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中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一批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而使这一范式的研究跨入到新阶段。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吴元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2010年)，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09年)，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像》(2008年)，姚顺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2010年)，刘怀玉、张传平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10年)，李尚德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2009年)，刘林元、姚润皋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2008年)，在这些成果中，有的是以崭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全面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史，有的是以断代史、国别史形式填补了过去或被遮蔽、或被扭曲、或被遗忘、或未开展的马哲史研究领域。
一、201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总体状况和特点
2012年，中国马哲史范式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开展一系列活动，取得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活动方面：7月13日至17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2年年会在井冈山大学举办，全国共有170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参会，提交学术论文60多篇，与会代表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意义、问题与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义与哲学内容，当代世界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维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研讨。8月25至26日，中国哲学史学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在吉林大学举办了“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讨会”，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围绕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著作方面，以专题史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陈宇宙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理解马克思：从〈中学毕业论文〉到〈哲学的贫困〉》；李爱华著，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实践》；李春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许鲁洲、苗启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实践人类学哲学探索：对广义人类学哲学的实践特性研究》；孙显蔚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批判性思维的现代辨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研究》；王虎学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吴兵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冷梅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当代阐释》；郭艳君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生成性：对历史与人之存在的哲学阐释》；陈详勤著，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与普遍历史问题》；余敏、李晓珊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后期重要著作及理论创新》；张晓忠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等。
在论文方面，中国期刊网共收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主题词的论文29篇，主要有黄枬森、韦建桦的《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孙正聿的《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代建鹏的《回到马克思三题——兼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方法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黎学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发微》(载《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仰海峰的《近三十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逻辑》(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聂锦芳的《重估理论史对于理论建构的意义》(载《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张亮的《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孙乐强的《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周嘉昕的《从文本到思想史——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吴昕炜的《从葛兰西实践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传统的演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庄友刚、冯建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趋势》(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
201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总体特点是较为平淡，没有产生有标志意义的突出成果。具体表现在：其一，没有出现有突出影响的通史、断代史著作，研究热点不集中，较为分散。其二，研究成果主要以断代史研究、专题史研究、人物研究的形式出现。其三，许多成果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
尽管如此，马哲史范式的研究仍然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断代史领域研究中，个别人物思想专题研究也较有新意。专题史领域虽有许多著作出版，但由于它们广泛涉及经典作家的人道主义、哲学观、政治哲学、经济伦理、历史哲学、全球化等内容，且这些内容主要是前十几年已有研究范式的延续、已有成果的专题化，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突破性相对不足，因而本文不进行论述；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首先属于其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对话研究范式等)，或与其他研究范式存在交叉，难以代表马哲史研究的进展，本文也不予论述。断代史领域虽然没有著作问世，只是以论文形式进行先导性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却开辟出一些崭新的、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形成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的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化和深化，有的则酝酿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充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积极前导。笔者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2012年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的进展：开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确立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研究、深入研究列宁哲学在马哲史发展中的意义。
