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墓葬论文,东晋论文,墓志论文,故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 K205 文献标识码 A
一 导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15年里，在南京市区及近郊，大量东晋时期的墓葬得到发掘。清理出来的不仅有常见单个的墓葬，而且还有集中埋葬的家族墓群，后者呈单行或双行有序排列，通常坐落在山坡上。
这些士族大多见于史书。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攻下洛阳，西晋随后灭亡，北方从此沦为异族统治，这些原籍北方的士族便纷纷南徙避难。317年，司马睿于建康（即今日南京）建立东晋，此后，正是这些士族的成员被授高官显职。琅耶（今山东临沂北）人丞相王导（276～339年）即当时名流之一，声热显赫。而王导家的一支旁系便葬在南京象山（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320～385年）位至宰相，知名当世，他的家族墓葬在司家山（注：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此外在老虎山发掘了祖籍同为琅耶的颜氏家族墓葬（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在吕家山清理了来自广平（今河北省）的李氏家族墓（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通过所发现的墓志，可确考这些墓与上述士族的归属关系。墓志通常记述死者的家世，本人及父辈、有时包括祖辈的职官，他的年寿和故世日期，他的葬地以及其后嗣与他们的配偶。在所发现的墓志中，有一方为东晋初年（324年）去世的谢
墓志。谢系后来宰相谢安的伯父，他的墓志除了包含通常的内容之外，还透露了其它的信息。现录如下：
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罡，……旧墓在荧阳（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戚家山东晋谢墓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荧阳在今河南省郑州西面。）。
按这方墓志的说法，谢墓并未当作墓主人最后的安息之地，而是视作假葬，也就是说，仅作临时葬地（注：罗宗真：《从考古资料看六朝谢氏家族的兴衰》，《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倘若想到东晋初年流民的处境，但不难理解此话的特殊意味。异族占领北方后，许多人被迫匆忙地离开北方故里，流散到他们陌生的江南一隅。人们并不满足过着流徙生涯，相反，他们都怀着不久恢复中原的心愿（注：克伦威尔(William G.Cromvell)：《北方流民和人口普查登记的问题》，迪恩(Albert E.Dien)编：《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及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香港1990年，第175～176页。）。届时回归故土，亦可把在南方死去的家族成员带上，让他们归葬旧茔，得到最终的安息（注：将在南方故去亲人的遗体迁葬故乡的义务，乃是出自为先人送终的传统。颜之推便试图将他临时安葬在江陵的双亲，迁回建康的旧茔。见《颜氏家训·终制》“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
如果说，南徙移民谢的墓并非作为永久之坟茔，而只是为短时过渡而建，这一点已在其墓志中得到清楚的表明，那么需要澄清的是其他墓的情况，即东晋时期由北方移民在南方所建的那些墓葬，是否有另外的墓志、墓葬形制和随葬物能够揭示墓葬属于临时的还是最终的性质（注：可惜谢墓在这些方面几乎不能给我们提示，因为它遭到了严重破坏，盗墓者仅留下一个青瓷碗。）。最后，东晋时期移民对墓葬的态度发生的变化，是否有一发展的脉络可循。迄今为止所清理的南渡移民的墓葬，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因为这些墓葬的时间跨度大，早的建于东晋初年，晚的止于刘宋伊始。
二 企望回归——王兴之和王丹虎
