1989），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卢善庆主编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1）等；有的专门探讨方法论，如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1993）等；也有的是对比较文学理论方法的实际应用，如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198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1988）等。诸多不同方向探讨的综合，使这一学科走向丰富和成熟。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学价值论研究，近年来已有冯宪光、黄海澄、李春青、纪众、程麻以及敏泽、党圣元等多人的著作问世，各有特色。其中，黄海澄《艺术价值论》（1993），从哲学价值论入手，最后归结到对价值论文艺学新思路的追求；敏泽、党圣元《文学价值论》（1997）则把重点放在关于文学价值论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并特别对“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论”作了探讨，更具时代特色。
新学科建设的积极成果，把大量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为进一步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参照，同时也促进了其它层次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的深刻变化。
（四）古代文论（含古代美学）研究。我国的古代文论丰富深邃，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也是今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宝贵思想资源。20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者付出极大辛劳，出版著作数十部，论文难以计数，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其最辉煌者，是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五卷（含《增订》卷）和《谈艺录》（修订本，1984），共160余万言。这些著作融贯中外古今， 打通人文科学以及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界限，旁征博引，类比阐释，探微知著，深广而渊博，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受到海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重视，使汉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得以确立。目前，不少学人正在对它们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个“钱学热”。
其他著述，大体而言可分史、论两类。
史类研究是重头戏。主要是通史。这一领域，研究者在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前辈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攀登，取得了新的突破，主要著作有： 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 1979.1981.1985）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共七卷，1997年出齐）、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卷，1981）、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蔡仲翔、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张少康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等。与前辈著作相比，敏泽本时间跨度延至清末民初，又旁及小说戏曲理论，内容范围有所扩展，理论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具体分析，并注意文论范畴概念的梳理阐释，有所深入；周本为“小史”，特点是突出“文学思想斗争”发展的线索，力图由此把握古代文论前后之间“逻辑发展”规律；王、顾的七卷本重在内容上拾遗补缺，考伪订误，以资料扎实见长，又加用心梳理，细密分析，显得更为丰满翔实，完整系统；蔡、黄本虽也规模宏大（五册），但更突出的是借重辩证思维，强化了理论思考；张、刘本则在重视儒家文论的同时，积极挖掘和关注佛老思想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使“批评史”更接近文学的“内部规律”。
在史的研究中，还有三个领域进步显著，值得重视。（一）断代史研究。以往大多偏于就文论谈文论，模式是“×朝（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新时期以来突破了这种模式：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1986）试图借音乐美学探讨、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类似的还有王先霈《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1988）等，这是一种向微观方向的深入；罗宗强《隋唐五代美学思想史》、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1995），将文化意识灌注其中，又开拓了研究的宏观视野；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1993）从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出发，比较系统地梳理和评论了金代以来有关金代文学的批评，填补了很少为人注意的一段学术空白。（二）专史研究。这是以前未曾开辟的一个领域。新时期以来发展迅速，诗学、词学、小说、戏剧及文体、修辞史方面，都有专书出版，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1988）、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1985）、吴熊和《唐宋词通论》（1985）、万云骏《诗词曲欣赏论稿》（1986）、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1994）、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1991）、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989）、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1992 ）、 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1990）、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1991）、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1991）、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1986）、谭帆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199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5）、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1991）等。相对来说，词学、文体和修辞学领域多属首创，难度要大一些，因此也更富开拓意义。（三）个案研究。首先是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比较重要的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陆侃如等《刘勰创作论》（1982）、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1986）、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1987）、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等。从理论价值角度看，王元化著本影响最大。他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从文史哲结合中对《文心雕龙》作综合考察，深入发掘和阐释其理论内涵，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代表了研究的新水平。此外，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1982）、牟世金《雕龙集》（1985）也属此类研究的用力之作。
补充说一下，新时期关于近代以来文学批评（思想）史的研究也相当活跃，已出版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1990）、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常文昌《中国现代诗论要略》（1991）、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99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199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陆贵山等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1989）、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1985）、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1996），以及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1987）、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1982）、唐弢《鲁迅的美学思想》（1984）、何开四《碧海掣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1990）、蔡田明《〈管锥编〉述说》（1991）等一批有份量的论著。同时，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已有古继堂、古远清的有关著述出版。这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美学）史，就从古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包括大陆及台港地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形态。
