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大利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社会运动的兴起和现实危机的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中①,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②,这标志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这一学派,只是随着2000年《帝国》一书出版后,该书作者之一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 )在国际左翼走红,国内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奈格里所属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拟简要介绍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抛砖引玉,推动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学派的进一步研究。
一、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之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中,一些关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经验,并对自身政党的立场日益不满的持异议者的写作和分析慢慢汇聚到了一起,这些人包括如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伦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布罗那(Sergio Bologna)和奈格里等一些理论家和工人运动活动家[2]③,这些人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一股所谓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思潮。因此,首先应强调的是,不要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仅仅等同于奈格里一人。作为《帝国》的合著者之一,奈格里已成为英语世界中颇为知名的理论家,他当然对这一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奈格里之外,还有众多的在英语世界中不太知名的理论家和活动分子。
这股思潮一开始自称为“工人主义”(operaismo或workerism),他们关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在生产场所(工厂)的经验,关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自主(自治)。基于和工人的广泛接触,他们对工人阶级经验和工厂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与再组织给予了细致的分析。随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也转向了工厂外面。正如有学者概括的,这些人“曾经进行着共同的实践,分享着相似的概念体系,这就是起源于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在今天又被称为后工人主义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生成,经历过60、70年代的繁荣,70年代末被边缘化,再到随《帝国》重新备受关注,是一个生命力强且颇具典型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1]。
应当强调的是,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工人阶级斗争以及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其他社会运动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1976年～1977年,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左派其他思潮的战略耗尽之后,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成为意大利激进左派斗争的主要力量。1977年,“自主”(autonomia)运动难以置信地密集,但后来陷入了政府的镇压力量与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城市游击方法之政治限制的双重陷阱之中。随后,成千的活动分子被捕入狱,许多人被迫从意大利逃离避难④。自那时起,他们的影响开始扩及全球,他们在意大利的理论活动、组织活动和斗争经验,对包括90年代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内的全球正义和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
二、工人自主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
按照哈里·克里佛(Harry Cleaver)的概括,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或自主论(autonomy or autonomist)概念包含几重意思[2]:一是工人阶级面对资本的自主或自立；二是工人面对其官方组织(如工会或政党)的自主或自立；三是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自主或自立,如白人与黑人、男性与女性、同性恋与正常人等。其中他们尤其强调和考察了第一种自主或自立,即工人或工人阶级面对资本的自主或自立。这种自主和自立彰显了工人及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其不依赖于资本,反而为资本所赖以为生的特性,这从一开始就是资本所必须面对和化解的麻烦。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括一系列不同思潮的政治空间,但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自立和自身权力的需要——包括工人们自主于资本、自主于工会和政党的独立性。他们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落脚于向工人们学习,向美国乃至全世界黑人的自主斗争学习。他们共有的特点是:都致力于确定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并反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静止观念。
许多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分子重新发现和记起,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中工人阶级是一个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内在于资本(既在资本之中又与其相对抗),并内在地具有与资本相决裂的可能性。工人阶级不能仅仅被缩减为劳动力(商品)；相反,他是产生资本主义及促使其内部转型的主动力量。相应地,在这一派看来,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也是资产阶级时时要面对的异己力量,因而资产阶级需要不断化解工人阶级反抗的精神、意志和组织,维持工人阶级的分裂、分化和不团结,这对于资产阶级维持其剥削秩序意义重大。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作为矛盾统一体,内含着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对立面。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和依赖于阶级斗争而形成的工人阶级的自主和权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有必要从劳资矛盾的另一极,即工人或劳动这一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其他历史过程。他们坚持革命的而非改良主义的立场⑥,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将工人或劳动视为资本主义演变的内在主体,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阶级斗争而形成的工人阶级的自主、自治和权力。
从其对工人自主的强调和关注出发,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进行了批评。这种传统的解释将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具体化,将人们社会地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视资本为主体,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将所有的权力归诸资本,而视工人为毫无权力或主动性的牺牲品,从而无批判地认为资本总是能够化解危机、度过难关。与这种传统的解释相反,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活动和作品中,力图辨认出历史上各时期和各地区被压迫者的抗争和主动性,以及这种抗争和主动性所给予资本的统治关系的阻碍。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逆转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线,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工人并非纯粹的客体,并非所有的权力都归诸资本。在劳资关系研究上,他们强调劳动一极,力主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的自主性而非依赖性。他们认为,不是资本而是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才是动态的首发的社会动力,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制度演变的主导力量。这种强调和考察带来了对将所有权力归诸于资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哥白尼式革命”。以此,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反正统马克思主义从资本角度的解释路线,转而从工人及工人阶级一极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演变。这种考察主要体现在其阶级构成和斗争周期理论上。
