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观建构*
郭一丁
摘 要：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观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和正确方向。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观的背景在于，之前宏观上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出现了畸化现象，资本内涵的意识形态在城镇空间中狂欢；微观上西方社区主义与离散空间治理导致了低效无序与原子化，空间修复与城镇社区更新掉入了资本复兴的文化陷阱。所以要迈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方向，树立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观。
关键词： 人民中心；新型城镇化观；空间正义；空间治理
1 从弯道超车到变道提速：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再出发
1.1 回归马克思的城镇化空间思想本源
马克思通过对城市空间社会属性与变迁历史过程的分析，得出了城市必须是人民城市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1]。城乡的这种对立并非源于城市自然的分离而是资本的抑或由资本所规约的。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阶级属性与其空间的内在关联时指出，“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不是德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那些超大的发达城市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最充分，所以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作出了一个清醒而本质的判断。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可以直接被标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强劲动力，可以说城市就是资本的。以资本作为发展动因，城市越发展导致了乡村的越凋敝，乡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剥削与支配，城乡出现对立。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最终消灭城乡对立的空间观念，并不是指城市乡村的样态的一致化与趋同化，而是指人在城乡二元中因为空间的错位而发生对立的社会属性要被消除。因此，城镇空间是一个以公平与正义为尺度的基本观念，是一个以人民解放和发展的全部思想载体。总之，城市是人民生活、生产和生存的空间地域，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城镇思想的底板本色。
1.2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人民性固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实践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时代新思想的核心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民中心观。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再出发也是在塑形城镇为人民生活的共同体。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是在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的新思想。十九大报告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八千多万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居民。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建成全面小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发展，但是必须要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加强城乡统筹协调，实现城镇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统一，进一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他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只有朝着“人的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才能让原有城市居民和新增城市人口都能有“获得感”。该番讲话是站在多年以来回顾我国城镇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成绩和长远目标上的再认识、再出发。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围绕习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核心精神提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3]，这一质朴的宣言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城镇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立足经验反思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决心，更体现了执政党执政为民，不忘初心的历史责任与终极使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带来了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观，所以我们需要从中国城镇化的初始语境来进一步反思城镇化过程，从理论根基与现实实践重新思索与审视马克思主义城镇理论框架下的城镇化观念的缺失对于中国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这一城镇化观的确立对新发展理念出场的必要性。
从资本的城镇化到人民的城镇化确保了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提质提速，真正迈向了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
2 何以走偏：城镇化过程的向度反思与二次探索
