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现代韩国社会_炎黄文化论文

儒家文化与现代韩国社会_炎黄文化论文

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韩国论文,现代社会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312.6 文献标识码:A

韩国的社会发展虽受到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在韩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 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是来自中国的儒教文化。当代韩国历史学家全海宗先生曾经指出 :“给韩国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学、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度、教育 制度和生活伦理)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未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注:(韩)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儒教 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

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教的三纲五伦,尤其是长幼有序和克尽孝道,即从“孝”派 生出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权威主义。儒教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它重 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 性、同甘共苦等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对家 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人际 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教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教的朝鲜王朝长达 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而 非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 权的官僚体制。儒教思想中的国家观和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 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 、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 韩国有时竟被人打上不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印记。(注:(韩)柳 锡春:《东方、西方和马克斯·韦伯》,《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第23页。)虽 然韩国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系统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是,儒学 这一韩国的主导传统文化在韩国导入欧美价值观和经济模式的背后,作为潜在的、根深 蒂固的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因而,同样实行资本主义的韩国 ,在很多方面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如群体观念;刚健 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重教育知识和人才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观念等, 都与儒教文化息息相关,它们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注:潘畅和:《儒学与 当代韩国》,《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

直至80年代末,在韩国社会的管理方面,由儒教观念维系的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来支配自己的行 动。韩国学者普遍认为:“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 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 ……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 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注:见《当代韩国》,1995年第1期,第63页。)无 论是国家的选举活动,还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无论是韩国企业的经营活动,还是韩 国人的家庭生活以及亲戚关系、地缘关系等,儒教伦理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 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教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 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教“ 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 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企业教育员工热爱企业、忠于企业,而企业也反过来关心 每一个员工,大家都为着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谐共进。这使韩国人在企业中具有更多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更加重视企业的整体利益。这种“东亚企业精神”在促进韩国 经济持续发展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韩国在战后几十年里由一个贫穷、破败和落后的国家,发展 成一个比较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当然,韩国的经济成功有其特定的 历史政治经济环境,但不可否认儒教文化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儒教所 倡导的崇尚“忠”、“孝”的社会秩序、“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观念、积极“入世” 的人生态度以及重教育人的传统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韩国一些学者 也承认: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注:Chung-hyun Ro :The Roles of Ideology,Values,and Ethics in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Korea Observer,Autumn 1994,P.297~298.)前韩国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 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注:(韩)金大中 :《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中文版序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第1页。)

对于文化是否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问题,现代一些学者已经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里提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 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以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并把其文化的背景解说是新教 伦理,他证明了文化具有能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注:(韩)隆虞:《21世纪与东方文 化》,引自www.yahoo.com.cn,2000年5月31日。)同样,人们在探究韩国经济发展的动 因时,也不能不注意其文化背景,因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和儒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儒 教文化主张民众认同仁政,强调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激励和动员人民为集体和国家利 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在传统儒教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构 成要素的采纳和吸收,初步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门槛”。

(二)

然而,儒教文化在韩国社会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挑战。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当时朝鲜李 氏王朝一些知识分子中所谓的“文明开化论”者曾将西方文化作为新的“普遍文化”来 接受,他们试图通过全面吸收西方文化来开化当时尚未开化的朝鲜,而儒教文化则被视 为历史发展的障碍而遭到否定,但这种声音在当时实际上很微弱。从传统上看,韩国文 化的主体仍然是儒教文化。儒教文化作为支配韩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成为韩国 民族文化的核心。

韩国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韩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欧美个人 主义文化开始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使韩国人的儒教思想观又一次面临挑战。欧 美个人主义文化观与儒教的家族群体观是不相容的。例如,个人主义文化产生私人本位 的价值观,并使人趋于利己主义。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都为着摆脱贫困、 实现国家“大家庭”的富强而共同努力。然而,随着所得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所得水平 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旦这种差距明显,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增长。尤其是韩国一些年 轻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个人的欲求水平提高,群体的共同意识弱化,利己主义行为增 多。

在韩国企业内部,企业员工在推崇“上下尊卑”儒教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信奉欧美 文化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对上司或年长者,不能无条件服从的观念正日益扩大。