三、阶级构成和斗争周期理论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看来,劳资对立是观察资本主义的入口,也是解释资本主义诸多变化的首要因素。他们力图从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与反击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尤其注重研究工人阶级之“阶级构成”的历史变迁和由此而形成的“阶级斗争周期”(cycle of struggle)。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用“阶级构成”(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这个概念来表示在特定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本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3]。例如：工人阶级如何被并入资本关系中?工人阶级内部如何分化?工人阶级的活动如何独立(自主)于资本?特定的制度关系如何被工人阶级的斗争所颠覆?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时时要面对的异己力量,因而资产阶级需要不断地化解工人阶级反抗的精神、意志和组织。资本家采取行动组织反击和斗争,通过破坏和重组工人阶级的内部区分、拆散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权力的源泉、粉碎各种工人阶级或劳动群众的团体及其斗争性、拓宽社会监视的范围等,以“解构”(decompose)工人阶级既定构成的能力和力量。这些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措施又产生了新一轮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权力之可能的新重构的社会前提。
围绕阶级构成概念,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构成在历史上各时期的劳资冲突中处于不断的解构(the decompositional forces)与重构(the recompositional possibilities)过程中。因此,阶级构成、解构和重构的持续过程,组成一个完整的“斗争周期”。理解这些斗争周期和工人阶级在其中的位置,对于评估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和弱点并决定如何采取行动极其重要。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不应被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客体,他处于持续的改变中,不断重组(remaking itself)和被重组。因此,历史的和变动的工人阶级不同的主体及其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对于把握工人阶级经验和斗争来说变得极为重要。
通过历史考察,这些理论家在工人阶级斗争之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之间进行了区分,辨认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主体或阶级构成:早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手艺人”或“专业工人”(craftsman,or pr-
ofessional worker)；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期特别是福特主义时代的“大众工人”(mass worker)[4]；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工人”或“社会化工人”(social wor-
ker,or socialized worker)。20世纪早期有技能的手艺人的组织及其力量,它被资本通过“科学管理”和大众生产的组织所解构。这一解构过程又创造了通过20世纪中叶大规模工厂生产和工人的“科学管理”而进行的大众产业工人重构的基础,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资本的力量策划,发起一场新的“阶级战争”,用以打散(decompose)原来的社会主体即大众工人的组织或构成,消解工人的斗争能力,剥夺工人已获得的利益,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散化(working-class atomization or fragmentation)。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越出工厂围墙,并通过深入的消费者/政府关系开始组织和型塑社区和日常生活,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又看到了一种未得以清楚界定的和更为分散的“社会工厂”的“社会化工人”。对逐渐形成的新主体的名称和特征仍有争论,不过较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社会化工人”这一名称,意指工人阶级由传统的生产领域分散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5]。相应地,家庭和社区生活也成为反击资本的阶级和社会斗争的场所,包括家务劳动、住宅、保健、学校学习和性生活。这些斗争不仅包括“生产”劳动,也包括那些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延伸至欲望和消费的社会组织而来的“再生产”劳动。妇女、男(女)同性恋、有色人种、移民,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斗争,不仅反抗资本,也反抗参与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将其边缘化的传统的工人组织,这些斗争日益明显,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破坏作用。面对“社会化工人”这些反抗强制工作的斗争,资本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而力图通过新自由主义及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所称的“帝国”的建立,来再次解构工人阶级斗争。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表明,与工人阶级构成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斗争周期和循环相关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组织和意识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具有社会历史的特定性。例如,一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有技能的手艺人如何经常抗争以建立和保持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更多控制,这如何以多种方式导致对于工人控制生产的强调。这既激发和创造了与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相联系的不同流动性的基础,也为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在此系通过工人委员会的建立争取解放)创造了基础,这种委员会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关系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挑战,并在20世纪早期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在美国,大众工人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的基础,是后来产联(CIO)这样的大众产业工会的基础,也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意大利斗争的基础。为回应这些工人的集中和阶级斗争的爆发,资本家们开始予以还击,这种攻击部分通过解散早先的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式组织进行,以解构和粉碎大众工人的这些斗争。
在“社会化的”(socialized)工人这个时期,抗拒来自对强制劳动的抵抗,斗争超出生产的狭窄场所而延伸至消费领域,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为“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而奋斗,以追求对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控制⑦。“自我实现”这个词被用以指广义的工人奋斗,不仅对抗资本主义关系,而且也试图创造替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和压迫性的关系。工人们的斗争不仅为自立于资本,而且也为了自我实现,而尝试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以挣脱资本关系,追求建立不同的生活方式。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也从考察不同历史背景和技术条件下工人相对于资本的自主或自治入手,延续了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变革的根源主要在于劳资对立。他们强调马克思的论断：“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6](P476-477)。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型(技术革命)往往与工人阶级斗争有关,资本利用技术进步来弱化工人阶级的斗争、粉碎工人阶级既定的组织和力量。
