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效应论文,库兹涅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政策取向。收入差距已上升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普遍问题。构成收入差距的成因有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政策倾斜、中心-外围论、累积循环假说等。本文主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切入，考察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给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大规模、高增长与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的状态并存，与此同时，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甚至仍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这一经验事实也构成了本文构思的逻辑出发点。
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流动是缩小还是拉大了差距？其内在作用机制如何？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是否具有解释力？本文将以这一系列问题为主线进行理论推演与实证研究，以期得到有益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国外关于要素流动和地区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在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收入差距关系方面，索洛(Solow，1956)等人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指出偏好和技术相似的经济会收敛到相同的稳态，即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裕的经济体增长更快。事实上，在亚当·斯密的巨作《国富论》中也存在同样的收敛思想，即一国国民财富增长更快的并非最发达国家而是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库兹涅茨(Kuznets，1989)，他认为，劳动力在产业结构布局中不断呈现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近乎为0的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部门，必将缩小二者的生产率差距，最终缩小城乡与地区差距。不过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作用并不相同，如阿萨夫·瑞森与茨瓦云(Assaf Razin and Chi-Wa Yuen，1997)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要素流动对一国内部地区经济收敛性的作用具有明显差异，对于资本要素流动而言或许会带来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劳动力转移则会导致地区间收入的逐步收敛。
新古典增长模型除了上述绝对收敛之外，其关键之处在于对条件收敛的预测。一个经济系统初始时越低于它自身的稳态点，增长将越迅速。然而，也有众多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导致经济收敛的结论提出质疑，如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从市场的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关系的论证方面对其持有异议(邓翔，2003)。此外，巴罗(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收敛性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泰勒(Taylor，1995)认为趋同问题重点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流动的特点和方式，并与流动期间所发生的运输成本、信息搜集成本、受教育成本以及各种心理成本等方面具有重要联系，同时要素资源稀缺也构成经济最终是否趋同的重要约束条件，从纵向上还将呈现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显著特点。另外，对于经济增长模型有关一国劳动力固定并且不受国际条件的影响这一假定，Agiomirgianakis和Zervoyianni(2001)通过近年来对大量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事实的观察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增长、国际劳动力流动和非预期的非货币震荡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近年来，有关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Seeborg等(2000)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巨大的新乡城迁移和流动人口极大地丰富和转变了城市劳动力，单靠新古典模型不足以解释众多潜在的乡村劳动力流动，而应从分割市场的社会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获得对新古典模型的有力补充，最终探讨了中国新乡城间流动人口的重要动因和政策内涵。另外，约翰森从20世纪80年代将研究转向中国农业，他注意到中国潜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政府严重限制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并警告称区域收入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并将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约翰森一直坚持批评中国限制劳动力迁移政策并倡导对劳动力流动的放松(Johnson，2003)。①起初其观点为很多学者所反对，后来逐渐被接受并被政府政策所采纳。
(二)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和收入差距关系方面看，樊纲(1995)认为，熨平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应该充分发挥区域间的潜在优势和比较优势，使其转化为现实优势，并通过均等化区域间人均收入来落实，而不能单纯依靠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李实和赵人伟(1999)通过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分解表明，长期以来地区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构成了我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内容。他们对现有研究所持有的单纯依赖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来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指出培育劳动力要素市场，改变长期以来扭曲的要素市场格局，促进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才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Zhang和Song(Kevin Honglin Zhang，Shunfeng Song，200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内在驱动力在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与收入差距。因此，他们认为，缩小地区间差距将减少内陆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马颖和朱红艳(2007)也有较为类似的结论，他们对国内外现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因研究中所提及的实际收入、预期收入及其他诱因并不认同，而倾向认为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联系，构成其最核心的影响变量。罗淳(2008)认为，从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扩大的动态趋势来看，农业部门在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受益相对较少，换言之，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的迅猛发展是以农业部门和欠发达地区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
此外，从现有文献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迁移会缩小收入差距。如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尽管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缩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然而我国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政策扭曲式的流动，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削平还具有较大空间；林毅夫等(2004)认为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内在路径，然而，中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和当前的体制障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外在约束下的劳动力流动无法从根本上使得地区差距扩大的态势得以抑制。王小鲁和樊纲(2004)也持劳动力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这一论点。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孙自铎(2004)对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说的立论前提进行了批驳，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间的差距。此外，樊士德和姜德波(2011)在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内在关系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三)简要述评
