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博物馆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博物馆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民族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述，但因为它们的区别与本文论述的重点没有太大关系，且本文更关注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的理论基础、工作对象、性质任务，及社会大众对它们的认同等，所以笔者在此处将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作等同论述。另外，从博物馆发展的背景、环境来考虑，所讨论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博物馆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在内。
一、历史回顾
(一)早期的民族博物馆建设实践。
民族博物馆的建立与民族学、博物馆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民族学家在实践这门学科时就十分注意搜集实物。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后，会员一致同意把民族学实物资料的收集作为中国民族学会的五项任务之一[1]。
中国的民族博物馆的思想萌芽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1916年，著名学者、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在北京通俗教育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教育机构包含：“有人类学博物院，陈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作田野的比较”[2]。
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也是我国最早建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院校之一，博物馆于1914年筹建，由自然历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和古物博物馆组成。其中古物博物馆收集了藏族、羌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实物，被认为具有颇多珍贵之物[3]。
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是国内首座冠以人类学的博物馆。1934年开始筹建，在经历了不少曲折后，最终得以建成，这归功于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建设博物馆的努力，以及他在事业追求中体现出来的“舍我一人，化成天下”的人格魅力。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杨成志也是早期民族博物馆的实践者之一。1928—1930年杨先生赴滇调查，搜集了一些彝族及其他民族的文物。1934年7月，他前往伦敦参加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人类学部和考古文物研究室。
抗战爆发后，不少内地院校辗转西南，这一方面缩小了中国民族学家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给调查研究偏僻的大西南提供了契机。在这片具有丰厚人类学资源的土地上，著名人类学家吴泽霖、江应樑、陶云逵等先生分别进行了辛勤的耕耘，成绩斐然。吴泽霖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1931年，吴泽霖先生就在厦门大学开辟社会学研究室，并着手搜集少数民族用具。1941年，他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在贵阳举办了3次民族文物展览。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早期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的文物陈列室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实物。对吴泽霖先生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作出的卓越努力，费孝通先生曾给予这样的评价：“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他到哪儿，民博事业就到哪儿”[4]。
这个时期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主要由中国的民族学先驱者发起。上文提到的蔡元培、凌纯生、吴泽霖、林惠祥、杨成志等先生都是中国的民族学先驱。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近50年的探索与实践，到20世纪初，欧美的民族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注重田野考察和实物的收集、研究，并期望从实物中论证某种观点。因此，民族学与博物馆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中国的第一批民族学家，深受欧美学术界的影响，也认识到建立博物馆的重要作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实践也就应运而生。
第二，目的有二：一是在西学东渐的20世纪上半叶，为救国图存，一批知识精英深刻地认识到与他民族接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期望通过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来达到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二是作为教学研究辅助之用。
第三，规模不大，影响不小。首先，中国的民族学先驱者们开始的民族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的实践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也是在摸索中前进。这些设想能否得到当局者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上是否会引起负面影响，这些都不得而知。另外，在时局动乱、人心不安、交通闭塞的年代进行民族博物馆建设的实践，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无疑会受到很多主观和客观上的阻碍。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民族文物征集活动，但是，这些民族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的实践，不仅征集了一批珍贵的民族文物，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展览、研究，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学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二)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民族博物馆情况。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民族博物馆情况，依据马寅同志在《加强民族文物的保护与研究》[5]一文中的临时回顾和其他资料的记载，简单归纳如下：
1.1950年8月，文化部文物局召开座谈会讨论“兄弟民族文物搜集范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当年10月就印发了《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
2.1950年，中央要求国家民委邀请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参加中央派往各民族地区的慰问团、访问团，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很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
3.1956年，在全国范围“抢救”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历史资料，先后组织1000多人在各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科教影片，征集到很多民族文物。
4.建立了民族文化宫。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搜集民族文化宫所需展品和图书的通知》，1959年，作为首都十大建筑的民族文化宫竣工，同年10月，举办了“十年来民族工作展览”。
5.1960年和196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人员到鄂伦春族、独龙族、傣族等民族聚居地区，征集了两万多件民族文物。
