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独裁抑或“修正的民主政治”——关于近代中国宜于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民主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5-0101-07
一
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与“独裁”相对而立，分处于政府权力谱系的两端。前者指多数人行使政权，亦即“民治”，其中，由公民或公民大会对国家重大问题行使裁定权的，称为直接民主；由公民选举代表或议员决定国家大事的，称为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后者指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等少数人手里，国家的重大事务由他们来“独裁”。“修正的民主政治”则是介于民主与独裁之间的一种中间型政体，它是20世纪30年代主张在中国实行“第三种政治”的一批知识分子的特别用词。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政体形式和政体分类的思想既悠久又丰富。早在古代希腊，政体就被看做是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曾把政体划分为六种，并认为共和政体是大多数城邦宜于采用的优良政体。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结合当时的政治实践，提出了混合政体的主张，认为罗马政体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政体的因素和优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其成为较任何单一政体更易达于稳定的形式。这些主张，直接影响到中世纪以至近世西方有关政体分类、政体循环等方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丰富的政体思想构成西方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共和”的记载，但这种“行政”不仅远未成为一种制度，且推行时间有限。严格地讲，传统中国的政府形式只有君主（天子、国王、皇帝）专制一种。由于君主的地位，或由自己“打天下”换来，或由父辈先祖传承而得，所以，在理论上，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并不存在是否合法或合理的问题，既然天下是君主之天下，天下事就应该由君主裁定，君主专制是再合法不过的政体形式。
与这种事实和观念相一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鲜见明晰的政体主张，若没有与君主专制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政体形式的参照，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恐怕永远生发不出有关政体问题的思想。这也就是说，关于政体形式的议论一定是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后才会出现的。事实的确如此，伴随着中国大门对世界的步步开放，西方各国实行的不同政治制度也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上，着实花费了一番笔墨，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依允。”美国：四年一选总统，“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瑞典：“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全赖“皆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制度。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实行的政体，在有机会走出国门的思想家笔下，不仅增加了具体的内涵，而且有了鲜明的特征，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概括的：“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不仅有政体类型的明确划分，而且还有各自被采用的比例数：君主之国占10%～20%；民主之国占20%～30%；君民共主之国占60%左右。
在近代中国，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传统构成挑战，民主制、君民共主制等政体，自为中国人谈论的那一刻起，就或显或隐地撞击着君主制的根基。魏源已经流露出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朦胧向往，他曾赞叹：美国实行的少数服从多数法“可不谓周乎”，瑞典的联邦制“诚西土之桃源也”。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思想家则明确地将实行“上下相通”、“君民一体”并与“三代遗意”相合的议院制，作为中国变弱为强的必选之路。随着外力的步步入侵和内乱的蜂起，实行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其他政体的参照下，显得弊端百般。于是，关于政体的类型和优劣问题，很快越出文字宣介范畴，挺进到变革君主专制的政治领域。
但是，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体，一俟进入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新的问题便又产生：生发于西方的这种政体是否适宜中国？中国具备实施它的条件吗？若条件不具备而强行实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当然，如此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那些因对君主专制统治完全丧失信心而追求民主政治者的决心和信念。在这种情形下，关于中国应该或可能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就在所难免了。
二
有关政体的争论一般发生在政治发展面临选择的关头。清末，伴随着革命与改良的激战，发生了“开明专制”与“共和立宪”的争论。民国初年，在服膺共和与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又有杨度的“君宪救国”向“民主共和”的挑战。
