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21世纪超国界公民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界论文,公民论文,宗教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去年关于共同价值观与公民社会的研究工作引发了大家的兴趣，我们决定在1996年波士顿研究中心的春季演讲和讨论系列中应将这些领域的研究推进一步，探求宗教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过程中会起什么作用。事实上，宗教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卷入了许多社会和政治变迁，而这些变迁将与我们一起进入21世纪，我们既需要理解这一现状，也需要探索宗教在未来将会起到怎样有益的社会作用。
这一新的对话系列肇始于2月份波士顿研究中心的一次充满生机的午餐聚会。这一初次交流的目的在于概括近期宗教与宗教思想在全世界自我表现的无数种复杂方式。该中心执行主任斯特劳斯（V.Straus）建议，此次讨论可开辟一条道路，以便更好地理解宗教如何为“不同的讨论、不同的公开演讲”提供一种衡量的标准，由此确立一个真正超国界、超文化的公民社会的共同基础。这一引导性的讨论始于卡萨诺瓦（J.Casanova）的《现代世界中的公共宗教》，该书概括了世俗社会成长的历史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宗教私人化过程，以此强调宗教非但没有象人们所广泛期望的那样消失，反而发挥着惊人的全新的社会作用，它在世界各地都具备潜力，可在未来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此次对话中产生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一观点证明对于整个系列特别重要——如同社会学家贝格尔（P.Berger）所言，在探究宗教对于公共领域所作的选择时，人们还必须追问，这些选择是否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具有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作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把这些作用同社会的世俗化联系起来。这次讨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区分真正的宗教运动和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对宗教的社会利用的必要性。在20世纪，宗教布道在全世界特别是殖民地与后殖民地时期之后社会形成不同政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此利用宗教的根源是在其他方面，例如与种族认同和经济无保障有关。
能够将这些对于宗教的利用同真正的宗教运动尚未释放的变革力量区分开来吗？是否可在如下事实中找到其中的差别：两者虽然都造成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分歧，但后者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灵魂问题出发追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当然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必须开始寻求共同价值观，可能也正是在这里，世俗的和宗教的理解能够富有成果地会面。
第一次讨论的与会者看来都同意，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填补了由于政治和社会传统未能成功地迎接当代生活的挑战所形成的空隙，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非个人化的、立场鲜明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在构造一个丰富个人生活、为跨文化对话奠基的公众领域中可以大有作为。这将标志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能够导致有关我们同人类、自然与精神世界之关系的一种共同语汇的产生，导致一种能够超越当前政治与社会限度的公民社会。
在对宗教和公民社会之间潜在的富有成果的相互作用进行广泛的考察之后，春季演讲系列本身则开始仔细审查“群众性全球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宗教思想和实践对这种发展可能产生的特殊影响。这项研究的必然结果乃是探究特殊的宗教的、精神的概念对现代世俗政治的各种问题、对民主和人类平等这些概念可能回应的方式。
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儒家人道主义
3月11日，杜维明（Tu Weiming）教授首开波士顿春季演讲系列，他提出讨论的题目是“文化中国和‘第三代’儒家人道主义”。杜教授是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和哈佛宗教研究委员会成员，他介绍了他演讲的主题，提出最近的、或曰“第三代”的儒家人道主义包含着与西方启蒙思想传统发生积极的相互作用的实际可能。
为详细阐述这一提法，杜首先回到启蒙主义的精神上，他认为这种精神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最具变革能力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杜教授提出，作为我们现代意识一部分的、为当今全世界所崇尚的许多价值观，都起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自由、平等、人权、个人尊严、尊重隐私、为了民众并来自民众的政府以及适当的法律程序。
