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来的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研究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美学论文,中国历代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近80年来的中国历代文艺美学研究，成绩突出，特点鲜明。研究逐步深入，领域不断扩大，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现在更注重文艺内在规律和新方法的探讨，并以此重新审视、评价诸种文艺现象和一些文论家的文艺观。但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关键词】现当代80年 中国历代美学 文论研究
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已经历了近80个春秋。在此期间，从老一辈筚路蓝缕初创到80年代蓬勃发展，中间虽有坎坷和停顿，但由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硕果却是累累压枝的。
一
资料的搜集、编辑、校勘和笺注，是研究的先导，这方面的工作，颇有成绩。数十年来，已出版这类著作170多种，仅建国后的37年，即出版150余种，其中不少为注释本。
研究专著也不少，在120种以上，其中包括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题论著、论文集和专题性丛刊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以陈钟凡著为最早，出版于1927年。此书较简略，“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①]，但首创之功不可埋没。30年代成书的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取材范围广泛，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著《中国文学批评》，不重“史的线索”，而“以推阐各家义蕴为主”[②]。该书对各家主要见解的分析，时有创见。出版于40年代的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资料详赡，论断公平，体例独具特色，曾为朱自清、郭绍虞所称道。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人标目，分类叙述，远略近详，简明扼要。
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作，有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③]、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历时21年才出齐。全书100余万字，内容丰富，论点明确，分析深入，在“比较系统地说明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文论家的成就及贡献”方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共76万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状况，理论性强，有独到见解。
中国美学史的面世，是近七八年的事。出版于1979年的施昌东著《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可以看作中国断代美学史，被人称为“中国美学史的先声”[④]。出版于1981年的施昌东著《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与前书一样，概念明确，逻辑严密，独具特点。李泽厚著《美的历程》不是一部详备的中国美学史，只从美学理论的高度粗略地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概括地论述了中国10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1984年，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出版，虽然仅是先秦、两汉部分，却宣告了中国没有美学史的时代的结束。该书内容丰富翔实，在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自成一家。叶朗著48万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美学史。该书主要勾勒中国历史上每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的面貌及其发展线索，富有创见，通俗易懂。其他有关著作尚多，不再一一论列。
我们以新中国建立为界，把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分为两大段，前一段40年，有研究专著约10多部，论文约600多篇；后一段37年，有专著约100多部，论文约5，500多篇。
建国后的37年，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50年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关头，研究未能展开自有客观原因。当时不少人呼吁应当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响应者寥寥，成果鲜见。6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重视。《文艺报》从1961年第5期开始，在“文艺笔谈”专栏讨论“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问题，先后发表文章20多篇。同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也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可惜好景不长即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正常的学术活动停止，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自然无法进行。至于配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而发表的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和张扬“法家”文艺观的文章，只能看作政治宣传品，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打倒“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文艺政策宽松，研究著作似滚滚春潮，冲开关闭已久的闸门，翻卷而来，盛况空前，仅短短10年间，就出版专著110余种，发表论文约4700多篇，占建国后发表论文的85%以上。
二
近80年来，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研究的领域在逐渐扩大，薄弱环节不断得到加强。
领域的扩大，要靠新领域的开拓。新领域的开拓，要靠研究者视野的拓展。人的视野是随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延伸的。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约论列美学家、文论家300余家，其中以郭、罗两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列最多，前者约120来家，后者约220多家。建国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史，共论列430余家，其中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列200家，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列约270家。从论文看，建国前有专文论述的，不过90多家，建国后则达300余家。其中尤以近10年增长迅速，净增150多家。
