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的探究——以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二十论文,文学论文,性关系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版界陆续刊行了一批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德国文学研究专著，打破了前此无中文撰写的相关著作的局面。其中以文学史的形式揭开这一历史序幕的，是张传普（又名张威廉）著、出版于1926年的《德国文学大纲》；而以通论的形式，力图探究德国文学中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则首推刘大杰的《德国文学概论》。刘著的产生，自有其历史的背景；它对于德国文学研究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从学术史上看，又有其相当的意义。因此以它为中心，来考察一下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里所作的努力，并进而对这种努力作一合乎逻辑与史实的价值估量，应当是必要的。
一
我们所见的刘大杰著《德国文学概论》，是1928年6 月由北新书局刊行的初版。全书388页，除“序”2页、目录10页外， 正文为九章376页。在“序”中，作者特意说明：“开首便不得不向读者申明的，这书不是德国文学史。”并称他所希望的，是读者“或者能在这书里，得一点关于德国文学系统的概念”。根据全书结构与章节内容，我们可知作者所说的“关于德国文学系统的概念”，主要是以18世纪至作者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文学为中心，通过既有顺序、又重点突出的作家作品介评来凸现的。下面是该书九章正文的目录：
第一章 德国古代文学概观
第二章 古典派初期的三大作家
第三章 哥德的生平及其作品
第四章 悲剧作家席勒
第五章 浪漫主义的勃兴
第六章 写实主义初期与海勃尔
第七章 霍卜特曼与苏德曼
第八章 新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第九章 大战后的表现主义
在各章之下，又分若干节，以“一、二、三”中文数码为序，各节之中，再分若干的小标题，以英文字母“A、B、C”为序。 如第五章“浪漫主义的勃兴”之下，即分“一 浪漫主义的主潮”、“二 剧作家克莱司特”、“三 同时代的他作家（原文如此）”、“四 半浪漫派剧作家格利帕塞”、“五 歌剧作家瓦庚来”等五节；而其中如第三节“同时代的他作家”中，又分“A 浪漫诗人赫德林”、“B ‘浪漫派之王’推克”、“C浪漫派评论家菲特立希”、“D罗法利斯的又《夜的赞歌》（原文如此）”、“E海堡特浪漫派”、“ F自由战争诗人”、“G德国南部的浪漫派”、“H海勒的《卿似一枝花》”。《德国文学概论》所提供的这样的著述架构及其内容，说明作者虽然已经声明本书并非是一部德国文学史著作，但其对于史的线索的描述，还是颇为在意的。
二
但是作为一部通论性质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刘著《德国文学概论》今天看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对自18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德国文学发展史作了如何完备的叙述，而在于它以这一德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段为素材，较早并且是较深入地探讨了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这一重要课题。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刘大杰指出：“文学不仅不能离开作者的个性，同时也是国民性与时代精神的表现。……世界大战（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宣告破产的德国，这几年国民一致的努力，竟能挽回国运，凌驾诸国而上之，这是世人周知事。我们要理解德国的国民性，要理解德国内部的真精神，第一步对于德国的文学，不得不有充分的理解。”可见作者撰著本书的根本立意，是想透过德国文学的种种表现，来理解德国国民性的实质；而理解德国国民性的目的，从上引文字看，则隐约之中似乎又与一份借他山之石以振起中国国力的热切期望有关。
那么，在作者看来，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对此本书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作了充分的探究。
在宏观的层面，作者于本书的第二章《古典派初期的三大作家》里，专辟一节，讨论“德国国民性与文学”问题。在这一节中，除了再次强调“文学不仅不能离开作者的个性与时代思潮，同时还要有国民性的根底。德国文学是以德语表现德国国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就是国民性的反映”，还用较充分的篇幅，列叙了德国国民性的几大特征。作者认为，“德国国民性最显著的特色，为彻底的内向性（Die Gnnerlichkeit，原文如此）排斥轻浮与浅薄，握住事物的本质。”因为彻底的内向性，所以“他们对于道德观念是主观的”，而“康德的要从人间自身之中认识道德自由的观念，为德国国民性的深根”。同时，德国国民又有“强烈的义务观念”，“他们对于事业，视为自身的目的，不以利益为前提，带有伦理的意义与宗教的严肃。”第三，“德国国民还有一个特性，好秩序的组织，有了三人在一处，就合组织一个团体，举一个会长、一个书记、一个会计，把职务都分配得很清楚。这种倾向，普及到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因为有了彻底的内向性、强烈的义务观念和好秩序的组织这三个重要的特征，德国的文学因此显现了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学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即是戏剧——在本书中，作者依照中国传统文学的分类，称之为“戏曲”——的高度繁荣。
