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教育生态
需给所有攸关方划定边界
邓文圣
近日，央视、人民日报等国字号媒体都在讨论教育惩戒问题，透露的消息说，教育部将着手研究制订教育惩戒的细则。
媒体用来作为话题的是新近发生的两件事。一是安徽陈瑶湖中心小学43岁的周老师，正常管教学生，学生家长却认为是 “老师打孩子”，要求赔礼道歉，并扬言自己在北京有亲戚，要让有关部门开除周老师。派出所出警后虽然裁定周老师无错，但为了小事化了，还是让周老师赔付检查费930元。周老师一时心生郁闷，无法排解，竟选择以跳江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和抗议，令人扼腕叹息。
Effect of exogenous pressure on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另一件事是山东五莲县二中的优秀教师杨老师，“恨铁不成钢”情绪之下对迟到而后又逃课的学生实施了体罚，在学校依法依规做出严厉处罚之后，家长仍旧不依不饶，连续向县教体局施压。更没想到的是，有关部门可能是屈于家长的压力，也可能是出于害怕担责、息事宁人的想法，又是 “老办法”，以顶格严处教师来平息纠纷。事情被网络曝光后，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幸运的是山东五莲县委县政府及时纠错，还了杨老师应有的公平。
用 “异曲同工”来形容这两件事不可谓不恰当。两者都是由教师的教育惩戒引起的家校纠纷，可相关执法、管理部门却不闻不问家长应有的 “边界”，也不给自己的行政行为定 “边界”，不管教师是否委屈，一味地处罚教师或希望教师退一步，以换来他们想象中的和谐与平静。
教师是天底下唯一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却依然希望他们成才，并且为之付出的人，这种特别的爱往往表现为 “爱之深，责之切”。家长践踏教师的尊严，是在磨灭教师的热情，也等于是毁了教育。要知道，对孩子的教育，固然需要鼓励，需要表扬，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批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唯有批评和欣赏齐头并进，才能让他们谨慎地把握住生活的小船，不至于被那一股风轻易刮翻。
作为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学校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应该有家长的行为边界。身为家长，要明确教育的主体是你的孩子而不是教师，不要总以自己的想法去评判教师，特别在孩子面前评判教师。只要教师的出发点是为了学生好，即使方式方法有些欠妥，也应该本着理解和尊重，私下找老师沟通，不要动辄投诉、状告甚至威胁恐吓老师。如果家长 “维权过度”，片面解读 “教育是服务”的本义，把教师逼到夹缝中生存，使教师对学生批评不得，责罚不得，甚至谈心也可能成为伤了孩子自尊的把柄，那最终的输家只能是孩子，还有家长自己。平心而论，教师也是人，家长跟老师关系处理不好，老师对孩子的态度肯定会有变化，虽然不至于严重影响孩子学习，但家长过于蛮横，老师们就很容易产生惹不起躲得起的想法。当然，对于教师严重的有违师德的行为，家长就不能顾忌太多，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走正当渠道维权，这既是保护孩子，也是挽救教师。
回到文章开头两件具体事件上来，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执法部门还停留在以往对 《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相对片面的解读上，先入为主认为在师生、家校矛盾中，学生必定是弱势群体一方，对教师苛刻有加，甚至越界惩处，而对学生和家长总是不设制约的边界，一味退让、宽护。如此一来，教师越来越感觉到呕心沥血、掏心掏肺的付出、培养，很难换来学生的感恩、家长的理解、上级的支持，但不经意间的不妥行为，经常会导致学生、家长的无理取闹，上级的打压。因此，大多数教师选择了主动疏离 “教育惩戒”，哪怕在如今倡导把管教权还给教师的舆论环境下，老师们也大都不敢当真，冒险地积极配合。
首先，我们的校长、主管教育的部门一定要有明晰的职责边界。作为管理者，凡事要站在法治的层面去思考、决策，坚持把 “家校矛盾”关进法律的 “笼子”，以 “法”律之。如2010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就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学校不是一只承受无限责任的 “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面对学生突发事故，学校只要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担负额外责任，即使偶尔管理不周全，那也只是要担负 “管理失当”的补充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同样，学校教师该负什么责任自当根据法律来决断，而不是由家长或孩子的需求去左右。作为教育行政领导，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依法依规做好教师坚强的工作支撑，面对家校矛盾，要主动介入设法调和，对恣意侵害教师权益，该坚持正义时要敢于 “挺身而出”，哪怕某些时候你的 “话语权”不是太多太强，也要拿出坚守良知的勇气。
