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鸿章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K8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11-0039-05
一 李鸿章遗折无荐袁之内容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一个被称为李鸿章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经典之说提出之后，尽管不久就有并不认同之说提出（注：关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及讨论大要，参见李吉奎：《李鸿章临终举荐袁氏督直问题考辨》。据李先生的考证，此说最早见于1912年11月发刊的《庸言》第1卷第l号，禅那（罗惇曧）的《庚子国变记》一文中所说：李鸿章“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今总统袁公继任直督。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并力请回銮，保外人无他”。）[1](p266～274)，但由于据说此话出自李氏遗折拟稿人于式枚之口，因而，迄今往往被许多权威史学论著据为信史征引。[2](p389)[3](p119)[4](p376)而且据说，此说的产生还颇具传奇色彩，“且有谓鸿章遗折原稿系保周馥，幕僚杨士骧辈善袁，为私易袁名者”。[5](p367)
李鸿章去世不久，应其后人之请，由大学问家吴汝纶编选了《李文忠公全集》这部一百六十五卷的大书，但李鸿章的临终遗折并未收录其中，因而，一般人往往并不留意其内容。查李氏遗折，在王彦威辑、王亮编的《西巡大事记》一书中有著录。为了说明问题，全文照录如下：
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
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顾，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极零涕。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成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馀息，重睹中兴，赉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注：初三日，是直隶布政使周馥代递李氏遗折到达开封行在的日期。王彦威是庚子、辛丑年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时随行的军机章京，《西巡大事记》系王氏经办文件的择要纂辑。徐仁钰：《一士谭荟》之《荣禄与袁世凯》条亦著录此奏折。）[6]（卷11.p11～12）
这个遗折，除了提到李经述校对缮写外，仅提到了庆亲王奕劻，其余未涉及任何其他人物。显然，并无举荐袁世凯的意思。更无论者竞相引用的那一句著名的话。笔记小说家言，本不要求字字实据，查实之后，不再引用就罢了。
不过，一些重要史籍又进一步发展说，李鸿章举荐袁的这番话，并不是在其遗折中说的，而是在遗折的附片中说的：“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附片保荐他（按，指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p93)[8](p233)但著者并未注明所据典出何处，只认定是李鸿章遗折附片说的。
这样，就有必要研究李鸿章的遗言与袁世凯的升迁究竟有何关系。
二 清廷任命袁世凯督直
清廷任命袁世凯督直的史实链节是清楚的。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901年11月6日）凌晨，李鸿章病危失语。他的幕僚和家人立即以他的名义电奏清廷，其文曰：“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镇慑。敬乞天恩，电饬庆亲王奕劻，无论行抵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现已电令藩司周馥来京交代一切矣”。[6]（卷10.p45）二十七日（11月7日）午刻，李鸿章去世。直隶布政使周馥奉令赶到北京后，一直在李氏病榻前守候，电奏清廷李氏出缺，并按制度代奏遗折，料理李氏的第一步后事。当时的情节，周馥的《自订年谱》记述颇详：
九月二十六日得京电，相国病危，属速进京。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请放心去罢。忽张目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适于晦若侍御代拟遗疏折稿。一面电奏，一面缮发遗折。二十八日，接汴电，奉旨：著周馥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9](p3)
从周馥所说可以得到确证，李鸿章的遗折，确系于式枚代拟。而且，于式枚代拟的李氏遗折稿，既由周馥按制度亲自主持缮发代奏，其中有无荐袁之说，姑且不论，但完全可以确证某些笔记所说：杨士骧私改李氏遗折，以袁世凯之名易周馥云云，纯属文人墨客的随意猜想。
