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之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32-08
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乃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断裂与继承。每当新旧学术思潮交替、变更之际，便会有大声音起；而任何朝代思潮的兴衰，亦都会有其嬗变转移之迹，以及盛衰兴替之因。
中国学术思潮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学术的原创时期——春秋战国时代，先秦的哲人受《易经》的启发即开始酝酿、构建，草创中国各派学术思潮，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繁荣、学术思潮激荡、人文精神高昂的伟大时代；其时曾崛起了“儒，道，墨，法，名”等“诸子百家”，孔墨、老庄等创作了大量的原典、原籍、原著，当世上诸多地方的先民尚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中国的先哲却正致力于《诗》、《书》、《礼》、《易》、《乐》的研究和学术思想的争辩。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期，史称“子学时代”。
中国学术思潮自先秦起，由儒、道、墨、法、名等诸子百家共启中国文化之山林。两汉时期，经学盛行。东汉末年，佛学传入中国，儒学融合佛、道两家，铸成中国传统学术之主体。如果说，从先秦至清末，中国传统学术思潮之流变大约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之过程。那么，清代以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或者说，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乃是继承了传统学术思潮之精髓与血脉，但又呈现出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学术思潮都有所不同的新的特征和形态。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的特征既不同于先秦百家争鸣的多元时代，也不同于两汉经学至清代朴学时期的一元格局，而是呈现出学术文化多元论与学术文化一元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波澜壮阔的20世纪乃是一个足以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相比拟的大时代，无论是学术流派之空前规模，还是思想交锋之激烈程度。20世纪可称为是一个各种学术流派相互激荡并呈的“多元学术思潮”时代。
一、“多元学术思潮”：新旧学术思潮的转型
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首先是缘于中国学术思潮演进过程中自身内在的理路。二千多年来，滥觞于先秦的中国学术思潮多则四五百年，少则二三百年就会有一次内容和形式的转变。春秋战国，各种原创的学术思潮蜂起，百家争鸣，文化昂进；两汉时代，儒学定于一尊，经学蔚为大观；迨至魏晋，道教勃兴，社会动荡，乃有玄学盛行；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中外学术开始了交流的历史并成就了隋唐佛学；乃至宋明时期，儒学重新崛起，融合佛、道，创造性地结出“宋明理学”之硕果。清代以降，学术崇尚复古，学者重在考据，遂有“朴学”之兴起。
上述每个时代、每种主流学术思潮虽然各有品性，但都继承了先秦学术的文脉，并有所创新。特别是它们大多经历了：兴起——繁荣——变异——衰落四个过程，这似乎成了学术思潮发展的规律，其个中原因，诚如梁启超所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梁启超借佛说一切流转相，来证明思潮之流转也正然。因此学术思潮一般分为(1)启蒙期，(2)全盛期，(3)蜕分期，(4)衰落期，此也正应验了佛家的生、住、异、灭四期。
然而，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除了仍然承袭了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思想资源，作为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一个断代，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或者用中国学术思潮的周期性特点可以解释，它是中国漫长学术思潮史的一个“转型”，或者说是一种如科学哲学大师库恩所描述的“范式”的更新与革命，即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向现代学术思潮的转型。
如上所述，中国学术思潮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各种思潮、各种学派蜂涌而起，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代，也是后来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儒、道、墨、名、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方法各异，但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仁义礼智等都有共同的研究、讨论的兴趣，特别是某个学派共同的基本信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从而形成该学派的传统，传承无数年代。先秦多元学术的这种“范式”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惨遭终结。
由此开始，原始儒家由先秦百家中的一家一举成为“帝王师”，儒家思想亦由先秦多元学术文化中的一元，转而成为国家统治和最高权利这一“庙堂”中的统治思想。儒家的经典被尊为“经”，而研究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为“经学”。如果说先秦多元学术是“子学时代”，它的学术“范式”是多元的；那么，汉代以后一直到清朝则可以称为“经学时代”，而“经学时代”的学术“范式”就是一元学术。
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学术“范式”是多元的。它是新旧学术思潮和“范式”的转型，此不仅是就“清代朴学”所说，并且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思潮而言。所以，按照梁启超所说：新的学术思潮的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发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发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概而言之，诚如著名学者郭湛波在其名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所写：“中国社会变动最剧烈，莫过于春秋，战国；而中国思想史上，也以春秋战国思想为最。其次就是近代了，尤其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变动之剧烈，派别之复杂，较之春秋战国只有增加，而无逊色。同时近五十年中国社会变动之剧，也超过春秋战国数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无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为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中国学术思潮也因此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终结和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
二、“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内因
如上所述，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崛起和传统学术思潮的转型首先是由于中国学术思潮发展内在规律本身所使然，而“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动因或“内因”，则是“清代朴学”的衰落。
“清代朴学”实质上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其功绩在于考据学所具有的那种“科学的研究精神”。一代大师顾炎武的考据、音韵之学对乾嘉以后的学术影响尤甚。乾嘉汉学，精考证，通朴学，辑佚书，学风笃实。特别是儒学大师戴震等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参稽考证，辨证名物，可谓是集古学之大成。梁启超曾给予清代学术以很高的评价，他特别推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并断言“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
然而，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虽近于科学，但最终却又未能向科学方面发展。如所周知，当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如日中天，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之际，清代学者却只知在古籍中寻章摘句，考证校勘。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如仅仅限于几位学者、几个人文学科那倒可以，但如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则实不可取。难怪对清代朴学褒奖有加的胡适也认为：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范围太狭，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
清代朴学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创造力的丧失，尽管大量的注经活动使得清代学术日益精微，但由于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学问的进步，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所以胡适感叹：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人的思想只限于对宋明儒学作批评或修正。但他们的修正，都是使其更不近于高明。”“清朝人很似汉朝人，他们也不喜欢作抽象的思维，也只想而不思。他们喜欢‘汉学’，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一次逆转，在清朝又受了一次逆转。”（注：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4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新儒学大家方东美说得更为尖锐，他断言：“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所有创造性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注：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载《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第23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方东美先生的评语虽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日渐式微，并丧失其生命活力的实情。