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
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萍教授的论文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和西方》，在中国马哲史学界颇受关注，尽管这还不是一部系统全面的断代史著作，而是一部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都是过去已发表的论文，似乎算不上2012年的研究成果，但是正如书名和书中概论所示，它实际开辟了一个新的马哲史断代史领域，这些由过去论文汇集而成的成果都自觉指向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发展前景、酝酿着进一步理论突破的研究领域，其意义不仅在于其具体内容、观点的阐述，还在于使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发展整体，区别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在于其基于提问方式的改变、思维方式的转换、研究范式的创新。应该说，过去对这一领域也进行过研究，出版过“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①等著作，但由于传统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排斥在外，因而只能算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是真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更重要的是，过去研究采用的是理性主义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评价标准，将其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质相同，仅有量上差异的阶段；只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间概念，进行经验研究，而不能将其作为具有独特内涵和本质的哲学概念，不能深入挖掘二者在哲学总观念、逻辑和理念的不同。因而不能自觉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作者以新的研究范式、提问方式、叙述方式、哲学史观，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哲学概念，而非单纯的时间概念，对其在世界各国的实际发展过程作出全面考察，真正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反思、批评两种片面的研究方式。一种是背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以独断的原理逻辑为唯一的真理，另一种则相反，陷入历史、经验研究之中，忽视历史之中的本质和逻辑。第一种片面研究的根本缺陷是非历史性，即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生成性，以传统教科书原理为不变的绝对真理，作为评价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派别、人物思想对错的最终标准，而作为其逻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搬过来的，是独断的、绝对的，因而不顾历史事实，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排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表面上看，传统研究也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性，也注重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但是由于这种历史性附属于不变的教科书原理，因而其实质仍然是非历史的、片面的，这种片面性研究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马哲史研究之中。第二种片面性在于忽视哲学本质、内在逻辑、哲学总观念的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确立了历史主义原则、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批判、克服了第一种片面性，取得较大进展后，又走上了另一种片面性，走向了经验性研究，只重视这一断代哲学的经验基础、产生的背景，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连续性，缺乏这一断代哲学总观念的揭示、它与前一阶段哲学总观念的异质性、内在逻辑的深度呈现和穿透，导致马哲史叙述主线不清晰，材料庞杂，这种片面性作者称之为断代史研究中“时间概念的叙述”。作者提出必须改变根本的叙述方式，转换到立足于历史发展之上“哲学概念的叙述”，这是一种批评性叙述方式，表达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观念、理性结构和理念，体现这一时代哲学与前一阶段哲学之间的否定关系。它建立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之上，文化哲学范式一方面避免了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缺陷，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逻辑性，而不能仅仅是历史经验材料的汇集；另一方面避免了科学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缺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民族性、时代性、特殊性、哲学家个体活动的能动性，是建立在这种特殊性基础上的历史理性。
其次，自觉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缺场的方法论原因，深度批判传统研究的提问方式、叙述方式、研究范式、哲学史观。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传统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缺陷：在提问方式上，第一种片面性在于非历史的研究方式和提问方式，因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排斥于这一领域之外，以维持一种逻辑必然性，把某种特殊的研究传统和形态冒充为唯一正确的普遍真理，不符合这一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谬误、是非马克思主义，因而不可能研究整体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叙述方式是有论缺史。第二种片面性在叙述方式上采取“时间概念的叙述方式”，只限于在经验、历史、常识层面叙述这一断代哲学产生的背景、经验基础，说明不同哲学阶段的联系、哲学发展的连续性，缺乏这一断代哲学总观念的揭示、它与前一阶段哲学总观念的异质性、其内在逻辑的深度呈现和穿透导致马哲史叙述主线不清晰，材料庞杂，这种研究虽然它不断追踪20世纪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人物的思想，但不能自觉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特对象进行整体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传统研究采取属于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即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思维工具，追求建立片面的逻辑理性、具有绝对普遍性的理性形式，排斥哲学创造中的民族性、特殊性、哲学家个体能动活动。在哲学史观上，与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相对应，它采用一元线性的哲学史观，把某种特殊的哲学形态绝对化、赋予其普遍必然性的唯一真理性质，作为衡量其他哲学传统和形态的唯一标准，不承认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到东方、又从东方到西方多元发展、不断创造的历史事实。
