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起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取向更加明显。G20峰会的召开虽然是为了应对当下席卷全球的经济问题，但无论从参与方还是从议程设置和议事方式上，都显示出新的迹象。转型中的国际体系总是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状态和过程。本文试图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国际体系自身转型是否发生，亦即体系本体变化；二是国际体系内部结构发生了哪些变革，亦即体系要素变化。为了能够厘清这两个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问题，我们首先根据现有理论提出一个体系自身转型和体系内部要素变化的分析框架，然后结合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的实际，探讨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化。
一、体系转型理论
国际体系转型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理论，一类是研究体系本体转型，另一类是研究体系要素转型。前者指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后者指体系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我们首先对这两类文献做一个初步的梳理，目的是整合理论阐述，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以便于对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不仅仅做出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判断，而且进行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一）体系本体转型
体系，或曰系统，是指一个包括诸多单元的整体。这些单元具有自身的特征，并处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体系自身转型是指原有体系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并且形成了新的体系。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和国家主权规范的确立，作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国际体系确立的开始，但是，纵观历史，却发生过多次重大的体系转型，包括中国从先秦的列国并存竞争到秦始皇大一统的转型，欧洲从中世纪体系到近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以及现在人们讨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现代体系的转型问题。这里选取广义的体系转型的定义，首先讨论关于这三次重大体系转型形成的理论，目的是考察体系转型的最根本要素，确定一个国际体系本体变化的基本参数。
吉尔平对体系转型做过重要的论述。他在讨论国际政治变革的时候指出，国际体系有着三种变革的理想类型。首先是体系变更，指国际体系中行为者性质的变化。对于吉尔平来说，国际体系的变更是国际体系本身特征的变化，而“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该体系最重要的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或多国公司决定的”。①其次是系统性变革，指国际体系中控制和统治形式的变化，主要是“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的兴衰”，②这里明显是指实力消长或曰格局的变化。再次是互动的变化，指国际体系行动者之间有规律的进程或互动形式发生变化，或者说是“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权利和规则的变化”。③对这三种涉及国际体系的变化，吉尔平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予以表述（表-1）：
在这三种体系转型类型中，只有第一种是体系本体转型，其他两种变化都是体系内部的变化。他认为要区分这三种类型并不容易，因为“体系的变更同时也涉及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而且，国家间互动这个层次的变化……可能是系统性变化甚至是体系变更的前兆。”④这种思考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体系本体变化很可能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亦即过程孕育了体系的本体蜕变和再生。但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是理性类型，这三种变化的区分仍然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首先在于吉尔平对于体系自身转型做出了根本的界定，这就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单位质变”是体系转型的基本判断标准。帝国是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体系单位，因为帝国的性质不包含主权的规范和领土的原则。他在对于体系变更的解释中专门指出，只有第一种变化涉及一系列不同的主要行动者的体系变更，所以也就意味着该体系界限的变更。⑤
在吉尔平提出体系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体系单位的质变这一重要论断之后，对体系本体变化的研究反映了对这一论断有意或是无意的应用。许田波对中国体系转型的研究即是一例。她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如何从先秦时期的准国际体系转向大一统体系的。虽然研究重点是这种体系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但对于体系变化的界定则是准主权国家（诸侯国）的消失和大一统帝国的建立。⑥中华帝国体系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系，界定诸侯国的规范和原则不复存在，诸侯国自然也不存在。中央一统下的行政区域代替了原先诸侯鼎立的纷争局面。
鲁杰对体系转型的研究也探讨了体系单位的性质变化这一问题。他认为，华尔兹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不包含转型的逻辑(logic of transformation)。华尔兹理论只有两种类型的变化，一是实力分布的变化，比如从两极到多极或是从多极到两极；二是从无政府状态到统治状态的变化，这其实还是一种实力分布的变化。华尔兹缺乏的是关于体系单位的理论，因而也就无法产生体系本体变化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鲁杰认为华尔兹无法解释罗马帝国的解体和领土国家的诞生，无法解释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也无法解释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⑦鲁杰提出，体系单位的不同主要在于国际体系中基本制度的不同，是主权制度使领土国家成为可能、得以确立，也使得中世纪欧洲国际体系转化为现代国际体系。⑧
英国学派的基本概念虽然是国际社会而不是国际体系，但对国际社会转型的研究却对体系转型具有启发意义。根据布尔的定义，国际体系先于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⑨布尔定义的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具有主权的国家，这与现代国际体系基本单位是没有区别的。随着英国学派的发展，国际社会的概念不断得以扩展，于是世界社会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是文森特，他以研究人权为基点，重点讨论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布尔等人认为如果强调人权，则会颠覆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即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但文森特认为，国家在侵犯甚至践踏了个人权利的时候，国际社会就应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无需顾忌主权或不干涉原则。实际上，文森特强调的是个人作为基本单位，这也就是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概念。所以，布赞认为世界社会有两种意义：首先，其基本单位是个人、非国家组织乃至全球民众，也就是超越了国家体系；其次，在世界社会中，没有一种单位可以像现在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那样发挥那种主导作用，而是各种单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⑩所以，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转型的根本也是其基本单位的性质变化。