周馥电奏的具体内容如何？是何时到达清廷的呢？此时，慈禧太后、光绪帝两宫回銮的队伍已经行近河南省城开封。二十七日，驻跸荥阳县。据一直担任“督办回銮前站事宜，承应宫门事务”的吴永的记载：回銮的队伍是“未刻（中午1时至3时）行抵荥阳县驻跸”。“旋得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10](p105～106)吴永所说的京师来电，自然是周馥在午刻李鸿章辞世后，“一面电奏”的这通电报。也就是说，李鸿章辞世后两三个小时之内，回銮的帝、后两宫就已经得到了确耗。
周馥电奏的内容，据《西巡大事记》的记载如下：“直隶布政使周馥电禀：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6]（卷10,p46）仅此一通短电，并非于式枚代拟的遗折稿，亦非周馥的奏折，更无所谓李氏荐袁的附片及其内容。
当天下午，驻跸荥阳的清廷颁布了一系列上谕：以太后懿旨的名义，为李鸿章颁了饰终之典。发布上谕“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电饬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直隶布政使周馥暂行护理”，还有全权大臣、山东巡抚等职务的任命。《西巡大事记》、《庚子西狩丛谈》的记载，与《清实录》的记载，可以互相参证，内容一致，仅止李鸿章的“饰终之典”，《西巡大事记》比《实录》多一句话：“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11]（卷487,p444～445）[6]（卷10.p45）[10](p105～106)
据上可知，清廷对于袁世凯由署鲁抚迁署直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确是李鸿章去世之当天，任命的直接依据，是周馥关于李鸿章出缺的电奏，既非根据李氏“口占”的“遗折”，亦非其“口授遗疏附片”对袁的“保荐”。当然，在清廷得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后，自然是要考虑李鸿章以后的人选的。据吴永说，慈禧太后就忧心忡忡地同他议论过此事。二十六日下午，李鸿章病危的电报到回銮队伍驻跸的汜水后，“太后曾召予语及，至为之流涕。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10](p105)但究竟如何安排李后人事，那也只能是慈禧太后默计于心的事，或者是与几位亲信权臣计议于密室的事。不过，没有李鸿章荐袁奏片做参照系，亦是显然的。再向前回溯六天，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李鸿章咯血病发。当天，庆亲王奕劻于起程赴河南迎銮之前，即将李鸿章发病的消息，电奏到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二十一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即下懿旨垂询“现在病情如何”？表示“深为廑念”。[12]（卷40,p40）二十二日（11月2日），李鸿章电奏洛阳行在称：“都中自庆王行后，一切平安。臣仍可照常指挥”。[13]（卷40，p40～41）自然，也没有举人自代。
三 从李氏遗疏的拟稿看荐袁附片之有无
下面还要继续考察的一个问题，即李鸿章的遗折中究竟有无荐袁的附片？
按周馥《自订年谱》的提示，于式枚代拟稿的李鸿章遗疏，写于李病危气绝之际。在此之前，李氏并没有撰写遗疏或请幕僚代拟疏稿的意思。李鸿章病情的发展以及诸方面的来往电报，提供了考察问题的线索和资料。
李鸿章从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凌晨病发，到二十七日（11月7日）午刻不治，前后只8天的时间，而且是在最后两天突然恶化的，非常仓猝。
其时《辛丑条约》已经订立，只有中俄交涉未了，奕劻、李鸿章同列强的谈判
已经基本结束。奕劻电奏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请求前往迎驾，报告京中的一切，获准，其总理外交部事务，由“李鸿章暂行署理”。[11]（八月辛酉“电寄奕劻”，卷486,p434）众所周知，李鸿章和奕劻的合作并不十分和谐。现在，奕劻出京，李鸿章正可独断专行一个时期。不意，就在奕劻离京起程的前一天晚上丑刻，实际是当天凌晨l时至3时间，李氏突然病发咯血。奕劻立即据实电奏朝廷这个不好的消息。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即降旨存问一切。电曰：“庆亲王奕劻电称：李鸿章十九夜忽病吐血，次晨微好等语。览奏深为廑念。该大学士为国劳瘁，务须加意调摄，早日痊愈。现在病情如何？眠食能否如常？即行电奏，以纾垂系。”[12]（卷40，p40）
二十二日，李鸿章发病的第三天，他遵谕复电清廷，谓“仍可照常指挥”。电曰：“筒电谕旨敬悉。臣于十九夜丑刻陡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块，虚汗头眩，势甚危急。当延洋医，服止血药。两日以来，幸未再吐。现仍不能起坐，坐即头晕。医云，胃家小血管挣破。……惟有仰体圣慈，加意调理，以冀早痊。谨将现在情形先行电陈。再，都中自庆亲王行后，一切平安，臣仍可照常指挥。”[13]（卷40,P40～41）