1965年迄今，在南京北郊象山发掘了咸和八年（333年）去世的王彬家族3代的10座墓葬（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2000年进行发掘的墓葬M11的报告尚未发表。）。从其子女的墓志来看，王彬亦葬在象山（但其墓未保存下来），他是丞相王导的堂兄弟，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辈。他本人在东晋任侍中，即皇帝的顾问。其兄王廙在朝廷威望甚高（注：《晋书·王廙传》。），永昌元年（322年）故世后，很可能便葬在M7中。在这十座墓葬中，M1和M3这两座墓尤其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属于最早的、可明确断代的移民家族墓。同时它们未被盗掘，保存状态良好，这样便可确认随葬物的种类，及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两座墓葬中均置墓志，但志文没有交代安葬的方式。
咸康七年（341年）安葬在M1里的是王彬之子王兴之，其墓室甚小，只有3.7×1.75米的空间，系砖结构，有券顶和短甬道。7年后，其妻在同墓合葬。放在男棺头部的有一把青瓷壶，3个青瓷碗和1个青瓷香熏，而放在女棺头部的只有一把青瓷壶。墙上置灯盏和石刻墓志。王兴之的棺内放着个人的随葬物，包括几件容器、用具、铜镜、铜弩机和一只金环，与他随葬的还有罕见的器物，如一个鹦鹉螺杯和一个铅人。为防潮，女棺底部洒有石灰，相比之下，这里除了弩机、铁镜和石板之外，仅存一根金簪。王兴之的姐姐王丹虎于升平三年（359年）卒，他的墓即M3的情景亦类似。她也葬在一座券顶只有1.34米高的小砖室墓中，面积为4.25×1.15米，墓门前有一道排水沟。棺室壁龛中有两个青瓷灯盏，除了砖质墓志之外，棺头那仅有一把青瓷壶。墓室布置得极其简陋，这与棺内墓主人的大量陪葬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棺下也铺有一层石灰，起防潮作用。这里除了一些容器、铁镜和铜弩机之外，还有日常用器皿，数量可观的首饰以及大批穿孔贝壳。而最引人瞩目的发现，则是那200余粒丹丸，有人认为那是“摄生”的仙丹（注：雷德侯(LotharLedderose)：《六朝书法中的某些道教成份》(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载《通报》(T'oung Pao),LXX(1984)，第249页。）。
以上两墓均为券顶单室砖墓，棺室极小，又窄又矮，在里面几乎无法行走。除灯盏外，在入口处棺头部位摆放的容器寥寥无几，这些器物形制单一，毫无装饰。相反，棺内却置有不少、部分甚至十分珍贵的随葬品。这一特征表现出这些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上的节制令人惊异，这里安葬的可是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成员，而且有的家人作为政治精英与皇室过往甚密。从这一点来看，再考虑到王丹虎的丰厚的随葬首饰，墓葬建得过小，容器过少，不可能是出于经济因素。
探索墓葬简朴之因，先得弄清是否有这种可能，即这种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规模，反映了移民从北方老家带来的丧葬传统。从墓中置墓志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东晋之前，这种习俗尚不见于江南。至于墓葬的其它随葬品，移民在江南所建之墓与其先人在北方所建之墓的区别颇大：与M1和M3正相反，西晋时期北方的墓葬不仅有大量容器、而且还有第二类即模型器随葬，包括家用器具、仓、井、家畜模型、陶俑、陶马及牛羊。这一类模型器在王氏家族墓M1和M3中未见。除此之外，北方墓葬的规模决不小，某些甚至建成双室墓（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文物》1996年第8期。）。
