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K3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4-0124-10
清代自顺治朝开馆纂修《明史》，—直到乾隆年间，近百年才最终修成《明史》。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在中外史学交流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恐怕没有哪朝修史能引起邻国如此热切的关注。在整个《明史》纂修过程中，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始终密切关注，并时常派使臣就有关史实前往北京辨诬。检视这一交涉过程及其相关问题，不仅能深入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特质，而且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在东亚的地位及其对邻国的影响。
一、清修《明史》的经过与朝鲜所关注的问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十月，清顺治帝迁都北京，是为顺治元年。次年四月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当时，清兵正在各地征战，南明政权以及各地的抵抗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顺治帝却采纳了修《明史》的建议，于五月初二日下诏修《明史》，并以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刚林、范文程等为总裁官，开馆修史。但是，因为战事频繁，国事不宁，总裁只是援例“监修”史书的官员，其他纂修官也并非真正的史官，人员缺乏，加上资料散乱，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明史》纂修进展缓慢，故学界称这一阶段为草创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接近尾声，国事渐趋稳定，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次年，一批硕学鸿儒得以齐集朝中，给正在纂修的《明史》招集了一批人才。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明史》纂修纳入正轨，进度也加快了，徐元文、徐乾学、汤斌、熊赐履、王鸿绪等先后任总裁。到雍正元年（1723年），先后编成了熊赐履的《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和王鸿绪的《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由此奠定了《明史》的基本规模，是为第二个阶段。雍正元年到乾隆四年（1739年），为《明史》殿本之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由汪由敦、杨椿等史官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张廷玉进呈《明史》全稿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四年，署名张廷玉等纂修的殿本《明史》得以刊刻，由此《明史》公开面世。此后，大规模纂修《明史》的活动暂告一段落。但是乾隆帝对于殿本《明史》并不满意，认为其中依然有许多“犯讳”处。在《四库全书》纂修之时，启动对殿本《明史》的修改工作。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结束，最终将改定的《明史》录入《四库全书》，从而又有了一部《四库全书》本的《明史》。从1645年一直到1783年，《明史》纂修将近一百四十年，即使到殿本刊刻的时间也有九十余年，时间之长、参修人员之多是中国官修史书中的特例；而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过程中，引起邻国如此强烈的关注，也是独一无二的。
明末清初之际，清王朝经过两次战争，将朝鲜征服。1637年，在汉城南汉山城，朝鲜国王仁祖向清太宗皇太极称臣，签订盟约，建立宗藩关系，朝鲜从此成为大清国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多次派遣燕行使前往北京，“燕行”成为朝鲜李氏王朝最为重要的国事。燕行使在完成使行任务的同时，打探清朝情况也成为其一项重要的任务。每次使行中的书状官，必须汇报使行情况及途中见闻，因而清廷中所讨论的重大问题，朝鲜“燕行使”都能获知一二。
朝鲜使臣最初获知清廷在编修《明史》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柟一行，他们回国后即上疏国王。他们深知，清修《明史》与朝鲜关系密切。朝鲜作为明朝最为重要的藩属国，清修《明史》中自然会涉及朝鲜的历史（该书《外国传》中的首篇就是《朝鲜传》）。更为重要的是，朝鲜燕行使多次发现，明朝史书中关于朝鲜王朝历史记载有许多谬误，他们担心清修《明史》沿袭旧说，以讹传讹。在朝鲜关注的问题中，主要有三个大的问题：“国朝宗系事、太祖得国事、仁祖登极事，传闻讹谬，皆误记于《大明会典》等书。”①
首先，“国朝宗系事”即宗系问题，就是将朝鲜开国始祖李成桂说成是高丽末年权臣李仁任的儿子。最早误记李成桂世系始于朱元璋时《皇明祖训》，后来的《明会典》因袭其说，以为李成桂是高丽末权臣李仁任之子，并言其父子首尾凡弑高丽四王。事实上，李成桂与李仁任毫不相干，故此朝鲜屡屡派遣使臣与明朝交涉，希图改正。一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会典》第三次改修时，方得修正。修正后的《明会典》中有这样一段话：
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人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②
它将朝鲜为了改正《明会典》之误而三番五次与明朝交涉之经过勾勒出来，真可谓历尽艰辛。所以，朝鲜对于明清史籍中记载李成桂世系极为敏感，对于清修《明史》中能否采纳正确的说法心存疑虑。
其次，“太祖得国事”即李成桂立国问题。这是与宗系问题密切相关的。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废除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朱元璋对李成桂之夺权很不满意，故最初双方交往颇不融洽，表笺问题、贸易问题等接二连三发生摩擦。因而明朝史书中便有记载称，李成桂立国乃是“篡夺”而来的，引起了朝鲜君臣极大不满。
