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1]2017年在《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研究》文中提出中医理论从《内经》成书,至后世历代的发展,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变化特点,这样的发展特点同当时的思想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本研究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由源及流的解析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医理论本来面目,厘清中医理论的发展现状,总结中医理论的发展规律,对我们判别中医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以思想文化对中医理论的建构是否起到直接作用作为宏观的历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前四个阶段,就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部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梳理各阶段的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探讨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第五阶段,就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西方科学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部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梳理该阶段的思想文化背景,从框架理论角度系统梳理当代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及其演变特点,探讨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综合以上研究内容总结思想文化视域下,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分别考察了中医理论与传统思想文化以及中医理论与西方科学文化的相关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第二部分为导论,对"中医理论及其发展特点""思想文化"及二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规定了本研究重点关注受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的医学理论发展特点,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思路与方法。第叁部分,总结了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黄帝内经》为先秦两汉中医理论发展的代表,以《内经》的核心观念即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内涵及象思维的思维模式为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上述内容在先秦诸子着作中进行溯源。认为《内经》的精气学说源于古代哲学(以道家哲学、易学哲学为代表)对事物本源的认识,阴阳学说源于以《周易》《道德经》为代表的对阴阳的认识,五行学说源于以《尚书》为代表的对事物属性及关系的思考,象数思维模式源于以《周易》为代表的象数推理方法。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影响中医核心理论形成的原因是诸子之学与作为方技类的中医学根源于共同的自然道德的哲学背景,阴阳五行思想归本于自然道德的哲学,是天地人之间整体相应关系的规律性总结,圣人合道顺德为自然道德的哲学的见证者和核心传承者,也是医学核心理论的构建者。第四部分,总结了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医经的类编、注释与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剂和本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临床医学分科发展迅速,临床医学形成体系;养生学形成体系,服石解散为特色;"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复兴为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魏晋南北朝医学理论发展与名学的相关性探讨"、"中医理论的发展与玄学"、"中医理论的发展与晋唐道教"、"中医理论的发展与晋唐佛教"进行专题讨论。认为晋唐时期名学、玄学相继兴起,佛教传入、道教形成促成了这一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晋唐时期行医的主体门阀士人、道士、僧人等受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濡染,对医学理论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了宋明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重视经典理论、提倡运气学说、新学肇兴与学派争鸣为宋明时期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宋明医学本经典、用运气、重求理受理学学风的影响,命门学说、节欲养生受理学理论影响进行了专题阐发。宋明理学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原因包括宋明时理学盛行创造了理学为主导的思想文化氛围,自北宋时开启了儒医传统,医者通儒学是将理学思想融于医学理论的必须条件。第六部分,总结早中期清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重视医学经典理论研究为清代中医理论发展特点的代表。对医学尊经崇古的学风及考据的治学方法受清代学术思潮影响进行了专题阐发。