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_科学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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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85;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1)02-0088-04

一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中叶以后的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哲学直接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和研究方法。

西方科学哲学是经验主义在现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实证主义开始,经过马赫主义发展到逻辑实证主义,这个阶段属于实证主义的发展阶段;二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开始,到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这个阶段被称为反实证主义阶段。它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证伪主义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分水岭的两个阶段中,对经济学方法论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和现代物理学的革命以及数理逻辑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的根本变革。由孔德、穆勒等人创立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因为突出经验作用而贬低理性作用的倾向越来越不受欢迎,于是英国的罗素和奥地利的石里克等人把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同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也称分析哲学。它是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发展阶段的最高峰,也是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科学的逻辑分析找到人类知识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以及科学可靠无误的根据。按照柏林学派亨普尔的说法,就是提出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经验主义理论。为此必须对科学理论结构进行分析和对理论的意义进行经验证实,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以及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影响都围绕此而展开。

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从第一个方面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加解释的公理演算系统,它由一些特定的原始术语和初始假说构成;另一部分是一组称为对应规则的句子,它对某些理论术语作出经验的解释,从而使公式化的公理演算系统具有经验的内容,使它的正确性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要求表现在理论公理化方面,就是把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理论的“基”由公理组成。这样,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都可以由公理通过演绎推理而导出;二是把理论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个系统,该系统的基由“基本概念”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人类直接经验的反映或能解释为物理操作。构成系统特别要表明从基本概念出发怎样可以逐步导出所有其它概念。

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构成的公理化要求引导着经济学研究广泛采用经济分析和运用数学工具形式化表达。经济分析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包括静态和动态分析、质和量的分析、微观和宏观的分析,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经常采用的是静态分析,他是静态分析的典型。瑞典学派的林达尔首创动态分析,同时还注意了质和量的分析。边际主义者的分析方法是序数分析法,后来成了经济学研究中最普遍采用的方法。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注重了整体和宏观分析,从而使整个分析方法趋于完善。数学方法包括数理统计、数量分析、建立数学模型和数学方式的表达等多项内容,随着形式化的理论的提出,经济学也一步步地趋向形式化。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是从19世纪初开始,到了19世纪的下半期,瓦尔拉和帕累托等人首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学派。到了20世纪30年代,费理茨和丁伯根又开拓出经济学研究的新分支如计量经济学。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遵循着公理化要求,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由此被看作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的标志。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这一时期阿罗、德布鲁等人引进集合论和拓扑学方法建立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严格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的完全公理化。萨缪尔森、阿罗和德布鲁由于对数理经济学的上述贡献而分别于1970年、1972年、1983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第二个方面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区分有意义的命题或陈述和无意义的命题或陈述,可以依据经验实证原则: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这一原则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说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能否指出检验它是真或假的办法;其二是说只有一个命题表述了经验事实并原则上可以被经验证实时,这个命题才有具有意义,否则就无意义。这不仅是科学的基础,而且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的命题具有可证实性,可以通过经验鉴别真伪看其是否意义。如果说,理论的公理化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形式的要求,那么实证原则则是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优劣和可接受性的标准。按照实证原则的要求,经验必须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检验,以证实理论与现实经验相符的程度以及由此判断理论的优劣和适用性。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理论与前提假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它的检验判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进行,而只能是利用对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使得对一种经济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计量经济学的检验结果进行,从而促使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同时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使经济学成为可检验的理论而大大增强了它的“科学性”。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和丁伯根,其后,1971年的库斯涅茨、1980年的克莱因、1989年的哈维莫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此可见,研究方法的实证化、数量化和形式化对于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精确性和深入性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因为事实上经验与理性、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形式与内容、动态与静态、累进与飞跃都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实证主义只强调经验、归纳、静态、累进等方面,必然造成其研究上的失误。而且经济学在性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现象及其关系本身就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把一种原本生动的、丰富的人的活动和关系形式化为某种数学公式或计量模型,无益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对此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大量数学符号的均衡公式演算是空洞的研究,对实际问题不可能作出什么有益的解答。而那些首先注意运用数学方法的学者也始终认为,数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哲学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从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向。

