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憾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史研究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档案史是一门专业史。开展专业史的研究，挖掘历史遗产，增加学术气息，对提高本专业的社会地位，丰富相应学科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国以来，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建立起中国档案通史的框架，取得可观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现状并不容乐观。在档案界，还存在忽视档案史研究的现象。中国档案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甚多，缺憾不少。我们热切盼望档案界同仁放开眼光，振奋锐气，深入探讨，开创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新局面。
一、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
中国档案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三同志回忆说：“周总理很重视用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安心做好档案工作。他曾经对档案工作人员说：‘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要他们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注：《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但是，档案界部分学者由于缺乏研究，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水平估价过低。早在1986年，吴宝康先生就指出，不能过高估价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同时，也不能过低估价。过低估价者的观点集中在4个“没有”上：
(1)中国古代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封建社会，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是不分的。
(2)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只有档案库。为什么没有档案馆？“因为封建社会不需要它”。
(3)中国古代没有专职的档案工作者。一些类似档案工作的事是由文书人员做的。
(4)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档案学，没有人写过关于管理档案方面的书和文章，更没有著名的档案学家。（注：吴宝康著：《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吴宝康先生不赞成说中国古代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他在给《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档案史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只要有确实的材料，他是可以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观点的。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水平的过低估价，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的错误观点至今还出现在档案史课程的教材中。这是中国档案史研究中存在的第一缺憾。
第二缺憾：方向偏离。既然认为中国古代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具有不可区分的属性，文书工作者同时也是档案工作者，那么，要增加档案史的份量，就必然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和文书工作史的内容塞进档案史的著作中，上至丞相，下至地方官吏，皆可算作文书档案工作的管理人员，唐代的韩愈、李白、杜甫等文人也包括其中。我认为这样做是欠妥的。
人所共知，近代档案学产生的首要标志是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将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作了明确的区分。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如果偏离了这个研究对象，在所谓“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管理机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文书档案工作法规”等等模糊概念下去扩大档案史研究的范围，那么，在学术研究上就是走回头路，会使档案学的科学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丧失。我们还可以与世界档案史研究对比，世界档案史研究是不包含世界各国的文书名称和文书工作的。
第三缺憾：学术气氛不浓。在档案史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但是，重视者甚少，研究者更少，缺乏一种相互争鸣的气氛。记得这样的事，冯子直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期间，荷兰朋友问他：中国古代档案保留至今者甚少，据说原因是中国人重视档案编纂，不重视原件保存，编完之后，将原件都烧掉了，历史果真如此吗？冯子直撰文，呼吁档案界专家对此认真研究，给予一个正确的解答。此事过去几年了，至今无人应答。连外国人都关注的这样一个中国档案史上存在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沉默不语，漠然视之，这种状况正常吗？
再如，“档案”一词来源问题，可以说是档案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一大问题。它是很古就有的概念，还是到清初才出现的？它的涵义是什么？是来自汉语，还是来自满语？或者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若干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引起档案界的关注还不够。还可举一个例子。近年来，有的学者根据可靠史料，证明宋朝人创立的一种档案管理方法是“千文架阁法”，不是什么“千丈架阁法”，论文受到中国档案学会的奖励，其研究成果写入近年出版的《档案学词典》。但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似乎并不知此事，在其刚发表的论文中，仍引用“千丈架阁法”的错误史料。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档案史研究力量的薄弱。
二、深入开展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
在中国档案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之后，要深入一步研究，就必须分历史阶段研究，或按专题进行探讨。以往的研究也这样做过，如研究过档案的起源问题，档案保护技术历史传统问题等等，但是，总的来看，很不系统，不具体。正如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档案史的研究是零碎的，而不是综合的；是空泛的，而不是具体的。要具体地、系统地研究中国档案史的哪些问题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选择的：
（一）“档案”词源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实践”的问题。在档案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最具有专指性的术语莫过于“档案”一词。我认为，它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很晚才出现的词汇。在“档案”一词出现之前，会有一个在涵义上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存在。目前，可以肯定地说，宋代出现的并被频繁使用的“架阁文字”就是这样的词汇。近年来，我们发现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就使用“文档”一词（注：王金玉：《明初已有“文档”一词》，《中国档案》1997年第12期。），它对研究从“架阁文字”向“档案”一词的过渡至关重要。由此，也使我们对清初《柳边纪略》中的“档子”一词产生新的解释。现在的不足之处是我们还缺乏更多的史料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如果在元、明两代的史料中深入发掘，定会得到更切实的材料，“档案”词源问题的解决将为时不远。