认为朴学盛行的思想文化氛围,儒医及清儒做医学理论研究是清代思想文化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七部分,总结了清末至今思想文化背景,以统编中医教材为清末至今的中医理论共识性代表,梳理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包括了白话文表达,学科分化发展、重构了理论体系、中西医结合理论和中西医理论配合。就重构的理论体系而言,从古医籍至新的学科范式,以"中基"教材为例,当代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发展演变有以下特点:建立了"中基"的理论范式;区分哲理与医理、二者各自发展;相关概念、范畴被强化和弱化;建立了脏腑功能、气、血、津液、精、阴、阳的框架。文言文变白话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科划分和学科分化与西方科学技术影响有直接关系,重构的理论体系发展演变与西方的概念思维、西医学影响有关,中医理论也受到唯物辩证观的影响。认为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中医理论发展的原因包括:西方科学文化以及西医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传统思想文化被边缘化,中医学为求生存需参照西方科学标准来发展;教材编写专家及学生皆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教育,西方的概念思维模式成为主导思维模式,因此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进行的。第八部分,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探讨了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医理论发展呈现了叁个"高峰"期——先秦两汉、宋明、清末至今,和两个"承平"期——晋唐和清代。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因直接影响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构建,因此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关键条件,其后的思想文化驱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影响理论发展重心,丰富理论具体范畴,影响理论核心框架构建,影响思维方式,影响治学方法五个方面。医家在思想文化影响中医理论形成、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传统思想文化氛围中,中医理论体系核心范畴和主导思维方式相对稳定传承,西方科学文化氛围中,中医理论体系核心范畴统摄地位有降低趋势,概念思维强化。本文的创新点:从纵向上梳理历史各阶段的思想文化、总结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横向联系中医理论发展特点与思想文化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以此为基础,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探讨。为实现遵循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为基础、完善其理论体系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提供历史的、思想的借鉴。不足之处:因研究覆盖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思想文化面较广、囊括的中医理论浩繁纷杂,因此提取出的中医理论发展特点及其思想文化基础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中医理论同思想文化的相关性研究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玄振玉[2]2001年在《清代《黄帝内经》研究主要文献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朝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名医辈出，注释、校勘《黄帝内经》的着作较多。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将其按不同历史阶段分作叁类：医经普及类、名医注解类、经学家研究类。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着作10部，其中着名医家着作如：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黄元御《素问悬解》，经学大家着作如顾炎武《音学五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学家研究《内经》的专着如：胡澎《素问校义》、余樾《读书馀录·素问篇》、张文虎《舒艺斋续笔·素问篇》、张琦《素问校义》、孙诒让《札迻·素问王冰注》、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篇》。通过细致研究，分析其校勘及注释的方法和特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校释《内经》的得失，最后总结出清人研治内经的特点和贡献：1、编纂体例丰富2、小学家加入《内经》研究的队伍3、音韵学研究的突破促进了《内经》研究的发展4、考据学的运用为《内经》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据5、校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6、医学理论有很大提高。最后提出当今对内经进行研究必须具备文献学知识和一定的医学功底。