东晋建立之前，地方豪族在南京地区所建的墓葬无不奢华，但即使在这一背景下，也无法理解王氏家族墓的这种处理（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因为人们会期待，新来者为了与世代居住此地的人竞争，同样要建豪华的墓葬，以便炫耀自己的家族。这些土著士族的墓葬为双室墓，有高大的穹窿顶，里面置祭台，上面摆着数量可观而造型各异的青瓷容器。与仅晚几年的王氏家族墓中使用的没有纹饰、形制简单的青瓷器正好相反，这些青瓷器有饰模印纹和兽头图案作装饰。除此之外，还有狮子形的插器、虎形的虎子及特制的单件器物，如造型优美的兽形尊（注：宜兴县周氏家族墓地M4出土的神兽尊，江宁县秣陵公社出土的熊尊，南京博物院：《江苏六朝青瓷》，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38,40。）。西晋时，无论江南抑或江北的墓葬中，首先少不了第二组随葬品，即各种模型器，它们属于大墓的常规随葬器物。
由于王氏把家族墓建得简陋窄小，未追随北方传统，也谈不上欲同江南大户的墓葬见高低，这一点只能有一种适宜的解释：即同谢墓一致，王兴之和王丹虎这两座墓也只是临时葬地。在这种背景下，可对这些特征作如下阐释。建这些临时墓葬，绝非是为死者提供一个长久的居室，它们只是要在迁葬那天之前，起到尽量安全存放棺木和防止其腐烂的作用。建券顶墓，里面恰可容纳棺木和几件祭祀用的容器，乃是一种简易可行的解决方法，而结构又不失牢固。王丹虎墓的棺室修得如此矮小，人只能弯腰在里面站着。为了防止水的渗入，墓中设有一条排水沟，同时棺底施石灰。也许只是基于江南土壤的特性，人们才选择了砖券顶，更简便和更省时的土洞墓葬恐会坍塌（注：在江苏六朝时期的所有墓葬中，没有一座采用土洞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北方却能发现这种土洞墓。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6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常见的墓室装饰亦予放弃。墓中没有模型器和陶俑，就是说墓无陈设，非死者之新居。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冀在不久之未来，于北方家园修筑最终的归宿，届时再显示那种排场。同样，临时墓葬中的容器也减到不能再减，安葬当日，灯盏照明墓室，靠一把壶、一只碗和一个香熏盛着供品，作第一次祭祀。王丹虎墓入口处仅有一把壶，说明所需器物可以少到何种程度。这一礼仪只用无装饰的简单器物，也许是因为这些器物价廉易得的缘故。西晋时，兽形尊或其它特别的器形见于江南墓葬，现无人再为此订做。江南人这种对装饰复杂的青瓷器的偏爱，似乎并不为江北人所重。与几乎空空如也的棺室相反，棺内互者的随葬品却十分丰富，这一现象亦颇能说明问题。迁葬时开棺的可能性极小，连棺带人一并运回北方显得更合情合理。因此，死者入殓时已装饰完备，如同最终的安葬，他们佩戴首饰，其它特别珍贵的个人财富、可能还有唁劳之赠以及对死者必不可少的器物，均摆放在身旁或棺首。王兴之和王丹虎，或安葬他们的亲人，怀有不久光复中原之热望。一旦能安全地返回北方，人们便会打开墓葬，将他们同棺木迁回故乡。他们将最终安葬在故里，正如西晋时他们的先人在北方安葬的那样，建大墓室，里面放置模型器、陶俑以及大量供盛大祭祀礼仪之用的器物。
1958年清理的4座颜氏家族墓是临时的还是最终的，其特征就不那么明显（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颜含是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的心腹，他的两个儿子、一位儿媳和一个孙子葬在老虎山，同样在南京北郊（注：《晋书·孝友传·颜含传》。）。
颜氏家族墓建得虽比王氏家族墓要高大些，随葬品乍看上去亦更多。但这此主要是容器，可能是针对临时墓葬中第一次规模大一点的祭祀，因为这里又缺少本来用来充实墓葬的模型器（注：发表的发掘报告太简要，而且没有说明，哪些器物放在墓室，哪些又在棺中随葬，因此很难让人把握墓葬的特征。）。就是唯一发现的刘氏的墓志，也没有提供其他的线索。
三 接受现状：王廙、李繤、王闽之和王建之
王兴之墓M1和其妹王丹虎墓M3的状况表明，它们均系临时墓葬，而象山另一个墓葬的面貌却全然不同。M7的墓主人有可能是王彬兄王廙，他卒于永昌元年（322年），但墓中没有发现墓志。此墓亦未遭盗掘，它位于象山的西侧，离八座排葬的王彬的后嗣墓葬较远，但该墓明显特殊的情况还不仅是由它所在位置决定的。该墓建在较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平面上，上有3.5米高的穹隆顶，壁置直棂假窗，甬道原由中间一道木门封闭。就其随葬品而言，该墓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非同寻常。甬道中有一架牛车和一匹马，旁边立着14个陶俑。