再次，作者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是基于新的提问方式、叙述方式、研究范式和哲学史观。在提问方式上，由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其中，因而自然提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任务；在叙述方式上，由于进一步采取“哲学概念的叙述方式”，反对“时间概念的叙述方式”，因而避免了采取单纯经验描述的方式对待这一领域，注重深入挖掘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逻辑、本质，哲学总观念，以及它们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在研究范式上，采取现代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反对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式，能够既避免传统研究中忽视历史性、生成性的绝对理性主义弊端，又能避免忽视内在逻辑、本质的经验主义的问题。在哲学史观上，破除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所造成的一元线性进化论观念、领袖中心论弊端，以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为主导，树立多元、开放、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清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派别、形态，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个由内部的诸多哲学传统和形态构成、不断共同创造着的哲学，展示它的完整风貌。
再者，具体阐述20世纪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总观念、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传统研究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阶段在哲学的本质、总观念、基本原理上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区别只表现在时代背景、研究内容上。作者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不是其内容和时代背景，而是其形式上、哲学总观念。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某个领域的理论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觉地以哲学总观念来进行概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危机，最终走向改良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改变了19世纪的哲学总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在逻辑结构上重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区别于近代哲学的理解方式和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以实践和辩证法为核心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最后，提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具体论题：第一，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总体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时间上的变革。第二，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破除理性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下非此即彼的关系模式，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探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互补关系，研究它们的差别、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贡献、不足之处。第三，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研究，深入分析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研究的区别。
何萍教授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是一部有突出影响的通史著作。这部论文集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其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其研究范式、马哲史观与前者保持一致。但由于前者是一部通史著作，受其目标、体例、结构、篇幅、叙述重点内容的限制，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从西方而东方，又从东方而西方的发展过程、重点内容、它与19世纪的区别、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等内容相对薄弱、匮乏，因此，这一独立的断代史领域研究仍然是一个新的、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
三、“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2012年在吉林大学举办了“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讨会”，这一会议在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将深入而系统地总结、研究、评价新中国成立后60年(1949—2009)中国哲学研究的进程和成果，全面涉及哲学8个二级学科的研究进展，以面向世界全面介绍新中国哲学发展成果为目标，因而受到海内外哲学学者的关注。之后，围绕会议主题，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孙正聿的《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华军的《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讨会述评》(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其中前者最为全面系统、最具代表性，笔者结合此篇论文进行分析。
为什么能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并且作为马哲史研究进展的重要内容?狭义上看，当代中国哲学史只是属于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怎么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广义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只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部分，后者的内容囊括哲学的8个二级学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其中一个学科，这样定性是否以偏概全而失之片面?笔者这样定性出于以下原因：其一，在性质上，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其二，在叙述主线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以之贯穿其他7个二级学科内容的叙述中，贯穿于对哲学争论的评价中。其三，在实质内容上，当代中国哲学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为实质内容，它全面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中；体现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体现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各哲学二级学科研究中的成果；体现于在哲学论争中所形成的推进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因而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其他内容都可以归入这一根本内容。