刘鹏[3]2011年在《中医学身体观的构建与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学身体观,是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的综合认识。通过对中医学身体观的研究,既能了解中医学对身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又能了解传统文化在中医学中的渗透和表达。是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相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论文以肾与命门的理论构建和演变为切入点,借鉴思想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在梳理历代中医学文献及相关传统文化文献的基础上,还原和分析肾与命门理论建构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阐述了传统文化对中医学身体观构建的影响。并透过肾与命门,重点分析了中医学身体观的构建方式、内涵、特点,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研究认为,中医学身体观具有重时空、重循环、重功能、重联系的特点。中医学身体观研究的重点在于解析身体构建中的诸多要素、明辨身体的主体与阐释身体的方法、洞察身体理论的演变。方技之学对身体结构和功能的感知与体认,为中医学身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数术之学又赋予了这种身体认识以“合法化”,使中医学身体理论变得更为系统化、理论化,中医学最终形成了与宇宙时空相协调的身体观。肾脏核心理论的形成,展现了中医学身体观讨论重点由外向内的转变、由形器向气化的转变、由纷繁向系统的转变。命门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展现了中医学身体观讨论重点由生成论向本体论的转变。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医学身体观的改变,其本质是传统宇宙时空观念在西学冲击下所作的嬗变。
郭鹏[4]2009年在《主要禁针穴的古代文献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系统收集整理古代医学文献的禁针穴记载,阐明禁针穴的发展历程,考辨其源流,总结主要禁针穴在不同历史阶段及整体的传承与发展变化,并整理归纳主要禁针穴在古文献中的记载与传承条文,完善禁针穴的文献研究以为针刺理论及临床提供借鉴。方法:应用文献学方法,结合现代统计学手段,利用《中华医典》等软件系统进行古籍检索,建立数据库,对主要禁针穴的出处、分部、归经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首次对古代禁针穴的源流进行系统研究,明确了“禁针穴”的文献出处并进行了分类,对主要禁针穴在不同历史阶段及整体的出处、沿用、分部、归经等规律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整理归纳了古籍主要禁针穴条文,对针刺理论与临床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论:考证了主要禁针穴的源流,明确了“禁针穴”出处并分为8类,归纳了主要禁针穴在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及整体的出处、沿用、分部、归经等特点。
王水香[5]2016年在《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学与医学分属不同学科,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亦各异。但在中国古代,共同孕育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与医学之间却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嵌合的关系。涉医文学正是医文交融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在医文发生发展的初期——先秦两汉时期即已出现。本文在明确先秦两汉涉医文学定义和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以探析这一时期文学与医学相融的广度、深度、路径及其缘由为目的,从以下方面对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医学文献目录,以及解析出土、存世医学文献的内容与成就,考察涉医文学产生的医学背景。其次,对兼具文学与医学特质的叙事性文体——诊籍的流变进行考察,以明晰诊籍在先秦两汉时期由萌发至初成的轨迹和特征。第叁,对文学作品中的本草、养生、疾病和治疗等医学内容进行挖掘考述,以探析先秦两汉医文相融第一层次的特征,并考察医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四,在探究先秦两汉医文第一层次相融特征的同时,以医家和文士的最高理想层次——治国为例,进一步深挖医文更深层次,即医道与文道的会通。第五,以先秦两汉医文主体、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学与其它学术交融的概况为切入点,探析先秦两汉学术交融的历史潮流对医文相融会通的影响。第六,对先秦两汉文学涉医的范式与特点,及其对后世涉医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的概述与探论。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或有助于拓展文学与医学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更加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与功能提供一些启示。
王中杰[6]2012年在《《内经》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与当代冲击》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有关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多年来成果虽多,但研究的结论比较支离破碎,以致于面对以西医思维对中医理论作出的错误理解和批评的时候,感到回应乏力,甚至妄自菲薄而涌现大量以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各种中医药研究。为了解决这个有关中医专业何去何从的迫切性问题,本研究课题试图为中医思维方式的本质进行诠释。方法：中医思维方式研究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医思维方式的发生发展,中医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历史传承物。其载体包括临床实践、医案和医学理论。