最后，“仁祖登极事”即仁祖反正的问题。明万历末年，建州女真兴起的时候，朝鲜国王是光海君。在朝鲜十几位国王中，光海君是对明朝最不敬的，因为他为世子期间，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③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在1619年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中，光海君令都元帅姜弘立率军往援辽东，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即与后金约和，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获知姜弘立降于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为“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而不予批准。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与之同时，光海君始终暗中与后金往来，但当时后金对其暗中往来方式很不满，认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④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弃明而投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李珲（光海君）被废，其侄李倧继立，是为仁祖。光海君先被流放至江华岛，再流放于济洲岛，六十七岁卒于流放地。对于仁祖登极事，明未有多家史书记载此事。但朝鲜君臣发现有许多错误，他们读后非常气愤，在肃宗国王辨诬奏文中直陈其误：
臣之曾祖父庄穆王臣某（即仁祖），素著勤勚，以藩屏于大朝，此大朝之所尝宠绥嘉奖，在小邦则实是更始人伦、拨乱反正之君也。而小邦于顷岁，得见明朝野史所谓《十六朝纪》者，其诋诬臣先祖，无所不至！以先祖之聪明仁孝，实德在躬，而谓之“走马试剑，谋勇著闻”；以先祖之骨肉遘祸，屏处忧慑，而谓之“常在废君，左右用事”；金墉十年，伦纪灭绝，天人愤怒，归于有德，而乃曰“密约祖妃，救火为名”；义举既正，私恩亦伸，保全赡养，以终天年，而乃曰“绑缚旧君，投之烈焰”。明伦之事而拟以逆节，光复之烈而比于篡代。至其媾倭等说，尤属虚捏诪张诬罔，诚有所不忍言者！⑤
关于仁祖反正史实记载之误，是朝鲜关注清修《明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虽然朝鲜也很重视，但有改正之《明会典》，朝鲜有据可依；而仁祖反正之事发生在明末，朝鲜获知明朝野史记载也很晚，只是发觉清朝在修《明史》，故而前往辨诬。因为这些历史记载不合朝鲜之意。
二、朝鲜辨诬之经过与原因
朝鲜向清朝辨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就是朝鲜显宗（1659-1674年在位）、肃宗（1674-1720年在位）与英祖（1724-1776年在位）年间，基本上相对应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朝鲜燕行使李宜显对于这一过程有简明的介绍，其曰：
前此清国所纂《明史》中，有诬及仁祖反正时事者。桢、柟在显宗朝使燕归，陈请辨诬，而朝议参差，寝却不施。甲寅后，桢辈复申前说，权奸依其言，遣使辨之。彼国不唯不许，诘问其何由得见禁书，我国遂不敢复言。因为停止者，近五十年。至乙巳，赵文命以书状回来，以不复辨诬为慨惋语，书之日记以启。上见之以为此当亟行辨晰，遂遣使陈辨。彼国虽许改纂，而迁就不许者，又六七年。昨岁节使之往，又申请刊颁，彼国誊示改正之本，我国以此为恩，有此遣使之举矣。⑥
具体而言，辨诬经过可析之如下：
最初，乃是显宗年间的辨诬情况。显宗十四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柟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大清国时，得见清之《缙绅便览》，知道大清国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而他们发现陈建之《皇明通纪》、《十六朝广记》、《两朝从信录》等明朝野史中，“于仁祖大王癸亥反正事，传记爽实，受诬罔极”，他们“掩卷痛哭，未尝不悲（愤）欲死也”，认为“辨诬之举，此正其会，宜速发使价，据实辨白”。⑦显宗国王遂与朝臣商议此事。左相金寿恒表示应当派使前往辨诬，但有相当多的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兵曹判书金万基明显反对，认为野史只是一人之误说误传，与朝廷无关，清廷也无从更改，所以反对派遣辨诬使。⑧当时也有人认为辨之无益，甚至认为向清王朝辨诬有失朝鲜这个“小中华”的身份，因为作为“父母之邦”的大明王朝被“虏廷”清朝所取代：
夫父母之身，方受辱于犬羊之手，陵寝梓宫，未知存亡于屡经变故，而不可乞哀于虏庭。况先朝之事旧见诬于明史，其可祈请于彼人而永其卞乎？设令善图于用事之臣，大费金帛之赂，而能改其明史所录，非有光于后世也。何者？彼亦有史官，若书之曰：某年某月，朝鲜王为卞诬事公子来，请改其明史所录，许之。此史又出，则后之见者果以为信笔，而嘉其子孙行赂乞怜于犬羊，以伸其先祖之诬乎！噫，沮今日国人区区一端愤慨之心，费度支万万金帛之用，复贻羞辱于千千秋万万世，岂不痛哉！⑨
最终，反对辨诬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此次朝鲜并未派出辨诬使行。尽管如此，朝鲜开始对清修《明史》格外关注了。
不久，朝鲜国王显宗病逝，肃宗继位。肃宗二年（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在一次早朝中，福善君李柟向肃宗再提及此事，希望派使臣前往大清国辨正朝鲜仁祖登极事，当即得到领府事郑致和、右议政许穆的附和。⑩此次议论，舆论马上转向，大臣纷纷上书，表明辨诬之必要性。有大臣分析中国明朝野史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谬误，乃是“此盖其时大北余孽，意在图复旧位，日夜流言于毛镇（即毛文龙），故登州巡抚袁可立之疏，至曰闻往来员役言如此云云，当日贼臣辈所为，据此可知”(11)。最终，肃宗国王下诏曰：
噫！光海昏虐无道，罪恶贯盈，神人共愤。仁庙兴举义兵，攘除奸凶，中兴三百年之业。予观《皇明纪略》，以不忍闻、不忍见之说，勒书于史册，予之至痛在心，尚未消雪。……事极痛惋，姑先从重推考。待判府事书启后，今番谢恩之行，兼陈奏辨诬使，极力质正，少雪罔极之痛。(12)
并决定由福善君李柟为辨诬使，主要针对仁祖反正事前往北京进行辨诬。