2.1 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的畸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引起了世界瞩目，成为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这一进程快速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快速城镇化的空间生产，到如今由地理分层或呈现的地理要素所爆发出的空间正义问题，始终贯穿着城市发展的脉络。“空间的正义”实际上涉及人们的空间生存方式的主要内容，空间正义的提出必将大大强化全社会自觉保护公民合法空间权益的导向，因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反映在人们占有生活空间上必然是两极分化，表现在居住形式上，就会出现“富人的街区”和处在边缘化的“穷人的街区”，人均占有空间规模、质量、形态和环境上出现过大的差异。这种不平衡数十年来不仅在国外的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叫法里不胫而走，而且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也伴随着高速城镇化爆发出来，如城市发展中的大型小区、售后公房小区、动迁小区、边缘社区、偏远郊区、城乡结合区等人居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外来人口迁入、产业城市融合、市容市貌管理、城市安全保障、犯罪不断滋生、贫富差距扩大、能源食品供应、教卫资源供给、交通运输拥堵、生态环境污染、城乡相互对立等城市治理问题。而伴随着空间限制所产生的阶层限制，工人阶级获得的医疗、教育等被逐渐通过地理空间剥夺了他们本来的正义性权力，从而获得的公共服务供给大打折扣，并随着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形成一种世代传递，转嫁给子孙后代。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都导向一个无法回避的思考方向——空间正义。换言之，中国的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和逻辑路径导向何方？由城市化带动经济发展奇迹的红利究竟权属于谁？以什么方式回顾与总结以资本逻辑撬动的地产狂热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道路？这些问题都成了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2.2 空间狂欢与意识形态的资本向度
在一个广义空间内，地方之间或空间之间为了获得自身的发展，不断地为争取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以及过度消费促发的繁荣，进而被迫投入竞争，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在微观层面导致了指向性的错误。所以出现了如“宿迁模式”等某些城市的一时发展和繁荣建立在甘愿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的基础上。私有制的完全开放，将城市的竞争力与资本推动完整地绑架在一起。而就这一完全倒向资本的城镇发展观念受到了西方的认同和西方资本的侵入。原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指出，城镇化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十分重要”，而他表示世界银行与中国在城镇化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世行和我国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问题的联合研究项目，并且在积极寻求进一步加深这种合作。[4]马达利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执行主任皮埃尔·德福安①认为，中欧双方未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其中包括绿色能源、城镇化等多个方面。[5]在这些抛来橄榄枝的主动合作中，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的智库不少学者热衷于推动中国实施“利用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美国智库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致力于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方略②，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早就认为中国成功的城镇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具有巨大的意义。[6]原世界银行的中蒙局长杜大伟，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都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手。其思想和在此思想支配下的项目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展发挥着重要政策影响力。西方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表达了寻求合作的机会，并将其作为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城市空间按照资本要求快速扩张是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开出的私有化药方，在资本的扩张中为逐渐服务于其最根本战略利益。这些人在肯定城镇化作为经济要素的背后其实是暗含着一个资本教条和西方城镇化观念，即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必须走私有化自由化道路，特别是土地、金融、能源和铁路的私有化是这一美国药方的主要成分。如何推动中国城镇化的私有化道路，美国沃顿金融学教授布伦特·居尔特金（Bulent Gultekin）认为：中国曾目睹苏联的前车之鉴，从而采取比其他国家更慢的节奏来推行私有化进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如此看到，市场化和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我们绝不能掉进新自由主义挖好的“增长陷阱”，按照这样的方向和观念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我们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实践中要不断审视和审查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方向就是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城镇理论来坚持空间正义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新型城镇化路走何方，不但是学者们关心的理论问题，同时将具有重大的时代现实意义。
2.3 人民生活共同体的城镇化新探索