基于中医思维方式是一种历史传承物,对其进行研究已超出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借助了哲学诠释学的原理来建构一个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框架,并就其诠释自觉地筹划了属于叁个层面的六种与效果历史的对话：一、《内经》思维形成的背景；二、《内经》思维的运用；叁、《内经》思维的发展；四、《内经》思维的当代冲击(前四者属理论层面)；五、医案(属医案层面)；六、临床应用(属临床层面)。鉴于研究范畴之大,本课题只会于理论层面对中医思维方式进行诠释,尝试总结出一种具学术和传承意义的阶段性研究结果。本课题诠释开始前的前把握根据哲学诠释学,任何诠释开始于前把握,即基于先前拥有(即前有)的知识于诠释开始前已对诠释对象产生的可能性诠释。按思维的基本形式而言,思维方式有概念思维和意象思维。概念思维是包含了感官知觉、概念形成、信念定立、知识获得四个阶段,以概念为思维的基本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指代着现成的、静态的、确定的事物。意象思维则是包含了“观”、“取”、“立”、“见”、“通”五个阶段,以意象为思维的基本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指代着生成的、动态的、可能的事物。基于前有的知识,初步认为载于《内经》的中医知识体系,是以生成的、动态的、可能的意象所建构的,故将本课题诠释开始前的前把握定为意象思维。《内经》思维形成的背景沿着古代中国到两汉这一时间主轴,探讨了相关的历史、文化思想、思维等发展,认识到天人关系和伴随其发展的意象思维这一庞大结构,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思想及实用知识,医学难有例外。成篇于战国初期至西汉时期的《内经》,观其天道与人道的观念,气、阴阳与五行的运用,人的内部和人与社会、自然之间和谐协调的提倡,必然受天人关系发展的影响,故其理论必然以意象思维而建构。《内经》思维的运用古代中国的医家从事物变化运动的角度对人体现象进行观察。在人体内,某些有形实体和无形实体的运动组合所展现的,可以是彰显功能的变化运动状态,如脏腑；可以是彰显信息传递的变化运动状态,如经络：可以是彰显性态的变化运动状态,如气血津液。它们通过“立”以藏象的形式给出,再通过“见”,以气、阴阳与五行归类、划分层次和连系,形成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和经络学说。通过“观”、“取”,可以获悉有规律的气血运动综合表现出的动态之势,再通过“立”以藏象给出,即健康状态、病机或证。动态之势在境域内是常规,围绕着动态之势起干扰作用的运动,是变数。平人状态的气血运动规律正常,综合表现出的是正气内守之常或生长壮老已之常；起干扰作用但未致使质变的,表现为体质差异之变。干扰作用一旦引致质变,气血运动规律由正常变为异常,表现为疾病。病患者综合表现出的动态之势就是病机或证(常)；起干扰作用但未致使质变的,表现为兼证(变)。干扰作用一旦引致质变,气血运动规律或由异常变为正常,表现为疾病的治愈；或由现有异常迭加了另外一种异常,表现为疾病的并发；或由异常变为停止,表现为死亡。正常状态的运气表现为有序的四时变化,并无干扰人体气血运动,不易使人发病；异常状态的运气表现为无序的四时变化,干扰人体气血运动,易致发病。就治疗而言,就是为病机或证所表现的异常规律的动态之势或正势,拟定一种反势,正反势相合而抵消,致使阴阳平衡,转化为平人体内起主导作用的常势。这也就是“通”的贯彻。整套以意象思维建构的医学理论,最终通过“见”以《内经》的文字展现。当中理论所蕴含的,正是人体气血运动规律的阐释,以及如何运用意象思维去处理人体气血运动规律所处境域中出现的常变问题。《内经》思维的发展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受其洪流所影响。无论是黄老道学、传统儒学或理学的宇宙图式,都是以天人关系及其伴随的意象思维这一庞大结构所建构的,所蕴涵的就是一种生成的、动态的、可能的认知体系。正是这种认知体系所构成的宇宙图式,被医学所借用,并建立起以五脏运动为中心呈辐射式向宇宙万物开放的时空构架。医学意象思维模型最初以心理语言形成于医者的意识中,为现场临床诊治所用；之后又以自然语言出现于文本理论中,为交流和传承所需。医学意象思维模型,就是在现场与离场之间反复琢磨中传承下来,成为一种历史传承物,被医家从临床反馈中不断地诠释,形成了理论-实践的循环。医学意象思维模型作为历史传承物,到两宋时期已发展成以藏象-诊治体系为主、藏象-养生体系为副、运气体系为参、气味体系为援的庞大结构。在藏象-诊治体系的发展中,又有偏重于藏象一端的经典研究,又有偏重于诊治一端的医方书涌现,也有两者兼备的综合性医方着作,以及就事情本身需要而衍生出的临床各种专科,但藏象一诊治体系总的依然主导着医学意象思维模型的发展大势。金元时期以降,医学主张、医家学说甚至医家学派陆续出现,正揭示了该思维模型发展已积累到相当的程度,使医家的处方用药每蕴涵了自身的诊治思路。如果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两宋时期或以前为敛聚、自为,以建立并丰富医学意象思维模型中各种体系为要旨；那么,由金元时期至清末为绽放、飞跃,以医者发扬医学意象思维模型中的内蕴为特征。由清末到现在,该思维模型的发展出现了挑战,一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思维模式,正试图改变中医固有的思维模式。成果：对于中医思维方式的诠释,最终得出本课题研究的结果：中医的思维方式为意象思维,其本质是一个以双回路诠释学循环为基本单位的诠释学循环网络,其体现是整个中医专业的临床实践和医学传承；而临床实践是医者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临床实践的总和与医学传承一起,是整个中医专业的存在方式。最后,带着这些最新的前理解,去面对今天西方医学为意象思维带来的冲击。《内经》思维的当代冲击就今天现代医学的冲击,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西医思维方式的生成与发展后,得出关于西医思维方式本质的诠释：西医的思维方式为概念思维,其本质是一个以两类单回路诠释学循环为基本单位的诠释学卫星网络,其体现是整个西医专业的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和医学传承；而医学研究就是医理者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临床实践就是医疗者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医学研究的总和与临床实践的总和的迭加就是医学传承,是整个西医专业的存在方式。