但是，在启蒙运动信仰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阴影，即“贪得无厌地进行探索、求知并进行征服、驾御的内驱力”，“宽容不平等的意愿和对放肆的自我主义的任意认可。”尽管如此，杜教授说，在我们探索未来的自我界定时，要拒绝启蒙运动的遗产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需要探索能够帮助我们扩展启蒙运动工程并创造性地改造它，以便在整个人类社会充分实现其可能性的精神源泉。
杜教授接着试图解释，随着中国人的迁徙——与作为地理实体的中国不同的“文化中国”——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代”儒学如何能够对这一工程有所贡献。儒学的假说表明了在强调相互关系的人类关系网络中组织社会的另一种不同模式，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世界大同等的儒家基本思想是建立在“人化自然”的观念之上，这一观念能促使“自我与社会的交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天人合一”。
在杜教授看来，正象启蒙运动的思想一样，儒家也有其阴暗的一面，特别是其权力主义、专制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所以他在演讲结束时提出，正如儒学能够为重新思考启蒙运动的工程提供一些非常丰富的资料，启蒙运动的一般化精神也能帮助儒家克服某些结构上的局限。
宗教、伦理和全球公民社会
本年度宗教与21世纪超国界公民社会的第二场演讲于3月20日在波士顿研究中心举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贝瑟隆（J.Berthrong）在其晚间演讲的开篇即提请人们注意该系列的一个基本假设之一是，“当我们追问在未来如何生活这个价值观问题时，是没有纯粹的基督教的、印度教的答案的，也没有纯粹的佛教的答案。但是，宗教需要围绕这些争端进行公开的对话，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了。”
接着，发展政策分析家、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亨德森（H.Henderson）在她的演讲中，就全世界出现的全球性公民社会及其对未来的重要影响，做了生动而广泛的讨论。亨德森先是描述了她的童年和早期学术生涯，接着阐释她已经逐渐认识到“贫富差距和饥饿不是必然的，而暴力往往是一种后天的行为。我们人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种族，有能力了解和完善我们的社会系统。”她提出，目前这一切实际上通过公民社会运动已在发生，但这一过程受到诸如以竞争、自私行为为前提的“课本”经济理论之类东西的阻碍。当今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和使诸如乡村小型银行之类的事物成为可能的利他主义，与那类理论所想象的全球化是根本对立的。基础公民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之在创造亨德森所称的能将人与人、人与维系人类的自然相互联合起来的“地球伦理”时采取更加负责的态度。
安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社会学教授德米拉斯（J.Demerath）回应了亨德森的演讲，赞同她号召“壮大”公民社会运动，但是，他提醒听众，并非所有类似的运动都是有益的。他进而提出，在发展公民全球主义过程中，宗教是“最大无比的文化力量唯一最大的源泉”，这种力量必须加以开发，为各种宗教传统所共享。德米拉斯提出，这一过程也必须包括公民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尽管在狭义上不是宗教，但却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当晚结束答听众问时，亨德森补充道：“我们应当学会相互品尝各自的文化、各自的宗教，如同品尝各自的美食一样。”
民主与宗教的作用
“公共宗教：祸根还是福乐？”乃是在波士顿研究中心举行的第三场系列演讲和公开对话的主题。4月10日，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神学教授席曼（R.Thiemann）探讨了公共宗教对当今美洲民主造成的困境，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学家和研究员威尔逊（B.Wilson）讨论了在不列颠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极其不同的情形。
席曼院长首先论及当前造成美国现状的痛苦现实，他提请听众注意“无所不在的暴力文化。”与此同时，在乡村和城市都存在贫困这一深层危机。席曼提出，宗教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对公民社会做出这一积极贡献之前，需要澄清它的公共身份。他指出，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条款并非意味着在宗教和国家之间设置一道壁垒，他对这些条款的分析表明，它们的实际意图是要保证宗教表达的自由，保护少数人的宗教实践。因此，在美国范围内，前来进行民主对话的人们是有携带其宗教信仰的自由的，“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应是尊重民主的三大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宽容或相互尊重。”在此，信仰团体能够充当“民主公民的德育学校”，但是，为了做到这点，它们将不得不放弃对信仰私人化的承诺，拒绝绝对性的神话，成为友邻，适应社团的需要。