许多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回溯到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斗争在资本社会组织中的作用的有关论述。他们提醒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工人,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生产过程受剥削而生产财富的社会主体⑧。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早期剥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的抗争所挫败。正是通过工人们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对资本的这种策略的主动遏止(blocking),才导致资本家转向通过技术应用、加速生产和发明“科学管理”等新形式来提高剥削率的新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信息革命,正是在类似的逻辑支配下发生的。他们指出,考察信息革命的原因,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普遍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为了应对工人的反抗,压制工人的要求,资本以信息技术为武器向工人进攻,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也使得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工人的对抗与反抗也演变为新的形式。因此,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中,也仍然存在着对工人阶级构成进行解构和重构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比拼。
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持久影响
与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程度不一地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图式,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特别是社会阶级关系状况展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的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红线,就是把资本主义解读为资本与工人阶级两种主体对抗的社会体制,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阶级主体维度,创造性地解读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并结合不同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实际,建构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的自主的、抵抗的工人阶级政治主体[1]。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分析和理解工人阶级斗争及其历史的概念工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不是僵化地理解这些概念,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意义上使用,并与关于性、性别、种族化、能力及其他社会差别的特征之分析相联系,它们就会在实际斗争和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予以理论化过程中起着非常有益的作用。比如,斗争周期的理论就非常有用,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来说,斗争周期的循环理论被用来考察不同的斗争和运动之间相互冲击和影响的方法,有时最“先进的”斗争形式传播到不同的地区并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关系重要的决裂。再如,在奋起抗争剥削和压迫的各个人群间传播斗争的斗争循环的概念也很关键。
在世界范围内,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正义斗争如“公开边界”斗争和“无人违法”斗争(the Open Borders and No One Is Illegal Struggles)以及墨西哥的赞帕塔(Zapatista)起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今天持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实验新的反抗资本的方式而又不牺牲各个被压迫团体的自主性方面,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主要的参照。当前,对于资本和压迫关系之替代方案的提出,对可能的未来经验的时刻和一瞥的出现,对于我们今天的斗争极其重要[3]。
墨西哥的赞帕塔斗争通过因特网(资本开发的一种技术形式,但可以在某些方式上被用以反抗资本)的使用而传播,并通过其他的社会政治网络阻止了起义,被墨西哥的政府和军事力量所镇压。它也为反抗资本主义和压迫的新的国际组织形式开创了新的空间。这种斗争形式转而又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全球正义运动(a 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出现,导致斗争和组织经验的国际传播。这不仅促进了斗争的技巧和水平,也提高了我们理解和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组织中薄弱环节的能力。这也导致全球许多地方包括西雅图、布拉格、魁北克、日内瓦和坎昆等在内的类同团体(affinity groups)、会议发言人(spokes-councils)、直接行动政治(direct action politics)之经验的快速普遍化。
应当说,推进斗争经验的传播和互相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是很重要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流转非常关键,并能够成为我们自身实践的基础。各团体的运动和斗争需要自我组织起来,但也需要不同的斗争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所有的斗争和剥削/压迫形式具有相互构造或互为中介的特征,不仅是自主的,也是在互动中和通过互动得以组织起来。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不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自主(自治)和多样性并无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尽力提出一种差别的政治学,以超越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不同部分之间的对立。为达此目标,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创建各种新形式的组织,以此开始经历和体验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没有资本的统治,没有各种形式的压迫。目前相信这样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理解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去奋斗。无疑,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创造今天的革命政治学。
注释：
①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也开始形成和发展。
②学术界亦有人将此派名称翻译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除了引文外,本文中译为“自主论马克思主义”。
③多年来,哈里·克里佛(Harry Cleaver)致力于搜集、传播和研究这一学派众多活动家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献。
④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约有一百八十人还关在狱中,一百五十人流亡海外。值得一提的是奈格里,他于1979年被意大利当局以武装反政府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逮捕入狱,关押四年。1983年,对他的公开审判刚一开始,他就被戏剧性地当选为意大利国会议员而被放了出来。但出来才两个月,议会又通过投票,取消了奈格里作为国会议员所享有的豁免权,奈格里被迫流亡法国。在巴黎流亡十四年后,他决定返回母国,希望以他自愿的行动来解决意大利长期以来的政治犯问题。但事与愿违,1997年7月他再次被捕,被关在罗马的瑞比比亚监狱,现获假释。
⑤无论是从理论渊源还是从后续影响,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当厚重的国际色彩(特别是欧美色彩),将其作为意大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可能会对其国际性形成遮蔽。
⑥持革命立场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批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派无批判地采用资本的立场,并指出采用资本的立场总是由政府资助的学院派思想家的一种倾向。
⑦这也涉及到对非物质劳动形式的探讨和研究。对此,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帝国》一书,已经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在本文中我们从略。
⑧应指出的是,他们的理论构建受到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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