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产生除了“清代朴学”的衰落，其本身还有极为强烈的时代要求。曾经盛极一时的宋明理学，至明末已初显衰落景象。到清朝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专权，文化上的闭锁，以及科举制度、文字狱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清代学者创造力的衰败。
虽然此后有清一代最后的一批“经学时代”的大师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等试图力挽狂澜，救儒学于将亡。其中有康有为为先秦儒学正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名作，但这些著作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却起到了对清代朴学（考据学）的沉重打击，其尤如“思想界之一飓风”，其意义在于告诫人们，“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梁启超语），使人们对古代经典从盲目“信古”转向“疑古”时代。而晚年章太炎所提倡的尊孔读经以挽风教、存国性，并将儒佛合流，亦终究未能阻止儒学的式微和衰亡。
三、“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外缘
西方学术思潮的大肆入侵，乃是“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它是“多元学术思潮”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西方学术思潮的传播（主要是哲学与文化思潮），各种近现代学科的建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乃至现代学术规范的确定，均影响到“多元学术思潮”的崛起，甚至决定了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和发展。
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中国，乃是建立在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础上的，因此，研究“多元学术思潮”产生的外因，首先必须进行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历史分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稍后所说：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是领先的。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的。所以现在世界的列强，对于中国就有瓜分的念头，也即由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的一个国家，现在变到这个地步呢？这就是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我们睡着的时候，还是以为我们几千年前这么富强的。因为睡着了，所以我们这几百年来文明就退步，政治就堕落，所以变成现在这个不得了的局面。我们是中国人，在今后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得救。不然，中国就要落到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大家要警惕！警醒！（注：参见范敬谊《听中山先生当年的声音》，《新民晚报》2001年4月29日。）
孙中山先生的慷慨陈词，确实有着事实的根据，中国在清代及清代以前曾经有过的辉煌：“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十六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纪上最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页。）就经济上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发生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活方式，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相反。在这方面，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分析，这位现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和著名的学者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学术，思想，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治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清朝末年，特别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的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信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曾经是“天朝”的中央帝国却惨败于“夷狄”之手，“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年中央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洲，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震荡着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西方列强“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吸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为圈，捕肥而食，无所顾忌。……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火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注：参见李文海：《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这是上一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真实写照。于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起了动摇。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信仰的危机，使得中国人从应袭的睡梦中惊醒。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巨舰大炮促使中国从古代社会进入到近代世界，因为晚清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封闭的中国。而内外交困的政局，屡战屡败的军事和千苍百孔的经济无不昭示着清王朝的摇摇欲坠，那时代的仁人志士为拯救苦难的中国，恢复中华民族往昔的光荣，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变法图强的道路。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历经曲折。中国自从被迫开放以来，首先留意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及至甲午之战北洋水师的覆没，始悟火炮、铁甲等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是败在已经工业化的西方，而是“明治维新”后的新锐日本。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在火炮、铁甲这些东西后面远有根本的东西，乃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而后有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再后来，“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而这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5册，辽宁大学1981年版，第12页。）。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福音”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信息（尤其是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然而，但就学术文化而言，在18世纪以前，与其说，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中国文化给予西方思想界以更多的启迪。对于中国文化，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曾为之充满热情，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都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研究。而在此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亦曾坦言：依据文明生活的纲领，在此世界上尚有凌驾我们之上的民族的存在，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在中华民族中发现了优美的道德，即在道德上，中华民族呈现着异样的优越……”只是，物换星移，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导致欧洲中心论的兴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思潮仰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涌入古老的中国，无论是西方凭借其军事实力而输入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西力东渐”，均预示了清代学术的终结和现代多元学术的即将兴起。诚如上述，中国向西方学习首先是从器物的层面开始的，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些都可以说是“中体西用”的见解。曾、李、康、梁是中国向近代与现代迈进的先躯，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大清帝国的永世长存。
严复首开从学术的层面上系统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之先河，他是“第一位对现代西方思想那样认真、那样严谨以及那样始终热情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注：［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第2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严复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介绍到中国，其所翻译的《法意》、《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原富》等，比较忠实地介绍了近现代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逻辑学等，使我们能够有机会了解近现代的西方学术思潮中的自由、权利、宪法等观念，而经济学与逻辑学又是中国极为缺乏的。因此，“严译西方名著”以及严复所大力推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思想，无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求西方步入现代文明的足迹，以及寻求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钥匙。