清朝在接到朝鲜辨诬奏后，并不买账。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一月，清礼部议覆：“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该国癸亥年废立始末及庄穆王李倧实迹，自有定论，并无旁采野史诸书，以入正史，应毋庸议。至外国使臣来京，禁买史书。今违禁购买，应遣官往朝鲜会同该王，严加详审议处。”(13)不仅不接受朝鲜辨诬的意见，而且义正词严，认为明史撰修自会“出于至公”，亦无“旁采野史”之做法，反而应追查朝鲜何以买到明朝野史，因为“私买史记犯禁”。康熙皇帝将礼部答复之文中“遣官往朝鲜”追查，改为朝鲜自查，斥退朝鲜辨诬使。这样，朝鲜算是躲过一劫。
肃宗接到辨诬使奏文与大臣商议，对于清朝之答复十分不满。因为不仅没有满足修改史书的要求，反而受到责难，决定再次辨诬。遂以冬至使福平君兼辨诬使，于肃宗三年（1677年）冬再往北京。在《辨诬奏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此奏文针对清朝之回复，予以辩驳。“一则曰该国癸亥年废立事始末及庄穆王事迹，既有定论；一则曰并无旁采私纪以入信史”，既然如此，为何野史还是照样刊行？第二，朝鲜希望清朝将修好之《明史》像明朝将改正之《明会典》一样赐给朝鲜。认为明朝曾多次赐史书给朝鲜，“今臣之为先祖而请命者，既与昔日宗系主事相类，而《明史》之关系于小邦者，又与昔日《会典》之书相似，则岂明朝不吝乎当世制作之鸿典，而圣明乃独于前代旧史，终靳其锡予之命乎？”(14)朝鲜的要求是：改正野史之错误，并将修成的《明史》赐给朝鲜。肃宗五年（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辨诬使回还，副使闵黯向国王汇报议改史书之经过曰：
外议以为，既不得史记，则其伸雪与否难知云。臣亦为是之虑，谓彼曰：“既无文书，何由知之？”答曰：“尔宜制送。”臣等即以“虽有文龙诬罔，《明史》元不载录”等语制给，则欲依臣所制改之矣，中间为汉尚书所沮，至于优赂白金之后，始为略改。而所制文字，与臣等所制，大意不背矣。(15)
这段文字虽不长，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改正文字是朝鲜辨诬使拟定的，而得清纂修官采纳。其二，朝鲜为了改正错误的记载，曾向清纂修官行贿。这是否真实，笔者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想方设法企图影响清修《明史》则是不争的事实。肃宗国王认为，既然得到清的承诺，辨诬之事也就可以告一段落。其实，当时清修《明史》才真正进入轨道，未得到清修《明史》前，朝鲜始终是相当关注此事的。
英祖年间，辨诬之事再次提出，而且经过多次交涉，终于有了结果。英祖元年（清雍正三年，1725年），时值王鸿绪《明史稿》编成，乃由汪由敦、杨椿等人在大力改修之际。先是，左议政闵镇远提醒当局注意《明史》中对朝鲜宗系之记载，认为虽有《明会典》之改正，但清修《明史》是否采纳还令人怀疑。不久，接到燕行书状官赵文命疏，提及“得见《明史》，则诬蔑圣祖之言，狼藉云云”，而且获知“闻彼中修史，方付阿克敦开局”。阿克敦，字仲和，满洲正蓝旗人，雍正元年（1723年）被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曾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三年（1725年）三次出使朝鲜(16)，因而朝鲜君臣对他相当了解。英祖遂决定于次年（1726年）二月，派遣辨诬使前往北京，再次就《明史》中的有关问题辨诬。五月，到达北京后，即递上辨诬奏文。不久，清礼部议覆：“今该国王奏称，有《明十六朝记》，直以篡夺书之，实属冤诬，请删除杂说，著为定论。应如所请，俟《明史》告成后，将列传内立李倧之事，颁发该国。”雍正皇帝准奏。(17)次年闰三月，辨诬使回到朝鲜，副使郑亨益曰：“誊本比初稍胜，而犹不无碍逼之语，臣等不善奉使之罪大矣。”《朝鲜王朝英祖实录》曰：“盖《明史》，记我朝仁祖事，语多构诬，清国方修《明史》，故前后使行，每请改而不许。是行也，清国执政常明者，为之周旋，略改字句，仍示誊本，使臣受还而犹未尽改矣。”(18)此次朝鲜辨诬使找到满洲贵族常明，将尚未成篇的誊本抄回，虽有所改动，但朝鲜人还是不满。因有所改动，朝鲜遣使谢恩。虽然未能完全满足朝鲜的愿望，但毕竟有所进步。
英祖六年（清雍正八年，1730年）四月，冬至使金东弼等自北京回还，以《明史》中仁祖辨诬一册誊出者，进呈英祖曰：“仁祖卞诬，此是自先朝四十年经营之事，而今幸顺成。但史册中，书太祖大王事，文字怪异，史断所论，尤肆辱说，不可不卞诬矣。”英祖闻知曰：“我太祖开创，比宋艺祖，尤有别焉。中朝传闻，虽曰多错，二字下语，极其骇痛，不可不伸卞矣。”(19)此次仁祖登极事虽然改正了，但是对太祖立国事之记载，极其不满。英祖指令，一定要再次辨诬，力求使之改正。当即派谢恩使西平君李桡前往谢恩，兼辨诬使。次年四月，李桡回朝鲜复命，将其在北京与明史总裁张廷玉、留保、常明等人的交涉经过详细禀报，其曰：
留保是彼国主文之人，与常明姻好，且是总裁官张廷玉之亲友也。常明于我国，素所尽心者，邀留、张二人，涕泣请改，两人感而许之。常明言于臣曰，国史中所欲改字句，并即拈示云，故臣等以朱笔，点“纂”字、“攫”字及“自立”等字而送之。常明示留保，答书曰：“丙午年，皇上已特许之，可随意改之也。”由是，事得顺成。但“自立”云云，常明云：“是野史中语，而《明史》则无之，既云无之，则何必请改？”盖彼言既可信，文势亦非仓卒间构出者。译官金时瑜，与常明相面，则常明曰：“刊本当出送于冬至使之行，当以五六千金为谢也。”仍求善马及明珠两个。胡人虽有文学者，于财则甚吝，独留保不受赂遗，曰：送史册而国王有礼谢，则不当辞云矣。(20)
这段史料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此次改正之史乃是朝鲜太祖立国事，上次关注的是仁祖登极事。他们一点点地要求清朝改正，费尽心思。其次，与朝鲜改正史书的三个重要人物是留保、常明与张廷玉。留保，字松裔，满洲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举人，六十年（1721年）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21)雍正初年，为《明史》总裁之一。常明与张廷玉都是雍、乾时期的重臣，其中，常明对于朝鲜改正史书作用甚大。再次，此次修改经过，是常明要李桡用朱笔点出“纂”、“攫”及“自立”等字，然后送给留保改正，这与前面几次改正的方式几乎一样，由朝鲜燕行使直接标出修改处，清朝史官一一照办。可见，清纂修官是充分尊重朝鲜辨诬使意见的。最后，朝鲜为了改正史书之“诬”，向有关人员行贿；常明更索贿，不仅求金，而且求善马与明珠。与常明索贿截然不同的是，留保坚辞不受，被朝鲜国王英祖称颂“留保尽磊落”。