又从临床实践、知识体系、医学传承叁个不同层面与中医进行了比较,发现中西医学的差异,来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结论：本研究课题摆脱以往仅将思维运作时的共相抽出并以此作为对中医思维方式的一种解读,而要求以一种恰当的方法即哲学诠释学的原理去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这一要求,通过回归中医思维方式这一事情本身的发生、发展而已基本达到了；也正因为通过了对效果历史的对话,使途经的认识论、本体论、中西医学、中西医学史、中西思想史和中西历史等多方面相关的问题都这样或那样地得到审视,并各就其位地蕴涵于结论那种诠释学循环所体现的时间性当中。在中西思维通约之处尚待发掘的时候,由于中西医学自身的临床实践、知识体系、医学传承都源自于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一原点,所以,如硬以对方的思维方式为自身固有的临床实践、知识体系、医学传承作出调整、转化,或以科学方法对中医诸多范畴进行研究,只会是徒劳无功的。故面对现代医学的冲击,中医无须妄自菲薄,且中医在临床实践、知识体系、医学传承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绝对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可为将来解决中医面对现代医学的误解和批评带来更有力的回应。
牛淑平[7]2003年在《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研究《内经》的群体主要有两大类:校勘训诂家类和医学注释家类。前者以段玉裁、胡澎、俞樾、孙诒让、于鬯等皖派朴学家为核心力量，治学风格上偏于文理的考证;后者以王冰、吴昆、张介宾、马莳、张志聪等医学大家为主要代表，治学风格上偏于医理的解释。当代着名医学文献研究专家钱超尘则明确提出了“校诂派”与“注释派”两大派别概念。对“校诂派”的全面系统性研究，目前尚属中医文献研究的薄弱领域。本论文主要以“校诂派”为研究对象，并选定胡澎、俞樾、孙诂让、于鬯所组成的《素问》校诂派为具体研究内容，以初步探讨朴学对医学文献研究的深远影响。 全文分为上下两篇，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追溯《素问》校诂派的学术渊源。本论文首次整理展示了一条由朴学向医学领域渗透的学术发展轨迹。乾嘉朴学鼎盛时期，皖派朴学的考据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展到医学、农业、历算等科技典籍。向医学文献的渗透，很自然地形成了一条皖派朴学医学考证流派体系，内容涉及医学诸多方面，如《内经》、《伤寒》、《本草》以及临床诸科，《素问》校诂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本文研究方法首先是对胡澎、俞樾、孙诂让、于鬯的195条 《素问》校释实例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与“注释派”的考证内容进行了比较。论文下篇则选择了53例典型的考证释例，分辨形例、考音例、释义例、校勘例、释医理例五个部分，逐条按【原文】、【历代校注】、【皖派考释】、【评析】进行介绍，以展示“校诂派”与“注释派”的治学方法的差异。 第叁，胡澎、俞樾、孙诂让等皆是上承“段王之学”，水平高超、影响深远的皖派核心代表人物，当他们涉足医学文献时，最积极的意义是将小学方法引进了医学领域。论文从五个角度全面归纳了皖派朴学《素问》校诂的方法体系:辨形方法、考音方法、释义方法、校勘方法、释医理方法。在比较“注释派”的基础上，本文从治学风格、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诸方面，进一步总结了校诂派的独到特色。 第四，中国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是形成《素问》校诂派与注释派的重要学术背景因素。本文从“汉宋之争”的核心命题:“训话”与“义理”的关系分析入手，在诸多权威专家对“训诂”与“义理”定义的基础上，总结了在治学方法层面上二者的统一性本质，以及“义理”概念的四个基本特性:依附性、层次性、专业性、延伸性。本文进而将这些特性引伸到医学文献研究的“校勘训诂”与“医理阐释”的关系辨析中，以阐明无论是偏于文理的“训诂”，还是偏于医理(义理)的阐释，都是文献研究的方法步骤之一，义理的依附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古医籍研究中，疏通文理往往本身就是一个疏通医理的过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另一方面，根据义理的层次性、延伸性特点，说明医理阐释又具有相对的发挥空间。 第五，医学属自然科学，必然会遵循自然科学内部运动的发展规律，医学文献的开放性、实践性、动态发展性，导致基础训话与医学专业训诂的差异是，校勘训诂以追求经典的原始本来面貌为主要目的;医理阐释以追求对原文所涉及的医学道理作科学诊释为主要目的。这就使校勘训诂与医理阐释形成既是统一的关系，又是矛盾的关系。本文因此提出了贯穿于医学文献研究中的一对主要矛盾概念—原始义与诊释义，并总结分析了原始义与诊释义四种关系状态:统一性关系、互补性关系、多线性关系、不一致性关系，以从本质上揭示校勘训诂方法在医学文献研究中重要作用。 第六，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的学术价值并不仅仅是引进了严谨的小学方法。《素问》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内容，至今是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依据。但’《素问》本质上又是成型于先秦时期的古代医学经典文献，因此研究《素问》本身就集中了诸多矛盾于一体:校勘训诂与医理阐释的辨证统一、历史方法与现实方法的辨证统一、学习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辨证统一等。本文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并综合己有的研究结果，认真探讨了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话方法中所蕴含的处理这些诸多矛盾的研究机制，以展现校诂方法的根本学术价值。