当政体变革的脚步大踏步地向着民主共和迈进时，昔日积极鼓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感到一丝恐慌。他不仅认为“革命”是亡国之途，因为革命必定使“暴民”四起、内乱不已、列强乘虚入侵，中国由此而亡；而且断言实行共和立宪也是在劫难逃：“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共和立宪之万不能行，行之则必至于亡国”。梁启超否定共和立宪制的理由简单而实在，即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低下，施政机关没有完备。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这种判断，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提出了行“开明专制”的主张。该主张是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提出的，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开明”，另一方面是“专制”。前者是针对清统治者的，告诫它在当时必须“开明”地行专制，若“野蛮”专制，其专制便不会长久；后者是针对革命派的，警告革命党人在当时行不得共和立宪，否则将招致亡国之灾，惟有维持专制，才可能幸免于难。当然，在梁启超这里，“专制”与“开明”并非不分伯仲的并列关系，实质上，“开明”是以“专制”为前提的，没有“专制”也就无从谈起“开明”。
如果说，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的目的，是为了使历史的车轮能稳步踏上立宪共和之路的话，杨度的“君宪”主张则试图藉“君”的向心力，使这趟已经摇摇晃晃地上了立“宪”之路的车放缓速度，以免倾覆之患。由于时代的不同，梁启超对民主政体的否定，更多的是基于某种想像或逻辑推理，而杨度的否定则有几年共和宪政的实践为其依据。在杨度看来，选择了共和政体，就等于选择了内乱，因为一些野心家或武人总在觊觎着大总统的位置，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内乱，必须废除总统制，恢复君主制。当然，民主宪政毕竟有过一段时间的演练，以“宪”治国的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以，恢复后的君主制要在根本处与废除前的君主制区别开来，即它要以“宪”为本，而非以“君”为本。
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现实又将中国人置于向何处去的关头，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到这个时候，西方的民主思想已经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主的政治实践也有了数十个年头；熟悉西方政治学说和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已不在少数；中国与西方之间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政体争论，自然也就成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场。
这场争论是由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首先挑起的。有感于1933年11月发生的以“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为口号，公开向蒋介石决裂的福建事变，蒋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割据，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事变发生后一个月，他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以中国20年来的所有革命活动都是依靠外援来夺取政权，以致“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的事实为据，宣告“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鉴于英、法、俄等“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的所谓近代化经验，他主张放弃革命后的中国，应致力于“专制”建国，待这一任务完成后再去考虑“谋幸福”的建设问题。
蒋文的发表即刻引起胡适的警觉，他在第81号、第82号的《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对专制主张表示激烈反对，并要求蒋氏就有关问题做出回答。为此，蒋廷黻又在《独立评论》第83号上发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该文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他所主张的专制“是个人的大专制”，并非现今“数十人的专制”，而且提出，即使专制只是两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从而表明了自己无条件拥抱专制的态度。
蒋廷黻与胡适之间的笔战引起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钱端升、丁文江、吴景超等纷纷倒戈，由多年来一直倡导民主、排斥专制的态度，一变而为独裁政体的鼓吹者。钱端升认为，英、美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德、意、俄、土独裁制的兴起绝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苟不用独裁则民治时代一盘散沙的生产制度将无法可以纠正过来”[1]。丁文江主张，在政治上还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可能遇着空前的经济恐慌这样的“双重国难”的时候，“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2]。吴景超提出：“群雄割据时期无论久暂，总要演化到统一的途径上去，而在中国历史上几没有例外，统一是以武力完成的。”“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因此，在他看来，所谓建国，所谓统一，有武力便成，什么开放政权、联邦自治、建设方案，统统都派不上用场。[3]
护守民主大旗的胡适，首先以中国几千年的专制还没有尽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史实为据，否定专制能建国的主张。其次，他认为实行独裁需要独裁者具备很高的天才和智慧，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具备这种条件的独裁者，所以中国不可能实行独裁制。第三，他观察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因此提出：“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4]
胡道维、张熙若、陈之迈等人，也纷纷对专制论展开批评，他们提出：“‘武力’‘专制’既是无‘轨道’与无‘法纪’的，所以也就是无‘保证’的，不但不能保证其必能富国利民，亦不能保证其必能统一。”[5]在用何种方式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与独裁派针锋相对，主张“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坚决反对“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6]
对于提倡独裁的后果，民主派深感担忧，他们断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因此，他们把提倡独裁的行为斥责为“教三岁小孩放火”[7]。