证伪主义是科学哲学演变过程中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证伪主义哲学又称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它不仅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西方哲学繁荣起过重要作用,也对西方5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逐步理论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证伪主义哲学是由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他在对归纳主义批判的同时却重蹈了归纳主义的错误,把自己的哲学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只能来自经验的归纳,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从单称经验命题通过归纳推理而得出结论的。波普坚决反对归纳法,他认为从逻辑上看归纳推理是不合理的,它只能告诉人们过去,不能告诉人们未来。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必然重复,并且无论过去的重复多大,都是一个有限数,相对未来的无限,概率只能约等于零。所以归纳法不能给我们确定知识,不是科学的方法,应该把它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波普尔进一步认为,尽管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却可以被经验证伪。证伪方法是演绎法,用符号表示为:如果t,那么p,由于非p,所以非t。波普由此以“经验证伪原则”取代了证实原则,并将它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一切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伪的,才是科学命题;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既然科学的本性在于可证伪性,那么一个理论被确认是暂时的,而被证伪是必然的,科学理论正是通过不断被证伪的批判、否定而发展的。这样波普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或过程模式)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结构的静态模式。他把自己的科学进步观和方法称为“试错法”,又称“批判理性主义”。

证伪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奇森最早运用波普哲学方法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先验主义方法论。20世纪30年代后者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检验。对此哈奇森认为,希望获得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无论是同义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都必须接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以经验检验的陈述来表达。只有波普的可检验性才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但哈奇森在关注经济命题的科学性时,却没有区分可检验性究竟是涉及经济理论的假定还是预测,他长期认为经济学中以经验为依据的工作既可有效地应用于理论的预测,又可有效的应用于种种假定。这说明哈奇森对波普哲学方法论的理解有偏差。5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争论涉及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检验标准等问题,争论的本质就是波普对科学命题的归纳性和演绎性分析的问题。深受波普哲学影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研究了经济学在操作上有意义的一般原理,并把它定义在波普的证伪主义原则上,使操作理论变成了一种可以证伪的理论。同时他认为可证伪理论中包含的经济学假定应该具有现实意义;一种理论应该与实际领域和观察资料有足够的联系,在科学领域不存在解释而只有描述。由此否定了弗里德曼把理论看作形成预测的工具,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是预测的准确性的观点。现代经济学从传统的实证主义转向证伪主义的过程说明:虽然经验证据是现代经济学第一发展的推动力量和验证基础,但经验对证实主义和对证伪主义的意义不能等量齐观。对于证实主义,经验只是起到确定理论适用的范围,它强调理论被经验“证实”,但在证伪主义那里,经验是一门学科或理论的正确性与错误的显示,因而强调理论最终要被经验“证伪”。西方的大多数方法论研究者坚持波普的证伪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直接证实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假定既无必要又会使人误入歧途;经济理论的根本问题应根据他们想要解释的现象含义加以判断。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能够说明某些模式是否适合在一定的场合使用,而不能说明它们是真是假。

波普的证伪主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对科学命题的静态分析转到科学发展的生动历史上来。循着这个方向,50年代以后,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兴起。首先是库恩的“范式”革命,他从社会的、历史的而不是个人理性的角度提出了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静态结构分析和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动态发展模式的一种量变与质变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即“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范式”是贯穿这一模式的灵魂和核心。作为既有社会学性质又有认识论性质的“范式”,就是某个“科学共同体”(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和学科中具有的共同信念,它决定着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常规科学的存在,决定着科学革命的内容。与波普相比,库恩的模式更符合科学史的事实,也具有较多的辩证法因素。库恩之后,拉卡托斯进行了“框架”革命。他反对波普坚持严格的证伪标准的“素朴证伪主义”,因为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如果理论一被证伪就遭淘汰,那么许多公认是最佳的科学理论早在萌芽状态就会被摈弃,为补救证伪主义的局限性,拉卡托斯对波普理论进行了修正,在维护证伪主义批判性和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致的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框架是由作为基本假定的“硬核”和由各种辅助假设、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组成。改变“硬核”就是放弃框架。“保护带”的任务则是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保护硬核。这种调整如果给研究框架带来了更多的经验内容,使它说明了更多的事实和现象,则被称为“框架的进步”,而且只有当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后才能证伪一个旧理论。因此,拉卡多斯的“研究框架”比波普的“理论”更具有韧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普遍接受了证伪主义尤其是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一方面他们用证伪原则逐渐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并用经验资料的证伪取代对理论的证实;另一方面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应付目前的危机。近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等理论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同时又保护了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被视为“框架进步”。布坎南、科斯、贝克尔、诺斯都是因为对这种“框架进步”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无疑,作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分水岭的波普证伪主义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逐步理论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围绕着经验被证伪和科学发展模式等问题的哲学争论,产生的“范式”革命和“科学研究框架”革命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指导原则。正如布劳格所认为的,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经历是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是依据现代科学哲学理论来探究经济学家的思维结构和分析方式。结构和分析方式的中心任务是形成和检验各种可以证伪的经济理论,并把这一任务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正是逻辑实证主义以后的证伪主义哲学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带进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并将哲学对于经济学在理论框架与论证方式形成中所给与的方法论支持意义格外突现了出来。

收稿日期:200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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