6.在吴泽霖、杨成志、林惠祥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室、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物室、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室等为数不多的院校民族类博物馆相继得到恢复及有限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由于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等原因，导致了民族文物征集工作无法持续进行，民族文物保管不善甚至人为破坏，民族文物调查研究停滞不前的事实。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知识分子的拥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客观上成立了少量民族类的博物馆，征集了一批少数民族文物。这些文物至今在民族类博物馆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改革开放至今的民族博物馆建设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陆续回到正轨，民族博物馆事业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和院校建设民族博物馆事宜又提上了议程。1980年，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正式筹建；1981年，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筹建；1982年，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建成；1984年8月，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也开始筹建，等等。
1984年，为了加大保护少数民族文物的力度，开创民族地区文物工作新局面，国家民委、文化部于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各地少数民族文物征集、保管以及损坏、流失的情况；讨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向社会发出保护少数民族文物的呼吁书；征求各地对筹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意见。
从1984年开始至今，一大批民族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民族地区及民族院校。省级的有：1985年，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率先成立；1986年10月，海南民族博物馆建成开馆；1995年11月，云南民族博物馆开馆；目前，筹建多年的贵州民族文化宫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起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馆舍。市、县级的有：广西右江民族博物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河北隆化民族博物馆、黑龙江同江中国赫哲族博物馆、内蒙古鄂伦春民族博物馆等。院校级的有：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等，相继成立并对外开放，新建的还有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新疆大学民族民俗文化博物馆等等。
在此期间，民族博物馆在发展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探索。199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贵州文物工作单位与国际博物馆协会、挪威方面合作，在六枝梭嘎建立了中国第一座露天生态博物馆[6]。另外，正在建设中的广西民族博物馆计划在广西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汉族地区建立十几个生态博物馆作为本馆的研究工作站，形成“1+10”广西民族文化与文物工作的新格局(即广西民族博物馆加上约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这些新的探索，给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创新积累了经验，在解决管理体制、利益分配上也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民族博物馆的现状分析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共计有各级民族类博物馆163座，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2300多座)的7％。回顾中国民族博物馆80年的历史，从早期实践、建设初衷、功能发挥、业务开展、理论本土化等情况来看，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民族博物馆目前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1.民族文物消亡、外流情况严峻。民族文物的消亡、外流情况与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佤族的钻木取火等原始取火器已经被火柴、打火机等现代取火工具所代替；藏族的牛皮船和黎族的葫芦船、独木舟被现代船所替代；赫哲族的鱼皮衣、鄂伦春族的狍皮衣、珞巴族的熊皮衣等被棉、丝质衣服所替代。民族实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失。另一方面，民族文物外流情况也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许多民族文物集民族历史、文化和工艺于一身，它早就受到收藏者和商人们的青睐。民族文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流入了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地的博物馆、研究所及私人收藏者手中。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民族文物为对象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许多民族地区都出现了专营民族文物买卖的小商贩。文物贩子深入民族地区，以低价收购珍贵的民族文物如铜佛像、唐卡、经卷、铜鼓、民间工艺品、生产生活用品、服装服饰等，高价向国外贩卖，造成民族文物的大量外流。
2.人才队伍建设落后。几十年来，通过大学招收学生，短期培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民博专业的专业人才，但是相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民族博物馆在培养、吸收人才方面有不少差距。一方面缺乏有水平的综合性管理人才。从全国的民族博物馆情况来看，综合性的管理人才很少。有的博物馆领导是由于工作需要从别的系统调过来，对业务不懂；有的领导虽是学业务出身，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又缺乏创新、改革的魄力。另一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在建设民族博物馆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从博物馆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博物馆功能发挥的需要，以及社会大众对民族博物馆的期待，博物馆都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队伍。现在的民族博物馆，大都很缺文物保管人才、档案国内管理人才、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文物鉴定人才、科学研究人才，以及高水平的讲解员和陈列宣教人才等等。不仅从业人员少，而且高级职称人才稀缺，再就是在岗业务人员的比例配置不尽合理。专业人才的匮乏，大大影响了民族博物馆的发展。
3.经费不足。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由于重视不够以及政策的变动，博物馆的经费不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于民族博物馆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大多数民族博物馆分布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对于文化事业的投入非常有限，博物馆的业务经费更加困难。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的民族博物馆和有关文物工作部门，普遍存在着抢救征集民族文物的经费短缺、策划举办展览经费困难等问题。一些省级民族博物馆因为经费短缺，很难推出精品展览，科研工作也不能很好开展。中国民族博物馆由于经费不足，许多调查了解到的珍贵民族文物无力征集和收藏。如在海南、西藏、贵州等地区调研时发现的黎族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龙被”和“蛙锣”、牧区藏族传统服饰、宗教法器以及南方古代民族珍贵文物铜鼓等，因价格昂贵而无力征集收藏。
4.未能建立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著名学者吴泽霖、费孝通等着手筹建中国民族博物馆，著名学者杨成志、马寅等先生也对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筹建给予了关心和支持。这些关心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的学者们已一一故去，可经历了20多年筹建历程的中国民族博物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未能批准立项，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求。没有一座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在前面领军，发挥带头、示范、指导的作用，新建的民族博物馆对怎样建设、管理、发展感到无所适从。群龙无首的后果，一是使各馆各行其是，彼此间缺乏相互的交流、了解，加上资源分散，无法形成合力，在全国的博物馆体系始终未能形成气候。二是使各民族博物馆的业务活动向其它类博物馆看齐，而未能跟上形势，利用自身条件发展实力，做出特色。
三、民族博物馆的应对措施