领域的扩大，还表现在新问题的探讨上。在创始阶段，人们由于时代、观念和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局限，往往只把视线投射在有限的一些问题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改进，自然会产生新的研究课题。如对中国历代美学研究对象，人们对它就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特点，众多的美学范畴等，就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列入研究对象的。近年来，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才逐渐得到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探讨。这方面已有牟世金的《文学艺术民族特色试探》和赵盛德的《古文论的民族特色》两书出版。从1980年到1986年，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至少在50篇以上。1983年和1985年召开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古代文学理论会议，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关于各种美学范畴，如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情与理、情与境、幻与真、虚与实以及意象、意境、风骨、文气、神韵、韵味、象兴、兴寄等，都已有人研究。中国历代美学范畴的历史发展及其模糊性等，也得到一些人的关注。还有人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的灵感论、形象思维论、典型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薄弱环节的加强，首先表现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古代以诗文为正宗，故向来以诗文理论为研究重点。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基本上是诗文理论批评史，被视为“小道”的小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小说理论的命运，自不待言。当时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很少讲到小说理论，至于研究文章，也不过30余篇。建国后情况逐渐改变，《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就收入了不少小说理论方面的资料；该书四卷本又有增补。1982年至1985年还出版了曾祖荫等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黄霖等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和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的《明清小说序跋选》等。小说评点资料汇辑除早已出版的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外，近年又出版了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陈昌恒整理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等。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都给小说理论以应有的地位。同时，还出版了专书，如叶朗著《中国小说美学》、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黄霖著《古小说论概观》、孙逊著《红楼梦脂评初探》、郭豫适著《红楼梦研究小史稿》、韩进廉著《红学史稿》等，就是我们见到的几种。从1949年到1986年，发表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论文500多篇，其中96%发表于1977年以后。至于研究对象之多，探讨问题的深广程度，用“空前”二字概括，不算夸张。
历代戏曲理论研究这个薄弱环节，也在加强。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只讲李渔等个别人的戏曲理论。至于戏曲理论研究专著，没有见到，仅见近20篇论文。从建国至1976年，仅出版过《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四种资料，发表了50多篇论文。近10年来，不仅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重视古代戏曲理论的评介，而且出版了赵景深的《曲论初探》、夏写时的《中国戏曲批评的产生和发展》、齐森华的《曲论探胜》、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和《王骥德〈曲律〉研究》、杜书瀛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等专著。10年来，发表论文约350篇，为建国至1976年发表的同类论文的7倍。
近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原来是最薄弱的。资料的编辑整理，建国前基本上是空白。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近代文论选》和《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80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为近代部分，字数占全书的31%。黄霖等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近代部分占全书的54%。1980年还出版了霍松林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在文学批评史著作里，近代部分是建国以后才逐渐加强的。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虽然有了“特别注重近代批评家”的自觉，但论及近代不多。1981年出版的黄海章著《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增订本）增补的近代部分，字数占全书的45%。周勋初著《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也用一编评介近代文学批评。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用五章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论。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部分占下册的41%。1985年还有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出版。就论列的对象来说，建国前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仅论及近代文论家7人，建国后的同类著作则增至81家。就论文而言，建国前仅有论及7家的文章17篇，建国后则有论及46家的文章500篇，其中近10年发表的论文为前27年的27倍。
三
文学观念是发展的，变化的。如今，人们又在用现代的观念审视文学，其中就包括历代美学和文论。
对白居易的诗论，建国后评论一直很高。特别是他的《与元九书》，被看作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⑤]。近年来不少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李泽厚、刘文刚、梁道理、裴斐等，都不赞成白居易把文艺仅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无视其本身的艺术规律的主张。当然，上述各家的观点不无差异，仍可讨论，但在主张文艺理论要特别重视艺术的内部规律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近年来，对曾被视为“纯艺术论”、“唯心论”、“反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也进行了重新评价。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认为，不是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而是司空图的《诗品》才反映了后期封建社会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美学观。周来祥认为，司空图的《诗品》是一部诗的风格论，是用诗写的诗论，称为诗的美学，亦非过誉。吴调公认为，司空图的有独到之处的诗论，对后来，特别是清代讲究诗歌风格、意境和含蓄的一派，影响相当深刻。此外，肖驰、钟子翱、罗宗强、黄保真、胡明等，也从各自的视角肯定了司空图的诗论。他们也指出了司空图诗歌理论的局限，但都更注重阐释其深刻内涵，肯定其价值。
一度由于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片面、肤浅和不确切的理解，因而只注重文艺的外部联系，往往忽略了“美的规律”，背离了“美学观点”。近年来补偏救弊，人们更重视艺术的内部规律，这是“美学观点”的回归。对白居易和司空图诗歌理论评价的改变，楬橥人们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化。如果说对白居易诗歌理论降低评价高度表现了对忽视艺术内部规律的理论的贬抑，那么提高对司空图诗歌理论的评价则表现了对探讨艺术内部规律的理论的褒扬。对此两家诗歌理论评价改变的意义不仅仅在此两家本身，更在于表现了文学观念趋向合理的变化。尽管在这种变化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待逐步探讨和解决，但从重视艺术的内部规律这一点看，是有利于美学、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发展的。