严复以后，西方学术思潮汹涌而入，几乎所有的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潮都被介绍到了中国，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诞生。首先，“五四”时代的中国学者对近现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推崇备至，曾经师从杜威的胡适，师从倭铿的张君劢等回国后即大力倡导实用主义和生命哲学，使这两大思潮成为“五四”时代的热门。其次，“五四”前后各种介绍西方学术思潮的论文和著作不胜枚举，更有《新青年》等著名刊物发表对西方哲学家或学术思潮的专刊专论，一时研究尼采、罗素、杜威、柏格森等学说成为一种时髦。加上罗素和杜威亲临中国讲学，给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个领略现代西方哲学精神的机会，尽管当时中国能够真正理解实用主义和数理逻辑的人寥寥无几。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学术思潮来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精神，如期望以马克思主义来引导中国革命；或提倡以柏格森哲学来指导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认为杜威的著作宣传“哲学解放”，而实验主义又为“哲学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创造的才智。无疑，如此的“学理输入”，尤如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各派学术思潮蜂涌而至，虽然难免粗糙、浅陋，但其对于打破“惟我独尊”之儒家思想的一元学术文化专制，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功绩。“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和西化思潮由此而起，并绵延成整个世纪多元学术思潮的重要一元，成为“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主要支流之一。
与“西化思潮”这一多元学术思潮中的重要学派相对应的是“现代新儒学”思潮，而它的崛起，表面上是为了继承儒学之传统，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五四”时代，儒学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丧失当年的旺盛生命力和说服力。面对汹涌而入的西方学术思潮，儒学的崩溃，自在情理之中。
“科学”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科学主义”思潮也因此而崭露头角，但其与“科学”本义亦有一段距离，“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崇拜大多是出于对一种新的反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信仰。所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之一的“科学主义”的真正崛起，大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特别是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之时。
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兴起的一场以“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为主题的大论战，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的问题展开，蕴含了“科学与哲学”、“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等内容，形成了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这是现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首次大规模的集聚和亮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有关“科学”主题的研究和讨论的背景已经远远超出“五四”前期的水平，中国学术界对科学的认识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到对西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器重，再到科学救国的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直到“科学与玄学论战”时对“科学是什么”本身的反思，既表示中国学术界的成熟，又标志着中国学术思潮的进步。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喜的现象。”（注：梁启超：《关于玄学和科学的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载《科学与人生观念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胡适也认为：张君劢的清华园演讲，“丁在君先生的发难，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这个大问题捧了出来，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原来，走过了短暂的启蒙阶段以后，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来对科学的理解了，借助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了对“科学”本身的再思考，其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四”时代对“科学”的认识，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虽然仍然兴起于时代生活的需要，但终于还是回到了学术的轨道。
“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潮，其最初是与其它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潮一起被介绍到中国的。文化改造和社会革命乃是它在清末民初就传播到了中国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担任了思想的先导，而它的传播与发展是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学者兼革命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作为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之作为社会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要晚得多。如果我们致力于考察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和发展，不难发现，西化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中国新文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疑古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中西文化与哲学融合思潮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主流思潮。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除了中西文化与哲学融合思潮属于学术文化的多元论，其余均为学术文化的一元论。
与学术思想的进展相契合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拓展和繁荣。“五四”以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乃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旨趣，是要研究高深学术，培养通才硕学。此后，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的发展如日中天，新的学术规范开始形成，基本学科以及主要的著作不断面世，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业已崛起，内因外缘均注定了多姿多彩的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一元与多元局面的产生既有中国学术传统的源流关系，更有内因和外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清末民初今文古文之辩与汉学宋学之争，说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潮确实继承了清代学术的遗绪，但伴随西方的船坚炮利汹涌而至的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使得“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断定：中国近代没落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必须通过西方文化来取代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遂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轰轰烈烈的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出现。从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西潮哲理，到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成为知识界耳熟能详的学术思潮，均是此种学术文化一元论的产物。而这也是中国现代主流学术思潮兴起的内因使然。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有着互动的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直接导源于社会思潮的激荡，学术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则为社会思潮的兴起和激荡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西文化融合思潮的崛起乃是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发展的大趋势。在中西方哲学与文化融合的伟大时代，创体系的哲学家们期望融合中西哲学精神以使中国传统学术获得新生，虽然他们的努力尚未成功。但却展现了中国现代多元学术的丰硕成果，使我们后学能够体会中国文化学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永不泯灭的薪火。
收稿日期：200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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