由此可见，体系自身转型的定义性标志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如果一个体系的基本单位从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这个体系也就从帝国体系变为国家体系；如果一个体系的基本单位从民族国家转变成个人，这个体系也就从国家体系转入世界国家体系。而这种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是与规定单位性质的基本规范相关联的。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规定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在内的国家性质的是主权原则，由此国家被界定为享有主权、领土、政府、国民、军队等要素的国际体系单位。在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世界国家中，界定国家性质的规范和原则将不复存在，比如最核心的主权规范和领土原则，而个人权利则会成为基本的规范原则。
（二）体系要素变化
在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际关系理论对体系内部变化的探讨是十分丰富的，因为体系内部要素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体系稳定和体系单位的行为模式。从上述吉尔平对体系变化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将体系内的权力分布和制度结构考虑在内了。所谓系统性变化，就是体系统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权力的集中程度的变化；而体系过程的变化则是指国家之间的互动情势，这与约瑟夫·奈定义的国际进程和国家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11)后来由于建构主义的兴起，国际文化或曰共有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观念结构也就成为国际体系内部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2)所以，从体系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实际来看，体系内部转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
体系结构是体系要素之一。我们这里使用的体系结构主要是指华尔兹定义的物质性结构，亦即体系内的实力分布状态。华尔兹将国际体系定义为具有三个特征的系统：一是无政府性，二是单位功能，三是权力分布。(13)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是与国际体系共生共存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只有体系内的实力分布状态是相对易变的，是影响体系稳定和体系主要单位的最重要因素。(14)所以，体系实力结构的研究重点是结构变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体系内权力分布状态和变化确实是国家在制定国际战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霸权体系、两极体系还是多极体系，都会作用于体系内成员。(15)
国际体系制度也是国际体系的要素之一。国际制度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基本成分，也是国际体系成员在无政府状态下所依赖的重要规则。基欧汉等人在设定国际体系结构为常量的时候，发现国际体系成员的合作与冲突行为主要是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和影响。(16)这一点已经得到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比较普遍的认可，也已经在制度化程度密集的地区得到部分的验证。但是，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对制度变迁问题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他们基本上接受了霸权确立制度的基本假定，认为霸权国为了保证体系稳定和自身利益，会主动建立国际制度。即便霸权国衰退之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也会出于自身需求维护业已建立的国际制度，达成国际合作。但是制度是随着世界发展的势头和国际关系的实践过程而变化的。一旦世界的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和行为体的实践互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制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无疑是国际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体系的第三个要素是国际观念结构。观念结构即文化，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和体系成员的行为模式。温特将国际观念结构分为三类，即以丛林原则为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以类似市场竞争原则为主导的洛克文化和以国家间友谊为主导的康德文化。进而，他还把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定义为洛克文化，即在主权原则确定之后，国际体系的主导观念结构就是洛克式的国际文化，即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但又充满竞争的观念结构。(17)温特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他没有提供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演变的动力，(18)二是他的文化是大文化类属，所以对国际体系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变化并未做过细致的研究。后来，建构主义研究议程逐步深入，国际规范研究也就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规范的兴起、传播、接受、选择，乃至规范倒退和死亡都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19)所以，当今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更多地体现为规范结构。比如，布赞认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权规范在减弱，民主、人权和绿色和平成为新的国际社会重要观念。(20)总之，国际体系观念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与制度关系重大，而且与权力，尤其是软权力关联程度更高。
（三）体系转型的分析框架
以上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是体系本体转型。这可以通过观察体系单位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做出判断。两个层面的特征尤其重要。一是体系单位是否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化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比如从民族国家转化为世界个体公民。二是要观察界定国际体系单位的规范原则是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比如从主权原则转化为超主权原则。如果这两个层面的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体系自身也就发生了改变。秦统一中国之后所建立的体系，其基本单位与先秦体系中的单位有着质的不同；1648年之后欧洲的国际体系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欧洲体系相比，体系单位也发生了质变。至于当今的国际体系，判断体系自身变化的标准就是国家这个基本体系单位是否依然具有其本原性质。当然，在观察国际体系自身转型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体制本身可能表现出一些征兆，有的时候，这些征兆可能呈现出体系的过程取向和关系态势。在这些现象没有聚集到足够使体系单位发生质变的时候，体系本体转型就没有发生。在这些现象剧增并足以使体系单位发生质变的时候，体系本体转型也就出现了。
其次，我们要考虑体系内部要素的转型。根据以上的理论假定，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观察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化。一是体系的实力结构。这主要还是观察体系中最主要行为体的力量消长以及消长的趋势，比如霸权国和其他主要大国的相对实力等。二是国际体系制度。国际体系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进行国际治理。在国际制度的层面，需要观察制度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充分而有效的国际制度会较好地进行国际治理，不断消解重大的体系问题，也会促进国际合作。三是国际规范结构。重点是原有规范的合理性和新规范的生长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兼容或冲突。