不光是这组牛、马、俑的出现，而且其数量在东晋初期也是极不寻常的。在墓室的入口处，为墓主设有一个宽大的陶案几，上面放着一个陶凭几和一个陶盘，盘上有两个盛饮料的陶耳杯。另外还有一个散发可人馨香的青瓷熏，旁有一个青瓷唾壶和一个陶砚。案几的脚下有一个供取暖的铜方炉。除了壁龛中的青瓷灯盏外，照明墓室的还有角落里的青瓷灯。墓室靠墙处摆着为数可观的青瓷囷，旁边是饮、食器，在所葬3人的棺首，也有饮、食器和香熏。王廙个人和他两个妻子的随葬器亦超过其他的王氏家族墓。不少金、银簪以及珠宝装饰着两位女子的头部，也许还有他们的衣裳。王廙右边女子的棺中有一件珍贵的、西域传入的玻璃杯，另一件在王廙的棺中，旁边是墓主人的生前用品，如玉带钩以及一枚嵌金刚石的金指环，在东晋考古中所发现的金刚石指环仅此一枚。
倘若象M1和M3这样的小型墓室和不完备的随葬器说明这是临时处理，那么，M7便应视为最终的墓葬。我们已经看到，其规模和装饰之出众，使王廙墓成为舒适的最后安息之地。这便意味着，墓主人并不打算重返北方，也不愿往那迁葬。此事乍看着实让人惊讶，有别于后来在江左出生的几代人，王廙可是属于那早一代人，这些人仍未忘怀中原。王廙与皇室相交甚笃，这种恐怕与此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后来明帝的绘画老师，我们还知道，安葬王廙时，皇室还以家礼相待（注：《历代名画记》卷二，《晋书·王廙传》“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兴许是靠这一层与皇室格外密切之关系，保证了王廙一生得以过着奢侈的生活，玻璃杯和金刚石指环便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生活是他在北方从未经历过的吧？
1999年在南京东面吕家山清理了三座广平李氏家族墓，这些墓葬系东晋中叶所建（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从李缉墓M1、武氏（李繤之妻）墓M2和李摹墓M3出土的3方墓志，由于墓志记载的时间都是升平元年（357年）的同一天，所以人们推测，这三座墓为同时迁移改葬墓，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三人死于非命的可能。李繤后来于宁康三年（375年）与其先亡之妻合葬在M2中。任何一位墓主均不见《晋书》，其亲属关系，只有依据李繤和李繤名字写法上的相似性来推断。他们有可能是兄弟俩，M1中安葬的兴许就是他们的父亲。
咸康四年（338年），东晋成帝时，在建康设置了魏郡，作为移民居住的侨郡（注：《晋书·地理志》“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广州、高阳、堂邑等诸郡。”）。既然李繤墓志称此郡为他的家乡，那么在18年期间，在妻子、兄弟和父亲故去后，李氏家族的思想仿佛起了变化。李繤于宁康三年（375年）甘心留在江左，看来已接受南方作为他新的故乡。考古发掘报告上也这样提到：“同时反映当时一部分南渡士族逐渐面对现实，更加实际的复杂心态。”倘若《晋书》记录了死者的生平，说不定便会提起这一态度的转变。而现在我们只能依赖墓志了。
在寻觅说明南渡移民观念的转变，接受南方为他们新的家乡这方面的文字资料时，发现了象山王氏家族另两座墓葬中的墓志。这里葬的是王彬的两个孙子，即王氏第三代的两个成员。王闽之和王建之分别于升平二年（358年）和咸安二年（372年）葬在M5和M9中。他们的墓志记载得没有李繤的那么清楚，但还是称琅耶，即山东为他们的老家。在大家豪族中，人们以这一地名来区别来自其它地方的王氏士族（如太原王氏或东海王氏）。琅耶王氏家族是东晋最重要的士族，恰恰作为这一家族的成员，与无足轻重的广平李氏相反，他们是绝不会放弃名字前面的地名的。然而，到了东晋晚期，琅耶的称谓已不再暗示与祖籍老家在精神上的特殊联系了。在这些墓志中，更为重要的是象山家族墓的名称，它现在被称为“旧墓”。在太宁二年（324年）撰写的谢墓志中，“旧墓”还在指北方谢家的祖坟。态度方面的转变还可通过以下事实说明，不仅王闽之、而且王建之娶的都是南方豪族的女子，即吴兴的施氏和南阳的刘氏。墓志清楚地表明，东晋初期，子女还宁愿与北方来的士族联姻。这一思想的改变，看来并（还）没有通过随葬品或墓葬的变化表现出来。即使王闽之，亦象他的表兄弟王建之一样，两人的墓葬都不大，里面没有模型器，祭祀容器也寥寥无几。
四 在接受现实和寄托希望之间徘徊：谢球和谢珫