只有实现“人的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才能让原有城市居民和新增城市人口都能有“获得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基础问题，即主体在人的城市空间的空间权利与教育、卫生权益一般都是人民的基本的普遍权益。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河北雄安新区作为一种新型城镇化的试验田被纳入国家战略。这一“试验区”的建设是对中国城镇化历史回顾基础上的二次探索与实践创新。2018年2月1日，在曾经经历种种同样城市问题的英国也宣布参与投资雄安新区。自此，在从依靠资本到限制资本到利用资本再到驾驭资本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引起了世界的共同注目与肯定。雄安试验也将成为中国城镇化道路中对资本逻辑的治标之路，也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在“以人民为中心”观念下的城市建设将有着不同以往的新样态。
立足中国特色，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观的现实叙事框架中，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前提，辩证的审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种种，不仅考虑时代特征和现实要求，还要有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在明晰和把握城市历史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价值指向的基础上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纪实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所以必须把握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片面强调现实需要会让发展失去方向，反之片面强调终极价值指向，忽略发展进程的具体性、历史性，则会给现实带来脱离实际的问题。同时将当代城市发展的实践作为历史思考的起点，立足实践、推动实践、回到实践，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0]
吸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其他城市空间理论的理论营养，将空间正义作为城市发展的要义与原则。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导引的空间政治、大卫哈维地理学的出发地域正义终指的空间正义等等，西方空间理论从一个新的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而战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在西方焕发着勃勃生机，同时这些理论剑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早于我国出现的城市空间问题，对我国在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3 城镇空间微观治理的纠偏：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观的出场逻辑
3.1 社区主义与离散空间治理
然而，近年来国产陶瓷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保持着数量上（我国日用陶瓷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5%～70%）的大国地位，但从总体水平上看是大而不强（出口日用陶瓷平均单件换汇仅为0.21 美元，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单件出口价格1 美元以上的水平，为英国、日本的 1/7，法国的 1/3），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我国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提高，人们对高档有品质的日用陶瓷产品的需求也大大地提高了，这无疑给我过日用陶瓷产品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契机，同时也对我国日用陶瓷产品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新更高的要求。
新时代城镇化观如果不能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框架下出场，那么我们就不能从这样以资本为纲的无限增值的空间生产及空间分配走出，我们原来忽视的“街区化”“边缘化”的问题很快将重蹈西方覆辙，这样的资本逻辑将城市空间的核心精神有意无意的瓦解。现实现象也逐渐由此愈演愈烈，比如美国的一些社区在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倾斜和投入很多，其较为先进的地方是通过社会化手段统合社区资源来矫治罪犯。但是奇怪的是矫正犯罪，罪犯却越来越坏，预防犯罪，罪犯却越来越多，一些社区甚至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从20世纪60、70年代直至今天甚至形成了怪诞而特别的社区现象与文化潮流。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意大利”“哈莱姆”“布鲁克林”等等正是因为亚文化形成了一种起底于当地社区的社会大逆流，虽然这直指机械的社会工作的不成功，尽管同有种族因素困扰，但其背后则是忽视地理分层的空间问题，而城市中的治理工作中把焦点放在某一社群或个人的问题特质上，部分地导致一种谴责某一特定对象的趋势，传统观念下的工作可能只是辨别将案主的不同之处与他人和社会剥离出来，让人忽略了这些对象所处的环境应该承担的责任。RICKROSS③曾描绘到迈阿密大桥将迈阿密的城市环境一分为二，“匪帮”“犯罪”的文化在桥一端横行，另一边则是优越、美好的城市生活。人们理直气壮认定到，这是某个“坏”街区，而另一个则是理所应当形成的“好”街区，但往往这些好与坏总和穷与富关联着，而人们将这种住在哪里的原因理所应当地与私人财富形成的“财富正义”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摆脱这样逻辑的发展，不管是新城市的建立还是旧空间的复兴，城市更新也好，新区成立也好，所有所谓的同质化改造抑或个性化发展，只是资本在空间上的不同道具而已。而何况是今天的我们并没有重视到城市的更新会让资本再带来一把双刃剑，而企图与西方在一条道路上利用资本在空间修复（FIX），就如同沉迷于技术变革带来经济增长一样，沉迷于地理扩张从而为资本提供复兴和延续的土壤。