相反地，威尔逊描述了为欧洲和其他国家传统上所认可的宗教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密切联系。崇拜长期以来被视作与国家或特殊社团合作的行为，宗教在教育和其他领域充当国家的助手。但是，他说，持续的社会世俗化过程使宗教边缘化了。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宗教的入世让位于宗教的淡化和宗教信仰的私人化。有趣的是，与此同时，这一私人化的过程导致一些教会和自称教徒的松散的团体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它们不是充当国家的臂膀，而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不仅挑战个人的道德行为，而且挑战公共政策和实践的道德性。”这些发展的结局是有组织的公共宗教极其赖以维系的自成一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进一步解体，使有组织的宗教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有待探讨。
马丁·路德·金和对未来的认识
4月26日，丹佛的伊利夫神学院专门研究宗教与社会变迁问题的教授、《马丁·路德·金：不合明宜的英雄》的作者哈定（V.Harding）在第四场演讲和讨论中请满座的听众同他一起追溯一个也会成为未来之开端的过去。哈定教授说，他想再访金的生平中的某些片断，以便看一看金是如何预见本国在21世纪的可能状况的。他使听众们想起，在1965年，经过10年的斗争后，金回到蒙哥马利，他原本可以躺在桂冠上休息，但是他没有，他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城市、贫苦百姓的被剥削和学校问题：“我选择与那些被机遇之光遗漏的人们一起生活，并且为他们而生活。”哈定补充道，金与贫民打成一片、信奉非暴力，并不局限在本国。金坚持反对越战，哪怕受到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较为严密的调查。哈定教授的结论是，“如果你追随金到那样的境界，就不会有背叛，不会有逃避……我们的人民必须拯救我们的国家，一次次地改造美国。”
伊斯兰教与21世纪的公民社会
春季演讲系列的第五次聚会致力于更多地了解伊斯兰教参与未来超国界公民社的发展的方式。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和中东研究教授亚尔曼（N.Yalman）一开始就提出，“伊斯兰教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其关键问题是‘世俗化’，或曰国家事务与宗教活动和私人崇拜的分离”。他提出，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伊斯兰教的政治哲学，平等和正义的概念或预言、传统和理性的概念对于考察未来而言是最有趣的。然而，这些概念如何转变成实践，伊斯兰教社会如何处理一度存在的不平等，正是关键所在。亚尔曼列举现代土耳其的例子，他指出，近年来这个国家经历的秩序和进步与那里的政治程序的世俗化本质有直接联系。最好是由一个有效的代议制和世俗政治结构的结合体来服务社会，在这个结构中，不数派得到保护，思想和表达不受国家的统治。他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必须变得世俗化。恰恰相反，精神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不过要通过私人的行为。”个人仍然是自由的，当国家变得过分集权或干涉宗教信仰时，甚至有义务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和抵制。
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教授本哈比（S.Benhabib）强调，要拒绝将伊斯兰教简单地等同于原教旨主义，它还有其他传统。
现代世界的人间佛教
波士顿研究中心的最后一场演讲于5月10日举行，演讲者是最近出版的《人间佛教：亚洲的佛教解放运动》一书的两位主编金（S.King）和昆恩（C.Queen）。
詹姆士·麦迪逊大学的哲学与宗教系主任金教授就佛教投入日常生活的范围作了概述，并为这一事实而叹息：竟有那么多的西方人仍把佛教和出世默想联系在一起。诸如佛教徒是否应参政的问题依然有人提出，但是说“不”的人在当今佛教世界已是少数。她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是，“政治本身不是坏事，只不过是你如何运用的问题。”
哈佛成人教育学院宗教学者昆恩把佛教入世的讨论扩展到西方的佛教活动家的工作。许多人把佛教智慧当做精神力量的源泉，为穷人、病人和被剥夺者工作。在列举了一些个人和团体的名字后，昆恩接着说，由于过去30年公民投身社会的现象日趋减少，因此，注意到佛教徒受其信仰的鼓舞，不仅善待他们共同体内的，而且善待全世界的受苦人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普尔丢的宗教研究计划主任、比较哲学教授米切尔（D.Mitchell）就这些演讲中的见解发表了看法，重申佛教早期的投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历史，并提醒听众佛教世界也有原教旨主义和教派组织。然而显然是少数。
（晏可佳译 鹰子校译）
（摘自美国《波士顿21世纪研究中心通讯》1996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