通过移民墓葬中的一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渡移民对其流徙之地的观念已逐渐发生了变化。1984～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城南郊的司家山清理了谢氏家族墓，这些墓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验机会，看移民的观念变化是否也在墓葬结构，特别是随葬品中得到了表现（注：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所有7座墓均建于东晋晚期和刘宋初期。在这里安葬的有谢珫和谢球，他们是宰相谢安的两个侄孙，以及谢珫的曾侄孙。在上面提到的谢珫墓志上，记的还是“假葬”。
这些墓葬在规模上均建得较大，其墓室可长达6米，高可过3米，祭祀时可从容地直身站立。甬道中可能原有木门，棺木旋转在砖砌的棺床上。在墓室的设计上，又着意模仿居室。如谢球墓和谢珫墓，墓室设直棂假窗，侧壁和后壁上的假窗最多可达5个，假窗上方设龛置灯。墓室附加之灯取三足盆形，置于盘上。为了墓主人的舒适，墓中还放置了凭几。遗憾的是，无一墓能逃脱盗掘的厄运。但总的看来，随葬品的数量有增多的趋势，而器形亦更加丰富。如容器不象在王氏和李氏家族墓，仅限于盘口壶、罐和碗，这里还有鸡首壶、唾壶，以及盛饮料的耳杯和盏托。即使这儿也未置模型器，但是M1中毕竟还有两件石俑。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这些墓更象是最终的墓。
相比之下，志文的记载，令人吃惊：墓志称北方陈郡为故乡，象琅耶王氏的情况一样，这里的陈郡也应视为士族身份的标志。谢球于义熙三年（407年）下葬，但其墓志不象其它墓志通常那样用“葬”字，而是使用“厝”字，后来也许如同“假葬”，要作临时安葬来理解（注：罗宗真：《从考古资料看六朝谢氏家族的兴衰》，《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并请参考《颜氏家训》中厝的含义，将在南方故去亲人的遗体迁葬故乡的义务，乃是出自为先人送终的传统。颜之推便试图将他临时安葬在江陵的双亲，迁回建康的旧茔。见《颜氏家训·终制》“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9年之后，谢球之妻与其合葬，为此所刻的砖文又重复了“厝”字。东晋时期，人们盼着王室恢复中原。但到了421年，即刘宋永初二年，东晋王朝已不复存在，谢珫墓志还写着“厝”字。
墓志和墓室装饰之间的矛盾十分明显，墓葬又要建得比先前舒适，又要称作是临时的，这恰好说明南迁移民在务实和怀盼之间徘徊的心态：由于在江左生活的已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他们业已安于现状。人们不再抱着很大的希望，重返中原的愿望甚至也许已经荡然无存。正是出于此因，人们才为他们死去的亲人建造这样的坟茔，它们要比东晋初期移民的墓葬宽大舒适。同时，献祭之物亦更丰富，因为这很可能即最后一次献祭。尽管如此，人们仍保持谨慎，不愿完全摈弃返回北方故土的念头。出于此因，志文称其为临时墓葬。在死者的家中，也许保留着一份载此志文的拓片，它提醒家人，有朝一日返回北方家园时，勿将死者弃在江南，当时人们离开北方时过于仓猝，便发生过这样的事。
五 结束语
南下移民与其故乡和他们流亡之地的关系究竟如何，墓志和墓葬装饰给人的印象并不一致。恰恰在东晋的动乱时期，不同的士族、甚至一个家族的不同成员，都会按照个人的境遇和地位，有不同的观点。早在东晋初期，北方移民中便明显地有两派：一方面是象谢珫和王氏家族中的几位成员，他们坚信，在不远的未来，无论生与死，一定能重归北方故里。另一方面是象王廙这样的人，他们早已甘心于现状。50多年后，如同李繤一类的许多人已接受江南的生活，尽管有些人如谢家成员，在许多年之后，仍对回归抱有一线希望。
对墓葬作临时性抑或最终性的划分，其界限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参照的范畴之一，在某些情况下为随葬品，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要看志文的选词，或者它们向我们指出不同的趋向。总之，在阐述东晋墓葬时要谨慎，因为在东晋结束160年之后，国家才由隋重新统一。因此，那些本来只为几年过渡而建的墓葬，最终还是成了北方移民的最后安息之地。但是，在今日所发现的这些墓葬旁，还穿插着另一些墓葬，它们的建造乃是为了永恒。
收稿日期 200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