（二）档案职官研究。对此问题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反驳“四没有”观点的最锐利的武器。只要有确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古代有档案工作的专职官员，那么，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我和一批青年学生，查阅了大量宋代文献，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管勾架阁文字”，南宋恢复设立的“主管架阁文字”，即通称之为“架阁官”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档案工作官员。我们从古籍中，找到有姓名、籍贯、出身和任职时间的160余位架阁官，他们担负着“姑备朝廷之遗逸，谨防胥吏之漫欺”的重任，有着“白日青春了无公事，黄簾绿幕宛是儒生”的潇洒（注：李刘著：《四六标准》，卷七。）其职责与形像和今日的档案工作者极相似。古代档案工作专职官员的设置及沿革是可以搞清楚的，不必要从文书工作官员队伍中硬拉伙伴。当然，对兼职工作者还是要注意的。
（三）档案馆史研究。什么是档案馆？《档案学词典》解释说：“档案馆，收集保管档案的机构，任务是接收和征集档案，科学地管理档案，开展档案的利用等。”那么，为什么外国保管档案的机构可称作“神庙档案馆”、“皇帝档案馆”等，而中国古代保管档案的机构只能称作档案库呢？为什么外国的奴隶主、封建主需要档案馆，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认为“不需要它”呢？显然说不通。
记得本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朋友向他寻问中国档案馆的情况，他一时回答不出。事后想到中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后湖志》，认为它是记载“明代黄册档案馆”的专书，于是，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季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这座500年前的档案馆，说它的“设备和管理，极象一个近代的档案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国历史上的光荣。”（注：王重民：《述美国国立档案馆》，《文献论丛》（1948年），第45～56页。）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档案界还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呢？厚厚一本明人编修的《后湖志》，就是一本后湖黄册档案馆的馆史，档案界应该仔细研读，整理出版。从周代的石室金匮，到明清时期的皇史宬，我们应该系统研究，以确立中国档案史在世界档案史上的应有地位。
（四）档案编纂机构研究。重视档案编纂是中国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特色。以往虽注意到从孔子到章学诚的档案编纂思想的研究，但对历代档案编纂机构的设立，周密的管理制度，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丰硕的编纂成果等研究不够。编纂工作完成之后，“焚稿椒园”是惯例，但焚的是草稿，而不是档案原件。以往，史学界和图书馆学界都侧重于编纂体例和成果的研究，而忽视编纂机构的研究，档案界应该拾遗补缺，对史馆等机构作一系统总结，为今日处理档案工作与编史修志工作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五）档案法规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的档案工作法规是该时期档案工作水平的集中体现。中国档案工作法规有一个从分散出现到系统形成的过程。秦代竹简中已有关于“书府”防火的条文，唐代文献中有将保存的文书要“三年一拣除”等方面的规定，但仍是分散性条文，并且不是单指档案工作而言的。宋代《庆元条法事类》专列《架阁》一目，集中23条敕令，对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有严格要求，这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是极为罕见的。元、明、清时期情况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华民国时期有关文书和档案工作的法规已有汇编问世，但研究仍待深入。
（六）传统档案管理方法研究。我们对外国档案整理与管理方法、原则的研究越来越多，可是，对祖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管理方法却知之甚少。北宋时期的周湛创立了著名的“千文架阁法”，经朝廷在全国推广，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档案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人还创立了“别库架阁”、“逐案异架”、“以年月、官司编排收贮”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元代和明代的文献中，仍可见到将文书“如法架阁”的规定，这就说明，在宋代以后，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普遍使用的档案管理方法，它是亟待发掘的宝贵的历史遗产。据说，清代书吏使用一种“江山一统”的管理方法，情况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个谜。
（七）古代档案学研究。开展中国档案学史的研究似乎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难点在古代，古代有没有档案学？如果肯定说有，那么，它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样的论文或著作？这是不易回答的。我认为还是先研究一下古人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宋代名相韩琦和他的儿子韩缜提出的“为治之法，图籍为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认真研究（注：王金玉：《为治之法，图籍为本——韩琦档案思想及其影响》，《山西档案》1997年第6期。）。古人撰写的档案工作方面的论文也不是没有。南宋人李大异等人撰写的4篇《六部架阁库题名记》等，内容相当丰富，杨冬荃同志作了充分的阐释和正确评价。最近，我们又发现宋丞相周必大撰写的《论架阁库文字》、《乞修架阁库》两篇论文，其中，“先收图籍者贤相之规模，缘绝簿书者奸吏之常态”的论点十分鲜明，非常深刻。可以肯定，只要花力气去寻找，古代档案学的论著会越找越多。当然，对古代档案学不能有过高的要求。
从以上所举例证，可以看出我们近年来侧重对宋代档案工作的研究，说明按历史阶段研究也是较好的方法。若将按历史阶段与按专题进行研究结合起来，会使档案史研究前后衔接起来，逐步达到前后贯通、脉络分明的境地。
三、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档案史研究的目标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研究者的作风应该是实事求是。要寻求历史的真面目，除了要有正确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作指导之外，最重要的是挖掘史料，做好史料的搜辑工作。档案史研究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考古、图书研究的方法，甚至直接利用其成果，但是，研究档案史的第一手材料要靠我们自己去发掘，不能依赖别人，因为只有懂档案学的人才能判断哪些是有用的史料。由于档案史的面比较窄，史籍中很少有集中的、系统的记载，漫然隐约，不易查得。所以，需要有心人长时间地、耐心地、仔细地查阅古籍，日积月累，方可见到成效。如果浅尝辄止，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那就搞不成学问。如人们都知道北宋时期有一个收贮三司“故纸”的金耀门文书库，但对其管理制度等情况知之甚少。经过长期查找，我们终于在《宋会要》的《食货》部分找到有关金耀门文书库的数条诏令，在《宋大诏令集》中找到修缮塌漏库房的诏令，在《涑水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发现王永年盗卖金耀门文书库档案事件。这样，我们对宋代的金耀门文书库就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了。
查阅古籍的方法除了掌握检索类工具书之外，我认为较重要的是抓住能反映档案工作特征的关键性术语，就可以敏感地发现有用的材料。譬如，从宋代开始，出现一个专指性很强的术语：“架阁”，凡与它有关的语汇皆与档案工作有关系，“架阁文字”、“架阁文书”、“架阁库”、“架阁官”、“架阁法”，等等，只要迅速捕捉到它们，往往可以获得有用的材料。“架阁”一词，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不搞档案史研究者，有的不解其义，有的不予理睬，而我们则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