英祖六年（1730年）、七年（1731年）的两次辨诬，将朝鲜最为担心的仁祖登极事与太祖立国事都改正过来，基本满足了心愿。于是，朝鲜急切想获得清赐之《明史·朝鲜传》。清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戊午，雍正帝下诏：“该国王急欲表先世之诬，屡次陈请，情词恳切。著照所请，将《朝鲜国列传》先行抄录颁示，以慰该国王恳求昭雪之心。”(22)正式将誊本之《明史·朝鲜传》颁赐给朝鲜。朝鲜君臣十分重视此事，准备以隆重的礼节迎接《明史·朝鲜传》的到来，礼曹上启国王迎接礼仪曰：
诸大臣皆谓使行渡江后，该道定差使员赍奉。而沿路各邑，具龙亭、仪仗，迎接于五里外。到迎恩门后，礼官及使臣同陪入城，自上祗迎之礼权停，而设位于阙门内，百官序立设位傍祗迎为宜云。(23)
完全是按照宣祖年间迎接明赐《大明会典》的礼仪规范。《朝鲜实录》曰：“盖宣庙朝《会典》颁降时，已例有可据，故大臣之意如此。”
英祖八年（1732年）五月，冬至正使洛昌君李樘、副使赵尚絅、书状官李日跻奉誊本《明史·朝鲜传》还，朝鲜举国上下迎之如仪。英祖国王在时敏堂接见使臣，迫不及待地翻看《朝鲜传》。但当他看到书中还是称李成桂“自立”时(24)，遂问是谁不让改，答曰汪由敦。尽管诸臣向他解释朱熹书刘备也曰“自立”，但是英祖还是“予心犹未释然”。李樘将使行经过一一禀报，说在“明太祖本纪”和“熹宗本纪”中，也皆有载录李成桂立国与仁祖登极事。还说因为张廷玉之阻难，他们未能购得全本之《明史》。最后，李樘说：“此册未见之前，忧虑实多，今则宗系事、列圣朝事，俱如意厘正，不胜万幸。实多常明及留保之力。银货及果下马、真（珍）珠等物，常明责征，故臣等使首译，弥缝答之，而不可无致谢之礼矣。”(25)既然满足了愿望，朝鲜国王也基本同意了给几位清朝史官的重礼，同时重奖了李樘等三位燕行使。
朝鲜最终还是想得到刊刻本的《明史·朝鲜传》。乾隆初年，殿本《明史》得以刊刻。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己酉，乾隆下旨：“该国王请颁发伊本国列传，情词恳切。朝鲜列传既已成书，著照所请，先行刊刻刷印颁给，以副朕柔远之至意。”(26)英祖十五年（清乾隆四年，1739），奏请使金在鲁遂带回刊刻之《明史·朝鲜传》，朝鲜“具龙亭、鼓吹”迎接，英祖在宣政殿跪受。(27)这样，对于清修《明史》之辨诬活动算是告一段落，并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但是，只得到《明史·朝鲜传》，英祖并不满足，他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全套《明史》；当年（1739年）十一月，引见冬至正使绫昌君
、副使李匡德、书状官李道谦时，“命购《明史》全帙而来”(28)。后来，朝鲜果然得到了整部《明史》。
自显宗朝开始，朝鲜就关注清修《明史》，酝酿辨诬活动，历经三朝，一直到英祖年间才最终遂愿，应该说是一波三折，并不容易。清修《明史》本是其“内政”，朝鲜何以如此关注？即便是清朝对于朝鲜史实记载有误，也是正常的，朝鲜又何以如此重视，非要将他们认为错误的记载改正过来？这里有着深刻的原因。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朝鲜是中国明、清两朝的藩属国，每当新国王继位，需要宗主国明、清的册封，以确立其正统地位。对于朝鲜国王先祖记载错误，直接关系到其本朝地位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三件事，宗系错误、李成桂的立国、仁祖登极，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系其后代，先祖的正统性受到怀疑，其后继者自然也就受到牵连。而对于误载之史实，朝鲜皆称之为“诬”。“诬”与“误”，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诬”强调编纂者的主观意图，好像是编纂者明知正确的史实，故意写错，因而是“诬”。而“误”则是错误、谬误、舛误，并无对主观意图的强调。在朝鲜辨诬主事实中，一切史实的错误，都斥之为“诬”，可见朝鲜王朝对此之重视。所以，历代朝鲜国王皆不厌其烦地派使臣辨诬，要求改正。同时，朝鲜在与明、清的交往中，辨诬成为朝鲜使行中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朝鲜向宗主国明、清两朝辨诬有着悠久的传统。前面提到，朝鲜为了宗系问题，曾上百年派使臣前往明朝辨诬，最终使得《大明会典》改正。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朝鲜也屡屡派遣使臣前往辨诬。例如，壬辰倭乱期间，针对明朝兵部主事丁应泰奏疏，论及朝鲜与倭勾结，朝鲜派出使臣辨诬，并为一同受到责难的明朝经略杨镐申诉。当清修《明史》之际，朝鲜再派使臣前往辨诬，正是这种辨诬传统的继续，同时也是表明藩属国朝鲜清白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辨诬过程中，从某种层面上，可以体现朝鲜向宗主国争取自己的权利，凸显其自主的意识。
其次，朝鲜在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历史上朝鲜自认是中国文化的分支(29)，“惟我小东，世慕华风”(30)。慕华是朝鲜的传统，生活于19世纪的朝鲜性理学大师柳麟锡论道：“吾之慕中国，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31)因而可以说慕华思想深入人心，是朝鲜一种悠久的文化精神。柳麟锡认为，中国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为君王；有若皋、夔、后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有若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程颐、程颢、朱熹之为圣贤；有若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准则；有若六经四子之为文。这些皆为朝鲜所推崇的，是故又焉能不慕！作为儒家文化圈下的朝鲜：
服事中国，效中国君臣之为治而治，学中国圣贤之道而道焉，法中国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则而则焉，读中国六经四子之为文而文焉。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国以为国，人以为人矣，君中国而师中国也。(32)