对于戏剧在德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本书序中即已作了特别强调：“在德国的文学史上，有一件很奇怪而又是很明显的事。就是剧作家代表了各时代。在古典派初期，有雷心（Lessing，今译莱辛，1729—81）；在黄金时代，有哥德（Goethe，今译歌德，1794—1832）；有席勒（Schiller 1759—1805）；浪漫主义时代，有亨利·克莱司特（
H.V.Kleist 1777—1811）；写实主义时代，有海勃尔（F.Hebbel 1812—63）；彻底自然主义时代，有霍普特曼（G.Hauptmann 1862—），有苏德曼（ H.Sudermann 1857—）； 表现主义时代， 有汉森克洛浦（ W.Hasenclever 1890—），有恺石（G.Kaiser 1878—）等。 在某一个时代，没有旁的作家的声誉，更能超越他们而上之。同法国以小说代表时代的比起来，德国恰恰相反。”这一“很奇怪而又很明显”的现象何以产生？作者的解释是：与国民性有关。在第一章论述德国文学与其国民性关系时，作者即已指出，由于德国人“好秩序的组织”，故“在德国的文艺作品中，有组织的戏曲为最优的一部分”。至第二章讨论著名的戏剧作家和批评家雷心时，作者又先引他人之语说：“气候与历史，血液的混和与外部的影响，狠（原文如此）强烈的促进德国民族精神固有的戏曲的性能。”之后进一步解释道：
我在前面说过，德国民族性的特色为彻底性。剧的葛藤的本体，为意志与意志或意志与命运的争斗。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不妥协的彻底性，排除一切障碍与压迫，要求自我的扩充与自由的表现，反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为剧的葛藤的原动力。德国人都是这些富有彻底性的意志的人间（们？），所以他们喜欢有他们同样的彻底的人物，在舞台上活动，见了意志与命运，自由与法则的斗争，到了神疲力尽而为玉破碎的人间的悲壮剧，都容易吊下同情之泪来，因为这原故，所以这种悲壮剧，在德国都视为戏曲的正道。
同样也是在第二章中，作者还从思想与行动、创造与接受两个不同的侧面，去探究戏剧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想把这世界观或人生观去象征化，最便利的艺术的形式，就是戏曲。”因为“只有在剧的动作之中，能捉住人生的意味，能表出作者的人生观，及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态度”，而德国民族，恰好是“好思索好理想的人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活动的德国人，与其读静的小说，不如看以动作为主体的戏曲。在各方面重秩序与组织的德国人民比起自由奔放的艺术形式，还是爱好有组织的戏曲方面的作品。”这样，作者其实就是把德国国民的彻底性与好组织这两方面的特征，与戏剧的通过严密的结构与形体的表演，来表现人生意志与命运斗争的本质，逻辑地联系了起来；把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悲剧在德国的兴盛不衰，与德意志民族的深层的心理结构，逻辑地联系了起来。这样的解释，尽管还不能说把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彻底揭示了，但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在微观的层面，本书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去探究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一是平面的作家比较。如论述古典派初期的三大作家克洛卜司托克（F.G.Keopstock）、雷心、薇兰（M.Wieland），即谓“三人生于一时代，各有各人的特色。以他们不同的特色，可以代表德国国民性的各方面”。“从作品方面说，克洛卜司托克为主观情热的抒情诗人，雷心为客观的理性的剧作家，薇兰为德国近代小说的先锋。从思想方面说，克洛卜司托克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雷心纯粹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微兰是一个极端的怀疑主义者。”又如在介绍德国戏剧史上的两位大师哥德与席勒时，作者又将二人作了有意味的比较，而比较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德国的国民性。作者认为，哥德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有某种超越国度的意义，哥德的特点，是“把内生活与外生活同样的看待，重视人生，只觉活在世上，是一件快乐的事。”而“席勒的心眼，仅向内生活探求，富有德人的彻底性。”“哥德的艺术是贵族的”，而“席勒的艺术是民众的”。“哥德是诗人，席勒是戏剧作家。”当再度谈及“德国国民性的活动力与彻底性，与戏曲的本质发生关系的事”时，作者又特意指出：“德国作家最善把此事取入作品中去的即为席勒。”
其二是立体的具体作品的意义探究。这方面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像第一章讨论著名的德国古代史诗《尼勃伦根之歌》，即谓其“不仅是一伟大的艺术品，同时是全日尔曼民族的思想与生活的象征，我们可以见出德国的国民性。”“所谓德国人的特性，彻底、尚武、复仇，坚忍的精神，在这样的作品里，最容易表现出来。在尼勃伦根之歌里，特殊（原文如此）是赞美武勇与忠诚”。为此作者还特意举作品中的人物哈根为例，说哈根最后殉难，“这样彻底的精神，自身性格的忠诚，自我主张的强烈，正是日尔曼民族的本质。”又如第五章分析浪漫主义剧作家克莱斯特的作品《彭特斯利》（Penth silen）， 谓该剧是“古代的传说，加以近代的解释”，主人公“有德国国民的彻底，有很深的国民精神”，原因即在于该剧表现了复仇与爱的人性纠葛。而同章同节讨论克莱斯特另一部作品《开脱心》（kathchen Von Heilbronn）时，作者又一方面与《彭特斯利》比较，谓彭特斯利是“为理性而不顾一切的牺牲”，开脱心是“为恋爱而不顾一切的侮辱”，另一方面还将之与哥德《浮士德》比较，说：“哥德《浮士德》中的葛来心，克来斯特的开脱心，一称为古典的女性，一称为浪漫的女性，现在德国人，犹以这两个舞台的女主人，代表德国女性的全部，由她俩的性格，可以看出德国女性的彻底的与牺牲的精神来。”像这样有纵有横的对具体戏剧人物的分析比较，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通过逻辑演绎而得出的抽象结论，而是具有活生生的质感的文学史实。