此后，至二十五日（11月5日），即李氏发病第六日，连日延请美国、德国医生诊治，据黄建笎说，医治“尚得法”。二十二、二十三日“均见好，眠食亦好”。德国医生保守的乐观估计：“不妨事，两礼拜可复元。”[14](p658、660、655)但亦警告：“年高体亏，非宽养旬余，设有反覆，即难著手。”[15](p662)而沉疴中的李鸿章，则仍欲力疾视事。二十四日，陈筱石致荣禄的电报说：“西医虽力戒起坐，相以庆邸不在京，虑事停搁，仍欲强起视事。”[15](p662)二十五日，某人致盛宣怀电说，这天午后，李鸿章说话很多，舌头已经不灵活了，“话多舌强，所论皆公事时事”。[15](p661)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李经迈兄弟于无奈之中，背后策动有关人士于二十五日致电盛宣怀，请代报告清政府，为李鸿章请假。电称：“銮驾未回，东事未了，此老关系甚巨，似宜加意护惜。可否乞旨赏假，俾得安心调理。事关大局，不敢缄默。”[15](p662)李经述、李经迈兄弟也于同日亲自致电盛宣怀，请他从旁帮助，促成清廷赏假李鸿章。电云：
敬电悉。具见大力，如响斯应，第尚不敢谓为得人。家君自服两（西）药后，幸未再吐。日来起坐片刻，便觉不支。医虽力戒起坐，老人终以邸不在京，虑事延搁。弟等虽暂不以闻，究非久局。医谓若不静卧旬日，设有反覆，即难著手。中外以此老为孤注，亦宜加意护惜，留以有待。与公交最笃，公又隐执朝权，且来电示谓关系匪浅，独不能密致枢府，使知病状实情乎。慈圣眷畀方隆，似虑都中无人，故不肯轻给假期。若局外有言，非静养不能复元者，当必蒙俞允也。昨此间有人电讽要津。我公曷不奋力一击边鼓。述、迈。径午。[16](p662)
以上李鸿章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儿子的电报表明，直到李氏突然病危的前一天，无论他在心目中对自己的病情做如何估计，他都没有向清廷请病假退休的意思，甚至没有继续向清廷报告病情的意思。这说明，他要么怀抱尽忠职守，死而后已的决心，要么心存调治尚可恢复的期望。不过，以李鸿章之阅历，面对自己行年八十高龄而来的这场凶猛的恶疾，他不能不意识到大限之将至。在病中稍感清爽之时，他写下了致盛宣怀遗书及五言、七言律诗各一首，并请盛宣怀转告上海同仁：“小别经年，竟成永诀。”[17](p656)李氏在明白交代后事。连类可知，遗折这个人生最后句号，当然也在考虑之列了。只是尚且未曾向清廷报请病假，而且文章千古事，兹事体大，须要慎重考虑，于公于私，自然一时均不便率尔嘱请幕僚草拟。
不料，李氏发病之第6天，二十五日深夜，二十六日凌晨二时，病情突然急遽恶化，不能言语，生命垂危。吴应科在北京致电盛宣怀说的明白：“李傅相病危，昨晚二句钟不能言语。”[18](p663)这才赶紧以李氏的名义奏清廷，报告李氏病危，请奕劻立即返京主持大局，调周馥来京料理后事，等等。慈禧太后立即降懿旨，赏假十日。其旨曰：“李鸿章病尚未愈，实深悬系。该大学士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荣膺懋赏，有厚望焉。”但并未接受要奕劻立即返京的请求，而是令奕劻迅速赶到开封迎銮。[11]（九月戊子，卷487,p444）
李氏遗折中有“特赏假期”之语，可确证李经迈、经述兄弟请于氏代拟遗折是在九月二十六日亥刻收到慈禧太后“赏假十日”的电旨以后，至早已在二十七日李氏辞世当日之凌晨。其时的李氏处于弥留之际。罗惇曧所谓于式枚于李氏“先逝一日”代“草遗疏”之说，是不符实际的。罗氏说遗疏由李鸿章“口授”，显然亦不可能了。于式枚代拟的疏稿中所说：“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云云，同样亦属例行文式而已。李鸿章对他的这个“遗疏”，既不能“授意”，也不能过目认可矣，确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代拟遗疏稿。按当时的现场实际，于情于理，只能是如此。
吴汝纶编选《李文忠公全集》的文献取舍，为考察于式枚代拟的李氏遗疏稿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李鸿章遗疏和报病危的电奏，本该是《李文忠公全集》的《奏稿》和《电稿》两门的压卷之作，但吴汝纶均让它们缺如，弃选不录。按常规的道理和礼节，李氏后人礼聘吴氏主编李氏全集，在发凡起例商定之后，李氏后人自然要尊重吴氏对入集李氏遗文的遴选和删削，但这两篇文献的弃选，吴氏当不至于不慎重地征求李氏后人的意见。这就是说，吴氏和李氏后人一致认为，这两篇文字只是幕僚们应急代拟之稿，并未经李氏授意和过目，可以不作为李氏遗文收入遗集。否则，李鸿章拼了最后的心血授意写出来的遗疏，焉不收之理。
再换一个角度考察，不论李鸿章有无遗言、遗意，亦不论于式枚草拟的李氏遗疏稿中有无荐袁的附片，是不是李经述、经迈兄弟对袁世凯情有独钟，因而特意要求在乃父遗折中附上荐袁奏片呢？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周馥代缮遗折在二十七日李氏气绝的午刻之后，时已在这天下午，缮正、办完一切手续，正式拜发当在二十八日。在此李氏遗折缮正之同时，清廷任命袁世凯继任直督的电旨已经到达北京，李氏兄弟再在乃父遗折中附上荐袁遗片，岂非画蛇添足？
或曰，李鸿章的附片可能早已拟就，只等着附在遗折中上奏了，勿须在弥留之际匆忙草拟。其实，这个假设同样不能成立。试想，在遗疏中专片保荐袁世凯的举动，迹近死谏要挟，李鸿章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出此不智之策？