张海鹏[8]2008年在《便秘病证的古今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便秘是临床常见病证之一,是指大肠传导失常所致的大便秘结,排便周期过长;或周期不长,但粪质干结,排出艰难;或粪质不硬,虽有便意,但便而不畅的病证。便秘多因大肠积热、气滞、寒凝、痰湿阻滞、阴阳气血亏虚等多种因素所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等随之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及相伴随而产生的精神情志的影响,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使得脾胃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便秘作为脾胃系疾病的常见病证,更是广泛地见于发病人群。国外资料显示便秘的发病率在年轻人中为3%,中年人为8%,老年人为20%[1]。北京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非病人人群便秘的发病率为6.07%[2]。历代医家在从先秦至今的二千多年时间里,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摸索,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逐渐阐明并完善了便秘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和辨证施治规律,并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许多方法经过长期反复验证,疗效确切可靠。本文在详尽搜集便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筛选、分类、分析,重点分析、总结某一时期不同医家学术观点的异同及其相互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从而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医对便秘的总体认识;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医家之间学术观点的异同,理出了历代医家在学术观点上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得出了从先秦至今中医对便秘认识发展的脉络。本文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节和第二节。首先介绍了便秘相关病名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病名的名义考辨,从中医角度对便秘病名进行了明确定义;其次列举了历代关于便秘的分类,并分析评述相关分类的实质、内涵、立论点及其优劣长短。第二部分内容为第叁节至第九节,是本文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用大量的篇幅,以时间脉络为线,分先秦至西汉、东汉至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国、现代等几个时期,对每一时期的主要医家及论着的观点进行挖掘和剖析,总结提炼出其独到的学术观点。在每一阶段中首先概述这一时期中医对便秘的认识;其次对有代表性的医家及着作进行细致分析,理清不同医家对便秘的独到认识及在学术上的继承发展。其中涉及到了便秘的病因、病机、诊断、鉴别诊断、治疗、用药特点及调护等多个方面。第叁部分为第十节。这一部分对与便秘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赵珊[9]2016年在《水肿的古代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提出目的水肿是临床常见病证。中医学对水肿的认识有悠久的历史,对水肿的治疗有优势与特色。水肿理论发展至今,一方面,概念的内涵难免变迁,而一些治法方药亦可埋没；另一方面,建国以后,中医学对水肿的研究主要有专着、学位论文、期刊文献的形式,或因篇幅所限,失之全面；或为文献汇编,缺乏分析；或从理法方药横向研究。因此系统地整理水肿的古代文献,梳理水肿的学术源流,对于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的意义。方法本文运用文献学、逻辑学等方法,对水肿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其具体方法为：①机检与手检相结合收集资料。利用《中华医典》初步筛选相关资料,结合《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与《中医文献学》,确定最终选用的医籍及版本。以此来获取古代文献。现代文献：主要指国内外于1949-2014年间公开发表的中医药学位论文、期刊文献、会议文献。通过机检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获取题录,之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下载的方式获得文献。②按不同历史时期对资料进行汇总,并按病因、病机、治疗、预后等分类。③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对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资料,结合当时医学发展概况对相关资料进行横向比较,理清不同医家之间学术观点的异同,整理总结出这一时期中医学对水肿的总体认识和各个医家的学术特点；再将不同时期、不同医家纵向比较,理出历代医家在学术观点上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得出中医对水肿认识发展的脉络。结果本文分为九节。第一节介绍了水肿的定义、范围,并对相关病名进行概述。第二节至第八节,是本文的主要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以断代史的方法,分将水肿发展史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两汉、叁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通过各时期医家及主要医学着作中对水肿的记载,从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方面来概括其学术发展情况。通过以上研究,第九节则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论①首次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水肿的古代文献。