从国外的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经典理论模型为中国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范式与视野；另一方面，国外众多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中国，研究发展中的中国劳动力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丰富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视角，为国内学者研究劳动力问题提供了可供参照与比较的体系。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随着劳动力流动成为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并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如蔡昉和白南生(2006)、陆铭和田士超(2008)、王诚(2005)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微观调研，从实证与理论方面进行了颇有意义的追踪性研究，较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面貌，并构建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点。
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有待进一步修正和拓展：第一，国外经典理论模型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状况。如因为中国劳动力流动由于户籍制度等综合因素呈现出“候鸟式迁移”的特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很难直接运用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分析；此外，刘易斯模型忽略了传统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特征与刘易斯模型不吻合。第二，国外学者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现实把握不够，难免有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倾向，显得不够透彻，因而提出的很多政策思考有待推敲，这也需要引起国内理论界和政策层的关注。第三，国内很多研究在借鉴国外研究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过程中，存在直接借鉴的倾向，而与国内现实问题的对接方面并不深入，忽视了国外研究在国内应用的前提与适用性。第四，国内现有研究往往偏向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进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而对劳动力流动给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研究并不深入。
二、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理论推导
现有文献对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均没有考察流动后的劳动力与地区技术水平相结合后发生作用机制的前后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十分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尤其是后者着重围绕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源泉展开研究。由此，笔者将结合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广义上的制度环境以及企业组织等外部因素变化、内在技术与技能变化差异，综合分析其对地区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影响。②。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由报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迁移向报酬较高的发达地区，从而改变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人口分布，使得发达地区人均收入降低，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最终二者差距缩小。但是，现实中的中国劳动力流动究竟是否符合这一理论呢？
这里假设发达地区为甲，欠发达地区为乙，并假设两地区的总收入分别为：
将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纳入发达地区进行计算，基于以下原因：这部分劳动力可能获得了发达地区的准入证，也就是由于该部分劳动力在技能、素质、原有资本积累等方面都达到了众多发达地区长期以来针对外来人员所设置的限制性条件，例如获取户籍、享受当地一些福利等条件(这里事实上考察了外流劳动力的异质性，严格意义上讲是部分较高层次的外流劳动力纳入发达地区)，因此该部分劳动力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均理应纳入发达地区的统计与计算，这里同样也未考虑流入劳动力可能将所获取的收入转向欠发达地区，这也与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及的“迁移”概念相吻合，该部分劳动力已经摆脱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其社会网络关系已经迁移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
进一步得到：
(17)式表明，中国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候鸟式和钟摆式的流动不仅没有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二者的收入差距。具体的影响因素与变化趋势为：
首先，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入发达地区后，由于发达地区宽松的政策环境、灵活的企业组织形式、先进的技术水平等方面的优势条件，其所爆发出的产出效率会更高，体现在(16)式中的λ越高，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大。
其次，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出后，如果流出的劳动力技能、素质越高，对于本身人力资本就凸现稀缺的欠发达地区而言相应的损失越大，体现在(16)式中的χ值越小，对欠发达地区的产出负效应越大，由此拉大二者的地区收入差距；现实情况是，很多欠发达地区出现“空洞化”趋势，有些欠发达地区本身劳动力并不“剩余”，因此，从这一视角考察，无论是高技能还是一般技能的劳动力，甚至是较低技能劳动力流出都对地区差距的拉大具有一定的影响。
再次，从(16)式可以清楚发现，α值越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越被拉大。从经济内涵看，也就是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后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比例越低，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越严重；如果再将外流劳动力的医疗、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与保障缺失纳入考察，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将更高。
三、中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这里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③，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用
表示，由于这里采用比值，故无需采用折算指数消除价格影响。根据笔者收集的数据，考察期间为1985-2007年。
根据经济理论中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乡转移性收入之比、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劳动力流动规模、城市化率等作为解释变量。
一般经济理论表明，财政具有重要的再分配职能，即有可能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而这里所采用的指标，由于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体现在地方财政的支出上，故预期该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将越大。
第四，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同样具有一定的作用。这里采用我国各年的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度量城市化程度，并用
表示。结合经济理论，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既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面，同样也会有造成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故最终的符号预期并不确定。
第五，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向了发达地区或者说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且真正迁入城市，即实现户籍身份和永久居住地等方面的转变，这样将可以通过城市化率指标得以反映。而我国长期以来这种候鸟式和钟摆式的劳动力流动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反映，而这种流动如前文所述，显然不仅对流动者本身具有重要影响，还对城市居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从中观层面也同样对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故重点采用反映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来分析其对收入差距的效应，用
表示。有关中国宏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国家权威部门、机构(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农业部等)和一些学者(杨云彦，2003、2004等；胡枫，2006；杨聪敏，2009)都曾进行过调研和估计。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并不相同，其结果也差异较大。这里结合研究目的，采用杨聪敏(2009)对农民工总数和规模的估计，作为该指标的计算依据，即用农民工总数扣除本地乡镇企业职工数，得到外出农民工数量，然后除以就业人口指标得到劳动力流动比率，1986年数据缺乏，根据1985年和1987年求均值推算得到。
(二)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的指标选取，建立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实证模型如下式：