再考察当时当事人的记载，按周馥的《自订年谱》记述，李氏遗折是由直隶布政使周馥按制度缮发代递，他同时记述了授命在袁世凯到任之前护理直督的过程，但却没有关于李氏荐袁奏片的记述。吴永以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一直随回銮队伍到开封，在他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李氏的出缺、袁世凯的任命以及周馥代递李氏遗折之事，并以将近全书十分之一的文字记述了李、袁关系，但亦无关于李氏遗折附片荐袁之说。王彦威、王亮父子所编《西巡大事记》详细收录了相关事件的文、电、折、片，但亦未提及李氏有荐袁的奏片。或曰，周馥不记述附片，并不等于没有；吴永及王氏父子的书不记载，可能是李氏的奏片被慈禧太后留中，军机处章京也看不到。常识告诉人们，留中的折片，往往是皇帝觉得不方便被人知道的事情。李鸿章若真有奏片保荐袁继任直督，早在周馥代奏的李氏遗折到达开封行在之前六、七天（注：据《清德宗实录》卷487，李鸿章的遗折是由周馥于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代递到开封行在的。《西巡大事记》和《庚子西丛谈》的记述与实录相同。），清廷任命袁世凯督直之旨，已经明电发出，袁世凯、周馥等已经奉旨行事有日。李氏之荐举与朝廷之任命不谋而合，君臣想到一处去了，附片留中还有什么必要？
总之，从李鸿章遗折拟稿的实际环境，参证当时当事的人记述，可以断定，所谓李鸿章遗折中保荐袁世凯之附片，纯系子虚乌有。
四 直督之位非袁莫属
刘体智的《异辞录》有一条李鸿章不保荐袁世凯的记述说：“文忠疾病，有劝其保继任之人者。文忠曰：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19](p188)无论李氏的心态与用意如何，但他所说袁是“继任有人在”，确是洞达时局之谈。
庚辛两年大乱之际，在当时地方督抚中资望均浅的袁世凯，雄踞山东，保境安民，对远逃西安的行在源源供亿，对盘踞胶州湾的德国侵略者，实力抗拒，据理交涉，使山东一省，既不像直隶之糜烂，又不像奉天那样为外人盘踞，在京师近畿之地，保存一块相对安静之区，电线畅通，枢纽各地，朝廷满意，督抚同僚艳羡侧目。袁世凯具备了接替李鸿章入主直督兼北洋大臣的条件与能力。所以，二十七日（11月7日）上午，李鸿章还未气绝，仍有一息尚存之际，盛宣怀就致电袁世凯，明言李氏之后的直督非袁莫属。电曰：“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20]（卷56,p37）其实早在上年策划东南互保之时，盛宣怀就向袁世凯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盛致袁电说：“合肥（按，即李鸿章）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否则山东已在他人之手矣。”[20]（卷37,p16～17）“微公莫属”，“中外推公”的话，出自盛宣怀之口，尤具重要意义，他不仅是支持、策动袁氏督练新军的亲密盟兄弟，而对袁有所偏爱，重要的是，盛还是李鸿章的最亲信助手。以盛对李的忠诚而做如是说，自然不存在对李鸿章的不恭敬。尤为重要的是，盛宣怀是以电报局总办的身分代表清政府和李鸿章坐镇上海，总司中外、京师、行在与各地联络及信息转递的。这些推重袁世凯的表示，恐怕不仅是盛氏本人的意思，而是综合了政坛诸方面的意思。说明了诸方对袁世凯继任直督的认同。
“中外推公”的中外，可理解为朝廷和地方，国人和外人的双重意思。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列强，也同样公认袁是李以后的直督最佳人选。二十七日夜戌刻，张之洞致洛阳行在的电报就有十分明白的反映。张氏的电报说：“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说及“李相病颇重”，表示“愿袁抚到直隶”。“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大意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21](p8640)总之，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督直，是中外共识，水到渠成，无须借重李氏保荐。
而就袁世凯来说，无论李氏是否有保荐他的遗折、遗片，亦不论在李氏晚年他们之间曾否有过什么小不愉快或过节，李始终视其为有出息的晚辈，而袁则公然坦承不讳是李氏的政治衣钵继承人，以再传弟子自居。李鸿章捐馆，袁的輓联曰：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22]
上联是用李光弼、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的典故，比喻李氏是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下联用的是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来自喻是李氏的追随者。不久之后，天津李鸿章祠建成，袁又撰联曰：
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23](p297)
上联仍旧是用李光弼与郭子仪的故事，自喻为李鸿章的追随者。袁世凯这两联所表达的对李鸿章的尊崇，自然不乏谀墓之词，但说到二人的关系，则是实际。
收稿日期 2004-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