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书中某些未加明确说明的作品分析，其文字中包涵的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问题的追索，本身也还可追索。如第六章评价写实主义作家海勃尔的成名作《尤地脱》（Jndith），即从比较《圣经》记事与海勃尔改编的不同处入手，敏锐地觉察到海勃尔将女主人公从一个普通的寡妇，改写成“一个处女的寡妇”，从而衍化出“尤地脱这次的牺牲（指为了救本城的人民而献身于敌将），既失了处女的童贞，又失了寡妇的贞操”之事，是“一个人失了两重的生命”，因此当女主人公胜利返回时，尽管受到市民的欢呼，其实“敌将的被杀，自身童贞的被破，成了对等的形式”，“在外面看来，似乎是女性胜利，不知道内面的生命，成了男女破灭悲剧”。这种解释是否合乎海勃尔剧作的本意姑且不论，但其着意透过戏剧的表象去探求背后支配个人命运的根源的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而这种探索如果要引申一下，自然也是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前述戏剧与德国国民性关系的话题的。
三
刘大杰在《德国文学概论》中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所作的这些探索，联系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界的现实情形，可以发现它既不是作者个人突发奇想的结果，也不是当时德国文学研究的单一倾向，而与同时代的中外学术交流及国内文学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如所周知，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大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闻名的，他40年代初撰，50至70年代一再修订再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刘大杰早年曾是一位积极投身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与发表过相关专著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这位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乡村、一生笔耕不辍的勤奋学者，早年家境贫寒，1922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武大，他有幸结识了时在学校主讲“文学概论”和“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并在郁达夫的指导下开始创作小说。当1925年郁达夫因受武大中文系旧派势力的排挤愤而辞职时，他也因同情郁氏而离开了该校。此后由于郁达夫的鼓励和帮助，他于1926年赴日本留学，并于次年1 月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小铃寅二，正是以研究德国文学及英国文学见长的。《德国文学概论》一书即是刘大杰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岁末完成的，这由本书序尾的署年“一九二七年之末日于日本”可证。
有关刘大杰的日本导师小铃寅二的详细生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考。但从20世纪前期日本学界对德国文化普遍关注的情形来看，《德国文学概论》中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的重视，应当是日本学者有关看法影响的结果。这方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在刘大杰之前，日本学者片山孤村已在《大战与德国国民性及其文化文艺》一文中，触及到了相关的话题，而该文早在1924年已被李达译成中文，收入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中译日本学者论文集《近代德国文学主潮》一书中。片山孤村在他的论文中，首先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颓废倾向，进而从德国国民性的角度，论证德国文化必有支持社会复兴的机缘。论文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从德国的自然环境与人种入手，探讨德国国民性的特征问题。文中写道：
德国人和法国人、意国人比较，感情举动，都很冷静，所谓得粘液质的分量多，若是受了外界刺激生出反动，那种作用就透彻到灵魂的深奥地方，其结果非使全灵魂灼热起来不止。这种反应作用在法、意两国人的心里燃烧的时候很短，而且易于发散，所以在法意两国人的方面是外延的，在德国人方面是内延的；德国人把这种倾向叫做向内性或深奥性（Inner-lichkeit），这是德国民族和欧洲别的民族不同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作者认为这种“向内性”，“能够使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德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又都因此表现出“有充实的内容和整然的组织的各种特色”。在稍后的部分，作者又写道：
此外还有一种特质，德国人坚韧不拔的意志，沉着、精力，和向上心，都是无限，对于无论何种成功的事业，都不晓得满足，务要继续努力，创造出新文化出来；……能够把这种‘无间断的努力’表现为事实的人，就是哥德的‘浮斯德’。这‘浮斯德’的意思，就是‘理想的德国人’。但是这样的人物动辄趋于极端，没有止境的空想、迷惑的怀疑，穿凿的癖性；偏重的专门主义；奇娇、偏癖；单纯，简素，明快，典雅之缺乏，挽近唯物主义盛行时代对于富与权力之渴望等性质，都是德国国民性和文化的缺点。