在西方在城市化中，这一现象尤其明显，通过“生产空间而占有空间”的“资本的第三循环”，如火如荼的城市更新作为市民阶级妥协的生活需求，它不但不要求解决城市化带来的根本问题，回避了空间与正义的根本问题，更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与寻求资本再发展而进行的复兴计划，同样的今天的我们这些身处于这座城市之中的现代人切实地感受到城市更新中重塑的空间只是成为资本驱动的标准化“车间”，无数个“新天地”在流水线上应运而生，成为资本与文化一次又一次的“美好结合”，这些打着“时尚”“高端”“高档”的旗号不但迎合某些部分阶级口味取代原有的、内生的、社会的市井文化，引导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日渐滋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人们的心理焦虑转向了以空间为载体的“空间焦虑”，而阶级矛盾也在城市中展现为对空间权益分配不平衡与非正义的碰撞，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城市更新、空间复兴其本质上是缺乏终极的社会关怀与整体思考规划的。笔者在了解到北上广深的城市实践中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某新区“缤纷社区”和某区“里子工程”以及街道社区的一些探索中，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当对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两者都不大清楚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7]也就是说当运转与扩张成为目标，而人却成了工具时，城市只会创造出一个虚像，是难以孕育自己的城市精神塑造自己的城市形象，也就难以实现凝聚人心的目的，最后走出一条具有城市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以城市空间的重塑（社区更新）必须要建立在非同质性的原生文化上，社区的共同文化是城市更新前侧重调查研究的，也是更新后环境形成的家园内涵与景观联想的纽带，只有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中才能保证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立足于其本质属性和文化定位，才能在社区地理的空间变化中找到质的美好生活。
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让”字是同时包括这三部分的，即主语，即施事者、主要动词“让”字和由于外界原因、条件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即补语。然而，由于现代汉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作为施事者的主语成分并不是都表现出来的。因此，在现代汉语“让”字句中，施事者可能会省略。在例句（2）中，并没有出现主语，而是直接出现了“让”字。但是，通过我们的判断我们可以知道，“让机器进行简单的翻译工作的设想”这个动作并不是机器自主完成的，而是人这个施事者省略了。
剔除标准：（1）吉非替尼相关ILD的论著；（2）吉非替尼相关ILD文献综述；（3）科普报道、重复文献及记载不完整的病历。
3.2 资本的第三循环：空间修复与城市更新的文化陷阱
面对现实情况不符、应用场景不符、引导结果也不符的境遇也尝试用这样的手法来构造一种新型的以社区为界的空间治理体系，从而来弥补过往资本带来的种种弊病，但是方法不顺手、理念不贴合的实践工作急需呼唤一种新的城镇化观念的出场。同时在这个新时代，一种新的城市样态、治理模式、空间观念必须被要求出场，在种种尝试、探索呼唤的背后将是一种新的思维观念的树立。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有相当多关于城镇理论与地理空间的思想资源，但是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城镇空间理论都未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城镇思想体系。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资源既是丰富的、又是零散的，但尽管这些思想资源在形式上表现出碎片化、零散性的特点，但又都服从于其内部的特定逻辑。所以丰富、完善马克思城市观的思想体系对我国城镇化道路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
面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社区主义者站在人本主义城市观，将强调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主体权利和利益表达作为空间正义的标志，倡导以微观空间为单位的某种意义上的自治来行使自己的空间主导权利。他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社会生活被社会精英所控制，他们的经济利益也被精英阶层所压榨，只有回到日常的生活空间，他们才可以更加直接地参与民主权利的表达与自身利益的诉求，所以以此为旨的社区主义将基层的直接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引领，从而引发的离散政治和微观政治。在这一理念下的举措也与国家本身的政治制度相关，在某些境遇下带来了无序政治和社区原子化。在这一理论背后是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西方理论，将社区从国家的制度中更好地对分出来，划定了自身自有的功能，并将这种功能的延伸设置进入法团主义或是联合政治的社会制度中，这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分不开的。所以面对上述的问题，如像哈贝马斯等学者就认为必须要重新构建社区民主—直接民主—基层民主这一解决路径。但是这一种声音的反叛所走向的极端直接导致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持续近百年的英美等工业国家的睦邻运动由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走向失败与衰亡。可见一斑的日本的釜崎等地区在今天也没摆脱这种阴影，同时台湾、港澳等发达地区也走向这条老路，与此同时一种有机的，看似自为的社区建设方式被进一步发展出来，去乡土化与去垂直领导的台湾模式——“社区营造”被广为借鉴。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社区营造”刮起了一阵“社区热”的旋风，却依旧阻挡不了资本主义在城乡对立和都市社区衰败中的扮演的肆虐角色，社区空间里的自给自足不过是资本社会对人们的“临终关怀”。今天在我们一些完成了城市化的发达地区，如广州、深圳、上海等，
4 在空间的人民性与资本性的张力中确立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观
我国城镇化发展至今，与客观的发展状况相对应的是，当代城镇空间建构中指导观念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区，这意味着我们对我国城镇化深化改革的未来方向必须有着明确的把握。这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城镇理论的框架内去立足于新时代城镇化观念的审理和反思，同时要基于我国城镇化过往的现实实践下心思，做文章。
4.1 进一步挖掘、梳理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人民性思想。