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当然也是一个理想类型，在国际关系的实际中，这些要素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体系内部要素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催生体系本体的变化。但是，建立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厘清国际体系自身的延续与变化，有助于我们观察体系内部要素的发展与演化，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制定。
二、国际体系：本体延续与要素变更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对当前国际体系状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本体延续，要素变更。也就是说，一方面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体系单位的整体系统，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几大要素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国际体系的本体延续
从体系自身来看，体系转型没有到达拐点，但转型迹象已有表现。也就是说，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体系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主权原则也仍然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规范原则。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以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体系运行仍然是当今的主导形式。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没有发生质变，国际体系本体延续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
20国集团机制的成立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个案。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并且从根本上说并非国家行为。但在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之后，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是国家，采取重要应对措施的也是国家。20国集团的形成说明国家是全球治理领域中的主导力量，尤其是主要国家，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大量对国际规范的研究发现，在国际规范兴起、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出规范、设置议程，但如果规范要想得到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传播，国家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凯克和辛金克指出的那样，如果跨国倡议网络能够说服国家和国际组织予以支持，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对象也主要是国家，亦即这些跨国倡议网络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国家采取某种行动或放弃某种政策。(21)所以说，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没有发生质变，国际体系的主导规范原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际体系的本体仍在延续。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体系演化的诸多迹象也显现出来，表明体系本身也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两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比全球社会更具活力的地区性国际社会。欧盟在冷战后的一体化发展加速，虽然仍是困难重重，但是前进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欧盟总统和外长的产生说明了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趋势。欧盟一体化是向着超越主权国家的目标前进的。主权观念在欧盟国家的淡化程度是世界各地区中最高的，像领土现状原则这类不对争议领土宣称主权的规范以及爱尔兰选择这样的规范，可能只有在欧盟成员之间可以出现。(22)其他一些地区也在实践一体化式的合作，比如东盟乃至“10+3”（东盟+中日韩）、北美自贸区等。是否将来可以形成“地区构成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问题，(23)但地区一体化现象本身是弱化绝对主权观念的。
二是国际体系中社会力量的加强和行为体的多元化趋向。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国际市民社会等都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因素。欧盟的一些重要成员以国家身份参加G20，欧盟本身也作为成员参加；而会场外面的各种游行活动则表现了社会性参与。非政府组织在设定议程、倡导规范、跨国网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象不仅产生了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研究，而且使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向世界社会转型。可以说，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的状态，但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表现出来，已经成为国家制定战略和执行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当然，这是否可以成为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仍需进一步观察。
（二）国际体系的要素变更
虽然国际体系自身的延续大于变化，但国际体系内部要素的变化却已比较明显。从体系结构、体系制度、体系文化等三个方面来看，都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表现出来，但是金融危机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令几个方面的现象凸显出来。
1.体系结构变化
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指以力量对比为基本标志的国际格局。对冷战后格局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定义是“一超多强”。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其中实力分布却是有消有长。目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似可以这样概括，即“一超走弱，多强易位”。这种对世界格局的基本表述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超依然是一超，但实力相对下降。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作为一超，综合实力超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俄、德、法、英、日等国可以称为多强。金融危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美国一超的地位也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现在的美国不像一战之后的英国，从实力地位上说，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考虑到美国对国际体系和国际议程设置的操控能力、自身的恢复能力和创新能力，加之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观念的日益深化，美国的一超地位仍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但是，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硬实力的损耗、金融危机对美国综合实力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还有冷战后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对美国能力和领导力的质疑，使美国的软硬实力都出现了走弱的态势。