按水肿的学术发展进程,将历史划分为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先秦两汉、叁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先秦两汉是水肿理论发展的创始期,《黄帝内经》对水肿病因、病机、治疗、预防的认识,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的杂病脏腑辨证为后世水肿辨治的理法方药奠定了法度。叁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水肿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诊断学和针灸学方面,代表作是《脉经》和《针灸甲乙经》,另有大量方书,存世不多,可从《肘后备急方》与《小品方》中窥见一斑。隋唐时期主要是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诸病源候论》详于证候的记载和病机的阐发,孙氏二书及《外台秘要》在论述病因病机时均引录《病源》,收录前代方药。两宋时期,北宋时大型官修方书收集与整理文献资料,而南宋则在此基础上由博返约,突出体现在水肿的阴阳分类上。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刘完素对湿热进行阐述,张从正对汗吐下法重新认识,朱丹溪提出的有关水肿病机、治疗方面的理论得到了后世医家的广泛认同。明代,水肿辨证论治体系基本确立,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和发挥。清代是水肿辨治理论更为成熟与完善的阶段,医家从各个方面对水肿理论予以补充。②对水肿分类、水肿与痰饮的鉴别、汗法治疗水肿、肾气丸考等理论进行探讨。通过对历代医书中水肿归属及水肿分类的总结,水肿是一个病因病机复杂,多脏腑相关的疾病,将其简单分入肾系疾病下是不全面的,将其作为气血津液病更为合理。痰饮与水肿均是水液代谢异常、在体内停聚为患的疾病；临床有相似之处,且易相兼发生,故相辨别。汗法是八法之一,应用广泛,现将其治疗水肿专题以述。肾气丸始载于《金匮要略》,初不为水肿所设,至薛己、赵献可、张景岳始治水肿,现辨此源流。
高程熙[10]2013年在《宋明时期《黄帝内经》古籍传本整理及数据库建设》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系统整理宋明时期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古籍传本,确立《内经》相关古籍传本书目和撰写着录,并建设宋明时期《黄帝内经》古籍传本数据库。方法：本研究的通过史志考证法、丛书类书考证法、相关医学文献考证法和国外典藏文献考证法等四种研究方法,对宋明时期《内经》传本书目进行收集整理。通过TPI平台,定义数据库结构及数据库字段,将现存着作转换为PDF格式,录入数据库。结果：①较为完整的收集到《内经》相关传本共计宋明时期《内经》古籍传本共计121部。宋代《内经》古籍传本共计28部分,现存13部,亡佚15部；金代《内经》古籍传本着作,共计9部,存5部,亡佚4部；元代《内经》古籍传本共计11部,存5部,亡佚6部；明代《内经》古籍传本共计73部,现存27部,亡佚46部。②对收集到的121部着作按照,书名、作者、朝代、版本、卷数、自序、出处、沿革、摘要、全文、后记以及备注,共计十二个项目编写了着录。③对现存的并已经整理出版的21部《内经》古籍传本进行数字化,转换成PDF格式。并且按照数据库定义的结构分别上传至注释本、别传本中。其中宋明时期注释本中,《素问》有11部着作、《灵枢》3部着作,宋明时期《内经》别传本有7部着作录入数据库。并根据数据库定义的字段篇名、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精神、经络、体质、病因、病机、病症、治法治则、养生、运气以及来源等十叁个项目对这21部着作进行标引。④完成《黄帝内经》古籍传本及专题知识数据库(宋明部分)的《内经》传本古籍全文和着录建设。结论：宋明时期医家对《内经》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由保存《内经》原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转向对《内经》的理论深刻阐发。首先,重视训诂校勘,才出现通行本和善本；其次,凸显分类研究方法；第叁,运用专题研究方法对《内经》理论进行研究。第四,构建了宋明时期数据库结构。
参考文献：
[1]. 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研究[D]. 刘哲.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2]. 清代《黄帝内经》研究主要文献的研究[D]. 玄振玉.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01
[3]. 中医学身体观的构建与演变[D]. 刘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1
[4]. 主要禁针穴的古代文献研究[D]. 郭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09
[5]. 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D]. 王水香.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6]. 《内经》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与当代冲击[D]. 王中杰.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
[7]. 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D]. 牛淑平. 安徽大学. 2003
[8]. 便秘病证的古今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D]. 张海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9]. 水肿的古代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D]. 赵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10]. 宋明时期《黄帝内经》古籍传本整理及数据库建设[D]. 高程熙. 贵阳中医学院.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