近年来批判资本逻辑为纲的城市空间理论不乏声音，产生了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改良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首的城市空间理论，但一方面这些理论不彻底、不充分、不适合中国城镇化中的空间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矫枉过正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轨迹也产生了阻碍和抑制。城市空间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环境下，马克思也肯定了其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在当下的历史阶段，利用资本和驾驭资本的方面还有着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需要。
4.2 把握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价值性与工具性
将图1中6个水文站作为分析对象，计算在不同保证率P（20%，50%，75%，90%，95%）情况下降水量XP［2］。
4.3 汲取西方空间思想的合理内核
测量值包括各参数相应的未经变送器处理的电极信号。常规pH计二次仪表输出的信号为毫安值，智能pH计不仅能输出测量值，还能输出pH计电极原始毫伏值和样水温度值。
4.4 确立整体性和多视角
驳斥具有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等思想思潮的看法与观点，将城市中的任何一种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思想运动、女权主义思想运动、民粹主义权利运动等单独抽离出的思潮是回避了旨在根本的、不彻底的思想思潮，任何前现代的城市乡村一体化和同质化也只能在形式上改变城乡空间的样貌和形式上的消除对立，而不能最终达到城市和乡村的真正统一与和谐，人依然是受制于地理空间的动物而不成为地理空间的主宰。同时不管是在全球化或是城乡分工的视域中的城市空间问题也应是坚持整体性与历史性的审视，以警惕包装在市场化、私有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等具有潜在风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侵扰和发酵。
4.5 以人为中心的空间治理
在以空间治理为手段城市空间建设中，其核心是人的改造和建设，芒福德也提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所以一定要将空间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子和要素。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提出文化引领这一概念。今天在推行空间治理的过程中，不论是空间的扩张还是空间的修复，必须要将塑造空间文化作为一项要义，这样的空间治理才能成为重构社群关系、重塑家园情怀、维护公平正义、塑造现代城市公民的手段，将现代的微观空间建成打造成“新熟人社会”的阵地，打造成西方人的教堂，中国人的祠堂，充分发挥和延伸空间的社会、文化功能。空间治理绝不是老旧门坊的穿衣戴帽，也必不是边缘社区的修修整整，更不是千篇一律的大拆大建，而是做细而微的“城市园丁”，在绣花功夫中让城市空间留下有归属感、认同感、凝聚感、获得感、幸福感的美好家园情怀。
注释：
①历任欧盟贸易代表拉米办公室主任、欧盟南北关系司司长、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欧盟贸易部副部长等职。
程母那是感动的稀里哗啦，对着朝廷的言官大发感慨：“感谢大清，感谢老佛爷啊，我这老太婆活了一辈子，啥时候有这待遇？是老佛爷的英明领导，大清的盛世，才给了我这机会啊。”
②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长期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合作，是由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卸任后于2011年创立的。同时亨利·保尔森曾是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曾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③美国东海岸著名说唱歌手。其作品普遍反映出黑人文化，在美国黑人社会底层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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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China's new urbanization with construction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era.Establishing a new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by“people-centered”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correct direction for practic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The Reasons for Constructing a People-centered New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is that by macroscopically，distorted phenomena appeared in spatial production and spatial justice，and the ideology of capital connotation reveled in urban space.and by micro-cosmically，Western Communitarianism and discrete space governance lead to inefficiency，disorder and atomization.Spatial restoration and urban community renewal fall into the Cultural Trap of capital revival.Therefore，we should 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urbanization by "peoplecentered" and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 the new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 space justice ; space governance
作者简介
郭一丁，苏州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144（2019）-07-13（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和思想状况调研”（编号：14ZDA059）。
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