其次，多强地位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力量上升。冷战结束初期，德、法、英、日等西方国家成为多强集团的主要成员。当时，中国仍在崛起初期，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只是初显上升端倪。而近年来，世界格局的一大发展就是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新兴国家主要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崛起的，比较突出的是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实力消长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体系从西方国家大权独揽到非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的转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员。新兴大国开始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依附理论所讨论的那种核心—边缘依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4)虽然这一现象没有根本改变“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但如果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会影响到国际体系和国际行为体本身，(25)那么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导向国际体系自身的转型，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三，中国地位明显上升、影响力加大。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西方诸国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在2009年实现了保持8%增长率的预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对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家机构都调高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中国有望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去年至今出现的关于八国集团改革的各种方案，如G2、G4、G14、G20等，无一例外全都包括中国。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进行投票权分配，也说明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实力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开始进入国际体系核心，也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
新兴国家整体实力上升，这是世界权力消长和格局变化的明显标志，也是多极化雏形的实质性显现。当然，虽然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一超多强格局还没有出现拐点。应该说，一超多强的大格局会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也会是国际体系转型期的一个基本格局形态。其间，美国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欧盟作为力推软实力的力量、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代表了三种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三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和合作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
2.国际制度的变化
金融危机突显了国际治理领域的严重问题。国际治理体系是指维护国际体系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是与国际体系中的威胁性质高度相关的，其具体体现就是国际制度。(26)广义的国际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有形和无形的制度安排，比如联合国、G20等机制，也包括主权原则和WTO规则。后冷战时期虽然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国际治理依赖的仍然是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
冷战之后的世界与冷战时期的最大不同是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国际治理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要威胁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对传统安全的威胁。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体系内主要国家的战争，形成了对体系和体系成员的最严重威胁。体系战争不仅会使参战的主要国家受到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而且也会严重影响国际体系自身的稳定。至冷战结束之前，传统安全威胁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威胁，国家之间的战争是这种威胁的最高形式。所以，国际治理体系的最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势力均衡，是大国之间维持相对的实力相当状态，以遏制战争冲动。在冷战期间，苏美战略均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护冷和平的基本制度之一。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安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比如朝核六方会谈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是世界关注的头等问题。
未来国际秩序需要能够管理新的安全威胁的有效治理体系。冷战以后的安全威胁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则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大量涌现。贫困、灾难、流行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也包括任何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安全。冷战以后中国经历过的两场实际重大安全威胁应该是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也超出了任何其他事件。这说明，传统的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威胁。由于新的安全性质的变化，传统的权力均衡在应对这类全球性威胁方面，其充分性和有效性都明显不足，并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严重影响到自身和本国国民的安全威胁。合作治理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原则，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共识，新兴国家也在发挥更大作用。国际治理体系随着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危害更加表明，国际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二战之后由西方建立的国际制度，在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也表现出合法性的不足。二战后形成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制度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七国集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制度。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整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国际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围绕联合国安理会和七国集团改革方案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金融危机推动形成了G20，并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被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并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虽然现在还存在G2、G4、G14和G20之争，但是上述任何一种方案都包括新兴经济大国，这说明国际制度改革已经触及深层次，其势头难以逆转。