1.民族博物馆人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突破“以物为中心”的观念，把博物馆的职能上升到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服务的高度来认识。二是突破文物“物质”的概念认识，加强保护、搜集、整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突破原来狭义的民族概念，把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兼顾外国的民族。四是突破原有功能框架，充分认识民族博物馆在维护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
2.加强抢救征集民族文物的力度。收藏是博物馆最原始的职能，没有“物”的收藏，就没有博物馆，也就没有从收藏而衍生开来的其它社会职能。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几乎所有的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活动都离不开藏品。民族博物馆由于出现晚，数量少，在藏品搜集方面存在底子薄、基础差的事实，因此，更要重视对民族文物的抢救征集。
表1 部分民族类博物馆馆藏文物统计表
单位名称藏品总数
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50000余件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26000余件
宁夏自治区博物馆10000余件
云南民族博物馆 36168件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30000余件
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 20000余件
中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10000余件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10300余件
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 1000余件
新疆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 5000余件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 2700余件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8400余件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3070余件
广西右江民族博物馆 30000余件
县级博物馆 大多数不超过1000件
资源来源：数据参考中国民族博物馆编：《全国民族博物馆简介》，内部资料，2006。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类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相对较少，这与我们的征集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国家文物局统计，目前全国博物馆共有藏品1200万件，其中故宫有100万件，国家博物馆有36万件，上海博物馆有12万件[7]。而全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全部藏品不超过100万件，这种状况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不甚相符。
3.加强民族博物馆学理论的构建。长期以来，民族学、博物馆学理论是民族博物馆理论的基础学科，在业务工作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如民族学的方法论——田野调查运用到民族博物馆工作时，大大增强了民族文物征集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开辟了征集文物的新途径。同时田野工作者在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的过程中，还体验着他们的文化习俗，对这些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后的描述就成为民族文物研究中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文物的保管、陈列工作，则是受益于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正如雍继荣先生所说的“在实际工作中，民族博物馆人感到这两门学科不能解决自身工作的所有问题”[8]。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民族博物馆学理论不能只满足于民族学和博物馆理论的滋养，不能无意识地跟随着这些理论而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营造民族博物馆学理论自觉发展的学科氛围。在构建民族博物馆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民族学、博物馆学中有益的理论养分；要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的报表调查、统计学的数据分析；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可想而知，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要完成它需要我们民族博物馆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中反复探讨、研究，同时要吸取世界上先进的相关学科理论。
3.加强博物馆人才的培养。在加强民族博物馆人才的培养方面，很多领导、专家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1984年，在全国少数民族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的杨静仁同志指出：“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培养民族文物工作专业人才，特别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9]。宋兆麟先生曾多次提出民族文物专业干部缺乏，专业管理干部缺乏，认为培养人才可以通过院校培养、短期培训等途径进行[10]。索文清先生在谈到培养民族文物专业的人才问题时，也提出可以向离退休的老同志、老专家咨询、请教，与科研单位合作，参与学术交流，建立考核和奖赏制度等办法培养人才[11]。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马建先生最近撰写的《当代民族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探讨》，更是提出博物馆的人才队伍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并指出了博物馆需要培养的九类专业人才。
4.加强民族文物保护的法规建设工作。对于文物的保护，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包括国家文物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条例等等。如：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规定民族文物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关于文物出口鉴定标准的几点意见》第四点指出：“少数民族文物，1949年以前生产的暂时一律不出口”。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在民族文物的保护管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必要加快民族文物保护的可操作性法规建设。最迫切的就是制定、颁布一个《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界定，并建立定级标准，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实现对民族文物的保护，使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5.加强创新的能力。我国大部分民族博物馆的机构编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长期以来依赖政府统包统管，缺乏创新的动力，很多丰富、宝贵的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整合与利用，十分可惜。事实证明，“等、靠、要”只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就不可能进步。对中国的所有博物馆来说，创新则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生机和活力的源泉。
2006年10月18至20日，由国家文物局与美国梅隆基金会主办的中美博物馆论坛在北京故宫举行。本次论坛就中美博物馆管理体制、运作方式的异同，博物馆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教育、展览的筹划与实施，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先生在论坛发言中介绍，美国博物馆业务主管可以通盘负责某类藏品的征集、管理、展览及研究，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做法能较大限度激发博物馆管理及专业人员的能动性，也有利于藏品的保护与展示，比中国博物馆实行的征集、保管和展览三个部门相互独立的制度有明显的优越性。目前，借鉴美国博物馆的经验，陈卓先生已经在天津博物馆试行类似的管理和服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