此外,信息化的进展,生活的多姿多彩促进了人性的个性化发展;青年人不断求新的 创造精神和想要发泄自己能量的欲望与成年一代求稳守旧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今 天韩国的年轻人大多比以前坦率得多。他们充满好奇心,更有主见,更加开朗,更有个 性。这是在严格的儒教文化束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父母根本不可能有的个性。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政府主导型发展经济”模式的缺限。有人 分析东亚危机是由于“亚洲价值观”引起的,于是“亚洲价值观”便成为争论的话题, 而“亚洲价值观”的实体——儒教思想则成为韩国社会的争论对象。儒教被一些韩国人 指责为导致韩国经济危机、使韩国社会陷入病态的“病毒”。作为对此的反驳,韩国也 有人提出必须从儒教中寻找活路的“儒教代案论”,(注:(韩)崔英辰:《90年代韩国 社会的儒教讨论分析》,引自www.yahoo.com.cn,2001年8月28日。)主张儒教应适应韩 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还有些韩国人的观点则比较客观。他们认为儒教思想具有积 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以家族纽带感为基础的儒教共同体主义既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因, 同时又是由于学缘、地缘、血缘等私人关系网导致韩国经济衰落的“人情资本主义”的 主犯。(注:(韩)崔英辰:《90年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讨论分析》,引自www.yahoo.com.

cn,2001年8月28日。)

对儒教问题的这场争论,进一步引发了韩国知识分子对未来韩国社会走向的深入思考 。他们认为,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文化模式对韩国并不利,韩国应当既汲取西 方文化的精华,同时又继承和发扬韩民族传统的儒教文化,可以通过儒教文化来制约资 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如儒教思想可以有助于克服“金钱至上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在这种观念下,有的人不择手段 ,攫取金钱,以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儒教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 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注 :转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9、 728、320页。)儒教的义利观主张的是“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 “不义而富且贵”。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相对于财富 的积累,儒教的经济伦理更加关注财富的平均分配。《论语·季氏》曰:“丘也闻,有 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化,无寡;安,无倾。” (注:转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 9、728、320页。)他把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财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其重视的是平 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而且,儒教文化的长处恰恰在于主张个体与群体并重,既强 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强调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宽容,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 观念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减少和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国家经济的 发展。相比之下,西方的价值观往往以个人私利作为出发点,体现利己主义的原则,这 容易引起人们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对抗。而儒教文化虽不否定个人利益,但是首先考虑的 是个人的道德名分,考虑的是“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教的个人主义不是基于抽象的、个体的、孤立的自我的个人主义,而是基于自我创造 性地顺应社会共同体规范以及自然法则因而具有整体性的“据于礼的个人主义”(注:( 韩)李英灿:《现代社会与儒家思想》,引自www.yahoo.com.cn,2001年7月9日。)儒教 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 品格。儒教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转引自《 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9、728、320页 。)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注:转 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9、728 、320页。)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注:楼宇烈:《东方文化的历史反思与展望》,《东方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8月。)

一些韩国学者还提出,对传统的儒教文化价值观有的需要全盘替代,有的需要修正, 也有的不需要修改便可沿用,决不能认为传统的东西全都没有价值而将它们彻底抛弃。 他们认为,儒教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它的某些长处,对于补救西方文化中所存 在的偏颇和弊端是大有裨益的,儒教文化的一些原则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发 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仁爱可以转化为人们彼此尊重和爱护的规范;家庭、社会、国家 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可以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有利于社会公正;儒教文 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有利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等等。此外 ,在儒教文化的宝库中,有着丰富的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理论和原则,如儒教文化 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注重群体意识与团结和谐的人际观,孟子认为,“天时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注:转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9、728、320页。)“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注:转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16、864、319、209、728、320页。)又如儒教文化提倡 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礼仪待人,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 调公共人际关系,等等。这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以物质利益为 中心而造成的冷漠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儒教文化强调“ 中庸”、“太和”的思想可以使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以 及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更高层次的和谐关系。还有,儒教文化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现代人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 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 “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孟子·离娄下》)之徒, 这些都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注:转引自《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年,第316、864、319、209、728、320页。)韩国学者强调,韩国人跨入21世纪 后所追求的方向应该是社会整体的发展,而不是“经济一边倒”,也就是说,不仅要注 重经济,还应全面地协调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道德的平衡发展。(注:(韩)郑范谟 :《韩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不平衡》,《高丽亚那》,1999年春季号,第31页。)

(三)

进入21世纪,韩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动促使韩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 化既有积极创新的一面,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

从积极的方面看,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以及市民社会的初 步形成,培育了韩国民众的现代意识。传统上,韩国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往往造就了 人们顺从的习惯和意识,他们很少有自主的能力、反抗的勇气、冒险的精神和创造的欲 望。但随着韩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人们逐渐有了自治的体验,自尊与 自信随之建立起来,与市民社会相称的公民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平等思想、竞争意 识和创新意识也得到了发展。(注: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 》,《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第48页。)