如果我们把片山孤村的这些有关德国国民性与德国文化关联的论述，与上述刘著《德国文学概论》的相关论述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除了叙说角度的差异和用词的不同之外，二者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刘大杰所说的德国国民性中的“彻底的内向性”，与片山所谓的“向内性或深奥性”，即颇相似；刘大杰谓德国人“好秩序的组织”，又与片山指出的德国文化所具有的“整然的组织”同一意思，而刘大杰强调的德国国民具有“强烈的义务观念”一点，虽然在片山的论文里没有直接的对应点，但片山所指出的德国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向上心”和“不满足”，也与之不无关联。当然，指出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与片山孤村论文这种“英雄所见略同”式的相似性，并不意味对刘著的独创性的轻视。通过全文的比较，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刘著中对于德国国民性的条分缕析，显然比片山的论述更具系统化，而刘著中有关德国戏曲的发达与其国民性关系的探讨，更是片山所未言及的新见。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学界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广泛汲取西方学者的见解，对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文学的介评文字里时作文学与一国国民性关系的探索，也可能引发刘大杰在撰写《德国文学概论》时，对相关问题加以重视。如1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由泽民、鸣田合编《近代文学概观》下册中，即收有一篇题为《俄国文学内所见的俄国国民性》的论文，据文末注，该文是“译美国W.L.Phelps原著”。该文的中心内容是“从谷戈尔（今译泰戈尔）、都介涅夫（今译屠格涅夫）、陀斯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找出俄国国民性中一切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中包括有“伟大的气概”、“四海同胞主义”、“对于印象的极端敏捷”、“意志力的麻痹”等多项要素。而在本文作者看来，从俄国文学中可以感受到的最普遍的印象，则是“一个深刻的浓厚的阴沉忧郁的印象”——“苦难”；同时因为对苦难有着坚强的忍耐力，作者又认为俄国文学中显出俄国国民性的另一重要潜质，是“对于人类的怜悯和同情”。就此作者屡引俄国著名作家的文字加以解说。刘大杰撰写《德国文学概论》之前是否读过《俄国文学内所见的俄国国民性》一文，我们无法确证。但从该文反映的当时学界研究外国文学的普遍风尚看，促使刘著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问题，应当与当时国内流行同类论文或译著的学术潮流不无关联。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时，对文学与一国国民性关系的问题特别关注，和五四以来国内文学界将文学视为人生的必然反映，希望以文学为武器来改造当时贫弱的国民性有一定的联系。刘大杰在《德国文学概论》的第一章里谈到文学是国民性与时代精神的表现时，特意指出：“世界大战后，宣告破产的德国，这几年国民一致的努力，竟能挽回国运，凌驾诸国而上之。这是世人周知的事。”这种对德国走出困境，踏上富强之路的曲折经历的赞叹，背后潜含的，正是对中国早日摆脱贫困与混乱的现实，实现国富民强的殷切期待。而这一切，显然是跟20年代鲁迅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中的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新文学作家用作品无情地揭露中国国民性中的糟粕，以期达到改造中国的目标，处在同一潮流之中的。
四
1930年，刘大杰结束留学生活，从日本回国。次年2月， 他在上海又完成了另一部德国文学研究专著——《德国文学大纲》（该书于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部新著中，作者继续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问题加以关注，全书的第二章，即是“德国国民性和德国文学的特色”。1938年以后，刘大杰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中国文学史。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于德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渐趋深入，但对于德国文学与国民性关系问题的兴趣，似乎已逐步减退。到1949年以后出版的几种德国文学史著中，这一问题已不再被单列专节加以讨论了。
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往往代表了该时代人们深层的文化需求。刘大杰20年代后期写于日本的《德国文学概论》，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的关系问题，正是对当时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着力以文化批判的方式，改造中国国民性的诸般努力的一个侧面的响应。而它因为借鉴国外学者的有关思路对德国文学所作的总体性思考，又使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在其发展的初期就显出某种深入问题底里的良好态势。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态势在以后的研究中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刘大杰本人也经历了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然而历史虽然不能改写，前人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终究是后人进一步前行的重要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历史地肯定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的学术功绩，更期待今后的学者有超越性的德国文学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