这正是朝鲜慕华思想根源所在，一切以中国为本位，“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尊中国圣贤，习中国典籍，用中国文字，以中国之君为君。因此，他不但主张慕华，而且提出“慕中国可不先于本国乎”，将慕华置于朝鲜之上，因为只有在崇慕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找到朝鲜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在这种“慕华”的过程中，中国的相关认识与思想，对朝鲜影响都非常大，而中国方面关于朝鲜本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当然是朝鲜所无法容忍的，这涉及朝鲜的自我认同问题，故而他们不能不辨。
再次，中国史书对朝鲜影响很大，中国史书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成为朝鲜学习与效法的榜样。中国史书中记载朝鲜历史的错误，一旦谬论误传，影响会很坏，因而必须改正。朝鲜使臣来到北京，总是想方设法搜求史书，带回朝鲜。所以，中国的史书大多传到了朝鲜，成为朝鲜学习的范本。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都传入了朝鲜，朝鲜的史学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衍生和发展出来的。明朝时期，刊刻的许多史书都传入了朝鲜，对朝鲜影响非常大；对于清官修《明史》，朝鲜自然极其关注，因为也是他们今后学习的一种文本。尽管因为华夷观的影响，朝鲜从文化心态上看不起清朝，但是在实际交往过程中还得奉行藩国的职责，让士人读清朝的书。清朝史书若记载错误的朝鲜历史，对朝鲜士子影响也就很坏，这当然是朝鲜不愿见到的，因而也成为朝鲜辨诬的一个重要理由。
综上所述，从显宗十四年（1673年）朝鲜正式讨论向清朝辨诬开始，到英祖十五年（1739年）朝鲜得到刊本的《明史·朝鲜传》，近七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几次派使臣前往辨诬，尽管也受到过冷落，甚至受到责难，但朝鲜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最关键的是英祖年间的辨诬，有三四次之多，在清朝纂修官的帮助与配合下，基本上按照朝鲜的想法改写了有关朝鲜方面的历史。这种辨诬有深层的原因，既涉及国王的正统性问题，又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而他们又有辨诬的传统，故而总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最终使得清史官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将改正后的《明史·朝鲜传》颁赐给朝鲜。
三、朝鲜对《明史》之批评与《明史》对朝鲜之影响
在清修《明史》的过程中，朝鲜史家也编修了许多《明史》，有数十部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玄锡的《明史纲目》、朝鲜国王正祖编的《明纪提挈》、成海应的《皇明遗民传》等等。对于明史，朝鲜学人十分关注，甚至相当熟悉。当张廷玉《明史》传入朝鲜以后，自然引起朝鲜学人的极大兴趣，但这种兴趣之后更多地表现为批评。
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有关朝鲜史实记载之误。虽然有过多次辨诬，清修《明史》中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英祖对于《明史》书李成桂“自立”，多次与朝臣讨论，尽管几经解释，他还是心存不满。英祖二十年（1744年）七月二十五日，他还问入直诸臣：“张廷玉所撰《明史》，我太祖事书以‘自立’，予甚慊慊，欲辨明其受禅实事，而其时领相诸臣，引刘备事，以‘自立’二字为美题目而解之。予心终未释然，儒臣之见如何？‘自立’果是美题目耶？”在诸臣多番解释下，认为“只当论其天命与否，不必较计于自立、受禅之间”，英祖国王才最终释然。(33)这样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李成桂立国的性质，是立场的不同，也许还情有可原。而北学派代表人物李德懋对于《明史》中有关朝鲜人名、地名之错误一一指出，则是基本史实的问题了。其曰：
张廷玉（字衡臣，江南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太学士，谥文和）纂修明史。而《朝鲜传》（尝考尤侗展成，撰《外夷列传》）人名多纰缪。如成惟（准得之讹）、甲雨（金甲雨之讹。不书姓，只日甲雨，意以甲为姓）、李仁人（仁任之音讹）、郑总（摠之讹）、李门炯（文炯之音讹）、愈泓（俞泓之讹）、奇芩（奇苓之讹）。又地名，如江源（江原之讹）、尉山（蔚山之讹），甚不照管，固非修史之道也。大抵中国记外国事，往往讹舛。如《图书编》（章潢著）、《三才图会》（王沂著）等书，于朝鲜疆域之分、郡县之名，太半紊乱，不欲观也。《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著），整齐之书也。然记壬辰倭难，以李舜臣为李舜。《清一统志》（蒋廷锡等修）较《明一统志》（李贤等修）颇详核。而叙高勾丽世系，琏（长寿王巨琏）、子云（文咨王罗云）、孙安（安藏王兴安），此皆二字名，而只书一字。书弓裔事有曰：眇僧躬
，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太封，泰封之讹）。亦称李仁任为仁人，其称县邑不胜舛谬。至如《朝鲜记事》（倪谦撰）中人名，举皆纰缪（世传吴参判光运曰：尝有中原人文集，载朝鲜事，有曰朝鲜有关东月三者，名妓也，色甚姝丽云。盖我国敦化门前路，俗称洞口内，而内方言为安。因合音为洞关，有女名三月，淫丑名于一国。至今见丑女，必曰洞口内三月。中原人偶记此女，倒书为关东月三，仍称姝色。风闻涂听，令人绝倒。）我国如此，则四方他国如琉球、日本、安南之属，可类推也。(34)
与朝鲜记载错误相比，朝鲜对《明史》中正统观念有很多批评，尤其是关于南明历史的处置，很令朝鲜君臣不满。因为有朝鲜人认为在永历政权未灭亡之前，明朝尚存，《明史》中应该给南明诸帝立纪。有朝臣议之曰：“余见《明史》，皇朝之统，讫于崇祯甲申，其后继以胡统，以弘光、隆武、永历三皇，比之僭号而黜之，此史出于胡人，固不足责也。然缙绅大夫之论，亦每以为皇朝亡于甲申，余独以为皇朝不亡于甲申而亡于永历。”(35)因为对清修《明史》处理南明不当，朝鲜史官黄景源“在史馆时，读张廷玉《明史》传。至弘光、隆武、永历三先帝列于诸王。未尝不悲愤泣下也”(35)，“常以春秋大义自任，见张廷玉《明史》，不与弘光以下三帝统，乃撰《南明书》三本纪、四十列传，起弘光元年，讫永历十六年。又以崇祯以来，本朝诸臣之为皇朝立节者，作《陪臣传》”(3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了纠正张廷玉《明史》之误，又激发朝鲜编修《明史》的热潮。后来，朝鲜国王正祖也加入进来，自己编撰成了《明纪提挈》二十卷。