四
关于美学和文论的研究方法问题，60年代初进行过一次较为集中的讨论。近年来的讨论，是规模空前而且最热烈的一次。
研究方法的变革，应包括传统方法的发展和新方法的吸收。以往的讨论，主要着眼于传统方法的调整，解决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近年的讨论又增加了新内容，即新方法的采用。
在新方法的采用上，有一种意见认为，传统方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新方法。所谓新方法，即近年从西方引进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原理、模糊数学、结构分析、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符号学、语义学等的方法。这种意见全盘否定传统方法，又盲目崇拜外来的新方法，因而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另外也有墨守成规者，安于轻车熟路，排斥新方法，这种保守态度也为人们所讥弹。大多数人在方法论问题上还是通达的。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一定的方法只适应一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事物和人的认识也在发展和变化。传统方法有新方法不能代替的作用，不能简单废弃；传统方法也有自身的局限，要适应新情况而有所发展。新方法有长处也有短处，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拒之于门外。新方法或来自自然科学，或来自其他社会科学，或来自交叉学科，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如果不管对象囫囵吞枣地生搬硬套，结果凿枘不合，反而达不到目的。因此，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吸收对我们有用的新方法的长处，把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放式的方法论体系。特别在科学发展趋向综合化、一体化的今天，方法的多样化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单一的方法和封闭的思维模式必须突破。
有些人对新方法抱有极大热情，不仅竭力鼓吹，而且身体力行，运用新方法撰写文章，其中有些是运用较好的。当然，在运用新方法写的文章中，有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被人指责的“概念大换班”，就是问题之一。有的文章满篇陌生的名词术语，却没有解决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有的文章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给早已获得的研究成果换上新术语的外装，难怪有人说：“标新未必真立异。”缺乏新“胆”、新“识”，仅凭名词术语“更新”，肯定没有什么出路。也许这是初学步时幼稚的表现，只要不是哗众取宠，有意赶时髦，幼稚是可以变老成的。
五
数十年来，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成绩是突出的。毋庸讳言，也有不足之处，举其大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以往的研究，多为对一个个美学家、文论家及一些美学著作、范畴、概念、命题、论断的考释和分析。这种研究是必要的，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否则宏观研究会流于空疏。然而宏观研究也应受到重视，它是更高层次、更高理论水平上的综合概括。它以广阔的视野，从整体观念出发，在更广更深的文化背景上和历史联系中审视研究对象，从而能更深入地认识其内涵和诸多联系。忽视宏观研究，就会见树不见林，就会限制微观研究的深入。
第二，纯理论研究较多，联系创作和鉴赏实际不够。现在，把历代美学和文论研究当作钱钟书说的“自给自足的学问”的现象仍然存在。吴调公在《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有一个跃进》一文中指出：“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偏差是忽视扣合古代文学实际。”古代文论是当时人们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实际的概括和总结，是当时人们从创作和鉴赏实际中得到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理论形态，只有联系创作和鉴赏实际，才能理解得准和透。脱离实际根基的概念推衍，不仅往往隔靴搔痒，而且缺乏实际意义和活力。
第三，对少数名家研究较多，对众多非名家研究太少。钱钟书在《读〈拉奥孔〉》里说：“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就收入本书的665家看，研究最多的只是少数名家和名著。其中居首位的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约有研究专著23种，论文1240多篇。其次是金圣叹，有关他的美学和文论方面的论文就有近300篇。再次是王国维，研究他的美学和文论的文章约220篇。此外，研究著作较多的有孔子、《乐记》、《毛诗序》、王充、曹丕、陆机、钟嵘、杜甫、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司空图、苏轼、李清照、严羽、元好问、李贽、王骥德、李渔、王夫之、曹雪芹、袁枚等。到目前为止，不少非名家只在少数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里提及，有些还一直无人问津。我们并不主张对大小各家平均使用力量，也不认为名家和名牌文论著作均已研究到家，而是说不应该将非名家排除在研究对象范围之外。中国美学史、文论史是由名家和非名家共同谱写的，只不过贡献有别；同时，精辟而有借鉴意义的见解，也并非都出于名家。所以在重点研究名家的同时，也应给非名家以应有的地位。
第四，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也仅编过“选辑”；已经出版的，也不过40多种。《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尽管“选材偏于求详”，也毕竟是个选材很有限的选本。再如诗话，罗根泽在建国前即已积得四五百种，何况这还不是存留诗话的全部，而收入《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宋诗话辑佚》、《清诗话》和《清诗话续编》者，不过151种。小说论著很多，仅小说序跋，已搜集到的就有500余篇。从已出版的几种专书看，收录小说论著资料是很有限的。目前，收录历代小说论著最多的是《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全书百万字，收录汉代至近代2000年间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家、作家190余家。但此书仅录各家专论、序跋、笔记、回评、诗歌200余篇，其中序跋仅100余篇。《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古代戏曲论著48种，可称繁富，却未收戏曲评点、序跋及其他有关零散材料。至于近代戏曲论著，还未见收录齐全的专书。在中国文论史上，除专著外，还有许多有关言论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各种古籍里，有的真伪混杂，作者难辨，只有经过有条件的人搜集整理，才能为更多的研究者利用。
附记 本文为完成于1987年的《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研究资料索引》的前言。该书收入先秦至近代美学家、文论家665家，其中包括以著作列入者。各家名下著录原著、生平研究、美学或文论研究三方面的资料，而以第三方面为主。所著录资料，时间下限为1986年底。全书60余万字。由于缺乏经费，至今未能出版。今发表《前言》，以飨读者。国内外如有人资助，竭诚欢迎，并愿满足资助者提出的合理要求。
注释：
①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
② 舒芜《重印缘起》，《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
③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各册署名有变化，这里一律简称“复旦”。
④ 陈鸣树《中国美学史的先声——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
⑤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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