转制中的国际社会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声音必然会反映在国际制度创建之中，另一方面，原有大国也会在创制过程中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并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竞争依然激烈，但国际社会转型为新兴国家在创制方面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也为新的世界秩序做出了铺垫。
3.观念结构的变化
当今的国际体系还有一个重要发展，这就是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观念发生变化、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时代。国际体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体系结构和治理制度方面，在更深的层面上，国际体系和规范的转型也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冷战时期，观念结构与权力结构相吻合，也呈现两极状态，并且是对抗性两极。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意识形态理念。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国际社会逐渐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也形成了某种新的观念结构。
从观念结构上来说，在三个问题上达成了较高的共识，并逐渐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有观念。这就是共同威胁、多边主义与大国合作。首先，国际社会认识到后冷战时期的威胁更多的是对人类、对各国的共同威胁。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遭到失败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威胁与应对战略。人们意识到，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一些共同的安全威胁，并且这类威胁越来越严重，甚至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进而，这些安全威胁相互关联，贫穷、饥饿、流行病、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气候问题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也是高度相关的，没有共同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安全。(27)
其次，多边主义与大国合作成为一种共识性理念。从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个方面来看，多边主义是各方普遍接受的理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家独大，宣告“历史终结”，在意识形态领域走向保守。以“变革”口号赢得总统竞选的奥巴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毋庸置疑，奥巴马与其前任一样重视国家实力，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为第一考虑。但在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甚至在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上面，则显现出不同于前政府的想法和做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重返多边主义。欧洲更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反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新观念和新规范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新兴大国也多赞成多边主义，主张进行大国之间的合作。(28)
大国合作是第三个重要的共识。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新兴大国，都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这首先是因为安全威胁性质的改变。新的安全威胁是跨越国界的，威胁到每一个国家及其国民。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解决这类威胁。美国在冷战胜利的光环中试图以自身的强力实现其国家利益和价值理念，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二是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全球性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在今后20年里，世界的主要增长点可能依然会是新兴大国。三是冷战结束之后合作带来的利好。无论是原有大国还是新兴大国，从国际合作中得到的利好无疑超过了付出的代价。大国之间的合作不仅使世界大战的可能大大减弱，也使各国的实在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观念领域既有共识，也有竞争。其中，美国强调权力与责任。一方面，美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自认为当仁不让。对此，美国不但不会掉以轻心，而且会竭尽全力予以保证。另一方面，美国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所以会通过多边主义强调责任分担。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美国关注程度会更高，施压的可能也会更大。欧盟力推人权与绿色和平。随着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社会形态向着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时代过渡，在观念和规范方面已经开始超越现代国家体系，主要表现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向制度化社会过渡，国家主权向欧盟让渡，政治行为体多元化，社会力量壮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建构为最紧迫的安全威胁，包括国际社会、普遍人权等观念都是欧洲首先提出并大力推广的。欧洲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些理念，并且认为奥巴马上台给欧洲提供了重要机遇。在许多时候，甚至不顾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试图强行推进这些观念。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从布尔的多元国际社会思想向一统国际社会理论回归也说明了这个问题。(29)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中国30年间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奇迹。在金融危机之中，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均受到重创，更加凸显了中国经济的不凡表现。拉莫(Josha Ramo)的“北京共识”被一再引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从改革开放到“北京共识”，从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中国模式中包含了三个重要理念。第一是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理念。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同时大力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发展起来，就必须做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第二是创造稳定环境全力图谋发展的理念。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曾经提出了一个凤凰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一代人的稳定和安宁，有20年到30年的休养生息，它就会发展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平和的内外环境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中国外交在30年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营造和维护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做到了这一点。第三是多元和谐的理念。文明的非冲突性、文化的互补性、社会的兼容性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思想。