以编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为直接目标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其性质可以视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它可以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表现在研究意义和目标、研究范围和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首先，新的研究目标。相比过去，这一研究确立了新的研究目标：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全新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一基本目标分为4个方面：其一，深化问题研究的目标。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避免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弊端。其二，深入阐述哲学理论争论的目标。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体现出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其三，处理好“学说”、“学术”和“学养”关系的目标。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学说史”，也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学术史”，还是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学养史”。其四，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目标。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以推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其次，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上的创新。过去，此类研究范围狭窄，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者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这些著作只是关于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国哲学史，1949至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全面覆盖了1949—2009新中国60年的哲学发展。在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也广泛涉及了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包括以8个二级哲学学科专题研究、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再次，研究方法的创新。过去的研究主要采取经验性描述和评论的研究方式，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新的研究则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当代中国哲学史不是事件、人物、观点及其评点的陈列史，不是哲学各二级学科建设的演进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逻辑发展的历史。在叙述方法上，分为“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8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最后，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其中主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二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哲学探索以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三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和宗教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各哲学二级学科所讨论的重大问题、所出版的重要著作、所实现的学科发展；四是建国60多年来所展开的重要的哲学论争，以及在哲学论争中所形成的重要的推进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深入开展这一研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学者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这些难点在于，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灵魂、主线，如何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背景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何选择和阐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如何论述各个时期的哲学状况及其发展趋向等。尽管如此，应该看到，这项研究的基础条件都已具备，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均已确立，因而可以期待，今后几年围绕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会不断出现，而其最终成果——作为一本专著和教材、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性质、全面概括中国哲学各二级学科发展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将会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问世，并带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发展。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
2011年，黎学军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发微》(载《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客观性、经世、文化——从马哲史著述的史学特征看》(载《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提出了这一研究领域。不同于前两个断代史研究、马哲史范式其他形式研究，这一研究具有一些新特点：在研究范围上，前面两个断代史研究时空跨度较大，范围较广，这一研究范围较小，仅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且只是近30余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研究性质上，前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某种论述，都以产生某种具体的论述成果为目标，后者则不去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而是对已有马哲史论述的论述、已有马哲史研究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本身的研究，即研究马哲史研究的视域、方法论；在研究对象上，以往其他马哲史范式研究都是全面反思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思想研究，这一研究仅仅反思最能代表马哲史成果的通史著作，尤其是最具权威性的通史著作，具体揭示这些著作的风格、特点、观点、不足，尤其是其内涵的哲学史观，观点演变及其规律(具体比较了中国8部权威、代表性的马哲史通史著作，有高齐云和叶汝贤的著作、孙伯鍨的三部著作、庄福龄的马哲史纲要、黄楠森的三卷本著作、余源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黄楠森、庄福龄和林立主编的八卷本著作、何萍的马哲史教程)，因而能够更加深入、具体。通过对我国马哲史著作中的时代性、民族性、个体性的总结和反思，有利于我国马哲史通史研究、有利于将来创作出更高水平的马哲史通史著作。
作者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分期、演变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新探索。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分期、马哲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作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些见解一方面包含了立足于马哲史著述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这一研究视域自身的片面性。在历史分期方面，作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怀旧”阶段(1981—1989年)，从中山大学哲学系编马哲史(1981年)发表到八卷版的第六、七卷(1989年)发表止，其特点是出版著述和学术争论最多的百花齐放时期。第二阶段是“自我意识渐强”阶段(1990—1999年)，从1990年余源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出版到1999年马哲界对于“回到马克思”倡议的热烈讨论止。其特点是注重从学术性角度研究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前沿问题的热情高涨，开展了对马哲史的交叉研究，许多观点逐渐取得主流地位。第三阶段是“展望”阶段(2000—2009年)，新世纪开始至2009年何萍的《马哲史教程》出版止。