独裁论者的独裁形式设计虽略有不同，即有“旧式”与“新式”、“国民党式”与“苏俄式”独裁之分，但他们内部并没有因此发生争议。而民主派就不同了，他们在与独裁派论战的同时，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比如，张熙若就对胡适提出批评，认为胡的有关议论对于民治的提倡非但无益，反倒有害。在他看来，“民治幼稚园”的观点在逻辑上不通：如果民主政治是幼稚园政治，那么这种政治升学后是高度的民治呢，还会是专制与独裁呢？若是高度的民治，那它还属幼稚园政治吗？若是专制与独裁，那民治岂不就成了进入专制与独裁的预备阶段了吗？[8]这种情形足见讨论气氛之热闹。不过，民主派的“内战”，势必会分散自己的实力，从而影响到对独裁派的反击力度，从论战双方的情况看，独裁派要略占一些上风，这恐怕与民主派的“内耗”分不开。
在民主与独裁之外的第三种政体主张，其实是在胡适、蒋廷黻开战之前即已提出。张君劢等人在1932年5月20日创刊了一份名为《再生》的杂志，在“创刊号”中，他们明确提出了“修正”民主的要求，其目的是“去其偏枯，救其过甚”，“使民主政治由空想的而趋于科学”，所以这种民主就被名为“修正的”或“科学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用以区别十八世纪民约论派的基于平等原理的民主政治”[9]。此后，关于民主与专制或民主与专政能否相容、如何相容的问题，一直是该杂志讨论的重心。胡、蒋之间的论战打响后，《再生》自然不愿置身事外，它不仅积极发表各方普遍关注的政体与“建国”方面的意见，而且还发表诸如《关于民治与独裁的一个大论战》的文章，对讨论各方的观点进行再讨论。受这场论战的影响，关于“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不仅在论述上有了新的角度，也相应地有了新的表述。
该派对独裁论者的个人专制或武力统一主张，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些方法是“背时代，逆人心”的，但对独裁统治的“举国一致”、“注重力行”和“权力集中”等特点，赞赏有加，认为“我们国家处在这个时期，尤其是今日严重国难时期中，以上三点，皆是我们政府组织中所应具备的。三件之中，有一不备，这个政府就不适宜于解决今后的国难”。对于胡适主张的民主宪政论，他们表示赞同，但却“不相信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政治一方面，固然可以训练民众，但另一方面，有相当训练的民众也是民主政治所以成功的最必要的条件”。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仅仅民主宪政于国家未必有很大的补益”，所以提出在民主政治的原则基础上，即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变通运作方式：“在常态之下，我们不妨采取从容议政的方式，藉以训练民众。在变态之下，我们应该取断然处置的方式，藉以贯彻政策，但仍无背于自由与平等的原则。”总之，“民主与独裁不是根本上不能并立的”。这种兼采民主与独裁两种政体之长，“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独裁”，在“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称谓之外，他们又名之为“民主独裁制”或“国家的民主制”。
“修正的民主政治”派试图以“第三种政治”的主张者置身这场争论之中，但民主派和独裁派则并没留意他们的介入，我们几乎看不到民主派或独裁派对“修正的民主政治”观点的引述或批评，对他们而言，在政体争论这个战场上，只有民主派与独裁派两军之间的对垒。今天回过头来看，尽管我们不能说“修正的民主政治”派的加入为这场争论增添了多少热闹的成分，但却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一派的观点使这场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获得了更具价值的答案。无论如何，要全面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这场争论做出评价，是不应越过“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个重镇的。
三
梁启超、杨度在当时鼓吹独裁，抵制民主，是与他们的政治态度相吻合的，前者在当时被称为改良派，后者则被视为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就理论上讲，因其政治态度上“保皇”，而在政体主张上不反对权力集中，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为某些史实所验证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争论中，这种逻辑的一致性似乎并不存在。学术界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结构把握上，习惯上将不同的政治派别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流派区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部分。就自由主义而言，对自由的关怀决定了它反对独裁、崇尚民主的态度和主张。因为，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独裁，都意味着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制约，而不受制约的权力迟早会危及到人民的自由，这种政体自然是自由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为了保证人民的自由不受侵害，在政体形式上，自由主义者一般主张权力受到制约的民主宪政。这也就是说，即使在近代中国有要求独裁的足够理由，这种要求也不该出自自由主义者之口。但30年代的这次争论，最热闹的阵地恰恰就在自由主义者阵营内部，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不仅有主张民主的，也有主张对民主进行“修正”的，还有积极鼓吹独裁的。
要对这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做出解释，不能不与当时国内外出现的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相联系，这些变化直接威胁着人们多年来一直崇尚的某些价值或信仰。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分化，促成了行民主、行独裁抑或行“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争论发生，并规定和制约着争论的基本特征。