从论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化（美学）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开拓，收获也颇丰富。大体有五个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文化、艺术背景，如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1984）、郑元者《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1992）、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87）等，论题清楚，勿需赘述。（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皮朝纲《中国文艺美学概要》（1986）、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于民《气化谐和》（1990）、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1986）、徐中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1985）等。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情感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上学”；陈著认为中国诗学体系由志、情、形、境、神五个主要范畴构成；皮著强调“味”是古代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至高境界和最后归宿，构建了以“味”为核心的范畴体系；潘著以中国文化心态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胡著着重论析中国诗学之精神与原型，并提出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核心范畴；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曾著对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意与境、体与性等六对古典美学范畴作了专题论述；徐著是作者关于古代文艺创作的一部论文集，其中有关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且能深入浅出，受到称道。（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 如漆绪邦《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等。漆著论道学与古文论关系，指出仅说“儒道互补”远远不够，因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孙著对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张著意欲从中国文化背景中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美学作新的认识，如皮朝纲《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近现代发展的内在机缘。潘知常《美的冲突》（1989）通过对中国近代美学革命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论证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上述种种，与史的描述性研究相比，在理论探讨上无疑是深入了一步，虽然诸家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各有所据，可以互为补充。这种诸家互补现象，正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五种方向之外，还须提到栾勋的研究。他博学善思，厚积慎发，依古论今，文精论宏，常常潜入对象的深层，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例如，《论神思》（文，1978）中，关于“灵感”是一种思维的精到论述；《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1988）中，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的深刻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概观》（书，1984）中，关于儒（理性主义）道（非理性主义）互补，并在最高层次（道）汇合的洞见；《人学·美学·道学述论》（文，1996）中，关于三者以“人学”为中心，又在深层相通的卓识；《说“环中”》（文，1994）中，关于“环中”的全新诠解；以及关于“混沌论”、“后思维”的创造性探讨等。他的研究，强调当代意识和文化整体观，被认为是“极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学术成果。
三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有几项影响深远的收获。
（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这个调整，经历一场尖锐激烈的辩论，完成于1980年，其价值不仅在于纠正了文艺理论中“三论”（即文艺对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更重要的是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左”的文艺思想和路线，为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开辟了道路。如果没有这一进步，也许我们至今还在“左”的“怪圈”中徘徊。
（二）“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确立。这个命题虽然不能说完成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它确实将认识引向了较为宽阔的方向。文学必须以人为中心，必须与人性的进化和人类的发展取同一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才有艺术审美本质的认定，才有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创新，才有现代主义的借鉴，才有文学主体论、价值论的探讨，才有艺术活动论的提出，才有对各种艺术思潮作鉴别、判断的可能。
（三）文艺新学科群的创建。文学理论有自己的生命链。这个生命链，由基础理论（原理）、发展理论（分支学科）和应用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构成。这是一个开放系统，基础理论向上，经美学与哲学接通，并从这里汲取基本理论指导；应用理论向下，同各种生动的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连，并从这里汲取丰富的现实源泉。文艺新学科作为众多的新兴分支学科在生命链中居于中间层次，它既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应用理论的科学升华，也是传统理论与各种相关新理论的结合部，因而是酝酿和推动整个学科调整、突破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新时期对这一空白的填补使文学理论的生命机制重新焕发生机，不仅迅速推动了整个学科的深刻变化，而且有力地加强了其面对未来的应变能力，为进一步综合、创新提供了内在根据。
（四）方法论的变革。这一变革直接的效应是将系统论、比较文学、心理学等等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引进文学研究，促成了理论的多样发展。更深一层，是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机械反映论、机械整体观、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模式被打破，主体、中介、结构、相干性、维度、向度、系统等要素受到重视。由此促成研究主体的深层变革，造就出一批新型学人，为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
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有三项：其一，“左”和右的干扰继续存在，一个坚持阵地意识、斗争意识、批判意识，一个食洋不化、不顾国情、盲目崇拜西方，共同造成理论批评的某种混乱，这种情况在一段时期内仍将难以避免。其二，对学科建设的深层及前沿课题关注不够，例如：关于我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基因，思维特征，生命机制，范畴体系及其现代转换的方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它的本质特征，核心范畴，当代发展的契机及其可能的结构形态；关于西方当代文论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它的价值与局限；关于中国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在其各自的发展演进中可能的交汇点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与前景；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学；关于文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关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雅文学三位一体的生命格局；等等。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迫切课题，但都还缺乏有组织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影响着理论建设的进程。其三，存在几种脱节现象：古代文论，马列文论，外国文论三支研究队伍，各自为政；美学、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壁垒分明；应用研究各专业方向（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各文体研究）互相之间，以及它们与文学整体之间，相干甚少；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相关的文化研究，缺乏必要的沟通。这种脱节，令科研力量的整体效应难以充分发挥，阻碍研究的有效深入。
理论批评的未来，宏观地讲，取决于四项基本条件：①健全的学科生态结构。否则，机体不全，谈何生机；②富有创造实力的理论批评人才，尤其是强有力的学科带头人。不然，原动力不足，起动艰难；③科学有力的组织管理。非此，功能内耗，事倍功半；④宽松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应该说，经过新时期的努力，上述条件基本具备，相对而言，比较薄弱的是第三项，需要继续加强。
就理论批评自身，其发展，大体可有三种路向：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寻求“当代形态”的路向，二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路向，三是现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路向。依据我国特殊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种路向，即从我国古代和西方文论汲取精华，经自我扬弃、充实和改造，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体系，或许可以说是最有必要重视和加强的一种。而且，这在世界范围，也是一项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不过在心理情感上，许多学者可能更钟情于第二种路向，这里不仅有着执著的学术追求，更体现着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尽管难度很大，但只要锲而不舍，勇于创新，一定会有所成就。至于第三种路向，至少目前尚未看到卓著的成绩。
当然，无论哪一种路向，理论的真正发展必须形成自己的顶尖人物、独具体系的代表论著和作为学派的学术群体；做到了这一点，才可以说“成熟”（而不是走向成熟），才有资格走向世界。由此观之，我们正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几本1986年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是在1985年甚至更早完成的，故划在80年代前半期。
标签：文学论文; 心理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美学论文; 文艺论文; 童庆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