另外，《明史·历法志》也颇受朝鲜批评，“雍正中修《明史》，乾隆初成其志，天文及历则出自西洋人戴进贤来仕燕都为钦天监官者。而大统、回回二法多阙谬，回回尤甚，遂令有明一代之制，无以传于久远。惜哉！”(37)批评张廷玉“短于史学”，致使《明史》“阙讹甚多”。(38)
当然，清修《明史》对于朝鲜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李德懋固然是指出了《明史》中不少错误，但同时也肯定过《明史》一些长处。例如，《明史》中载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兵部覆文，有提及朝鲜之史料曰：“丽人鸷悍耐寒苦，而长衫大袖，训练无方，宜以束伍之法教之。朝鲜八道，十九无城，皆应修筑屯聚，以备不虞。朝鲜俗，贵世官贱世役，一切禁锢，往往走虏，为本国患，宜破格搜采。”李德懋以为，“此皆切中我国之病”(39)，深表赞同。朝鲜甚至以张廷玉《明史》修正朝鲜实录之误。朝鲜曾考求国王文宗嫔妃事迹。文宗为世子时，得金氏、奉氏、权氏，但三人或废或死。文宗登极之后，《文宗实录》中却无嫔妃资料，“辛酉（1441年）至庚午（1450年）为十年，而无册嫔之事，即位三年而无册妃之事，决无是理，甚可疑也”。但《明史·朝鲜传》中，则有“文宗即位，天子赐冕服，又赐王妃崔氏诰命”之记载。所谓崔氏，“野乘国史皆不见”，但在《全州崔谱》中，则发现左相崔道一有二女，“一即永顺君溥，即广平大君之子；一恭嫔，以昭训进，册为嫔无后”。据此两相印证，得出文宗继位后，册封崔氏为后。朝鲜人分析其原因曰：
向来虽有三朝实录考出之事，实录之踈漏亦多，况革除之时，事多忌讳，史官之不能直书者必多。又况实录之撰，出于后代，亦安知非史官之随意刊削而然耶？其时法令甚严，私家野史，亦不敢记录，理势固然，但恭嫔二字，足为的实之断案矣。《明史·朝鲜传》，列朝王妣诰命，皆书姓氏，不独崔氏然也。自上虽有批决之语，而犹在疑信之中，故使宗簿索本家可考之迹，圣意所有，详密无余蕴矣。(41)
这里指出《朝鲜实录》之疏漏，而清修《明史》可以补其阙。以清修《明史》纠正《朝鲜实录》之错谬，也可见《明史》对他们的影响。相对于对朝鲜史学上的影响，对于朝鲜国事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正是《明史·朝鲜传》的有关记载，使得朝鲜在崇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上又有大的动作。
1704年，明朝灭亡六十年之际，因为明神宗在“壬辰倭乱”期间派兵拯救朝鲜，有“再造藩邦”之恩，朝鲜肃宗国王在昌德宫后苑建大报坛，崇祀明神宗，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报告，《明史》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时，当明毅宗获悉朝鲜仁祖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山城的消息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明史·朝鲜传》原文如次：
（崇祯）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溃，朝鲜告急，（明毅宗）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今大治舟舰来攻皮岛、铁山，其锋甚锐。宜急敕沈世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义。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亡何，皮岛并为大清兵所破，朝鲜遂绝。(42)
就是《明史》中这数行史料，促使英祖有了一大举动，把大报坛由独祀明神宗变成崇祀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帝的祭坛，对于朝鲜尊周思明之历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43)
可见，清修《明史》传入朝鲜，无论是对南明史的处置，还是对朝鲜史实记载之舛误，都受到过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影响，朝鲜以《明史》纠正《朝鲜实录》之疏漏，对于明史有了更为全面的掌握，甚至促进了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这大概是清朝所无法获知的。
四、余论
清赐朝鲜刊本《明史·朝鲜传》以后，似乎为朝鲜历史辨诬的活动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朝鲜依然关注相关史书的记载。此后，朝鲜又有两次大的辨诬活动，甚至较之清修《明史》之际更为重视。其关注的问题依然是以前的三大问题。
乾隆中叶，清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朝鲜使臣也很关注。纪晓岚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朝鲜使行人员徐浩修直接向纪晓岚询问编修的情况，尤其关切《明史》、《大清一统志》的校勘修改。纪晓岚说：“《明史》中地名、人名之差舛者，事实之疏漏者，皆已订补付剞。《一统志》则帙巨而讹谬尤多，必欲彻底校正，故尚未就绪尔。”徐浩修特别关心《明史》，曰：“新校《明史》，可得见乎？”纪晓岚答曰：“虽易付剞，姑未有颁行敕旨。待颁行，当以一部奉呈也。”(44)这里所提及之《明史》，乃是乾隆中叶改定之《四库全书》本《明史》，朝鲜使臣希望能够再赐一部给《朝鲜》，纪晓岚答应送一部给朝鲜，但后来似乎并未兑现。
殿本《明史》刊行三十多年后，朝鲜又发现有清朝史书依然遵从旧说。英祖四十七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朝鲜前持平朴弼淳详读使臣从清朝买回的各种书籍，发现清人朱璘编《明纪辑略》误记朝鲜太祖世系及朝鲜仁祖事迹。朴弼淳当即向英祖国王禀报：“所载我朝事，有璿系罔极之诬，为我东含生之类者，惊骇痛迫。”(45)英祖闻知大惊，朝野震动，《明纪辑略》仍存旧说，而且早已流入朝鲜，国王既惊讶又愤怒，反应极为强烈。朱璘，字青岩，清初上虞人，曾任武昌同知，撰有《历朝纲鉴辑略》，全书五十六卷，前四十卷乃记载从春秋到元的史实，后十六卷，即《明纪辑略》（又称《明纪全载》）记载从明太祖到南明三帝之史实，张廷玉之父张英为之作序。此书初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刊行不久即被朝鲜使臣购入，实际上成书早于殿本《明史》，也较《明史》早传入朝鲜，只是朝鲜君臣未注意罢了。所谓“璿系罔极之诬”，即依然把李成桂看成李仁任之子，《明纪辑略》如斯言：“高丽国相李仁人（任）因其王祸，而立禑子昌为王，遣使姜伯淮来贡，仁人子成桂废昌而立院君王瑶，主国事。”(46)此乃《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之翻版。朝鲜国王英祖慨叹：“几年辨诬，已载正史，则虽梦寐中，岂料有此事耶？……此书留置宇宙一日，则一日不孝；二日，则二日不孝也！”(47)于是，在国内焚毁《明纪辑略》，并严惩有关人员。同时派使臣出使清廷与清朝交涉，再次辨诬。后来发现还有陈建的《皇明通纪》，于是一并要求清朝禁毁。