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仍严重地威胁着西方世界，在应对危局的过程中，灵活有效的俄式政体、德意政体，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所看重，于是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崇尚独裁，甚至是抛弃民主实行独裁的潮流。在近代中国，欧洲的动向始终是中国政治的寒暑表，西方世界发生的这种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人的政治认知和行为态度。早在这场论战发生之前，批评平民政治的文字已经到了“多至不可卒读”的地步，[10]“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人们不得不就“中国政治的出路”或“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发表“我们所要说的话”。（注：不少学者以此为题撰写文章，如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载《新月》第2卷第12号；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再生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载《再生》创刊号。）关于民主、独裁抑或“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争论，正是中国思想界业已出现的新动向的延伸。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论战前曾跑到德意志、苏联参观过的丁文江，面对中国的“双重国难”，坚决否定了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行性。联系到国难不足我们“十分之一”的美国也在“试行新式的独裁”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他毫不迟疑地做出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也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11]的抉择。丁文江的转向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国际政治局势的演变对中国选择政治出路产生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从国际大潮以及中国面临的困境出发设计中国政治的出路，这种思路本身包含着有可能忽视价值而专注功利的倾向。就实际情况而言，作为各取政府权力谱系之一端的民主派和独裁派，毫不隐讳自己的功利性考虑。理想或价值，现实或功利，往往被他们视为不能兼顾的两橛。独裁派强调：“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12]“若是没有国家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11]他们承认民主政治“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13]，但它对于急迫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则是无济于事的。对于独裁政治，他们虽然没有就其理想上的不及民主处做多少揭示，但对它“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11]的现实意义，则非常看重。在民主派那里，他们反对独裁的理由，主要的不是独裁政体的根本性弊端，而是实行独裁的条件不具备：没有能专制的人、政党或阶级，没有能促成新式专制形成的“大魔力”问题，缺乏新式专制所需要的大批精英人物，等等。而主张民主政治的理由，也不是这种政治的根本性价值，比如，民主政体是各种政体中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的政体等。不仅如此，为了赋予民主政治较独裁政治更有实施的现实可能性，民主论者还大大地降低了实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条件，似乎只需有大量的“阿斗”到时去投票，民主政治也就进到实际的运作之中。
就国内而言，国民政府的建立，曾给饱经战乱的国人带来稳定、秩序和发展的希望，但几年过后，希望渐渐落空，国民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灭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也不能解决“数十人的小专制”问题；不仅不能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也不能应付外敌的侵扰，反使日本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这种现状自然会激起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福建事变的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批判现实原本就是它的职责，腐败的国民党统治自然不会逃过它的挞伐。但同时，自由主义者又是最看重稳定与秩序的，它决不会因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而赋予“革命”以合理性依据。这一基本立场，规定了争论各方分歧的程度，以及分歧背后共同守护的某些原则。
首先，国民政府即便是一个不良政府，但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强，这一点在自由主义者中是有高度共识的。在他们看来，改良一个政府要比“打造”一个政府来得经济实在，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他们信得过的、可以替代国民党以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政治势力。这表明，所谓民主、独裁、“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争论，并没有推翻现统治重建一个政府的企图，分歧只是在承认现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国民党应该或只能按哪种模式去改良，才能发挥政府的高效能。
其次，各方虽然对国民党现行制度的性质判断不一，但对统治现状却都表示不满。丁文江认为：“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14]而陈之迈则认为，国民党的现行制度是一种“带民主色彩的制度”[6]。可以说，正是这种判断的不同，才导致或加大了各派之间的争论和分歧。不过，分歧的背后暗含着对统治现状的一致不满：主张民主的，嫌其专断独裁，不能代表民意；主张独裁的，嫌其软弱无能，不能应对时局；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则嫌其“对于社会无往而不用压迫，但对于行政却不求其集中”[15]。