2000年之后的年会基本上属于与时俱进式的会议，学者们主要从多个侧面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研究，通史渐受“冷落”，“中国马哲史”著述逐渐丰富，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化，也反映了学界对马哲史学科研究旨趣的转移。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作者的这一观点既有一致，也有差异。在分期的时间上大致相同(基本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特征概括相似。由于仅仅研究马哲史著述，因而对三个阶段(尤其在第二、三阶段)特征概括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新的概括既有独到之处，也有片面性。作者认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怀旧”，而过去冠之以“蓬勃发展”，这一概括突出了这一时期与苏联马哲史研究的联系，有一定合理性；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自我意识渐强”，过去则将其描述为“困境与探索”阶段，主要是从时代转型、著作的数量、学者群体数量、经费划拨的角度描述此时的研究状况，作者立足于学者主体性、著作质量的角度，对过去的概括进行了某种修正。作者对第三阶段的概括，失之偏颇，单从马哲史通史著作情况看，通史著作确实很少，渐受“冷落”，但如果从中国马哲史研究总体状况分析，过去所作“复兴与创新”的概括较为准确、全面。②
在呈现新时期我国马哲史著作发展的总体逻辑方面，作者分为3个层面。首先，认为新时期我国马哲史发展是一部“问题”史，即先发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哪里?后解决问题：回到马克思，重新解读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其次，它是一部中国哲学界自我意识从弱到强渐次“层累”起来的一部以教程形制为主的历史。最后，在解读方式上，由“以苏解马”，进至“以马解马”，最后到“以时解马”。笔者认为前两个阶段的概括比较准确，后者的概括较粗略，这同样是由于受制于通史著述的限制，从总体上讲，应该肯定新世纪中国马哲史研究正在自觉实现范式创新与转换，即使从通论著作看，何萍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体上看，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虽然不像前两个断代史研究那样内容丰富、视野宏大、理论现实意义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作者提出的许多新见解中尽管有些还不尽完善，但是这一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对于中国马哲史重要通史著作的系统反思，对于它们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特点到马哲史观、从观点到演变规律的研究，将有助于今后我国马哲史通史著作的创新，有助于产生体现新的哲学史观和时代精神、更具个性化的、具有标志意义的通史著作。
五、人物思想专题研究的进展：列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在重要人物哲学思想的专题研究方面，继前几年集中研究恩格斯哲学思想、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后，2012年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探讨较有价值，张亮的《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一文较有代表性。
作者以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为主题，站在新的哲学观、马哲史观的立场上，反思列宁作为马哲史新阶段定位的产生过程，批判对其性质、内容、地位、作用的传统理解，分析了它得以产生的直接政治原因，并对上述内容进行重新阐释。
作者首先分析了列宁哲学作为马哲史新阶段定位的产生过程和原因。20世纪30年代前后对此问题看法截然不同：30年代之前，主流看法是列宁思想的主要成就是社会政治理论，哲学方面主要是继承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并具体运用群众运动、革命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领袖，其次才是哲学家；30年代之后，为了确立“教科书体系”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新一代理论家推出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凭借斯大林政治力量的干预，这一定位得以确立。作者认为从列宁思想作为社会政治理论上的新阶段，不能必然地推出哲学上的新阶段。
作者对列宁哲学的性质、地位、作用进行重新评价和理解，认为列宁哲学中辩证唯物论思想的性质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其地位不是新阶段的开创者，这一思想的开创者是普列汉诺夫，其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成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唯一真理性。在这方面，列宁只是中介环节，只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基本路线，其突出作用在于具体运用这一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列宁哲学中辩证法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的开创者，但不是作为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的思想源头。
笔者认为，作者的诸多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基础上，虽然列宁哲学新阶段直接产生于政治权力的推动，其学理根据则在于一元线性哲学史观，以教科书原理反注哲学史的方法论，关于列宁哲学的创始人地位、唯物主义本体论作为核心内容、其普遍适用性和唯一真理性质都是其表现。作者的新的观点则基于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本体论化的哲学，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由多种哲学形态、多种哲学传统构成。从第二种哲学史观看，列宁哲学自然只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唯一真理性质，其地位只是一个中介，而不能看做是开创者(开创者是普列汉诺夫，根源是恩格斯)，其核心内容则是其实践观和辩证法思想而不是唯物主义，这一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开创者，后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形态，共同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
作者的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明晰，在今后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如列宁哲学是否具有双重性特点，这双重特点是列宁哲学自身固有的，还是两条不同阐释路线诠释的结果?怎样看待西方列宁学所主张的“两个列宁”、《哲学笔记》(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的代表)的断裂?列宁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辩证法思想如果能够并存，应该以何种方式并存?
新世纪以来马哲史范式研究中确立了许多新观念，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由多种哲学形态构成、在多元发展中呈现，马哲史研究中应批判以原理反注哲学史的方法论，重新叙述和呈现其内在逻辑。通过对列宁哲学思想在马哲史中地位、作用、性质的深入研究，体现出这些新观念已逐渐被普遍接受，并且在一些专题研究中得到深化、拓展，从而推动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张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刘怀玉、马振江：《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冯建华、庄友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现状》，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
②代表作有刘怀玉、张传平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尚德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刘林元、姚润皋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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