朝鲜英祖派三位陈奏使出使清廷，临行前，英祖亲自送别。并曰：“事若不谐，则伏于阙外，期于得请也。”正使金尚喆曰：“圣教至此，臣以苏武十九年期之矣。”表明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奏文称：
臣（英祖）今始得见圣祖仁皇帝丙子年间朱璘所撰《明纪辑略》，其中载臣国祖康献王讳宗系及臣世祖庄穆王讳事迹，而谬悖无伦，诬蔑罔极，五内惊悼，宁欲无生。……臣自见此书，愤满弸中，当食忘食，当寝忘寝，若使此书一日留在于天壤之间，则臣将何颜面归见臣先祖乎？(48)
措辞之强烈，几与朱璘不共戴天之势。要求清朝禁毁《明纪辑略》及陈建的《皇明通纪》。但清朝则以一种颇为冷淡的态度予以答复，礼部议曰：
查朱璘《辑略》，于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抚杨廷璋奏请销毁。其陈建《通纪》，现遍访京城书肆，并无售者。是二书在中国久已不行，无事改削。该国王所称，诬蔑其国祖康献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庄穆王倧事迹二条，今恭阅钦定《明史·朝鲜列传》，载其始祖世系及国人废珲立倧之处，考据已极详明。乾隆三年，我皇上允该国王所请，刷印颁给，该国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若陈建《通纪》、朱璘《辑略》二书，应令该国王于其中自行查禁焚毁，永杜疑窦。(49)
依此答复看，朱璘书既已禁毁，陈建之书亦无处售卖，故此清朝并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之解决当在朝鲜本国。
《明纪辑略》在朝鲜的禁毁，几如同清朝的文字狱，朝鲜有许多人因此书而被下狱，甚至被处以极刑。惩处之际，购入此书的使臣首当其冲，虽已故去，亦“亟施拵棘之典”。朴弼淳所见之书上有牧使徐宗璧之印，徐已去世，也被追夺官职。买卖此书的李羲天及册僧裴景度，被“枭示江边，悬首三日。其妻孥黒山岛永属官奴婢”。(50)家藏有此书的郑得焕与其叔郑霖、门客尹爀皆被处死，枭首江边，妻、子为奴。随之又杖决译官五十余人，“危死者殆近百余”。(51)此事牵扯面之广，《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论之曰：“诬史之狱，前后戮死者殆近十人。”(52)“名家士子亦多横罹冤死者。”(53)英祖之所以此次用如此重的刑罚，乃是因为他实在没想到在清修《明史》改正后，清朝野史依然如故，并且还流传到朝鲜。
后来，哲宗年间，发现清康熙年间郑元庆所著《二十一史约编》，依然重复《明会典》之说法，误载朝鲜宗系之事，朝鲜再次派出辨诬使，清礼部奏：“《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著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该国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54)结果如同前面一样，不了了之。(55)
综上所述，清修《明史》是中国正史中撰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也是引起邻国朝鲜如此关注并多次交涉的一部史书。作为清朝藩国，朝鲜十分注重宗主国的看法，这既涉及双边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影响他们的正统性问题。因为明朝诸多史书误载朝鲜史实，令朝鲜君臣无法接受，又担心清修《明史》以讹传讹，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朝派出辨诬使行，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使清朝之明史馆采纳他们的建议，按照他们的说法载录相关的史实。透过这一交涉过程，我们可以体察双边关系的一些特点，也从中可以感知中国史书对周边尤其是对朝鲜的影响。
注释：
①徐命膺：《保晚斋集》卷十三《英宗大王行状》，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33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
②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第15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③《朝鲜光海君日记》“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汉城，国史编纂委员，1969。
④《朝鲜光海君日记》“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
⑤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请改癸亥被诬事奏·丁巳》，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
⑥李宜显：《陶谷集》卷三十《壬子燕行杂识》，《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
⑦《朝鲜王朝显宗实录》“显宗十四年二月辛亥”。
⑧《朝鲜王朝显宗改修实录》“显宗十四年二月癸丑”。
⑨李惟泰：《草庐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赠李齐说说》，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18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
⑩《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二年正月戊申”。
(11)赵文命：《鹤岩集·燕行日记》，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92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
(12)《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二年正月辛亥”。
(13)《清康熙实录》“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己卯”。