1）农机装备水平高。主要表现为装备标准高，配套农具数量多；科技含量高，自动化、智能化、机电液一体化程度高。
4.注重医疗耗材的选择，减少锐器的使用频率：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护士为职业暴露高危人群，手术室为高危环境场所，而护士职业暴露中锐器伤为主要类型。注重医疗耗材的选择，减少锐器使用的几率和频率显得尤为重要，如尽可能使用无创采血针、安全型留置针、带针缝合线等，减少锐器的使用和接触频次。
诚然，过去的 “师道尊严”中有需要剔除的落后于时代的部分，对教师的教育行为要有限制，要划定 “边界”，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实践过程的引导者，作为行使教育权的个体也需要安全感，需要明确的保护。就此来说，对于教育的攸关方一定要设置行为 “边界”。
当两件事接连发生后，一篇网文 《一位老师的心里话：管教学生屡次受罚，何必呢？你们喊我一声老师，我就得对得起这个称呼》得到许多教师的共鸣，可以说直接表达了广大教师们的心声。其实，不难理解，对个别犯错的学生和护短的家长无原则的保护，是对教师和大部分爱学习的学生的伤害，当然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伤害。
所谓边界，即为人做事的道德界限或法律界限，通俗点说即行为底线。个人需要有边界意识，政府和社会同样要有边界意识，边界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规则意识。在如今的法治社会，如果没有边界意识，生活中就会充满斗争与冲撞，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如果没有边界意识，民众会丧失自我和权利意识，对自己所处现实产生无力感，缺乏自信与自爱；如果没有边界意识，权力就会肆无忌惮，法律就会退至一隅。只有有了边界意识，人才会清晰认知不同的个人、社会领域所具有的有限性与相对性，具有尊重各领域规则的自律性。边界意识起着自觉禁止每个领域规则对其他领域僭越的作用。
另外，媒体以及社会上有执法权的机构，也要有明晰的边界意识。在上述两个事件中，多数媒体从常识出发，依据调查求证，使相关事件在公共领域发酵，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形成舆论压力，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过，在家校矛盾、学校突发事件上，相反的案例同样不乏见，尤其是在自媒体泛滥的当下，为了 “赚人眼球”“收割流量”而罔顾事实的虚假新闻往往制造了更大的混乱。这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同样要有边界意识，对教育现象、教育事件的报道必须是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对基本事实的陈述，根据基本常识和社会公义发出理性的声音。
执法部门同样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对教育做不恰当的裁判，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不能逾越法律法规之外。如安徽周老师事件中，既然判定无错，为何还要求他给予检查费？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权力的骄纵”。其次，不宜想当然地对教育胡乱 “指导”。笔者本地曾经出现一件事，家长教育明显犯错的孩子时发生冲突，孩子选择报警，出警的警察虽也觉得孩子不妥，但还是不顾事实，当场一味地批评家长说，孩子再怎么错，家长也不能打孩子。本来，警察以权威的身份教育一下孩子，估计孩子会很快认错偃旗息鼓。可警察对家长不适宜的 “教导”，反而让孩子感觉得到了支持，一下子来劲了，突然爆发冲向冰冷的河水，以死抗议。尽管警察因跃入河水中救孩子受到表扬，然而我却以为，后续孩子的爆发完全是警察不懂教育之道，胡乱发表见解引发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这些无不说明越界行为所带来的伤害。
总之，要营造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生态，不能偏颇地给教师单方面设立 “边界”，而是要让所有攸关方都树立 “边界”意识。诚如是，则我们理解中的良好的教育生态将指日可待！
影响多糖提取的主要因素有料液比、超声时间、超声温度、超声次数。本试验针对以上因素，分别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单因素试验，考察各因素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选择最佳的提取工艺条件。
（作者单位：江苏海安大公教育中心）
责任编辑 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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