这里所估计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9.065在统计上是合理的。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笔者利用Hausman两步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将劳动力流动对原回归方程(18)中的其他外生变量、本身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等回归所得到的残差代入(18)式进行二次回归，相应的t值约为0.320，在统计上未通过检验，故认为内生性并不显著。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收入差距或正相关，可见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反而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散点图1较为直观地显示了这一点。
图1 1985-2007年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动态变化
这与前文的理论推导也较为一致，在微观调研中也能得到验证：众多劳动力外流者普遍觉得尽管工资相比以往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偏低，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及成本等都并不配比，而且未享受基本的福利，这也彰显出仅仅依靠较低的打工收入来改变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或降低收入差距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还需要其他路径。这里的人均产出回归系数为负，表现出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将随之进一步缩小，此处的系数绝对值较小可以看出缩小的幅度较缓慢；再者，城乡转移性收入比的回归系数为正，与预期较为一致，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随着城乡转移性收入比越高，即城市相比农村获取更高的转移性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将变得更大，这里从系数值来看，并不是很高，仅为0.034，这与转移性收入并非城乡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相关；此外，与城乡转移性收入相比，地方财政支出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既具有相同点又具有不同点，共同之处体现在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越高，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这与前面所提及的城市倾向、偏向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倾向相关，而这些倾向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财政支出的具体使用上，不同之处在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大，具体体现为回归系数较高，达到5.288。鉴于除劳动力流动变量以外的一系列变量并非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这里不做过多阐述。
针对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趋势做进一步的分析，即验证传统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是否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成立。将劳动力流动比率的平方项纳入多元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为：
括号中为t值，
=0.936，调整后的=0.918，F=49.969，利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判断这一模型拟合得较好，并判断无自相关和异方差，而且人均GDP、城乡转移性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比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未加入劳动力流动比率(RPM)的平方项实证结果的符号一致，而且从相应的t值判断，常数项和人均GDP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显著，其余三个变量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呈现显著。进一步观察劳动力流动比率的二次项系数，发现尽管符号为负，也就是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动趋势似乎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特征，但是通过二次项回归系数的t值(即t=-1.645)判断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长期以来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呈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特征变动趋势。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内涵
首先，通过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尽管有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一面，但是综合众多因素也同样存在扩大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而且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成呈相关关系，从上述的散点图来看更为直观，这进一步说明单纯依靠劳动力流动获取相对较低的工资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其次，根据经典的收入分配库兹涅茨倒U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长期变动特征为“先拉大、后缩小”，而这里将劳动力流动比率的二次项纳入模型进行实证，显示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目前还并不显著。再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有不断缩小的内在机制。第四，尽管城乡转移性收入在各自的收入构成中并不占主要部分，但是政府在转移支付方面对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从地方财政支出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沿海地区、城市等较明显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这同样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值得说明的是，从上述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倒拉大收入差距，与很多学者以及西方传统理论相反，形成典型的悖论。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国际经验的众多条件和情况并不吻合，如我国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扭曲式的流动，而非真正的市场化自由流动，进而没有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二，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与根深蒂固的排斥倾向，造成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优质劳动力被发达地区和城镇“筛选”后吸收，而大部分则呈现候鸟式和钟摆式流动。与此同时，其他要素如资本和技术等也随之外流，无形之中人为地更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条件的显著差距，进而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三，中国长期以来宏观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发达地区指向，城乡与地区间的分配格局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更为变得不平等。大部分候鸟式的外流劳动力只获取微薄的工资性收入，福利并未得到改善，即使假定收入有一定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或临时性，而非弗里德曼所提的永久性收入，由此，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而呈现拉大态势；其四，欠发达地区一味输出劳动力的发展思路，而不从自身的内涵式发展寻求跟进、超越和突破，很难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而上述提及的优质劳动力外流又恰恰弱化了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家庭其他的收入渠道和创收能力，最终使差距趋于拉大。
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折射出一定的政策内涵，即单纯地依靠劳动力流动，并未带来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差距，进而为了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还需另辟蹊径，尤其是改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子与政策变量，也就是要从诸多层面做文章，多管齐下：如形成以就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尤其偏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纠正以往的错位与缺失；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和刺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效率；发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同效应；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尤其注重改善外流劳动力的基本保障与福利状况、大力推进城乡社会福利的统筹考量与公共福利均等化等方面。
注释：
①参见Johnson,D.Gale.2003."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China Economic Review,13(4):22-31.
②这里的分析思路对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同样适用，或者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一种地区间收入差距。
③这里的城乡收入差距事实上也可以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在前文的理论推导过程中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适用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