从消极的方面看,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参照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同时伴随着曾 经主导过韩国的儒教传统精神支柱的逐步解体。韩国年轻的一代对传统的儒教文化感到 生疏,而对西方文化却富有感情,他们将传统的儒教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看作是陈旧的东 西。这表明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儒教文化缺乏强有力的创造性继承。韩国学者 黄秉泰曾就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韩国的冲击作了描述:“西方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文化 骤然涌进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正统理学的韩国,实不啻把整 个国家深深抛进了思想混乱、情感危机和道德无序中”。(注:(韩)黄秉泰:《儒学与 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94页。)虽然经济的发展使韩国人的 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然而富裕社会所必备的政治、文化、精神和道德却未能相应地成熟 起来。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指出的那样:富裕既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注:(韩) 郑范谟:《韩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不平衡》,《高丽亚那》,1999年春季号,第26页。) 如果人们在富裕之后,不能够另外树立比“金钱”更有意义的目标,那么他们必将不可 避免地陷入丧失目标的境地。个人主义膨胀、拜金主义以及各种“韩国病”的出现反映 了伴随着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价值观的颠倒和价值观危机,这正是富裕社会需要迫切解决 的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现在韩国从政府到民间越来越积极地推崇儒教文化,出版了各种儒学 书籍,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开办了儒学纪念馆,等等。如以修己治人的儒教精神和仁义 礼智作为教育理念的韩国成均馆大学,在大学部一年级共同必修科目中开设了“儒学” 一科,该校要求全体学生必选这科4个学分两个学期一年的课程,如果没有通过这门课 就不能毕业。又如韩国一些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专家组成了推崇儒教、宣扬儒教思想的学 术团体。这些团体有儒教学会、退溪学会、栗谷学会、孔子学会、静庵学会、河西学会 、尤庵学会等。这些学会都研究儒教思想与韩国传统学术文化,以便发掘值得继承的儒 教与传统思想。儒教学会现拥有两百多位各大学教授会员;退溪学会拥有国内外会员一 千多人,该学会曾召开过数十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力图以东方儒学 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下精神文明的相对贫乏。儒教文化中蕴含着 大量人类智慧的精华,过去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未来它也必将对世 界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儒教文化的本身也不是无暇可击的,例如,儒教重视家族的观念往往导致人事 关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任人唯亲”现象的出现,导致公平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儒 教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而忽视平等的人际关系。从社会层面上看,儒教所推崇的伦理 关系虽维持了社会和谐,但整个国家仍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制约力量,缺乏监督机 制的制度建设,国家(民族)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往往取决于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品德 、素质与才干。在韩国,政治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象“准父母”与“准子女”之 间的关系,并且是以情感、等级、相互效忠和承担义务以及集团排外性为特征的。(注 :Seongyi Yun: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y Faction in Japan and Korea,Korea Observer,Winter 1994,P.552.)这种社会关系仍是典型的“人治”模式,这与韩国正在 推进的民主化进程是不相吻合的。另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给儒教价值 观提出了新的挑战,任何“论资排辈”、因循守旧的观念都会失去很多发展机遇。而西 方价值观中也有不少可取的积极因素,如强调个性解放、平等意识、民主法制观念等。 因此,不应完全排斥西方的价值取向,传统的儒教价值观本身也面临着更新和改造,应 赋有现代化的含义和时代性,并与世界性的现代化趋势相吻合。儒教传统文化,从积极 方面讲,有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的一面,它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但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表现为保守和落后。而西方文化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引发 人欲横流、个人至上、社会秩序混乱;但从积极方面讲,它也有发展生产、尊重首创精 神、竞争进取的一面。正确的方法是,要善于吸收两种文化的长处,而不应抬高一方, 贬斥一方。(注:李连科:《如何看待儒学价值》,引自www.yahoo.com.cn,2002年10月 15日。)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都具有两重性,即以历史继承为内容的民族性和以发展创造为内 容的时代性。文化价值观的存在与发展都要继承其优秀传统的东西,并合着时代的步伐 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实现“超越”和创新。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和 现代的、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观念的撞击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未来韩国在由“ 传统的儒教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儒教价值观与不断渗入的西方价值 观之间,仍会继续经历一系列的摩擦、冲突、交融与复合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一种民族 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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