当然，当今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与冷战时期的观念结构有着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重大的共识确定了国际形势的总体取向。虽然有些观念是竞争的，但并不是冲突和对抗的。并且，共有观念的比重较之冷战时期要大得多。所以，虽然一超多强的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新的治理制度仍在形成之中，虽然国际规范仍然在整合与竞争之中发展，但是主导行为规范已经从霸权国单边主义转向了大国合作，所以说，世界和平与多边合作已成为更加鲜明的时代主题。
三、结语
本文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本体仍在延续，以主权为原则、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国际体系要素已经并且仍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就体系结构而言，虽然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没有达到拐点，但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的权力消长态势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愈发明显。就体系制度而言，国际治理体系出现了其充分性和有效性严重不足的现象，在新的安全威胁面前往往显得治理乏力。因此，国际制度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就国际观念结构而言，国际社会的共识程度提高，观念竞争也依然存在。但较之冷战时期观念结构中的对抗成分减弱，对话成分加大。
从总体态势来看，在国际结构领域，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是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特征。但是，美国仍然是体系中的超级大国，仍然占据体系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制度领域，西方垄断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大国已经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但是西方主导仍然是国际制度领域的基本模式，新兴大国在设定议程、提出规则、制度话语等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在国际观念领域，欧洲处在一种类似急先锋的地位，积极推进欧盟提出的各种理念，新兴大国往往会在观念传播和规范推行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未来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积极合作，取决于国际行为体用对话的方式化解矛盾、防止冲突，取决于真正认可多种发展模式、接受多元文化、制定有效制度。
注释：
①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②同上书，第42页。
③同上书，第43页。
④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41页。
⑤同上书，第40页，注释1。
⑥Victoria Tin-bar Hui,"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sight from Comparing the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European System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1,2004,pp.175-205.
⑦John Gerald Ruggie,Constructing World Polit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137.
⑧John Gerald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World Polity",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1-157.
⑨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国际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⑩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viii.
(11)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第五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1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88.
(14)秦亚青：《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3页。
(15)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16)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18)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第168-179页。
(19)规范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国际组织》杂志以及其他国际关系研究期刊刊登了大量国际规范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Jeffery 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Fall 2005,pp.801-826; Alexander Gitsciu,"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Fall 2005,pp.973-1012; 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Spring 2004,pp.239-275.
(20)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orthcoming.
(21)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召颖、孙丽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参见Mark Korrkrobst,"Argumentation and Compromise:Ireland's Selection of Territorial Status Quo Nor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Winter 2007,pp.69-98.
(23)这里借用了卡赞斯坦著作的题目。卡赞斯坦将地区，尤其是欧洲和亚洲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单位来进行分析。参见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4)参见James Caporaso,"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riphery:The Evolving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in W.L.Hollist and J.Rosnau,eds.,World-System Structure:Continuity and Change,Beverly Hills,California:Sage,1981,pp.140-171。亦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5)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54.
(26)参见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7)比如中国的新安全观就强调了共同安全。亦参见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斯特德曼：《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8)应该指出的是，新兴大国的多边主义主张与欧洲的多边主义主张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虽然都赞成多边主义，但新兴大国更加强调国家间主义，强调国际事务中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而欧盟主张的多边主义更多的是超国家主义，是将主权让渡至超国家的多边主义组织。
(29)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