(14)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请改癸亥被诬事奏·丁巳》。
(15)《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五年三月丙辰”。
(16)《清史稿》卷三百三《阿克敦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清雍正实录》“雍正四年五月己未”。
(18)《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三年闰三月庚申”。
(19)《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六年四月己亥”。
(20)《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七年四月癸巳”。
(21)参见《清史稿》卷二百九十《留保传》。
(22)《清雍正实录》“雍正十年三月戊午”。
(23)《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八年四月己酉”。
(24)《明史·朝鲜传》有曰：“（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瑶遣其子奭朝贺明年正旦。奭未归而成桂自立，遂有其国，瑶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
(25)《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八年五月甲子”。
(26)《清乾隆实录》“乾隆三年十一月己酉”。
(27)《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五年二月己卯”。
(28)《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五年十一月丙午”。
(29)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26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
(30)李穑：《牧隐文稿》卷十一《受命之颂并序》，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31)(32)柳麟锡：《毅庵集》卷三十《杂著》，汉城，景仁文化社，1973。
(33)尹光绍：《孤舟录》（上），见《素谷先生遗稿》，收入《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3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
(34)李德懋：《靑庄馆全书》卷五十八《盎叶记（五）·明史纰缪》，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文中括号内的小字亦是原文，今一如其旧。
(35)尹光绍：《素谷先生遗稿》卷四《正统说》，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3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
(36)黄景源：《江汉集》卷六《与申成甫（第二书）》，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3册。
(37)《朝鲜王朝正祖实录》，“十一年（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二十五日癸亥”。
(38)黄胤锡：《颐斋遗稿》卷十二《题明史历志钞本》，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46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
(39)黄胤锡；《颐斋遗稿》卷十二《书观象监月食单子后》。
(40)李德懋：《靑庄馆全书》卷五十七《盎叶记·天兵讥东国》。
(41)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八《与韩伯贤秀运书·辛亥》，见《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9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
(42)《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43)孙卫国：《朝鲜王朝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2(11)。
(44)徐浩修：《燕行纪》卷三《起圆明园至燕京□［七月］三十日戊申》。
(45)《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五月庚申”。
(46)朱璘：《明纪辑略》，卷二，清聚锦堂1696年刻本。
(47)《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五月辛酉”。
(48)《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五月丁卯”。
(49)《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丙戌”。
(50)《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五月乙丑”。
(51)《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六月辛未”。
(52)《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六月庚辰”。
(53)《朝鲜王朝英祖实录》“英祖四十七年十月庚辰”。
(54)《清同治实录》“同治二年四月乙未”。
(55)《朝鲜王朝哲宗实录》“哲宗十四年正月乙卯”。
标签：明史论文; 明朝论文; 光海君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清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康熙论文; 明史稿论文; 雍正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张廷玉论文; 大明会典论文; 野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元朝论文; 专门史论文;