再次，各方对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贫困等现状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个一致规定了不同政体模式的设计者都不敢“陈义太高，太重理想”[6]。胡适的所谓议会，是“很有伸缩的余地的”，他并不妄想“把在英美实行而有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国来”。他所坚持的民主正像他在20年代初主张的“好人政府”一样，是一种“降了格”的民主。他提出民主宪政是“幼稚园政治”的观点，旨在使国人能接受“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因为他意识到，这是“号召全国人民的感情与理智，使这个飘摇的国家散漫的民族联合起来做一致向上的努力”[16]的必须和前提。独裁派的领军人物蒋廷黻又何尝不是这样考虑：“我不过觉得我们在此时候，不要贪多而全失。所以我所要求的是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换言之，有一个中央政府”，这是“促成统一，避免割据”的前提条件。[13]不论是主张民主还是主张独裁，它们都不是论者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民主论者和独裁论者对各自主张的阐释，与早年的梁启超、杨度没有多大差异。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很难恢复或建立秩序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从正面赋予某种政体以适宜性，往往不及从反面否定另一种政体来得实在或更具说服力，所以，讨论中国适宜采取何种政体的论者，大体是从某种政体的不可行入手，而赋予另一种政体以适宜性的，似乎只要否定了独裁（或民主）对中国的适宜性，实行民主（或独裁）的合理性便自在其中，无须详加阐释了，至于这种政体的正面价值，则较少有人论及。相比之下，惟有“修正的民主政治”派试图对各种政体的价值做出正面的回答。由于该派说到底是民主派，所以在对民主与独裁的态度上，他们与民主派一样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不过，既然在民主政治之前加了“修正”二字，则表明他们与民主派有所不同。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敢于正视民主政治暴露出的问题，敢于大胆汲取独裁政治的优点，也体现在他们与民主派不同的论证方式上，他们主要是从政体与民意的角度，来评价民主（或独裁）的内在价值（或根本性弱点）的。比如，在讨论哪种政体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有效地应付外患的问题时，他们指出：“专制政治把人民压迫到非跟着政府走不可，似可说是一条心了，然而大谬不然。……民治国家在平时好像议论纷纭，一旦遇着外患，必能各方捐弃意见，形成一个对外一致的局面。专制固不然……遇着非常则内部久已潜伏的利害不一致便藉此爆发出来了。”他们坚信：“要成一个国家却必然实行民主政治，就是因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所有人民的意志，纵使有种种不同，亦能相济相和而统一起来。人民的意志有了统一，才发生所谓民族自觉心（即民族意识）。”[17]如此的论说，显然较独裁政治是精英政治，民主政治是“幼稚园”政治之类的说法，更能揭示民主的真正价值。对于已经“遇着外患”的中国人来说，选择何种政治，答案自在其中。
即使在政体实行的条件问题上，“修正”派也有不尽相同的视角。首先，他们认为开明专制是需要“圣君贤相”的，这在历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而民主政治则仅仅是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看人民的程度而定其可以实现的量度”，即使实现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却都不能说不是民主政治”，所以民主政治比开明专制更具有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其次，他们并不认为人民程度低下是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只能实行专制独裁的根本性原因，相反，他们提出，“在人民程度不够的时候而主张专政，这是徒然为枭雄造机会”，因为程度低下的人民是不能“辨别贤与不肖，以从事于推举与信任”的，而一旦人民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则不啻说人民已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资格了”。所以，以人民程度不够为理由而反对民主政治的说法，“势必供奸人利用，以至于政治更形败坏”[15]。
该派在坚持民主政治这个基础的同时，对于民主政治无法很好地处理权威与效率、平等与自由等无可回避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承认“普通的民主政治诚有效率迟缓与力量分歧的弊病”，藉此，他们积极致力于对民主政治的“修正”。“修正”的指导原则是：“我们主张为政治效率增高起见，政府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由亦受管辖。”[15]因此，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把效率、自由、平等三者配合得各到相当程度”，因而可使全国“如一个有机体，能运用自如”的理想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便是民族复兴的正途”[17]。在他们的设计中，“行政效率的提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15]。
警惕权力对自由的侵犯，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遗憾的是，民主派和独裁派都没有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尽管他们有行民主还是行独裁的分歧，但却无例外地把独裁者设计成一个全能的至善者。对民主派来说，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独裁者，所以也就提不起监督制约的话题。对独裁派来说，因为这个独裁者是至善者，所以对他无需实施制约。而“修正的民主政治”派则对权力的危害有相当的自觉，他们既提醒人们“要留意别让这最幼稚的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也强调人民对政府行使监督的意义：使政府“不至滥用权力以营私”。他们批评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论者只考虑功利而不计价值，全然“忘记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好处，乃是拉长了看的”[18]。
至少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步上了追求民主政治的漫漫征程，期间虽有反复曲折，但方向并没因此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追求民主是应了时代的潮流，搞专制是一种复辟倒退的话，那么，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民主政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专制大有取民主而代之成为世界政治主流的势头。这种时代潮流，多少让几十年来一直崇拜民主政治的中国人感到有点茫然和不知所措，民主政治果真意味着低效无能、缓不济急吗？从胡适为代表的民主派那里，人们只能感到他们对民主的信心依在，还在守护着民主的大旗，但却找不到民主较独裁的真正优势在哪里的证据，也无法去协调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关系，而“修正的民主政治”派的有关论证，恰好填补了这些缺憾，使人们对民主的信心获得了更为有力的支撑。
［收稿日期］2002-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